真相揭秘：沙俄是如何一步步蚕食远东的？
公元882年，诺夫哥罗德（现今俄罗斯北部）王国大公留里克的后裔奥列格，南下占领了基辅，史称基辅罗斯，这就是俄罗斯国家的最初形式。
当时，俄国境内各小邦林立，基辅罗斯王公不断向外扩张。各小邦以基辅罗斯为首，但没有臣属关系，只有一些贡赋义务。这个国家在历史上从未实现过像样的统一。公元900年至1240年，基辅罗斯成为俄罗斯公国的中心，与拜占庭贸易往来频繁。
1240年，基辅罗斯为蒙古人所灭。1328年，王公伊凡从蒙古人那里获得大公称号，莫斯科公国的势力日益强盛。1380年，莫斯科公国与蒙古人在库利科沃会战中获胜，金帐汗国的统治走向衰落。
伊凡三世即位后，于1477年率军占领了诺夫哥罗德。1480年，金帐汗国可汗阿合马为部下所杀，汗国瓦解，莫斯科公国从蒙古人的统治下解脱出来。
1485年，伊凡三世吞并了特维尔公国。1511年，瓦西里三世率军占领普斯科夫，1517年并吞了梁赞公国。至此，莫斯科公国完成了统一。到瓦西里三世去世的1533年，俄国领土已从1462年的4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80万平方公里，一跃成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国家。
金帐汗国瓦解后，分成三个继承国：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1552年，沙皇伊凡四世的军队攻克喀山汗国。1556年，吞并阿斯特拉罕。俄军于1558年挺进克里米亚半岛，扫荡了岛上蒙古鞑靼人的势力（但直到1783年俄国才完全吞并克里米亚）。至此，莫斯科公国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开始将眼光转向乌拉尔山以东地区。
沙俄旗
面积1275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自然的地理实体。西伯利亚的名字来源于蒙古语Sibi，意为“沉睡的土地”。
在西欧人向海外扩张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俄国人正在陆上进行横贯欧亚大陆的扩张。对西伯利亚的一片片广阔的陆地的控制，是可与向西穿过美国抵达太平洋沿岸的扩张相媲美的一篇传奇史诗。
在俄国人进入西伯利亚之前，这里的土著民族有：鞑靼、奥斯恰克、聂尼茨、鄂温克、雅库特、吉尔吉斯、布里亚特、尤卡基尔、科里雅克、堪察加等民族。这些民族中，除了鞑靼人和吉尔吉斯人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大多还处于部落联盟和氏族社会状态，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但这些民族很好利用了当地丰富的资源，在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
俄国侵入西伯利亚的先锋部队是哥萨克。这些人原先是躲避农奴制压迫和束缚的俄国或波兰农民，他们进入俄南部荒芜的草原区，在那里成为农民、猎人、渔民和放牧者。他们的性格彪悍、勇猛、好战，是天生的战士。
当时，乌拉尔山西侧、卡马河上游一带的大片土地，是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垦殖区。斯特罗甘诺夫家族获得了沙皇颁发的特许状，在这一带经营制盐、采矿、捕鱼、开垦等业。这个家族和沙皇保持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向沙皇宫廷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钱财，获得了代替政府征收毛皮税的资格。这是一个肥缺，当时欧洲市场对俄国的毛皮需求量非常大，一直供不应求。俄国境内的毛皮已无法满足欧洲市场，而乌拉尔山东面是出产毛皮的天然宝库。此时，位于乌拉尔山另一边的西比尔汗国的鞑靼人常越过山脉，侵扰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领地。因此，俄国越过乌拉尔山，征服西比尔汗国便势在必行了。
1582年，斯特罗甘诺夫雇佣逃亡的哥萨克叶尔马克，组织了一支军队，越过乌拉尔山，向西比尔汗国进攻。西比尔可汗库楚姆率军进行顽强抵抗，最终不敌俄军，放弃首都锡比尔。叶尔马克占领了锡比尔后，将整个乌拉尔山以东地区称为锡比尔，这就是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
征服了西比尔汗国后，俄军一路向东，直达太平洋沿岸，几未遇到像样的抵抗。驱使俄国人向前拓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利润丰厚的毛皮。1589年，沙俄国库收入的毛皮价值一万五千卢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点七五。到1605年，毛皮收入增至四万五千卢布，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一。
沙皇政府意识到，俄军长途跋涉和孤军深入西伯利亚，如果没有牢固的据点作为依托，是不可能占领和控制西伯利亚的。1586年，俄军在图拉河口附近建立第一座城堡——秋明城堡。次年，俄军在鄂毕河水路的交通枢纽位置，建立了托博尔斯克城堡。此后，具有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双重性质的城堡在西伯利亚各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纷纷建立。1598年，库楚姆汗遇害，西伯利亚的鞑靼人已难以组织有效的抵抗了。1604年，沙俄在额尔齐斯河岸建立托木斯克要塞，标志着沙俄完成了对西伯利亚的侵占。
与此同时，俄军也从鄂毕河上游向南方的草原地带推进，遭遇吉尔吉斯和卡尔梅克等草原民族的顽强抵抗，进军受阻，便转而继续向东。
俄军抵达叶尼塞河地区后，利用水路的便利运输迅速推进，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就占领了这一地区，并建立了几座重镇。
1632年，俄国人建立了雅库茨克城堡。1639年，俄殖民军队抵达鄂霍次克海岸。1649年，俄国人在太平洋岸边建立鄂霍次克要塞，标志其势力已推进到太平洋沿岸。但居住在远东地区的楚科奇人和堪察加人对入侵的俄国人进行了顽强抵抗，俄军直到18世纪中期前后才平定这两个土著民族的反抗。
俄国的前锋部队抵达黑龙江，遇到当时国势正盛的清帝国，其扩张势头才受阻。经雅克萨之战，中俄签署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外兴安岭至东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南，包括库页岛，都属于中国领土。
俄国扩张的前锋部队虽为清帝国所阻，却没有停下脚步，而是转而向北，于1697年，向堪察加半岛推进，并于1699年在半岛上建立堪察加堡。
俄国人推进迅速的原因可用各种因素来说明，气候、地形、植被和河流系统均有利于入侵者，各土著民族由于人数少、武器差、缺乏团结和组织而处于不利地位。
征服西比尔汗国后，沙俄政府直接指挥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征服，并建立了一套统治和管理制度。1619年，沙皇米哈伊尔训令托博尔斯克督军和鄂毕河各城堡的官员，对前来纳贡毛皮税的通古斯人需设宴款待，馈赠礼物，劝诱他们为俄国效劳并提供叶尼塞河两岸的情况，如那里有没有造船用的木材，河水是咸是淡，是否盛产鱼类，等等。在建立城堡网时，沙皇政府对地址选择和建筑设计，常下达详尽指示。
西伯利亚事务早期由沙皇政府的外交衙门和喀山事务署共同管理，1637年设立专门的西伯利亚事务衙门，负责西伯利亚地区的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等事务。该衙门要求西伯利亚各地督军经常请示汇报，由它下达批示。沙皇政府十分重视西伯利亚衙门。十七世纪中叶，沙皇政府每周必有一天专门讨论西伯利亚衙门呈送的报告。
驻西伯利亚各地的督军由沙皇亲自委派，人员从服役贵族中挑选，以掌管一地的军政大权。督军的任期一般只有二至四年，但权力很大，在任期内能很轻松地中饱私囊。1685年前，驻曼加捷亚的历任督军，常用廉价商品向当地土著骗取优质毛皮，一年内可私吞一万两千张黑貂皮，超过沙皇政府毛皮税收的三倍以上。
伴随着武力征服，俄国也向地广人稀的西伯利亚地区移民。早期的移民受政府控制，属殖民性质，以建立军屯为主。移民主要由国有农民和流放犯组成，规模不大。沙皇政府还把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瑞典、日耳曼和法国的战俘、雇佣兵和侨民，强制迁移到西伯利亚，并吸收其中有经验的人加入到俄军中。
沙俄把东正教推广到西伯利亚，对当地土著进行教化。1621年，在托博尔斯克建立主教区，掌管整个西伯利亚的教务。到十七世纪中叶，西伯利亚境内建成大型的东正教寺院已有37座。俄国人以物质引诱和暴力胁迫等手段，迫使土著居民皈依东正教。
十七世纪中叶之前，西伯利亚的农业和手工业还只处于起始阶段，渔猎业是最重要的经济领域。毛皮的价值很大，有一批俄罗斯人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还有一批人从事捕鱼业。他们多是来自俄北部沿海一带的农民。很长一段时期，俄罗斯猎人猎获的毛皮超过土著居民猎获的毛皮数量。整个十七世纪，皮毛收入是沙皇政府在西伯利亚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政府从皮毛贸易中支付掉在西伯利亚的行政开支后，还保有大量盈余，并使国家增加了一块巨大的地区。
随着俄国人向西伯利亚东部推进，粮食供应成了问题，土著居民主要以渔猎为生，不生产粮食。从欧俄运粮极为不便，因此在当地种植粮食成为当务之急。沙皇政府令各地督军在城堡附近垦荒屯田，发展农业。政府以“法令”、“征兵”等方式，将北海一带的部分国有农民强制迁移到西伯利亚，国家提供交通工具、部分路费和生活用品，给予土地、种子、农具和牲畜，帮助他们安排生产。
俄国移民的到来，对西伯利亚农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西伯利亚的土著居民（鞑靼人、绍尔人、布里亚特人、阿尔泰人）在俄罗斯农民和哥萨克到来之前也熟悉农业技术，但他们从事的农业是原始的、辅助性的。俄罗斯农民把农具（犁、耙）引入西伯利亚地区，实行农业三段轮种制度，并进行施肥，种植禾本科作物和蔬菜。在俄国人眼里，尽管俄殖民军早期对土著居民进行了严厉镇压，俄国商人同其进行了不等价交换，西伯利亚并归俄国为当地各民族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在西伯利亚的移民大军中，有相当数量的逃亡农奴，这些人被称为“自由移民”，他们对西伯利亚的开发发挥了巨大作用。到十七世纪末，西伯利亚的俄罗斯移民数已达30万，超过了土著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属自由移民。早期大批人口投入到农垦中，除了国有农民和自由民，还有现役军人和城市工商业者。到十七世纪中叶，西伯利亚的农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实现了粮食自给。
征服西伯利亚初期，当地的日用手工业品数非常短缺，主要从欧俄地区输入。随着俄国居民的增长，对手工业品的需求急剧上升。一批批匠人从欧俄地区随派遣军而来，西伯利亚的手工业渐渐发展起来。手工业的兴起，带动了建筑、采矿和商业的发展，推动了西伯利亚地区城市的形成。
进入十八世纪，俄国在亚洲扩张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占领高加速，征服中亚，经阿富汗进入印度洋；另一条是东侵中国、日本，通过控制日本海进入太平洋。占领堪察加半岛后，日本海上的千岛群岛暴露在俄国人的面前。
1711年8月，俄军派出一支75名哥萨克组成的小分队，由堪察加半岛向千岛群岛进发，抵达占守岛和幌筵岛，与岛上的土著阿伊努人进行接触。1713年，俄国军人科兹列夫斯基率领一支军队，从堪察加前往千岛群岛，登上幌筵岛，并从岛上掳回棉花、丝绸、麻织品、金币、日本刀和阿伊努人。日本学者认为科兹列夫斯基是登上千岛群岛的第一个俄国人。
1721年5月，受彼得一世委派，航海和天文学者伊万·艾弗莱诺夫等人，再次前往千岛群岛，到达国后岛和幌筵岛。船队于7月返回鄂霍次克，艾弗莱诺夫绘制出了堪察加和千岛群岛地图。
彼得一世对艾弗莱诺夫带回的情报很感兴趣，决定派出一支探险队考察北太平洋地区。1725年，奉彼得一世的诏令，丹麦探险家白令率一支探险队，从圣彼得堡出发，横贯欧亚大陆，一路历尽艰辛，于1727年抵达鄂霍次克海岸。白令于1728年率领探险队穿越亚洲大陆最东端的海峡（这条海峡后被命名为白令海峡）。1741年，白令率船队向美洲进发，驶近阿拉斯加南部海岸。
彼得一世发起的考察探险活动历时几十年，对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历史民族等进行了详细调查，探险队还抵达了美洲，为俄国在北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
1739年6月，俄国的探险船抵达日本本州岛沿岸，并与当地官员和居民进行了接触，还互赠和交换了物品。船队返回鄂霍次克后，于年底向沙皇政府递交了一份探险船队航行至日本海岸的报告。
沙俄的探险船抵达千岛群岛后，向岛上居民征收毛皮税。1754年，俄国人以得抚岛为据点，与日本进行贸易活动。沙皇政府把处以流刑的犯人和猎人安置到得抚岛，为俄国掌握该岛效力。
俄国人在千岛群岛的活动引起日本的警觉。1785年，幕府派人去国后、择捉、得抚等岛进行调查，了解俄国人的活动情况，随在岛上设防，宣布择捉岛为日本所有，驱逐岛上的俄国人。至此，得抚岛以北的千岛群岛被俄国占领。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日两国在千岛群岛的领土分界线在得抚岛与择捉岛之间。
1777年，俄国商人谢里霍夫的船队经过千岛群岛，驶抵阿留申群岛。1786年，谢里霍夫在阿拉斯加建立了俄国人的居留地——科迪亚克城。1787年，谢利霍夫从美洲归来后，这位“俄国的哥伦布”宣告他“已发现著名的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都未曾到达的克克塔尔岛和阿福格纳克岛”，并向沙皇政府申请给予他开发边区毛皮资源的优先权。
十八世纪末，英国商人加紧了对美洲毛皮资源的掠夺，威胁到俄在美洲的地位和利益。1799年，沙皇政府授权成立“俄美公司”。沙皇政府授意：公司经营的目的是在北美西海岸、夏威夷群岛、萨哈林岛南部和阿穆尔河口立稳脚跟。这家形式上的私营公司，活动其实都由沙皇政府控制和指挥。
1812年，俄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建立了一个城堡——罗斯要塞。到1819年，俄国人已在美洲西海岸建立了19块殖民地。然而，由于农奴制的制约，俄国没有多少自由民迁移到美洲地区，因此没能在美洲西部建立起有效的殖民统治。俄国商人滥捕当地的野生动物，导致皮毛资源日益枯竭，税收锐减。此时，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很强，对俄国抱有明显的敌意，而俄国在这一地区缺乏有效的防御力量，形势对俄国很不利。1867年，俄国将阿拉斯加以低价卖给美国。
1868年，俄美公司因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而被迫关闭。俄美公司实际上是沙皇政府的代理机构，为俄国在北太平洋地区的探险和扩张，以及掠夺当地的资源，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暂时阻挡了俄国南下的步伐，但没有挡住俄国继续扩张的野心。此后的历代沙皇对黑龙江以北地区都予以高度关注，彼得一世命令前往中国的使节伊杰斯侦查黑龙江流域中国驻军情况。彼得一世派遣使团去蒙古，并和中国保持外交和商业关系，他还发起了对西伯利亚的学术研究。
1725年，沙皇政府训令出使中国的使节萨瓦尽可能探知清帝国的军事实力和物质资源。沙皇政府给萨瓦的训令中要求他尽力恢复中俄贸易，尽快绘制边境地图，划界谈判时不能放弃贝加尔湖以东地区，不要把矿产、有特殊价值的土地和战略要地让给中国，谈判开始后尽力拖延划界，以使沙皇政府根据使团绘制的地图及其说明做出关于划界的最后决定。
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加强了两国间的贸易联系，根据条约规定，俄国东正教会得以在北京保持一个永久性的重要使团。此后，参与对华贸易的俄商逐年增多，俄国人用毛皮换取中国的丝绸，赚取了惊人的利润。俄国的经济落后于西欧国家，俄国生产的商品在欧洲根本没有市场。俄国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后，独享了内陆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同中国的这种贸易也为俄国的制造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特别重视收集边境地区中国军力部署和黑龙江航行的相关情报。尼古拉一世即位后，趁清帝国日益衰微之时，委任穆拉维约夫为西伯利亚总督，抢夺中国的领土。沙俄先后与清政府签订一系列条约，夺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与此同时，俄国势力也侵入中国的西北边疆，于1864年与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割占了中国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沙俄在对中国的入侵中使尽了各种方法，除了运用政治、军事、经济等手段，还施展阴谋诡计、外交讹诈、重金收买、派遣间谍、策动叛乱等手段。沙俄在追求既定目标时，“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伤天害理的事情”。
沙俄不仅割走中国大量领土，还通过一系列条约获得了在华的许多重要权益。当时一位旅居中国的英国人写下这样的评论：
中国的极端窘困就是俄国的机会。俄国外交的阴险狡诈，从未像这次表现得如此充分。俄国公使一度对陷入困境的中国政府假装温情脉脉，并主动提出在日益迫近的对外战争中给它以间接援助。可是，当他发现中国政府已经丧魂失魄时，就突然猛扑过来，向它提出种种的无耻要求，其中包括将全部满洲海岸和乌苏里江、黑龙江到日本海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俄国。中国人无力反抗。为了帮助他们早作决定，俄国公使又“温和地”通知说，如若不从，俄国的报复将比他们正在受到的惩罚更加可怕。于是条约就签订了，俄国胜利了。
十八世纪前期，俄国新占领的西伯利亚南部森林和草原地带，土地肥沃，矿产丰富，成为重点开发区，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再次突显。
彼得一世实行改革后，俄国力大大提升，但改革只是提高了贵族阶层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涉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俄国连年发动对外战争，导致赋税不断增加，底层人民的境遇恶化，使得大批国有农民和农奴逃亡。此时的西伯利亚谋生很容易，大多数逃亡者都去了西伯利亚，正好填补了劳动力的空缺。
1708年，彼得一世将全国分为八个省，西伯利亚省是其中之一，省会在托博尔斯克。1727年西伯利亚又分成托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两省。
十八世纪，西伯利亚出现了许多手工作坊和工业企业，沙皇政府把许多国有农民变成工厂依附农民，迫使他们到工厂劳动，缓解了劳动力的短缺。十八世纪中期，沙皇政府把西伯利亚的寺院土地收归国有，把寺院农民变成经济农民，使得他们的处境得到改善。整个十八世纪，西伯利亚的土地所有制是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地主和农奴主私有的土地所占比例还很小。
十八世纪中叶，沙皇政府迫于西伯利亚地区土著居民的反抗，对税制进行了改革，允许当地人用货币交税，税收也交给当地人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沙皇政府还放宽了对商业和渔猎业的某些限制，给商人以某些特权。
十八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在俄国有较快发展，西伯利亚地区原先以强制农民劳动的国有和皇家企业逐渐衰微，私营企业渐居主导地位。而此时俄国贵族阶层想法设法扩大产业，占有国家土地，失地农民越来越多，许多人流往西伯利亚，充当了雇佣工人。这一时期的采矿业主要依靠从工厂招募的工人和依附农民，雇佣劳力还很少，因此采矿业发展缓慢。
1819年，斯佩兰斯基出任西伯利亚总督，在任期间他对西伯利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大范围的改革，为西伯利亚社会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然而，人口稀少问题一直制约着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开发和发展。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认为，这些新领土的根本需要是增加人口，人口增加了就会解决运输不畅、粮食生产不足和安全无保障等问题。在任职期间，穆拉维约夫无视俄外交部的压力，擅自在黑龙江流域展开了一系列的探险活动。他派人登上堪察加半岛建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赶走了萨哈林岛上的日本人，并占领该岛。他鼓励俄国移民定居阿穆尔河流域，并在阿穆尔河口和朝鲜边界之间的海岸建立了许多贸易站。他还对辖区内的土著居民强制推行俄语教育，并使用流放犯对边远地区进行开发。
1838年，基谢廖夫出任俄国家财产部长，推出《关于合理安排国有农民的章程》，鼓励各地政府对向东部迁移的农民提供便利，有力地推动了欧俄地区的农民向西伯利亚迁移。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由于移民和人口的自然增长，西伯利亚的人口已有显著增加。1795年，西伯利亚在册人口为125万，到1852年已增长到271.2万，其中土著居民为58.3万人。
沙俄在占领中国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土地后，向当地居民征收人头税和毛皮实物税，并推行俄罗斯化政策，迫使当地居民改用俄姓，使用俄语，信奉东正教。
移民和设立定居点是俄国人抢占地盘和宣誓主权的惯用手法。十九世纪中期俄国逐渐往太平洋沿岸移民。1853年，沙俄在阿穆尔河边建立了尼古拉耶夫斯克。1858年，建立了哈巴罗夫斯克。1860年，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
这一时期，西伯利亚的经济以农业占主导地位，工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到十九世纪前期，商业已有一定的发展。西伯利亚进入全俄市场后，扩大了商品流通，与欧俄和外国的联系才逐渐增多。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实行的农奴制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改革后，许多获得自由但没有土地的农民，想方设法前往西伯利亚获取土地。然而，为顾及俄中西部地主的利益，让他们获得廉价劳动力，沙皇政府对移民设以种种限制，到后期才逐渐放宽。
1861年至1891年，移居西伯利亚的人数近45万。这些移民对西伯利亚边区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移民的增加和技术进步（俄国于19世纪80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推动了西伯利亚地区农业的发展。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西伯利亚的粮食开始销往欧俄地区。
然而，西伯利亚地区由于位置偏远，交通很不方便，文化教育落后，严重阻碍了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改革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伯利亚的工业发展一直很缓慢。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政府投资修建了叶卡捷林堡至秋明的铁路，内河航运上，轮船也逐渐取代帆船，西伯利亚的交通运输状况才日益改善。
1851年，俄国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分会对西伯利亚境内的自然地理、地质、经济和民族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为西伯利亚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1860年，沙俄侵占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后，便与朝鲜接壤，这为沙俄向朝鲜渗透和入侵打开了方便之门。1884年，沙俄与朝鲜签订友好通商条约，除达成一些通商协议外，还规定俄军舰有权进入朝鲜港口。
1885年，沙皇政府委派韦伯为驻朝公使，韦伯施展手段赢得了朝鲜国王的信任，驱逐政府中的亲日分子，结果导致1895年朝鲜宫廷发生政变，闵妃被亲日势力杀死。至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一直是俄国在朝鲜扩张的竞争对手和劲敌。
1853年，俄国紧随美国之后，以军舰敲开日本的国门。1855年，俄日签订《下田条约》，规定俄日之间在千岛群岛以得抚岛与择捉岛之间为界，以条约形式确认了俄国侵占千岛群岛的事实。1858年，俄日缔结《修好通商条约》，该条约为俄国在日本对外开放港口通商提供了良好条件，扩大了治外法权，并获得最惠国待遇。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概括俄国的帝国主义特征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向外输出资本和扩张成为既定国策。中国是俄国在远东地区主要的觊觎对象。
十九世纪后期，中国东北成为俄日两国争夺的对象。甲午战争后，日本占领中国辽东半岛，此举极大阻碍了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俄国随联合德、法向日本施压，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
1896年，沙俄政府诱使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取得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权利。1898年，沙俄又迫使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租借旅顺、大连，并准许俄国铁路支线通至大连旅顺。条约还规定辽东半岛为中立区，中国军队进入需经俄方同意，这样整个辽东半岛落入俄国的控制之下。
1903年，俄国在中国东北修筑的铁路竣工通车。在铁路修建过程中，俄国的巨额资本流入东北，带动了铁路沿线商业、运输业和服务业的兴起，大批移民从中国内地来到东北。铁路沿线也出现了一些城镇，如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在哈尔滨和大连两地的建设上，沙俄政府尤其不惜成本。
哈尔滨市内的东省铁路局、华俄道胜银行分行等一系列俄国殖民机构和商业大楼，全部都是设计精美、装潢华丽的俄式建筑，哈尔滨遂被称为“东方莫斯科”。日本与欧洲的资本也涌入东北，各种西式建筑和洋房在各地纷纷涌现。外国资本的流入，客观上对中国东北城市的兴起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1899年，中国北方爆发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为维护在华已取得的权益，俄国协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积极参与镇压义和团运动。东北地区抗俄运动如火如荼，东北是沙俄在中国经营多年的核心利益区域，沙皇政府决定派兵占领中国东北。
1900年7月，尼古拉二世亲任总司令，指挥十七万俄军越过中俄边境，迅速完成对东北各主要城市和重要交通线的占领。当时俄国报刊上出现“黄俄罗斯计划”的标语，指出与俄国已经有了大俄罗斯（俄罗斯）、小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样，应再加上一个“黄俄罗斯”——中国东北。
俄国占领东北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日本在远东的利益。1902年，日本和英国结成同盟，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最终战败。1905年缔结和约时，俄方代表维特施展了其娴熟的外交手腕，使得条约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了俄国的利益，对俄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此后，中国东北由沙俄独占变成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
俄国虽然战败，但是绝不肯退出远东的。俄国调整了其远东政策，与日本合作，以获取在远东的利益。1907年，俄国和日本签订第一个秘密协定，日本承认俄国在北满和外蒙的特殊地位，俄国则承认日本在南满和朝鲜的特殊地位。1910年，俄日签署第二个秘密协定，承认各自有权保护在满洲势力范围内的特殊利益，若这些利益受到威胁，将共同采取行动。1912年，俄日签署第三个秘密协定，日本承认俄国在内蒙西半部的特殊利益，俄国承认日本在内蒙东半部的特殊利益。
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推行“使中国保持衰弱地位，坚决反对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政府”的政策，并注重与日本合作，“特别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以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外蒙一直是沙俄觊觎的对象。
1911年，沙俄策动哲布尊丹巴宣布外蒙独立。
1912年，沙俄和外蒙当局签订《俄蒙协约》，协约规定：
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持现已成立的自治秩序，帮助蒙古训练军队，不准中国军队和移民进入蒙古；
俄国人在蒙古享有特权，而其他外国人在蒙古不能享有超过俄国人的特权；
蒙古政府要与中国或他国订立条约，不能与俄签订的条约相违。
随后沙俄与外蒙当局签订通商章程和开矿合同，实际上将外蒙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俄国的殖民地。
1913年，袁世凯为获得帝俄的支持，签署了《中俄声明文件》，文件规定：中国承认外蒙自治，不向外蒙派驻军队、安置官员和移民，凡属外蒙的政治、土地、交涉事宜应与俄协商。这个声明文件严重损害了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不过，后来外蒙企图建立独立国家时，沙俄却并不支持，它只是想把这一地区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
1915年，中、俄、蒙三方签订彻底确定外蒙古国际地位的《中俄蒙协定》，三方同意：外蒙古仍属中国，它成为自治蒙古，中国不派军队进驻蒙古，不在蒙古土地上殖民，不干涉蒙古内政。协定对于1913年中俄声明文件的各项原则全部予以确认。
1912年，新疆喀什地区爆发起义，清政府统治瓦解，沙俄趁机侵入新疆。1913年，俄军1500余人侵入阿尔泰地区，强占土地，伐木设营，开采煤矿，架设电线，企图实现长期军事占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为全力应对欧洲局面，沙皇政府才相继撤走驻喀什和伊犁的侵略军。
1914年，尼古拉二世批准外交大臣提交的将中国的唐努乌梁海地区置于俄国保护之下的报告，沙皇政府宣布唐努乌梁海人民为俄罗斯保护下的居民，此后该地区的居民须遵守以下两项义务：不能擅自与外国有任何往来；各旗之间的一切争执和误会都必须交由俄国驻唐努乌梁海代表解决。所有统治者都必须呈递关于严格遵守这些规定的书面保证。随后，沙俄出动大军进入唐努乌梁海地区，强占了这块属于中国的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北，向西线和南线扩张受阻，便将注意力重新转向中亚和远东。然而，西伯利亚极为不便的交通严重影响了那里的发展。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开通以前，在俄国内谈到前往西伯利亚，人们都会为那里恶劣的气候和交通条件而色变。交通异常不便，生活条件之艰难便可想而知。远东的情况尤其糟糕，当时的萨哈林岛为苦役犯的流放地，连前往萨哈林岛送给养的俄国船长都不无抱怨道：“在这里充当苦役犯的不是囚犯，而是我们1858年，时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的穆拉维约夫就向沙皇政府提议，为加强俄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改善东部地区的交通状况，应修建一条把黑龙江地区和莫斯科连接起来的铁路。当时沙皇政府以财政拮据为由将该提议搁置。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工商业促进会的刊物对铺设西伯利亚铁路能给俄国带来的利益予以了充分论证：俄国工业产品的前途在亚洲；俄国工业产品不能在欧洲竞争；制成品的市场必须在中亚、中国和日本，在英国人还没有把他们的商业地位确立得极为牢固之前，必须在那里发展俄国的贸易。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要巩固和扩大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利益，需要在欧俄和东方国家之间建立迅捷的交通设施。于是，修建贯穿西伯利亚的铁路被沙皇政府正式提上工作日程。
沙皇政府经多次会议和论证后，1891年3月29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发布谕令，正式宣布修建西伯利亚铁路。1892年，维特伯爵出任俄财政大臣，他在给沙皇的奏折中，详细阐明修建大铁路的战略、政治和经济意义，认为大铁路建成后将取代苏伊士运河，成为欧洲通往中国的主要贸易通道，还能改变东方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对俄罗斯的意义非凡。
西伯利亚大铁路于1892年动工，工程分为三期，1904年完工。大铁路西起乌拉尔山以东的车里雅宾斯克，东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全长7142俄里（约7600公里），工程规模之大、耗资之巨，当时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大铁路经过许多自然条件恶劣、气候异常复杂的地区，筑路工人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以惊人的速度建成了大铁路。
在铺设大铁路的东段时，俄国为缩短线路和更好地向中国东北渗透，决定使该铁路穿过中国东北地区。在中国境内的这条铁路当时被称为“东省铁路”，后来称“中东铁路”。维特伯爵强调指出，修筑这条铁路对俄国的政治和军事战略意义非凡：
“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线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沿岸和临近中国首都之处。相当数量的俄国军队在上述地点出现，就可能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
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成，对俄东部开发的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大铁路大大加快了东部开发的进程，对维护俄东部领土的安全和提高俄在远东地区的国际地位也产生深远的影响。俄国学者强调，西伯利亚大铁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保证了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任务的完成，对保卫远东领土起到很大作用。
西伯利亚大铁路不仅把俄东部和西部连接起来，也把亚洲和欧洲连接起来，俄国的国际地位因此有了明显的提高。一位法国作家评价说：“发现美洲和修建苏伊士运河后，历史上没有比铺设西伯利亚大铁路更伟大、更富有成果的事件。”
尽管沙皇政府一直很重视对西伯利亚的开发，但受地理气候等因素的限制，二十世纪之前，西伯利亚的经济发展是比较缓慢的，且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建成通车后，西伯利亚进入全俄统一市场，沙皇政府对西伯利亚的政策也作了相应调整，西伯利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大铁路的建成对西伯利亚开发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再没有别的东西能像横贯西伯利亚铁路那样象征着西伯利亚机器时代的到来，这条铁路像铁链一样把欧洲和亚洲连接起来，他使东方地区的经济和移民发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俄国积极利用大铁路发展同中国和朝鲜的贸易，以加强对远东国家的渗透和扩张。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曾对一名荷兰记者说：“我的座右铭是，贸易和工业总是打先锋，而军队总是殿其后。”
移民的迅速增加带动了农业的发展，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西伯利亚的粮食已出口到世界市场。到二十世纪初期，西伯利亚向外输出的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和工业品原料，进口的几都是工业品。
斯托雷平推行土地改革后，俄国许多农民获得了土地，政府一改以往的政策，开始鼓励和帮助农民向西伯利亚和帝国的一些偏远地区移民以开发新的土地。改革使得农民和其他阶层在法律地位上更加平等，不仅表现在削弱农村公社的权力和限制各地方领主的权力上，还免除了对农民的一些特别限制。这些措施是有利于农业发展的。
斯托雷平改革的最初几年，移往西伯利亚的失地农民人数颇为可观，1906至1910年，移民人数高达250万。移民增加和土地的开发大大加快了西伯利亚的发展，二十世纪初期西伯利亚地区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有了显著增加和提高，成为俄国重要的粮食产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主战场在欧洲，但对参战国俄国东部地区的经济也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战争期间，西伯利亚工厂开工不足，农业减产，人口减少，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社会陷入严重危机。
俄国在西伯利亚扩张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大约在七十年（1582—1648年）的时间里，俄国就推进到现在的北部、东部和南部边境的某些地区。
然而，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开发却进行得十分缓慢。这片区域面积太过广大，气候严寒，人烟稀少，交通极为不便，粮食无法自给，守卫力量薄弱，甚至到十九世纪后期，仍有不少俄国人认为这片土地对俄国没多大经济价值。1890年，俄国著名作家契科夫乘船来到远东地区，他对在阿穆尔河流域的见闻有这样的记载：
“这里的生活距离俄国如此遥远，真有天壤之别。我在阿穆尔河上航行时，就产生了这种感觉，仿佛我不是在俄国，而是置身在阿根廷或者在德克萨斯的什么地方，这里的一切都有一种独特的、非俄罗斯的风味。普希金和果戈里在这里不能被人理解，人们对我国的历史感到枯燥无味。我们这些来自俄国的人，被看成是外国人。这里的人对宗教和政治都漠不关心。”
这片土地究竟是什么吸引了沙皇政府的关注呢？早期，是这里丰富的毛皮资源，后来是开采这里丰富的矿产资源（特别是金、银等），再后来是获得远东出海口和与东北亚国家发展贸易。黑龙江口地区的农业、林业和矿业资源极为丰富，控制这一地区对俄国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南下太平洋地区，向北美西部拓展。
俄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扩张，与俄驻远东的总督、将军和士兵们的冒险精神和进取心也有很大关系。这里远离帝都圣彼得堡，沙皇政府无法对这里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野心就有了很大的发挥空间。当他们把新占领的土地奉献给沙皇陛下时，沙皇总是会欣然接受的。1851年，俄军涅维尔斯科伊上尉擅自将俄国旗帜插在黑龙江口并在那里安营扎寨，尼古拉一世免除了对其处分，说：“俄国国旗在那里已经升起，就不应降下来。”
沙皇俄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占据了如此广大的区域，是一定的客观条件和特定的主观意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思想意识
俄罗斯自建国起，几乎一直与周边国家处于交战状态，被外族入侵和向外扩张不断交替，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这个国家的人民一直缺乏安全感，似乎只有在向外扩张时才能获得相对的安全感。
988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受洗，信奉基督教，自此基督教成为俄罗斯的国教。1185年，在《伊戈尔远征记》中所纪念的著名战斗期间，罗斯人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上帝的士兵：“为基督教徒反对异教徒而战斗。”
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莫斯科成为拜占庭的继承者和东正教的宗主国，“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诞生。自此俄罗斯人的思想观念里就有了一种救世意识，认为应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东正教成了俄罗斯对外征战的旗帜。多数俄国人认为，沙俄向东欧和东南欧的扩张，是肩负崇高使命的，为的是“解放斯拉夫兄弟”。
东正教在维护俄罗斯的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俄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不是东正教徒就不是俄罗斯人”。这种思想意识发展到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俄罗斯的帝国思想。
君权神授，在俄国历代沙皇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俄国，沙皇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俄罗斯的首位沙皇自称“专制君主”，强调他在国内的完全权力，强调他是拥有充分主权、不受制于任何势力的君主。沙皇自认为拥有四海之地，对外扩张，是体现其权力的一种方式。在很长的时期里，国家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沙皇个人意志的体现，向外扩张领土是扩大沙皇权力的象征。
二、成功条件
自莫斯科公国兴起后，俄罗斯迅速成为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国家一直保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为对外扩张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莫斯科公国的四周没有天然屏障，这于国家的防御不利，但有利于进攻和向四周扩展。俄军越过乌拉尔山后，几乎没有遇到大的阻碍，几条大河被俄军用来运送军队和物资，得以迅速向东和向北推进。
自莫斯科公国打败蒙古鞑靼人后，俄国的国力一直在上升。伊凡四世统治时期，无论人口还是面积，俄国已成为欧洲的大国之一。彼得一世的改革，更使得俄罗斯成为欧洲强国。
西伯利亚地区的原住民多为一些原始的少数民族，和少数的封建部落，发展程度低、人口少、居住很分散，无法形成对俄军的有效抵抗。
俄国人在西伯利亚几乎一路畅通无阻地扩张到太平洋沿岸，与在这一地区没有遇到其他列强也有很大关系，与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扩张的艰难程度相比，在这一地区的所遇的那点阻力简直不值一提。
三、征服手段
派遣哥萨克打前锋。彪悍善战的哥萨克一路攻营拔寨，征服西伯利亚各地的土著居民和少数民族，为俄军的推进扫除了障碍。
建立据点（城堡）。城堡不仅为俄军保障交通和后勤供应的畅通提供了必要条件，还是进攻和防守的基地。
移民垦荒。每建立一处新据点，俄国殖民军都会从国内移民来此，在据点周围垦荒，保障军队的粮食供应。
设立教堂。俄军每建立一处较大据点，必先设立东正教教堂。在某些地点，甚至是先建立教堂，后移民垦荒。东正教传教士在对各族人民传播宗教的同时，也进行启蒙教育。
俄罗斯化。俄军的占领行动，也伴随着移民，大批俄罗斯人相继来到新占领区域。殖民当局对当地的土著居民则实行同化，迫使他们改说俄语，用俄罗斯人的姓，穿俄罗斯人的服装，遵循俄罗斯人的习俗等。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石油观察”
作者：卢昌鸿 上海外国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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