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走进一大会址，重访1921，历史细节“像地图一样展开”
中共一大会址。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每天清晨，当K11大楼墙面上那根闪着荧光绿的时针，指向如波浪一样的数字“9”时，新天地商圈，这片位于上海黄浦区的知名街区，人潮开始涌动。
一百年来，炮火、革命和崭新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次第上演。兴业路76号，一栋标注着“104—108号”的旧式石库门住宅建筑，已连续多年出现在中学历史课本里。青砖墙面上的白色挂牌上，清楚地写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1921年，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披荆斩棘，已走过了整整100年，党员数量从五十多人增加到近9200万人。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100年来，对一大的研究，也从未止步。1951年，一大会址才被发现；1979年，学者才考证出一大召开的时间为7月23日；一直到2007年，在一大召开的86年后，共产国际代表之一尼克尔斯基的照片才被发现……
“不论是党史研究者，还是普通老百姓，大家都希望面对的是真正的历史。”在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多年的该馆陈列研究部主任张玉菡认为，关于一大的研究不仅仅具有资政育人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追寻来时的路。
新天地的开发始于1914年法国租界的一次边界扩展，当时法国人将街道精巧划分的痕迹依旧，步行者和深色轿车之间，往往被金色的礼宾杆隔开。由头戴礼帽、身着墨色毛呢大衣门童送出的那些宾客，迈出身后的高楼后，在这块土地上大约每走200步，就会碰上一个十字路口。
每天早上8点半，一大会址博物馆讲解员李欣瞳穿过方方正正的街道时，这个“白天和晚上完全不一样”的商圈此时尚未苏醒，寂静让李欣瞳可以想象，100年前，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的13个青年人，为了一次秘密会议，如何躲藏、逃生，又再次奋战。
以新天地西边的复兴公园为中心，方圆一里地，遗落着众多革命人士活动的踪迹。在这个不大的里弄街区里，《新青年》编辑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等革命根据地，曾隐藏在一个个红砖外墙、黑漆木门的石库门建筑之内。
但是，李欣瞳认为，没有哪一次活动，如同1921年夏天的那次会议一般，惊心动魄且影响深远。
在历史材料的字里行间，依旧可以体悟到1921年7月，那场极其隐秘的相聚。1921年6月29日，刚加入新民学会不久的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后来，谢觉哉承认，担心别人发现，所以用五个圆圈代表“共产主义者”。
那场始于1921年7月23日、一个濡湿潮热夜晚的会议，一直持续到8月初。开会过程中，为掩人耳目，代表们大多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博文女校。
会议开始前，张国焘被推选为主持人，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书记员，刘仁静负责翻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讲话——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并未出席。陈李二人未出席会议的原因一直被学界讨论，但一部分学者认为，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把这次会议当做大事。会议结束6年之后，周佛海甚至忘记了山东代表的名字，只记得是“两个学生”。
当会议进行到7月30日时，一位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称要找“社联的王主席”，见寻错了地，欠身离开。男子走后，富有斗争经验的马林宣布紧急疏散。
事后，陈公博在一篇发表于《新青年》的文章中回忆代表们撤离之后的情景：“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而翻箱倒柜的侦探们则是一副“要马上拿人的样子”。1944年，陈公博又补充另一个足以影响历史走向的细节：“（密探）什么都看过，惟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到。”
待会议结束之时，开会的地点已经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单夹弄画舫上。那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还有一份至今没有找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代表之一李达对“宣言”第一句话印象颇深：“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工作5年来，李欣瞳按照每天4次的频率，反复讲解“那次会议”，她为来自全国各地“不知道几千几万”的游客，讲述过那次会议的前前后后。她曾看到，在听众中，有人朝塑像敬礼，有人默默流泪。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还需追溯到1920年，一位文人的出逃。
1919年6月8日，这名文人在领导“五四运动”之后，提出“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随后不久，他大摇大摆地到新世界屋顶花园，向民众散发自己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当即被捕。
这名原叫陈庆同的文人，后借家乡安庆的“独秀山”的“独秀”二字为笔名，最终以《新青年》杂志名扬天下。他此前3次到日本求学，并在辛亥革命中被安徽都督孙毓筠委以都督府秘书长的重任。可惜好景不长，袁世凯得势之后，陈独秀第四次流亡日本，“穷得只有件汗衫”。
1920年，形势急转直下。2月，刚刚从湖北回到北京的陈独秀，就收到京师警察厅的警告：不得离京。深感不妙的他，在李大钊的安排之下，两人乘坐骡车，乔装前往天津，而后，陈独秀又乘外国轮船，只身前往上海。7年之后，高一涵在《民国日报》上提到“南陈北李”在骡车上商议的内容：“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
建党并不容易，刚到上海的陈独秀，先是感冒缠身，在颇为高档的惠中旅社，一直住到春节之后。4月初，又辗转搬入了安徽都督在法租界的私宅老渔阳里2号。
在上海寓居期间，陈独秀频繁与李达、李汉俊等人接触。1920年8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这让中共一大的召开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
不过，一大召开时间的确定，颇费周折。
1951年，在胡乔木那篇题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文章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定为1921年7月1日。
实际上，很多人都视7月1日为一大开幕的日期。
追溯“7月1日说”的起源，是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所作《论持久战》时称：“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一周年。”据此，7月1日也就成为了党的生日。
那么，中共一大到底是不是7月1日开的？一直到1980年1月份，党史专家邵维正发表论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时，这个疑问才被解开。
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倡议写一套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在解放军后勤学院从事中共党史教学的教师邵维正接到通知，负责中共一大召开时间的考证工作。
邵维正在回忆录的基础上，走访包惠僧和刘仁静等还在世的一大亲历者，逐步拼凑出一大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
1921年6月，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发布开会通知。李达、李汉俊原本就在沪，7月1日之前到达上海的有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毛泽东与何叔衡到达上海已经是7月4日之后。据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国》“会员消息”记载，由于实际开会时间尚早，毛泽东还曾去过杭州、南京一带游历。
刘仁静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后，于7月7日左右抵达上海。包惠僧则向邵维正回忆，自己“7月15日坐海船直赴上海，大约20日到达”。据此，邵维正判断，一大开幕的时间，只可能在7月的下旬。
代表之一陈公博与新婚妻子当时住在大东旅社，五十多年后，陈公博当初的这一无心安排，却成了破解会议召开时间的关键细节。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提到的一桩谋杀案引起了邵维正的注意。“7月31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利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陈公博特别说道，这是在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二天黎明发生的。
几经辗转，邵维正从上海《新闻报》和《申报》中，找到1921年7月31日发生在大东旅社的“孔阿琴被杀案件”。
此时，邵维正已得知，一大在上海共召开了6次会议，加上起草文件的两天时间。据此，邵维正推算出，一大的召开日期为7月23日。实际上，在此之前，邵维正在一批20世纪50年代苏联移交给中方的档案中，看到过一大召开日期为7月23日，但两个证据互相印证后，邵维正才敢做出定论。
一大召开时间为7月23日的考证成果已被广泛接受。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一直延续下来。据《人民政协报》报道，个中缘由如邵维正文中指出的：“研究党的‘一大’召开日期，与继续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可以相统一的。
事实上，在上海，关于中共创建史的研究，都是很多学者一步步“走”出来的，张玉菡把这个过程比作“拼图”。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沈建华还记得，自己还在上小学二年级时，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中国著名文物学家沈之瑜，曾对来自文博系统的访客，“双手来回比划，兴奋地讲着中共一大会址是如何被发现的”。
此前及此后，沈建华“再未看到父亲如此激动了”。
直到上世纪90年代，看到父亲所撰写的回忆文章后，沈建华才将父亲早年的故事拼凑起来。
1950年9月，在亚尔培路上的上海美协办公室里，时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处长的沈之瑜接到来自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姚溱的电话，姚溱委托他和杨重光，“要千方百计找到”中共一大会址。
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这是沈之瑜得到的唯一线索。
从宣传部出来，沈之瑜就到图书馆翻阅周佛海写就的《往矣集》，里头的一句话吸引了沈之瑜的注意，“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而杨重光则摸出了另一条线，他认为，开会的地址是“博文女校”。
与此同时，公安局那边传来消息，会让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协助找寻。
见面第一天，杨淑慧先将沈之瑜和杨重光带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过的房子里，她向沈之瑜解释，当年开会时陈独秀在广州，而自己与周佛海结婚后，也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杨淑慧甚至还记得，陈独秀的会客厅上有一块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夏天天热时，在宅子后墙的水斗上，会用木塞塞住出水口，浸泡西瓜。
对于一大的会址，杨淑慧坦言“记不清”，于是，杨重光提议先去寻找博文女校的地址。
又过了两天，沈之瑜邀约杨淑慧到望志路上踏看，路过一个弄堂，杨淑慧忽然说：“这里有点像李家的后门。”看杨淑慧走累了，沈之瑜提议过几天再继续寻找。
另一边，杨重光倒是找到博文女校的旧址。1951年5月，杨重光拍了照片之后，带到中央。毛泽东与董必武看过照片后说，博文女校是一大代表居住的地方，并不是会址，杨重光只好返回上海继续寻找。
上海这头，经过几次查看，杨淑慧慢慢确认了地址。在1987年杨重光的回忆文章中，1951年找到一大会址时，已经成了“酱园”。但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沈建华发现，沈之瑜曾对杨重光1987年的文章写下批注：“（杨重光）因中途出国，许多工作不清楚，故有失实之处。”在沈之瑜的回忆中，是一家“卖机器摇面条的小铺子”。当时，居民们听沈之瑜说，这里是一大会址，需要乔迁时，都表示：“这是应该的，应该的。”
确认会址之后，进入了更加艰难的复原阶段。
上海市档案馆出版的《党在这里诞生》，详细记录了复原的经过。大到房间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小到电灯的样式、开关是否装在灯上。负责此事的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管理委员会先后找来房东、邻居和杨淑慧访谈，并询问了包惠僧和李达的意见。
即便如此，到1954年4月，还有众多问题难以解决：开会的地点在楼上还是楼下？若要全部恢复原状，那么一大会址里李汉俊的卧室要不要复原？
最终，开会地点被认定在楼下，李汉俊的卧室也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在学者们不断考证下，一大的历史细节不断清晰，“像地图一样展开”。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在作家叶永烈调查的基础上，考证出当年闯入会场的人为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程子卿。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李玉贞的努力下，一大会议中，共产国际的代表之一，尼克尔斯基的身世也浮出水面。2007年，经过半个世纪的寻找，一大会址的展示墙上，终于挂上了这名外国与会者的照片。
曾有人质疑党史研究对于细节的苛求。对此，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任张玉菡的回应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也只是一个细节，但从今天回溯，这个细节却标志着我们一个大党的诞生。”在她看来，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堆叠在一起，“成为历史的大潮，足以改变时代的方向”。
（梁淑怡/图）
曾任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办公室副主任的张建伟，从小就生活在一大会址。
1959年，张建伟的父亲调入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不久后，举家搬迁，住进了一大隔壁、树德里的二楼。“柏油马路刚铺上，夏天一热，能把鞋底黏在马路上。”张建伟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时的一大会址周围，还是拥挤的居民区。
那时，每当夜幕降临，当张建伟听到“苏联车”的发动机声音，他就知道，有外宾来参观了，“以苏联人居多”。一大会址门口原本用于防空的探照灯，会被临时用作街道照明，白昼填满整条弄堂。接着，馆里还会用中华牌香烟和茶水招待来宾。
随着年纪的见长，张建伟的记忆日渐清晰。当他进入纪念馆工作之后，一大会址已经向公众开放了。“门票一直与公交车的票价相匹配，主要为了控制人数。”张建伟开玩笑说，早先一大会址能看的东西不多，大部分是单位团体报名，“到了会址，就集合在大厅，听我们讲党史。”
鲜为人知的是，1958年5月，一大会址内部开放时，特意在隔壁开辟了中共创建史陈列室。参加一大的13名代表，只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的头像被展示出来。后来，邓恩铭的事迹调查清楚后，又补充上一位。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陈列内容增加了陈独秀的照片和有关资料。
1985年，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65周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向上级请示，是否可以将13名代表全部展示。同年11月26日，中央有关部门复函，提出采取“全部展出，尺寸和布置地位、方式有所不同”的做法。
1986年，一大所有代表照片第一次在纪念馆里亮相，分为两排3个尺寸，毛泽东等人的照片尺寸最大，而陈公博、周佛海的图片尺寸最小。1999年，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被囊括在内。
2016年，代表的展示又向前了一步，13位代表，每个人都有一个版面，头像统一为一个规格。与此同时，代表的排序按照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所述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时间先后排序，这样一来，李达、李汉俊的照片，就到了首位。
“对党史的研究，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1979年，苏智良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读期间，曾试图回答：上海为什么能成为党的诞生地？30年后，已经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多年的苏智良，想重新完成这个题目时，分析的框架和可运用的史料已经更加灵活。
“读书时写，多是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进步人士的角度出发。”而当2011年，苏智良在教育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专项项目的课题框架下，完成论文《中共建党与近代上海社会》时，一个之前被遮蔽的角度显露锋芒：法租界。“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后，上海学界对租界的评价提出了‘双重影响’论。既是‘国中之国’，但也因为标榜自由平等，社会主义的书籍得以流通。”苏智良说。
在张玉菡看来，“真的故事，真的人物，真的感情，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
不过，在这张由众多学者合力拼出的一大历史底图中，仍然有研究和发现的空间。“我们是不是穷尽了所有的档案？我们是不是做到实地考察？”苏智良相信，一大留下来的历史地图，还有很多的空白需要我们填补。
2020年11月17日起，一大会址暂停对外开放，实施修缮改造，计划在2021年7月1日之前重新开放。对于张建伟而言，一大会址的房子越来越大了，藏品也越来越多了，而从前侧门低矮的梧桐，树枝也伸上了二楼的窗沿，那曾经是张建伟的家。
来源：广东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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