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美国在第三世界从事的政治和军事干涉行动，在美国本土披上了军事战略和民主理念的外衣，被合法化为“反叛乱”战争。以“反叛乱”之名，阿富汗战争从一开始有限的“反恐”作战逐渐转化为旷日持久的镇压“叛乱”行动，其转变与美国战略学界在九一一事件后炮制的新型“反叛乱”理论紧密相关。“反叛乱”行动的目标，不仅在于颠覆敌视美国的政权，而且还要彻底消灭“叛乱”力量，铲除引发“叛乱”的军事、政治与经济根源。本文梳理了“反叛乱”理论的发展脉络，揭示了美国海外干涉行动的深层逻辑。可以想见，尽管美国在阿富汗铩羽而归，但是“反叛乱”话语所隐含的美国利益至上的理念，注定了这只是战略性的注意力转移，而非对干涉行动的根本性放弃。20世纪中期以后，作为更宏大范围的世界性历史运动的结果，欧美列强主导的世界性殖民和扩张体系逐渐土崩瓦解，亚、非、拉出现了旨在摆脱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潮流。由于担心这种反西方运动与情绪会提升共产主义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进而挤压西方阵营的影响，美国开始关注在第三世界蔓延的“叛乱”（insurgency）活动。随着约翰·肯尼迪总统1960年当选总统，“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关切之一。这种“反叛乱”的政治军事干涉范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大国对抗和战争，即使是处于绝对优势的美国军事力量，也未必能够迅速达成其想要的军事胜利和政治控制。美国在这种干涉中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和难以应付的战略性难题。为了确保实现其战略意图，维护其在一些关键地区的“信誉”，美国战略界便对美国在第三世界干涉中面临的新形势进行了大量研究。简单地说，这种“反叛乱”是指美国为了在第三世界各国维持某个亲美政权的统治秩序和权威，打败反对亲美政权的力量或者反美力量，并为铲除反美力量滋生的根源而采取的政治、经济、军事、民事、心理等综合性行动措施。大体说来，以美国总统任期来划分，美国官方对“反叛乱”理论的关注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即约翰·肯尼迪总统时期、罗纳德·里根总统时期，以及小布什到奥巴马总统时期。
肯尼迪总统时期，美国政府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亚非拉人民的反殖民运动及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统归为“叛乱”，同时将其亲自参与或援助亲美政权镇压上述革命运动划归为“反叛乱”。例如，阿尔及利亚、菲律宾、马来亚的反殖民主义独立战争都被美国视为对宗主国政府的“叛乱”。依据1962年8月24日经由182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批准的《美国海外内部防务政策》，肯尼迪政府将“叛乱”定义为“针对合法政府的反抗或暴动但未达到内战状态的一种情势”。该文件特别强调，“现在共产主义鼓动、支持或利用的颠覆性叛乱是最为主要的（威胁）”，“反叛乱”则是指“一个政府为挫败颠覆性‘叛乱’而采取的军事、准军事、政治、经济、心理及民事行动”。这一关于“叛乱”、“反叛乱”的概念界定为美军早期“反叛乱”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大体框架。里根总统时期，在1960年代“反叛乱”战略基础上形成了“低强度冲突”战略。美军不仅将“反叛乱”纳入到“低强度冲突”的范畴中，而且将支持某些“叛乱”力量以推翻既有的亲苏政权也纳入到美国要介入的低强度冲突之中。无论是支持“叛乱”还是“反叛乱”，其主要目标都是旨在“推回”苏联在拉美等第三世界的扩张。以里根时期的“低强度冲突”战略理论为基础，1990年美国陆军和空军联合发布了关于“低强度冲突”的野战条令（FM 100-20/AFP 3-20），条令对于“叛乱”的界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一条令将“叛乱”界定为“通过革命接管或取代现政府而掌握政权的有组织武装政治斗争”。这与肯尼迪时期的“叛乱”概念相比，去掉了“针对合法政府”的表述，意味着美军对“叛乱”的态度更为实用：在必要时，“叛乱”可以成为美国“推回”苏联势力的一种工具。既然需要对它加以利用，美国也就对“叛乱”的目标做出了新界定，指出“叛乱”的目标往往是有限的，可能是挣脱原来政府的控制而在传统的族裔和宗教地域内建立起一个自主国家，也可能是设法取得以较温和方式不能取得的有限政治妥协。而“反叛乱”则是指一个政府为打败“叛乱”而采取的所有军事行动及其他行动。它既可在执行内部防务和发展战略的安全部队行动中使用，也可为巩固了权力并在其控制地区执行某种政府职能的“叛乱”运动所用。
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奥巴马总统将“反叛乱”理论服务于全球反恐斗争，“叛乱”与“反叛乱”定义的冷战色彩淡化了，呈现出将“反叛乱”的方法手段与应对相关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综合起来考虑的倾向。在2006年发布的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野战条令《反叛乱》（FM3-24/MCWP3-33.5）中，“叛乱”是指“有组织的、持久的政治军事斗争，意在削弱现政府、占领国或政治权威的控制力与合法性”，“反叛乱”则是指“政府为挫败叛乱而采取的军事、准军事、政治、经济、心理及民事行动”。显然，对“叛乱”的这一界定注重于对其特性的客观把握，“反叛乱”的概念则基本沿袭了肯尼迪时期的定义，只是删除了限定其指涉对象的“颠覆性”一词。到小布什任期结束、奥巴马总统上任之际，美国接连出台了两份重要的“反叛乱”文件。一份是政府层面的，即2009年1月国务院牵头各部门共同制定的《反叛乱指南》。这份文件将“叛乱”和“反叛乱”定义如下：“叛乱”是指“为了夺取、抵消或挑战某地区的政治控制而有组织地运用暴力和实施颠覆”；“反叛乱”是“旨在为遏制叛乱并同时铲除其产生根源而进行的综合性民事、军事努力”。另一份文件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的联合条令，即2009年10月出台的《反叛乱行动》。这个条令将“叛乱”定义为：“某团体或某运动为推翻统治政权或为强迫其发生变化而有组织地运用暴力和实施颠覆”；“反叛乱”则是“为了打败和遏制叛乱并解决其根本性不满而采取的综合性民事、军事努力”。军方文件基本上采纳了政府部门制定的《反叛乱指南》中的概念界定，与冷战时期相比，更强调冷战后“叛乱”力量发生的各种变化，在“反叛乱”中更强调处理民怨的重要性。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小布什政府利用“全球反恐”的名义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阿富汗，美军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持久自由行动”的速胜，推翻了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但是美国追剿“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却花了近10年时间，阿富汗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政权也一直深受国内安全局势困扰。在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虽然凭借其超强军事实力很快就赢得了大规模作战阶段的军事胜利，但在随后几年却陷入了与伊拉克反美武装进行拉锯战的战争泥潭。尽管美国迫于国内外压力不得不在2008年与伊拉克签署撤军协议，但伊拉克的安全局势仍然不稳定。而且，大规模军事行动激化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鉴于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遭遇到的战略、战术困境，美国政府开始强调以“反叛乱”模式来应对其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并希望以此摒除“全球反恐战争”模式带来的负面效应。“反叛乱”理论因而再次跃升到战略层面。“反叛乱”理论研究的新一轮热潮始于大卫·吉尔库伦（David Kilcullen）。2004年，吉尔库伦在《应对全球叛乱》中声称，以“基地”组织为首的伊斯兰圣战主义者正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一种“两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将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势力逐出大中东地区，在埃及建立伊斯兰哈里发；第二步是以哈里发为进攻据点，向西方世界发动圣战，重建穆斯林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秩序。其中，恐怖主义是其主要但并非唯一的手段。伊斯兰圣战主义者采取行动的区域分布在美洲、西欧、澳大利亚、伊比利亚半岛与马格里布、大中东、东非、高加索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东南亚、南亚与中亚等地区。此外，遍布全球的互联网则为“叛乱分子”创建了一种战略高地或“虚拟避难所”。因此，吉尔库伦称，“当前的‘反恐战争’实际上是在应对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全球叛乱。”他们的“叛乱”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伊朗为基地或伊朗支持的什叶派伊斯兰‘叛乱’”；另一种是“‘基地’组织名义上领导或直接控制的瓦哈比派伊斯兰‘叛乱’”。于是，吉尔库伦认为，“只有‘反叛乱’模式，而非传统的‘反恐怖主义’模式才是解决这场战争的最好途径”。然而，1960年代的经典“反叛乱”理论是为了平息国家内部“叛乱”而生，无法适用于国际体系中的“全球叛乱”。在他看来，“经典‘反叛乱’只是谋求摧毁敌人的庇护所，阻止渗透，使叛乱分子与支持者相隔离”，但是“因为未开化之地的存在，‘全球叛乱’使这些措施难以奏效”。吉尔库伦对“反叛乱”理论进行了重新评估，他得出结论认为，“叛乱”是一种有机系统，个人和组织结构在其间的运行，与器官和细胞结构在其他有机体内的运行一模一样。依据这种新模式，吉尔库伦提出了新的“反叛乱”战略，即分解战略。分解战略的主要内容有：（1）切断“全球叛乱”中伊斯兰极端分子在行动区域间的联系；（2）阻止全球极端分子、地区极端分子勾结或利用本地极端分子；（3）切断行动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情报、人员、资金和技术流动；（4）阻止行动区域内庇护所的存在；（5）使伊斯兰极端分子与民众隔离；（6）阻止人员、资金、情报等从大中东流向世界各地的行动区域；（7）阻止或缓解当地派系冲突。吉尔库伦等众多研究者的观点得到了美国战略界的响应。自2006年起，兰德公司也在美国国防部及其他政府部门的授意和资助下，进行了系统的“反叛乱”研究，出台了系列论著，其主题之一即是如何应对“全球叛乱”。兰德公司的研究成果认为，随着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发展，以自杀式袭击等极端暴力方式推翻穆斯林世俗政权及主权国家体系的伊斯兰圣战主义“全球叛乱”，将成为显著的新时代特征，全球反恐战争已经陷入僵局。“新式叛乱已经出现并且仍在持续。它有着乌托邦式的目标、强烈的动机、全球勾联能力与动员能力、极端暴力及持续的应变能力”，其目标是在穆斯林世界推翻西方为征服伊斯兰而设计的腐化的主权国家体系，从而“建立一种新型哈里发：一个（富含石油的）地缘政治实体”。
大卫·吉尔库伦（1967-），澳大利亚人，当代主要的“反叛乱”和反恐怖理论家，澳大利亚前步兵团上校，2004年被调派到美国国防部、国务院任职。图源：https://foreignpolicy.com/2010/02/08/kilcullen-i-heres-what-not-to-measure-in-a-coin-campaign/新型“反叛乱”理论由于适应了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的全球反恐需要而受到美国政府决策层的高度重视，成为美国反恐战略向“反叛乱”战略转变的理论依据。吉尔库伦本人也深得美国战略界的重视，2004年他从澳大利亚去到美国，先后在国防部、国务院等多部门任职，先后出任国务院反恐怖协调员办公室首席反恐怖战略专家、前国务卿赖斯及美军前驻伊拉克联军司令彼得雷乌斯的“反叛乱”高级顾问，帮助设计了美国的地区“反叛乱”战略的具体行动及其实施，并在《反叛乱指南》（2009年1月）等重要政府文件的制定中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其主张也反映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的联合条令《反叛乱行动》（2009年10月）中。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年加鲁拉的“反叛乱”经典作品《反叛乱战争：理论与实践》仍然得到了美国决策部门、军方及战略界的重视，并被用来指导美军具体的战役行动计划制订和实施工作。新的“反叛乱”理论研究成果系统地体现在2005年以后标志美国反恐战略转变的政府文件和军队条令中。美国政府在200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宣称，“国际恐怖主义者正在通过恐怖和颠覆，企图建立一个否认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专制帝国。”国务院的《2006年恐怖主义报告》声称，国际恐怖主义从传统形式转变成类似于全球叛乱的跨国非国家间战争这种更广泛的、更多样化的形式。2009年1月由国务院牵头各部门共同制定的《反叛乱指南》是美国政府为遂行“反叛乱”战略而协调军事、民事行动的总体指导性文件。这份文件界定了“叛乱”与“反叛乱”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文件指出，“反叛乱”主要是一场政治斗争，是双方使用武装力量以为其政治、经济活动与影响力创造有效空间的政治斗争。“反叛乱”行动的方式包括民事和军事手段，行动的目的是在遏制“叛乱”的同时铲除其根源。文件又指出，为了消灭“叛乱”力量，美国决策者不仅需要对当地社会的特殊性有基本的了解，而且要有更加广博的相关知识。作为实施“反叛乱”行动的主体，不仅美国自身而且参加“反叛乱”的各方包括当地被美国扶持的政权都要有意志力和效力。对于“反叛乱”行动的方向，文件强调增强被扶持政权的合法性，削弱“叛乱”势力的影响力。文件指出，这种新的“反叛乱”具备政治、经济、安全、信息等四大重要职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份文件称得上是当今美国政府最为正式的“反叛乱”战略文件，它标志着美国政府决策层正式采纳“反叛乱”作为反恐及在第三世界进行干涉的一种有效的理论和行动模式。2009年10月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布了联合条令《反叛乱行动》，这成为现今规范美军如何使用军事力量达到“反叛乱”战略目的的根本性法规文件。这份200多页的文件为美国军方联合执行“反叛乱”任务及部际协调合作提供了详细理论指导，其中包括“反叛乱”行动的策划、执行及评估等具体行动步骤。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是军方文件，但它仍然明确强调，军事手段仅仅是综合性“反叛乱”成功途径之一部分，要成功推行“反叛乱”战略，必须实行统一行动，且应由民事机构来领导“反叛乱”努力。
美国政府2009年出台的“反叛乱指南”。
来源：Bureau of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 “Counterinsurgency Guide,”Juannuary 2009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反叛乱”理论的盛行，反映了第三世界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民族自主性力量与其他类型的非极化力量的崛起，以及这种崛起在美国战略视野中显现出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从根本上说，第三世界某些地区的自主性、非极化力量的崛起，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和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以致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越来越强烈的关注。简言之，美国政府在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或地区推行“反叛乱”战略的意图是确保美国主导和控制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秩序。而美国如何在第三世界自主性力量成长壮大的情况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违背民族自决、主权平等、不干涉别国内政、禁止非法使用武力等国际法基本准则和国际政治的基本道义立场，去实现其干涉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事务的目的？这就需要制造出使美国的干涉行为看似合法合理的某种理据。从这样的逻辑来理解，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九一一之后，美国战略界一直对“反叛乱”理论保持关注和研究热情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有利于实现美国海外干涉的目的，迎合了美国战略决策层思考和决定对外干涉事务的基本取向。无论是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还是被奉为“圣经”般的加鲁拉“反叛乱”理论，或是吉尔库伦在九一一事件后提出的对新型“全球叛乱”的应对，这些“反叛乱”理论家及其理论都是在为美国的海外干涉制造理据。在上述一波又一波“理论创新”的背后，美式海外干涉基本定型：20世纪中后期以来，美国将对外军事干涉与推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变迁及社会现代化结合起来，以推动建立美国主导和控制的地区秩序。不过，无论美国如何强调海外干涉的实用价值，它插手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终究难以摆脱无法真正理解当地社会的困境。对于美国“反叛乱”战略及行动的设计者和研究者来说，他们希望全面了解一个陌生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期望当地社会在美国强大的宣传攻势之下能够欣然接受美国的政治、军事干涉。然而，不管美国“反叛乱”理论家怎样分析当地社会，怎样强调“反叛乱”手段的实用性，他们与当地社会之间终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文化隔阂。他们用美国的政治思维是无法理解当地的社会环境、当地人的心态和疾苦的，因此也就更难掌握当地社会“叛乱”力量频繁、灵活的策略变化从而提出美国的应变之策。就这一点来讲，加鲁拉是有远见的。他曾尖锐地指出，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对美国而言，当地革命者拥有的最大优势就是，一旦当地人民决心通过革命的手段抛弃虚弱低效的政权，争取新的民族自主，他们就只会对美国对当地统治者的支援、扶持增加憎恶和反感，而且美国的这种干涉还会让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联想起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帝国扩张历史从而更加坚定反抗的决心。对这一困境，无论多么高明的“反叛乱”理论家都无能为力。加鲁拉当时给出的答案是，通过给更大多数的民众提供安全保护来赢得他们的支持。但是事实上，当地社会的所谓“叛乱”力量总是在民众中间诞生，只要他们采取合理有效的方针，自然拥有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美国支持的政权本来就因为腐败、专制、低效、虚弱等各种原因而遭到民众的唾弃，美国作为外来力量却支持当地统治者，这必然会进一步激起当地民族主义者的反弹。因此，加鲁拉试图以提供安全来赢得当地民心，显然是一个走入歧途的答案。不过，决意干涉的美国试图无视这种困境，总是希望通过大量投入美国的援助资源、套用美式政治制度和现代政策理念，来构建其扶植的当地政府的有效治理。因此，支持亲美的羸弱政权进行改革，加强其执政能力与控制局势的能力，以此提高其统治合法性和美国干涉的合理性，这是美国“反叛乱”理论的政治战略的核心内容。这样，在推行“反叛乱”过程中，美国在当地的干涉力量必然面临着越俎代疱的问题。正如“反叛乱”理论反复强调的，在反击“叛乱”的过程中，主要的努力必须是本土性的，因为“叛乱”完全是一个当地问题，牵涉到当地民众的愿望和支持，也只有当地政府才能消除“叛乱”产生的根源，重新赢得“叛乱者”的支持，加强社会的凝聚力。退一步来讲，即使美国干涉力量能够暂时压制住当地民众的反抗，它也无法改变当地的政治生态。美国要求当地政权实施的改革往往是当地统治者竭力希望避免的改革，因为这种改革将损害其利益。事实上，在美国“反叛乱”战略中被寄予厚望的当地政府往往缺乏推进改革的意愿，改革的过程一般都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却不得不与其支持的拒不改革的当地政权捆绑在一起，从而愈益陷入“助纣为虐”的境地而成为当地民众反对的目标，当地政治局势自然只能日益恶化下去。“反叛乱”理论的演进还反映出美国的军事困境。“反叛乱”理论并不强调美国占据军事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反而强调小规模突击行动与精确打击。“叛乱”与常规战争的习惯战法甚至完全不同，因而对实施“反叛乱”行动的美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习惯上倾向于高强度作战的美军要胜任这种类型的战争，实际上需要在条令条例、力量结构和军队武器系统等方面做出某些改变。事实上，从越南战争到全球反恐斗争，美国军方制定的“反叛乱”原则都强调了小部队作战，然而在实际行动中，美军却倾向于大规模作战和依赖重型火力。在实践中，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打败所有对手，即使对手是一些装备很差的“叛乱者”。实施“反叛乱”行动的美军常常发现，敌人没有重心，没有城市基地，可能也没有固定的交通线，甚至不与美军正面交战。“反叛乱”持续的时间也显然比传统战争要长。这就形成了“反叛乱”行动中一种无法避免的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困境：一方面美国大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装备，另一方面又必须寻找不依赖绝对优势军事力量的新战略理论及相应的新型战术来遂行对外干涉；一方面，“反叛乱”理论与行动模式在美国对外干涉中受到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极大重视，另一方面，在国家军事战略层面上，它仍然处于受传统正规战理论排斥的边缘地位。事实上，美国难以使其军事组织有效地适应有限冲突绝非秘密。结果，美军习惯性地以常规战法遂行“反叛乱”任务的例子屡见不鲜。即使美军为适应“反叛乱”的特殊军事要求，人为地将部队小规模化，也难以解决随之而来的战斗力下降问题。战斗力下降必然引起己方伤亡人数上升，美国政府就将面对因此而来的国内民众的反战压力。这些都是美国“反叛乱”理论在军事层面难以解决的困境。大多数“叛乱”与“反叛乱”力量之间的较量都具有持续时间长的特点，作为实施“反叛乱”行动的主体之一，美国自然需要进行持续的兵力和资源投入，以保持对当地“叛乱”力量的军事压力，确保对特定区域内民众的控制，并且还要承担诸多民事责任，包括推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反叛乱”战争的长期性和“反叛乱”行动对资源的巨大需求，对美国决策层的耐心和政治意志是极大考验，也意味着美国民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承受巨额的海外干涉的开支负担，这必然使民众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反战情绪。由于美国无法化解上述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所以它的“反叛乱”行动往往效果不彰，甚至将美国拖入战争泥潭。实际上，加鲁拉早年就曾指出，对于“反叛乱”行动，美国国内民众须有共识，美国决策层须有坚定、果断的政治领导。而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有孤立主义传统、社会政治生态多变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随着“反叛乱”战事的拖延，美国民众就会逐渐失去耐心，国内支持的瓦解终将导致美军无法打赢“反叛乱”战争。因此，简而言之，自20世纪中期以来，尽管美国战略界及决策层不断地对“反叛乱”理论作出修订，以使其适应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海外干涉现实情况，但是所有这些修订终究无法克服对外干涉本身所固有的政治、军事和道义困境。作者：葛腾飞，法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博士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苏听，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来源：《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文章有删节；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