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多安急谴十国大使背后: 西方为何总误读土耳其?
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的国家治理及西方的误读
文｜李秉忠、吉喆
来源｜欧洲研究
▲ 西方对土耳其的所谓“新奥斯曼主义”（neo-ottomanism）充满忧虑。图源：foreign policy
土耳其的国家治理在埃尔多安时代显示出强烈的独立性和矛盾性，无论是其内政还是外交都表现出较大的不确定性，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评价呈现两极化趋势。埃尔多安时代国家治理的实质是，集中权力对土耳其内政和外交展开某种“纠偏”，重新设定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土耳其长期奉行的西化道路与当下的“纠偏”产生了明显的差异，而土耳其所处的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中东当下特殊的历史时段，使埃尔多安时代的治理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本土而具有世界性意义。当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陷入了现代治理困境，其中治理体系衰败是导致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土耳其面临的治理挑战，既有以穆斯林民众为主体的国家追求西化道路的特殊性，又存在如何整合宗教和世俗力量的难题，还有在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协调等普遍性问题，值得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其历史经验教训。本文将从西方对土耳其国家治理的释读、西方误读的原因以及埃尔多安时代“纠偏”产生的影响和远景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1 学术界和政界对土耳其国家治理的释读
埃尔多安时代的国家治理与之前的强人政治或者是联合政府的执政迥然不同。其鲜明的治理特点、显著的治理成效和久远的影响使之被称为“埃尔多安时代的治理”。西方政界和学术界对土耳其国家治理的评价前后反差极大，这更多地反映了政界和学术界对土耳其的预期与现实出现了较大的出入。
西方对土耳其的预期评估大致可以 2013－2014 年为界，前后分为两个对比鲜明的阶段。就内政而言，转折点是2013年发生的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伽齐公园抗议，自此，西方加大了对土耳其的批评力度。土耳其的国内和国际形象在 2013 年都是相对负面的，而埃尔多安的影响力则达到了顶峰。就外交而言，转折点出现于 2014 年，随着“伊斯兰国”的兴起和中东局势的持续恶化，土耳其与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根本性分歧。以 2013－2014 年为界，土耳其国家治理确实表现出某些矛盾性特征：一方面是埃尔多安政权的强势治理；另一方面是土耳其未来的脆弱性，二者之间呈现鲜明的对比。
(一) 西方对土耳其国家治理的释读前后反差明显
2003－2013 年期间，土耳其的发展被认为是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典范，埃尔多安本人也被推崇为温和的穆斯林领袖。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认为，土耳其完美地展示了一个伊斯兰国家如何来“拥抱民主、法治和自由”。美国分管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弗雷德（Daniel Fried）声称，正义与发展党是穆斯林版的基督教民主党。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指出，美国将在中东与土耳其一道沿着正确的历史方向前进。奥巴马总统更是指出，当今国际政坛中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政要共计五人，埃尔多安便是其中之一。作为对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阶段性肯定，欧盟也于 2005 年开启了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被认为将迈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和埃尔多安本人在西方政界和学术界获得肯定与推崇。在放大土耳其伊斯兰民主政治特性的同时，低估正义与发展党（下文简称“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宗教特性，是这一时期西方对土耳其评价的基本特征。
2013 年之后，土耳其模式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埃尔多安的国际形象都大受质疑。西方尤其担忧伊斯兰教在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美国国防部前官员哈罗德·罗德指出，土耳其所要复活的不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伊斯兰教，而是狂热的反西方价值观的伊斯兰教的瓦哈比运动。伊斯兰教在政治中作用的上升和埃尔多安个人的统治风格，恰恰是西方批评的聚焦点。2017 年 4 月 16 日，标志着土耳其政体转向总统制的公投，被认为是土耳其宪政民主制的倒退，土耳其可能进入威权和个人统治的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的未来也由此被认为是“黯淡无光”的。
由于土耳其与西方关系急转直下，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也前所未有地被裹挟其中。当西方认定土耳其已步入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时代，双方关系也进入动荡和难以预测的时期。土耳其与西方在抗击“伊斯兰国”问题上彼此指责，在叙利亚问题上更是针锋相对。当然，最为激烈的莫过于埃尔多安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之间围绕叙利亚难民问题和土耳其修宪公投展开的“口水战”，类似的政治家跨界且大失水准的争吵并不多见。而且，德国认为土耳其民主制度迅速倒退，正在考虑建议欧盟搁置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它还发布了对土耳其的旅游禁令。2017 年 10 月 8 日，美国宣布暂停在土耳其的所有非移民签证，这些举措极为罕见，足以表明土耳其和西方关系出现了深深的裂痕。土耳其的北约成员资格也受到质疑，西方也不乏开除其北约成员资格的呼声。土耳其从北约退盟的可能性呈现上升趋势。
而且不同于此前冲突后和解紧随其后的特点，此次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修复困难重重。美国分管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菲利普·戈登（Philip Gordon）指出，土美关系很难修复。特朗普前战略高参斯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也认为，土耳其对美国的威胁程度甚至超过伊朗。土耳其方面也有类似的看法，如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土耳其智库“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SETA）指出，土美关系或许朝着某种不归路前行，土耳其与西方的和解在近期内可能性不大。土耳其问题专家斯蒂文·库克（Steven A. Cook）甚至创造出一个由“朋友”和“敌人”合成的新词“朋友敌人”（frenemy）来形容土美关系。种种迹象表明，持续不断的矛盾和冲突或许成为土耳其与西方关系中的常态。
显然，西方对土耳其国家治理的评价前后迥异，由此前的一片赞美转向齐声呵斥，反差极为明显。“土耳其正在稳步前进至成熟的民主政治被泼上冷水，事实上，土耳其正在倒退。”这一认知变化虽然发生于 2013－2014 年前后，但只有将它置于较长的时间段内才可能获得合理的解释。对比 2014 年以来西方对土耳其的评价，可以发现西方在此前误读了土耳其国家治理的特征及其影响。西方缘何对土耳其的发展道路做出如此大的误读，究竟是土耳其在埃尔多安时代前后“变脸”过快，还是西方受制于自身预设的立场做出了错误的评估？这是当下土耳其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
(二) 西方的诠释呈现回归东方主义的趋势
对于西方的误读，学术界也有一些研究。埃尔多安政权的“亲伊斯兰”性质，使得西方部分学者对其治理一直持有怀疑态度，包括其治理的本质。然而，这种猜忌由于土耳其之前能够顺从西方的意图，而居于非主流地位，也未能影响西方对土耳其的基本认知。
关于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的走向，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一些判断，如认为埃尔多安内政和外交回归奥斯曼帝国的模式，预示着土耳其国家治理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失败。大卫·普莱斯－琼斯将 2016 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对反对派的打压与奥斯曼苏丹马哈穆德二世对近卫军的残酷镇压相提并论，认为军事政变将是土耳其衰落的起点，除非再有类似阿塔图克式的政治家出现，进而完成对土耳其的拯救。有学者指出，埃尔多安的诸多治理举措，对于逊尼派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和未来也会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他们与伊朗的竞争。相较于奥斯曼帝国，埃尔多安的成功更缺乏基础，也更为短命。
实际上，西方对土耳其的批评呈现出回归东方主义解释框架的态势，即将伊斯兰教本质化，认定伊斯兰教是某种落后的宗教等。上述解释反映出西方中心论的认识体系和思维方式，例如，认为埃尔多安习惯于将民主和西化作为工具，借此来实现隐藏的伊斯兰议程。埃尔多安所谓“民主类似于火车，到达目的地后，我们自然要下车”的言论，无疑是将宗教工具化的最好的佐证。类似的判断甚至被强加到普通土耳其民众的头上。例如，土耳其民众的心态被概括为：虔诚的穆斯林，同时又讲究实用；本质上反对西方，却又出于获得经济或政治利益而靠近欧盟；理论上奉行集体主义，行动上却表现为个人主义；针对他人时往往鼓吹道德至上，针对自身的腐败却表现出宽容。
西方的诸多评判似乎表明东方主义迎来了新的表现形式，伊斯兰教再次被本质化，穆斯林的心态也被类型化。显然，西方没有从地缘政治或国家利益这样的现实主义视角来解读土耳其的外交选择，而是回归到对其伊斯兰教本身的批评。换而言之，西方的解释未能脱离将伊斯兰教本质化的解释框架，这从深层次上妨碍了土耳其与西方的沟通和不同文明体的交往。
世界秩序正处于深刻的调整之中，对土耳其的治理也需要更为理性和客观的评价。事实上，土耳其正在成为“独树一帜”的国家，需要充分评估由此产生的影响。西方对土耳其国家治理的预期与埃尔多安治理的现实之间存在的张力，在某种意义上超出了西方的预估，而且土耳其与西方在中东利益累积的矛盾已无法避免，西方的释读由此产生了较大的出入。
2 埃尔多安国家治理的特点及西方误读的原因
埃尔多安是生活于土耳其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人物，他怀着宗教般的感情来实现这种历史使命。国际和区域格局的变迁和土耳其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限定了埃尔多安追求这种个人和国家抱负的可能，而土耳其自身核心的国家利益与西方在中东的利益发生的激烈冲撞，加之埃尔多安强烈的个性特征和独立特异的政治风格，导致双方的冲突呈现加剧的趋势，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对于土耳其治理模式的评价。
(一) 埃尔多安的国家治理具有前后连贯性
第一，就国内政治而言，埃尔多安最重要的目标在于追求权力的集中，追求自身及正发党对国内事务的绝对性控制。2007 年，埃尔多安已开始寻求所谓“选举霸权”。2011 年第三次赢得选举胜利后，他继续担任总理一职。选举战中的“所向披靡”导致埃尔多安的权力欲望膨胀，2014 年，他通过直选的方式成为土耳其第十二任总统。即使是 2016 年的未遂军事政变，也无法阻止其权力集中的步伐。2017 年的修宪公投使埃尔多安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同时也改变了土耳其政体的性质，即由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埃尔多安难以容忍权力的旁落，即使是自己党内的同志也不例外，居尔和达乌特奥卢最后从政坛的退出与埃尔多安的强势不无关系。
第二，致力于调整军方和文官政府的关系，至少保证文官政府和军方权力的平衡。2013 年之前，埃尔多安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追求文官政府和军方的某种新的平衡，最初借助于欧盟和居伦运动的力量来打压强势的世俗主义力量，从而强行调整文官政治和军方的力量对比。如 2003 年 8 月 7 日开始施行的“民主改革7号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军队干涉文官政府的能力。2007 年总统选举战是埃尔多安与军方较量中赢得的第一场胜利。2016 年未遂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对军方进一步打压，确立了文官政府和军方之间的权力平衡，甚至使文官政府获得了某种优势地位。这种新平衡的结果是，暂时结束了军方所习惯的“国中之国”的第二主权角色，结束了土耳其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的双重主权，从而深刻改变了土耳其的政治生态。
第三，将宗教引入政治从而平衡世俗主义的力量。埃尔多安在强调坚持宪法规定的世俗主义原则之外，更多地强调宗教相对于世俗主义政治的优先地位。凯末尔逝世后，土耳其已经抛弃了激进的世俗主义，伊斯兰教逐渐回归公众生活。此前伊斯兰教回归政治生活是静悄悄地完成，埃尔多安则是强力推进伊斯兰教的全面回归。正发党的民众基础就是区别于世俗精英的“泥腿子土耳其人”，其地区外交中逊尼派属性也非常突出，尤其表现在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特殊关系上。土耳其问题专家索纳尔·恰阿普塔伊（Soner Cagaptay）这样评论埃尔多安：埃尔多安是反阿塔图尔克（凯末尔）的阿塔图尔克，他在用宗教来重塑土耳其共和国。宗教的强势回归和世俗主义力量的衰落是对土耳其国家身份的一种革命性调整，伊斯兰教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回归国家身份，增加了土耳其政治生活的变数。
第四，在地区事务中一直追求土耳其在中东的存在感和土耳其对区域事务的某种主导性地位。埃尔多安最初力主“零问题睦邻”政策，而后则追求与历史潮流的合拍，以多种方式介入别国内政。这种存在感的实质是追求地区领导国地位，进而实现土耳其的国家理想，即正发党和埃尔多安屡屡提及的土耳其“2023 百年愿景”。土耳其追求的东西方平衡同样是对亲西方外交的纠偏，其根本目标是在地区事务中发挥较大影响力。正发党长期推崇“零问题睦邻”外交政策，主要手段是经贸开道、与邻为善、广交朋友，在维护中东现状的前提下，扩大和改善土耳其生存空间。2011 年后，土耳其外交发生了深刻调整，开始介入别国内政。无论是先前的“零问题睦邻”政策，还是之后对中东国家内政的干涉，都没有背离土耳其扩大自身地区影响这一根本取向。
第五，周旋于内政治理和外交治理之间，并用外交来巩固其国内地位。一方面，埃尔多安希望通过对抗西方的精英，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获得民众的选票。另一方面，欧盟明知土耳其无法加入欧盟，却又无正当理由终止这一进程，有可能导致土耳其的进一步孤立。埃尔多安谙熟于运用外交手段服务于内政，并将内政置于一种优先的位置。换言之，埃尔多安将外交作为工具来扩大选民基础，获取选民的支持。埃尔多安的治理也反映出诸多矛盾，尤其是这种将外交工具化的做法，在加大国际社会对其预测难度的同时，也增加了国内政治的脆弱性。
无论是政治权力的集中以及将伊斯兰教引入政治，还是追求地区事务中的存在感，埃尔多安的国家治理都具有前后的连贯性。因此，西方对其解读的前后反差，并非源于土耳其国家治理的矛盾性，而是其本身的误读。
(二) 西方释读出现反差的原因
第一，埃尔多安强化自身权力的努力最终超出了西方容忍的限度，导致西方舆论的反转。埃尔多安之前强化个人统治的做法之所以得到西方的默认，是因为尚处于西方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然而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伽齐公园抗议和土耳其政府的应对方式，超越了西方的底线，导致西方转向批评的立场。英国《卫报》对塔克西姆广场抗议评价为民众“和平抗议”和“流氓警察”的“战场”，民众抗议的对象即是埃尔多安的威权统治。而土耳其政府强压主流媒体，要求其集体沉默。美国国务院也持有类似的立场，“我们肯定支持和平抗议，对此事件也不例外。” 自此，西方对土耳其的批评日趋频繁，土耳其则日益不满西方的指手画脚。
第二，埃尔多安政府对军方的打压，严重损害到土耳其国内权力的平衡，西方对此估计不足。对于军方的打压，在埃尔多安看来是迎合西方的军队不能干预政治的标准，真正的目的是确立文官政府相对于军方的优势地位。埃尔多安的这种“纠偏”行为，由于符合西方所谓的将军队置于军方控制之下的理念而得到默认。但军方在土耳其代表的是世俗主义的力量，发挥平衡宗教力量或者是制衡“政治伊斯兰”的作用，因而西方在肯定削弱军方力量为民主化进程应有之义的同时，却忽略了没有军方制衡的土耳其政治极有可能面临权力不平衡等问题。对军方的打压导致了正发党的一党独大和埃尔多安的专权，也导致了宗教力量在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上升，这一点恰恰为西方所难以容忍。尤其是埃尔多安政府挫败军人政变后，对于居伦派力量的打压严重危及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反映出土耳其内政和外交的高度关联性。
第三，埃尔多安日益独立的外交取向，与西方的中东利益和战略存在矛盾，西方没有准确预估到这一矛盾的尖锐性。土耳其自主的中东外交最初符合西方推崇自由的“伊斯兰民主”的战略，因而得到西方的认可。其后，由于区域局势的变化，尤其是叙利亚危机恶化后，西方不再将中东民主化列为其首要的战略目标，由此与土耳其的战略选择发生冲突。艾哈迈德·库卢指出：阿拉伯世界动荡后，土耳其在国际事务上难以推进自己的改革议程，原因在于：第一，伊朗领导的什叶派力量和沙特领导的逊尼派力量迅速增加; 第二，西方拒绝支持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尤其不愿支持土耳其的地区政策。换言之，在地区局势发生剧变后，西方中东外交发生了“后撤”或者是方向上的改变，土耳其却未能及时完成这一调整。当然，这还需要从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出发加以理解，而不能简单地视为土耳其对局势的误读。
第四，叙利亚问题暴露了西方与土耳其根本的利益冲突，西方对土耳其的批评日益激烈，双方矛盾公开化，也导致双方关系的修复在短期内难以完成。叙利亚危机恶化对土耳其具有多重影响。埃尔多安在感受到自身实力的局限和国家安全面临威胁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西方盟友的不可靠。在中东大动荡之初，土耳其与西方的利益较为吻合，双方并肩作战，力促中东的变革。此后，形势迅速向相反方向逆转。土耳其被迫调整外交的优先次序，转而以较多的精力关注安全问题，尤其是保证土耳其对叙利亚局势的控制。事实上，直到 2013 年埃及发生军事政变之前，中东秩序仍有向善治和发展方向转变的可能性。正是“伊斯兰国”和库尔德问题的双重压力，激化了土耳其与西方利益的结构性矛盾，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渐行渐远，在中东诸多问题上立场的冲突也日益显性化。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恶化在2015 年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后更为严重，在试图将西方大国绑架在自身利益的战车上未果后，土耳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迅速接近俄罗斯。由此看来，叙利亚问题集中体现了土耳其与西方利益的冲撞，土耳其无法再为西方利益提供服务，导致双方冲突不断。
(三) 理解埃尔多安治理的关键：“纠偏”
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属性和国家的世俗化，宗教、历史和地理的东方属性与发展道路的西方取向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但从未像 21 世纪那样突出。正发党政府持续获得的高票支持率表明，土耳其社会在整体上仍然支持埃尔多安政府秉持的政策理念。世俗力量在土耳其的衰落持久且深远，而土耳其加入欧盟又陷入无望的境地。荷兰土耳其问题专家马丁·范布鲁因森指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凯末尔主义已经被抛弃。法国中东问题专家哈米德·博扎什兰在 2005 年前后指出，凯末尔主义作为土耳其的国家意识形态已然不合时宜。正是以此为背景，埃尔多安对土耳其发展道路展开“纠偏”，重新调整国家世俗性和社会伊斯兰属性的矛盾，重新梳理现代性和西化的关系。就此而言，埃尔多安只是顺势而为，适时调整了土耳其的发展道路。
土耳其的西方认同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累积到爆发点，是理解埃尔多安外交 “纠偏”的核心。区域局势的动荡，凸显了土耳其在追求西方认同和外交上追随西方政策上潜藏的风险，土耳其与西方利益的冲突导致双方矛盾公开化。西方认为，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伊斯兰国”，国际社会应该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土耳其则认为，最主要的威胁是地区内库尔德人的联合，尤其反对西方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武装。土耳其在抗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的立场饱受质疑，根本原因在于土耳其认为库尔德武装力量是更大的威胁。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地带被发现有通道用于伊斯兰武装分子出入土耳其和叙利亚。与此相对，西方认定的抗击“伊斯兰国”的主要地面力量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及其军事组织库尔德人民护卫军（YPG），则被土耳其认定为与库尔德工人党并无二致的恐怖主义组织。美国却支持库尔德民主联盟党，2016 年 2 月 8 日白宫发言人更是明确宣布库尔德人民护卫军不再是恐怖主义组织，美国将继续对它进行资助。双方矛盾的显性化，促使土耳其外交的“纠偏”提速。
土耳其与欧盟的冲突也在持续升级。2017 年 6 月 22 日，欧盟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向欧委会提出，如果土耳其执意推行宪法改革，建议欧盟立即暂停与土耳其正在进行的入盟谈判。西方习惯性认为土耳其的外交只能有亲西方这样一个方向，而实践证明土耳其的外交可以有多个取向，这对西方理所当然的想法而言是沉重一击。当下的土耳其只是把西方看作众多权力中心之一，而非世界权力的唯一中心。西方预设立场地认为，土耳其在自身影响范围内能够以“伊斯兰民主”的面貌出现，进而成为稳定欧洲穆斯林民众的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罔顾了土耳其的现实。西方政治家对土耳其与西方的渐行渐远也不乏清醒认识。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指责布鲁塞尔在土耳其加入欧盟问题上的诚意不足，而欧委会前主席巴罗佐则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最终促成了土耳其民众民意的反转。双方的指责都指向西方对于土耳其的某种亏欠，这多少反映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也从反方向证明埃尔多安修正亲西方外交具有必然性。
土耳其发展道路的“纠偏”，说到底就是在历史传承和政治遗产的基础上，选择了独树一帜的发展道路，这与西方的预期产生了重大分歧。土耳其追求的发展道路在兼顾各种利益平衡的同时，更多地致力于提升伊斯兰教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中的作用。
3 埃尔多安时代治理的影响和远景
西方对埃尔多安治理的误读从深层次上反映的还是西方中心的世界观，是把玩某种自我设定游戏的结果。一方面是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以及塑造土耳其的追随者形象；另一方面则是埃尔多安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及对独树一帜的发展道路的追求，二者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悖论，折射出土耳其与西方的节点性分歧。土耳其上百年的西化历史和当下独树一帜之间的强烈对比，以及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处于某种拐点状态，对于世界未来的走向具有某些启示。
(一) 埃尔多安的治理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宗教的强势回归。埃尔多安时代的土耳其国家治理无疑会在土耳其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诸多影响可以与凯末尔时期进行比较，效果则需要时间来验证。凯末尔时期利用强力完成了土耳其国家的世俗化，标志性事件即是在1928 年从宪法中删去了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文，又于 1937 年将世俗主义原则写入宪法，其影响和效果类似于西方的宗教改革。世俗主义原则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世俗化任务的完成，其主要的问题是没有深入群众，导致实际的影响范围有限且容易引发反弹。土耳其在 1946 年开启民主制后，伊斯兰因素又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西方式的宗教改革被终止。埃尔多安更是通过选举政治，提升了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其政治使命，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将宗教推回到土耳其的主流政治。埃尔多安作为民众基础颇为深厚的政治家，自下而上，自经济领域外溢至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完成了伊斯兰政治的回归。
第二，世俗化进程受阻。埃尔多安巧妙地使用了内、外的政治动力，辅之以必要且坚定的强力，完成了对土耳其政治治理的重塑，虽然世俗主义的原则在宪法中得以保留，但整个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却遭遇阻碍。埃尔多安对世俗主义具有全新的解释，即土耳其国家是世俗的，作为个体的民众则不是，虔诚的穆斯林同样可以成功地治理一个世俗的国家。然而，没有社会的世俗化基础，世俗主义原则的坚挺性就颇令人怀疑。民主政治中如何既维持世俗主义的底线，又保障民众的信仰自由，土耳其的案例提供了众多启示。土耳其模式成功的核心在于其是伊斯兰世界中最为世俗化的政府，在世俗化道路博弈过程中维持了世俗主义原则的底线。土耳其模式的未来走向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其世俗主义根基的牢固程度，以及土耳其民众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世俗化土壤在民主政治的巩固和发展中起到的作用。
第三，开启了去西化的进程。凯末尔时代追求彻底的西化道路，不仅表现为外交的去东方化，也表现为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盘西化，同样是采取强力的方式加以推进。埃尔多安在某种程度上正式开启了去西方化的历程。归根结底，土耳其的西化不仅需要土耳其民众的支持，更需要西方的认同。实际情况是，虽然众多土耳其人具有西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但西方难以认同土耳其是与自身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的社会。西方习惯于认定土耳其是“他者”，土耳其作为欧洲他者身份的地位，具有历史传统且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埃尔多安治理土耳其的实践证明，西方认为土耳其彻底的文化和社会变革（符合西方标准的）无法完成，土耳其则确认了欧盟成员资格无法实现，无法平等地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因而，平衡西方的影响长时间以来成为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的重要动力。简而言之，埃尔多安部分完成了去西方化的进程，也揭开了土耳其与西方关系的“遮羞布”，这在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
事实上，世俗化和西化在土耳其是联袂而生，因而在世俗化被逐渐侵蚀掉的同时，西化道路也就难以为继。凯末尔时代强调世俗化以及将西方作为进步性的话语体系，伊斯兰教则与现代性相背。正如昝涛指出的，凯末尔党人的世俗化表现出强烈的西方化色彩。然而，冷战后土耳其更多地见证了伊斯兰的回归和世俗主义的衰落，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埃尔多安只是顺势而为，采用的方法更为策略而已。这一点也可以从繁荣党党魁、土耳其前总理纳吉迈廷·厄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与埃尔多安的比较中得到阐释，同属于亲伊斯兰政党，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厄尔巴坎和宗教色彩浓厚的繁荣党将西方看作自身意识形态的他者，更大程度上是直接挑战世俗力量和西方社会，在遇到重大挫折后转而缴械。
正发党与繁荣党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不同于繁荣党反西方的话语，正发党认定通过采纳人权、基于民主的话语融入欧盟，与正发党在国内外克服安全和合法性危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于是加入欧盟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埃尔多安实现国内政治议程的工具。欧盟进程不仅可以削弱军方对政治的影响（这威胁到正发党的生存），而且可以赋予正发党更多的合法性，就此正发党将西方作为自身获得国内和国际合法性的工具。然而，正发党在第三个任期越来越多地企图为其获得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认同，有意再次将西方设定为政治的他者。埃尔多安具有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可以娴熟地利用土耳其的社会、历史和宗教资源，服务于其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抱负。只是这种顺势是否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埃尔多安是作为政治家还是政客为历史所记载，值得进一步讨论。
(二) 埃尔多安治理远景充满不确定性
埃尔多安时代的治理对土耳其的影响争议空前激烈，反映出其改革力度之大和影响之深。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正向“后伊斯兰主义”转型，政治伊斯兰和库尔德问题都步入了临界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甚至也遇到了挑战。乐观者认为，埃尔多安时代的最大成就是结束了双重主权的现状，其重要性可与奥斯曼帝国向共和国转型相比拟。正发党宣扬的宗教世俗主义可超越传统的族裔－宗教的身份认同，宗教和政治相互容忍或取代宗教对政治的屈服。就此而言，土耳其政治和社会的“再度伊斯兰化”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对欧洲征途的背离，而是继续。怀疑者却认为，土耳其未必能重塑国家身份和认同，并容纳库尔德人的认同和其他非穆斯林宗教团体的身份。目前的趋势是“政治伊斯兰”和库尔德民族主义异常强大，正发党对于世俗主义的全新释读又导致社会裂痕加大。受制于各种结构性问题和埃尔多安的威权性质，正发党重塑包容性极强的新的身份认同甚为困难。“土耳其从表象来看似乎稳定，然而骨子里已然腐朽。”各方意见分歧严重，从深层次上反映出埃尔多安对土耳其国家调整的力度之大和影响之深远。对其效果的评判，最终取决于是否符合土耳其民众的利益和有利于土耳其民族的团结。
埃尔多安治理下的土耳其的未来发展，取决于能否避免和减少国内的两极化趋势，防止外部因素对自身的影响。土耳其政治的极化现象根植于其政治文化，表现在中央和外围、世俗和宗教以及土耳其和库尔德的这三对紧张关系。 欧洲中东学会副会长中东问题专家蒂姆·尼布洛克认为，一个稳定的政局需要关注四个要素: (1) 避免政治权力的垄断。政治权力的垄断意味着多数人会认为他们无法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2) 避免经济权力的垄断。经济权力的垄断将导致大部分民众认为富有者从所有经济活动中获利，从而导致了他们的贫穷；(3) 在民众中塑造政府的行为是为了民众福利的获得感，并保障这种感觉的持久性；(4) 确保没有主要的人群产生被剥离感或者是格格不入感，认为他们无法从政府政策中获利，如青年和主要的少数族裔等。土耳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垄断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而且库尔德人和世俗主义者有很深的被剥夺感和不安全感。中产阶级也对当下充满了失败感和受挫感，进而对共和国初期的黄金时代产生了怀念之情。2013 年的民调显示，61.4%的土耳其民众不赞同政府在处理塔克西姆广场抗议问题上的做法。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社会的两极化现象甚为严重，从而影响到了其政局的稳定。
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外交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会受限于其对中东事务的介入程度和方式。土耳其回归中东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种介入方式的革命性变化潜藏着风险。土耳其对中东事务的介入之前主要聚焦经济层面，继而发展至政治领域，当下则具有了军事性质。土耳其在叙利亚、卡塔尔和伊拉克都有军事介入的成分，这表明它对区域事务的介入正在深化的同时，也潜藏着巨大风险。蒂姆·尼布洛克教授指出：“土耳其有可能通过军事的介入而增加区域的影响力……但这种介入也有可能对土耳其国家及其难得的稳定造成负面的冲击，将广大西亚地区带有分裂性质的冲突带入土耳其政治的核心。”土耳其近期有军事介入伊拉克局势的迹象。若此，土耳其的区域形象会发生深刻变化，由此产生的影响更需要谨慎评估。土耳其回归中东的方式在埃尔多安时代具有某种剑走偏锋的意味，而诡谲多变的区域局势中隐藏的风险显而易见，如叙利亚问题、卡塔尔危机和库尔德地区政府独立公投。
西方或许会从根本上调整对土耳其政策，若此，将产生深刻的地缘政治影响。西方接纳土耳其的底线应该是它的世俗化水平。换言之，土耳其唯有坚持世俗化道路，方能成为欧盟成员国。美国人也深谙其中的奥秘。布热津斯基指出: “只要土耳其国内政治不大幅度转向伊斯兰化，美国就应利用自己在欧洲的影响促使土耳其最终加入欧盟，并坚持把土耳其当作一个欧洲国家来对待。”当下，世俗主义力量在土耳其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压，土耳其与欧盟及美国的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事实上，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陷入了某种恶性的循环。埃尔多安不断利用对抗西方政要的策略来获得选民的支持，西方则不断与土耳其把玩虚伪的游戏，不再考虑继续协助土耳其深化改革。西方与土耳其关系的降温，将加速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和外交的“东顾”。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正在迅速改善，但其基础并不牢固。土耳其内政和外交处于某种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状态，一个独树一帜的土耳其也令国际社会颇为费神。
4 结语
埃尔多安及其国家治理在西方的形象遭遇逆转的背后，是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秩序的变革，表现在西方的中心地位和优势心态的丧失和某些区域性国家的集体性崛起。与此相关，过去埃尔多安的形象是“民主”、“多元”、“可改变的”和“伟大的改革家”，现在却为“威权”、“独裁”、“挑衅”和“傲慢的专制者”所取代。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迅速演进，土耳其也较早认识到了这一趋势，因而其内政和外交的发展道路日益显得独树一帜。
在大国梦的指引下，埃尔多安对土内政外交展开 “纠偏”，确立了土耳其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和某种埃尔多安时代的伊斯兰教与现代性的再结合。土耳其在内政方面日益倚重于伊斯兰教的传统，外交则日益强调奥斯曼帝国的遗产。然而，土耳其所处的中东地区当下正处于“战国”时代，而且域外大国以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强度介入中东冲突，加大了土耳其与西方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土耳其与西方在中东利益大致吻合的时代已然宣告结束，土耳其在中东事务中独善其身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
西方在经历了对土耳其国家治理的误读之后，投入更多的精力重新强调世俗化对土耳其的意义。西方学术界和政界在共和国初期较多地关注其世俗化进程，然而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将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民主政治。西方强调土耳其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民主国家，但往往忽视对其政府世俗性的强调，低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俗主义在土耳其的逐步消逝。西方对于土耳其的未来可能会更多地强调世俗化，而非只是鼓吹缺乏根基的民主化，但土耳其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西方的“训导”颇为令人怀疑。世俗主义既是土耳其内政的基石，也是土耳其外交的轴心，往往得到西方的监管。无论如何，这种“纠偏”行为与传统治理模式严重背离，不仅在国内造成了剧烈的反弹，也因与西方价值观和利益产生了激烈冲撞，冲击了西方设定的土耳其式穆斯林民主和西方和谐共存并服务于西方利益的战略。这预示着世界变局的某种趋势，那就是，文明间越来越趋于平等共存，而非依附和改造的关系。
土耳其自身则需要再次探求传统和现代、世俗和神圣、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联系和边界，从而确立自身独树一帜的发展道路。对于一个穆斯林民众为主体的社会，现代化的第一要义依然是世俗化，世俗化与现代化具有共生性。没有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政权以及理性化政治生存需要的社会土壤，民主化就会成为一种错位的游戏。对一个以穆斯林民众为主体的社会而言，现实的情况同样是政治家为了获取选票而利用宗教，但问题是宗教一旦被过度利用，就会摆脱政治家的控制，甚至反过来控制政治家和政治的运作。民主政治的这一悖论也是判断土耳其未来走向的重要观察点。
*文章转自“陕师大土耳其研究中心”，原文刊于《欧洲研究》2018年第2期。文章有删节。
中国为什么必须第二次“开眼看世界”? 一次重要闭门会的揭示
段九州: 中东或将出现一种普世化的民族主义
黄靖: AUKUS是美国全球新战略的“奠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