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组队世乒赛, 港大教授: 乒乓外交2.0能成吗?
体育与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纪念“乒乓外交”50周年
文｜徐国琦
来源｜《美国研究》
▲中美混双组合亮相2021休斯顿世乒赛。林高远（中国）与张安（美国），卡纳克（美国）与王曼昱（中国）， 图源：国际乒联微信公众号。
2021年是中美“乒乓外交”50周年。1971年，在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共同努力下，以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中美两国冰封20余年的敌对局面，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实现了周恩来总理所说的“小球推动大球”构想。此处的“大球”为国际局势和国际秩序，“小球”当然是指乒乓球，属于体育范畴。回顾中美关系史，体育的重要性其实非常突出，不仅帮助缔造了中美人民的友谊，也和两国外交关系环环相扣，因此成为两国“共有的历史”及“共有旅程”的重要环节。今天我们借纪念中美“乒乓外交”半个世纪的契机，研究和思考体育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窃以为，体育视野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乒乓外交”，在学术上是一个突破和创新，甚至有可能提供一个有效窗口，让我们思考如何更好处理两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
所谓“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主要是强调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侧重共有的过去和旅程，共同的经历和相互影响。这也是我近几年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的一个新视野，主要有下述几个特点：其一，该范式的核心是“共有”，着眼于人类共同历史旅程及追求；其二，力图跳出民族—国家的樊篱，着眼于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其三，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角色和作用。换句话说，“共有的历史”是近年来得到广泛注意的国际史方法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可谓互补和相得益彰。作为史学方法的“国际史”，其追求与旨趣重在跨学科、跨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国际史尤其强调“自下而上”的方法，而非如传统的外交史，政治史。“文化”因素，“弱势群体”，人类共同的追求和经历等课题常成为国际史研究的突破口。本文旨在通过这一叙事途径，从体育视角解读“乒乓外交”和中美两国人民通过体育活动所展开的十分精彩的关系史、交流史。一孔之见，尚请方家教正！
1 共有的旅程：体育与中美关系史
传统体育是中国优良文明的重要部分，也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古代中国人曾经在德、智、体全面发展方面与世界文明并驾齐驱，在体育方面甚至一度引领风骚。围棋、太极、武术、马球等各种体育运动，均曾在古老的华夏土地上盛极一时。可惜到宋朝之后，中国人汲汲于科举考试，并受到程朱理学、女人裹脚、“男女授受不亲”等因素影响，社会上奉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白面书生、四体不勤为荣，对体育重视程度逐渐下降，进入清朝以后，上述问题不仅继续存在，并且变本加厉，益显严重。1894~1895年甲午一战，中国惨败于日本之手，警醒了国人。
首先系统提出中国已为“病夫”之国的人应该是严复。1895年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盖一国之事，同于人身。今夫人身，逸则弱，劳则强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从事于超距赢越之间，以是求强，则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 近代中国的衰落，原因当然复杂，但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人失去“尚武”精神有关，导致中国人不仅在体质上虚弱不堪，民族精神上趋于保守，缺乏奋发向上的特质。梁启超在他传颂一时的文章《新民说》中写道，“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对于梁启超和当时许多的有识之士人来说，“尚武”精神是西方列强和日本国力强盛的关键。梁启超认为，失去了这种尚武精神使中国“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发人深省的是，当时一些美国人也把中国的近代衰落同中国人缺乏好战精神联系起来，与严、梁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例如，在1901~1908年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就鄙视没有强悍特质、充满斗志的民族，宣称如果美国人失去斗志和强健的体质，美国“就会像（近代）中国一样沉沦”。
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后，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如果不彻底改革、不奋发图强，中国将不复存在。为根治痼疾，重塑国人形象，严复、梁启超、张伯苓等先贤开始大力鼓吹向西方学习，要求国人强身健体。以西方为目标的国际化诉求因此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成为中国发展的动力。“民族主义”和“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开始成为20世纪中国的时代最强音和主旋律。这一巨大思维变化，为中国人接受西方的体育理念打下良好基础。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中美之间围绕体育而发生的十分精彩的共有的历史。限于篇幅，我在此节谨选择留美幼童、基督教青年会，以及1932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三个案例，揭示这一重要但一直被忽视的中美共有的历史。个人认为，这些由体育组成的中美共同经历，为后来的 “乒乓外交”打下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进入19世纪后，尽管中国人在体育方面乏善可陈，但1872~1881年间赴美留学的中国幼童，向美国人民展示了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令人惊奇的天赋和成绩。1872年清朝政府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派遣留学生时，选择了美国作为目的地。非常有趣的是，当时的留美幼童不仅因为学习优异，他们也通过在橄榄球、棒球、划船比赛等各种体育项目上的积极参与和精彩表演，受到美国人的尊重和喜爱。他们大都喜爱棒球和美式橄榄球。乐在其中的就有一位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官员的梁敦彦。他在美国读书时，不仅擅长演讲，还是一名优秀的棒球手和橄榄球员。另一名幼童邓士聪，被形容在运动场上“奔跑如猎狗，躲闪快如猫”，这正是橄榄球员的理想身体素质。此外，康庚龄肩宽体壮，“力大如牛”，在打橄榄球时，能拖着四五个美国男孩冲过底线。在棒球方面，留美幼童同样出色。有一名幼童是神投手，对方几乎打不到他的投球。而另一名中国幼童在击球时则“像一个婴儿吸奶瓶那样直击棒球，分毫不差。”1876年，中国留美学童甚至组建自己的棒球队，与当地球队开展比赛，表现可圈可点。1881年，留美幼童被提前召回。就在他们从加州乘船归国时，还与当地的奥克兰棒球队打了一场棒球赛，并获得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所说的，留美幼童在美国的最后一场胜利。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留美幼童钟文耀。他生于1860年，被耶鲁大学录取时体重只有约40.8公斤（90磅），身高约1.585米（5.2英尺），但他后来成为该校划船队发号施令的舵手（coxswain）。据当地报纸报道，此前耶鲁划船队缺少一位称职的舵手，成绩一度不佳。钟文耀成功的填补了这个短板。他在比赛时“令人赞叹地坐在船头……他个头小，体重轻，没有什么多余的负担，同时又沉着镇定，头脑清醒。”1880年，耶鲁大学划船队在比赛中击败了哈佛大学，这主要归功于钟文耀对于水流的熟悉，指挥有方，适时因势利导，因而带领队友取胜，并“受到所有人的爱戴。”
▲ 第一排中间者为钟文耀
留美幼童的表现证明，只要有合适的环境，中国人的体育才能就一定会发扬光大，甚至在国际体育方面，也可以与人一较高下。
值得强调的是，近代中国人对国际体育的认识以及奥林匹克运动来到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人有关。这就是我要提到的第二个案例：美国人在中国建立的基督教青年会。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开始大力思考如何救亡图存，波涛汹涌的国际化浪潮席卷中华大地，体育救国即是其一。美国人民参与其中。中国“奥运三问”的实现，都和美国人密切相关。个中机缘，可谓充满巧合。
就在中国甲午战败、人心思变的同时，法国人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1863~1937）在1894年发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两年后在雅典举办了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然而最先将奥运介绍到中国的，却是另一个国际组织──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1895年，美国人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在天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分会。1899年，上海分会成立。到1922年，全中国已有22个分会。青年会落脚中国伊始，就孜孜不倦地推广现代体育运动。中国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之所以能够于1910年在北京举办，就是由青年会干事、美国人埃克斯纳（M. J. Exner）建议并大力促成的，运动会的官员和裁判也主要是美国人。
中国人开始与奥林匹克运动结缘。1907年，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干事开始系统地在中国提倡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介绍即将于次年在伦敦举办的奥运会。1908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了一次历史性的讲座，他们讨论了三个问题：中国何时能向奥运会送出能获胜的运动员？中国何时能向奥运会送出能获奖的代表队？中国何时能够邀请世界各国的人来北京参加国际奥运会？这就是中国现代体育史上著名的“奥运三问”。美国一名青年会干事在写给美国本部的报告中写道，他们在中国展开的体育讨论“异乎寻常地”紧紧抓住了“中国官员、教育家和学生的心灵和想象。”
可以说，中国人对现代体育的兴趣，对奥运会的关注，以及现代体育与教学在中国的长足发展，与几代美国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青年会的资助下，许多后来成为中国体育界领导人物的青年获得到美国留学的机会，比如王正廷、张伯苓、郝更生以及马约翰等。王正廷、马约翰、张伯苓年轻时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后来，王正廷在1922年成为第一个担任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委员会委员的中国人，马约翰成为清华大学著名的体育教授，张伯苓成为南开大学校长后，继续弘扬中国的体育运动，并致力于在大学开展体育教学。柯天锡（Jonathan Kolatch）在其著作《中国的体育、政治和意识形态》中把1895~1928年称为“基督教青年会时代。”
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努力收回国家主权，美国人在中国体育方面的领导地位逐渐式微。尽管如此，通过体育运动，中国人和美国人写下了他们之间共有的历史的一个篇章，使他们不论是盟友还是竞争对手，不论在运动场内还是场外，都经历一段共有的旅程。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因此同样也成为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第一次派运动员参加的奥运会。
起初，中国本无计划派运动员参加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此时中美两国都处于十分危险的历史关头。美国正经历惨烈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而中国惨遭日本的侵略。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于翌年建立“满洲国”。1932年5月，中国的官方体育机构因为缺乏资金决定不参加奥运会，计划只派一名观察员出席。不久，上海《申报》登出了一条刺激国人神经的新闻：伪满洲国将派出当时中国最好的短跑运动员刘长春、于希谓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并借此图谋将伪满洲国合法化。日本甚至宣传洛杉矶组委会已经接受了这个计划。
事实上，虽然美国国会当时正陷入孤立主义泥潭，美国同时还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和大危机，但美国政府反对日本侵华，国务卿亨利·史汀生（ Henry Stimson）提出“史汀生主义”，宣布美国对日本占领中国的一切行为概不承认。美国不会承认“满洲国”，而洛杉矶组委会在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下，不接受“满洲国”派代表团参加。所以即使日本有此图谋，也是竹篮打水而已。但读到报纸消息的国人，群情愤怒。中国体育组织终于决定参加奥运会，以中国的名义派刘长春出赛。尽管已经过了向洛杉矶组委会报名的截止日期1932年6月18日，但是组委会依然于1932年6月26日接受了中国的申请。1932年7月8日，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一起离开上海奔赴美国。送别仪式上，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席王正廷把国旗授予刘长春，提醒他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比赛，希望他为国争光，最重要的是让中国国旗与其他国家的旗帜一起飘扬。1932年 7月29日，也就是开幕式的前一天，刘长春抵达洛杉矶。
美国人不仅欢迎中国参加此届奥运会，并对中国只有一名运动员出席表示道义支持和同情。奥运会官方报道描绘刘长春是“四亿中国人的唯一代表”。《洛杉矶时报》报道：“来自中国和哥伦比亚的一人代表团获得了众多掌声。”一位美国人评论道：“中国！这位唯一的男孩得到我的欢呼。” 刘长春参加了100米和200米的赛跑，但未能进入前六名。1932年9月16日他回到中国时，表达了没有赢得奖牌、未能为国争光的失望。即便如此，刘长春的参赛对中国参与奥运会和对中国人走向世界来说都有重要意义。正如一名中国体育官员在刘启程前所声明的，中国参加此次奥运会有四个重要考量：第一，打破日本利用奥运会将傀儡政权合法化的阴谋；第二，中国人参赛标志着一个中国通过国际体育走向国际化的新时代之开端；第三，促进中国同世界运动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第四，让中国从世界运动大赛中得到观摩学习的机会。再者，刘长春可以在大会上向人们讲述日本在他的家乡东北的侵略行为，为中国赢得国际道义支持。刘长春在洛杉矶期间频频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接触，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并把奥运会的经验带回中国。他在奥运会期间坚持写下的日记刊登在中国报纸上，为国人认识美国和美国人提供了窗口。
无疑，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一部分，是中国人企图借助体育影响外交的一个举措。而1971年的“乒乓外交”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主持的外交经典之作。
2 “乒乓外交”与中美和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冷战格局下，美国对中国长期实行封锁、孤立政策，中美两国交往完全断绝，没有任何正式外交关系。但要实现中美和解，对双方谈何容易？经过20多年的相互猜疑和敌视之后，只有非凡的动作才能放出明确的信号，使双方朝着和解的方向迈进。后来证明，这非凡的东西就是乒乓球。
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期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宣布派运动员参加。尽管美国乒乓球代表队领队拉福德·哈里森（J. Rufford Harrison）后来否认他本人或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Graham Steenhoven）曾经要求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但在密歇根大学口述史项目的一次采访中，斯廷霍文谈道：“事实上，我们肯定说过，天啊，我真想去（中国）。我敢肯定这样的话是说过的。” 当得知加拿大和哥伦比亚等代表队收到了赛后访问中国的中方邀请后，斯廷霍文说，“我们羡慕极了”。1971年4月4日那天，当美国队员格伦·科恩（Glen Cowan）迷迷糊糊地跳上中国代表队的大客车时，当时世界著名的中国乒乓运动员庄则栋不仅跟科恩打了招呼，还送给他一件小礼物以示友好。庄则栋的解释是，当时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想起了1970年底《人民日报》上的毛主席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能够收到世界冠军庄则栋的礼物，科恩喜不自禁，第二天便回赠给庄则栋一件T恤衫，并表示他希望有一天能够访问中国。
在比赛即将结束之际，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赛后立即访华。1971年4月10日，由15人组成的美国乒乓球代表队抵达中国。这是1949年后第一个得到官方批准访问新中国的美国团体。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在1971年4月17日离开前，还同中国队进行了两场友谊赛。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这是整个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期间最重要的时刻。按照尼克松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说法，这种受到周恩来接见的荣幸是“绝大多数驻北京外交官无法实现的奢望”。在精心安排的会见中，周恩来总理引用孔子的话欢迎美国人：“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还告诉他们，中美两国人民曾经很友好，但是从1949年起中美之间的友好交往就中断了。现在，“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美国乒乓球队一到中国便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时代》杂志以球员们登上长城的照片作为封面，进行了重点报道。基辛格后来声称，白宫获知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消息时，“我们都惊呆了。”基辛格认为，对年轻的美国人伸出橄榄枝，标志着中国承担起了改善两国关系的义务，但是“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是再一次（向美国人）做出保证——比通过所有外交渠道进行的外交联络所做出的保证还要可靠——现在已经可以肯定，被邀请的使者将会踏上友好的土地。”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运动员不可能代表任何政治派别这个事实反而使他们的来访更具吸引力。基辛格意识到，中国的动作“暗含对我们的警告：如果中国人采取的主动遭到拒绝，北京方面可能会积极采取民间交往的手段，以公开活动的方式寻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河内所做的那样”。基辛格甚至预言，“如果我们把（中美关系解冻）这件事情办好，今年就可以结束越南战争。”
为了保持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尼克松要求美国队回国后立即造访白宫。尼克松急于采取行动，命令基辛格等人研究有无可能美方在外交上采取其他主动措施，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1971年4 月14日，尼克松宣布了一系列对华政策的重大改变：取消长达20年的对华贸易禁运，准备加快发放中国人来美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签证，放宽对华货币控制，允许北京方面使用美元，不再禁止美国公司为进出中国船只、飞机提供燃料。此外，还解除了一些其他的贸易禁令等。两天后，尼克松在接受美国报纸主编协会采访时表示，他非常期待访问中国。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敲定尼克松次年访华事宜。1972年初尼克松正式访华。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两国关系重新走向正常化。
以往的“乒乓外交”研究，大多看重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很少关注翌年的中国队回访。其实，当获悉1971年中方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美国国务院立刻认识到：“它显然与总统和国务卿都曾表达过的愿望相符，即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可以有更多的联系……我们将乐于看到中国一支或者多支体育队伍回访。我们估计总体上在签证方面不会有困难。” 事实上，尼克松对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不仅乐观其成，甚至急于求成。1971年4月21日，他在与总统助理约翰·斯卡里（John Scali）通话时表示，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将“很快”得到落实。为避免将民间体育政治化的指责，淡化白宫的主导角色，尼克松指示“所有安排都要隐蔽进行”。斯卡里的作用在于代表白宫“协调幕后所有事务，让别人站到前台，或许找个既与总统关系密切但又不在政府里的人”参与其事。尼克松还要求斯卡利同基辛格协商具体事宜。尼克松进一步指示说，要为中国运动员提供高规格待遇，与美国运动员在华受到的礼遇“完全对等”，安排他们在美国各地游览，一如美国乒乓球队在中国参观时广受欢迎一样，而尼克松自己则“将十分高兴能与中国代表队见面。”
美国政府有意邀请中国队访问的消息，立刻传到了正准备出发去北京的美国队。美国政府决定通过美国乒乓球协会发出邀请。但是，美国乒乓球协会资金短缺，无法承担费用。一个非营利的民间机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NCUSCR）及时介入，承诺为中国乒乓球队访美提供资金支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成员中有众多有影响的学者、商业领袖和前政府官员，其中包括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威廉·邦迪（William Bundy）、乔治·鲍尔（George Ball），以及近两百名亚洲研究的专家学者。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通过向国会提供简报和在全国举办各种讲座，为重新检讨美国对华政策打好了基础。对该委员会来说，安排中国队来访是一次宝贵的机会，不仅能让民众重新理解美中关系，也将让委员会的工作获得空前关注，进而获得民间更多的财政支持，该委员会1971~1972年度的主席是即是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者、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亚历山德尔·埃克斯坦（Alexander Eckstein）。
正是由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及时介入，促成美国乒乓球协会顺利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美。1971年6月25日，美国乒协主席斯廷霍文写信给中国乒协主席宋中，正式发出邀请。他在邀请信中写道：
“美国人民对你们来访问的消息反响非常热烈。我们收到美国各地对你们的访问邀请，因此无论你们选择去哪里，都会有朋友等着见你们，并且乐于接待你们。我们要你们知道，我们欢迎你们在队伍中加派任何人，包括官员以及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代表。如果你认为我们应该见面以便更详细地讨论你们到美国希望参观的地方，我可以去任何您认为合适的地方。我们还最诚挚地希望借此能完全表达出我们对在难忘的中国之旅中所感受到的礼遇、友好和周到的感激之情。”
中国方面立即接受了邀请。周恩来总理告诉美国人，中国队愿意在1972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回访。中国代表团最终是1972年4月12日抵美，4月29日离开。周恩来亲自挑选了访问美国的中国运动员及代表队成员。从长远观点来看，中国乒乓球队访美与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同样重要。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与基辛格会谈时表明：“我们非常感激美方对我们的乒乓球队访问时的安全和其他事务的关心。我们希望，正如我们双方都表示过的，这次访问将有助于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尼克松政府对此次访问极为重视。除了尼克松特别助理斯卡里直接参与之外，还有其他几名白宫重要人物深入参与其中。基辛格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人员会面，以确认中国代表团访问的资金到位。基辛格的一位助手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Solomon）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埃克斯坦曾是密歇根大学的同学，他在1972年3月20日协同斯卡里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联合会议，讨论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行程安排。
尼克松急不可待地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白宫并与之会面。1972年4月11日，白宫幕僚长哈里· 霍尔德曼（Harry R. Haldeman）追问具体负责中国乒乓球队访美的官员：“中国乒乓球队与总统见面的具体计划如何？我要求尽快落实。”根据白宫设想，尼克松白宫会见的最后计划体现“友谊之花绽放”。白宫的玫瑰园正值花开时节，在实地安排上也将展示百花盛放的情景。尼克松将向中国代表团作简短的欢迎演讲，然后请乒乓球运动员到白宫玫瑰园草坪上的乒乓球桌打一场表演赛并参观白宫。尼克松总统的讲话会提到“友谊的花蕾绽开”，拍照时会用广角镜拍出在玫瑰的背景下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进行的乒乓球表演赛。基辛格等人对表演赛的提议持保留意见， “认为这样做不体面，有点哗众取宠。”斯卡里本人也表示有所保留。然而尼克松似乎对举行表演赛的想法很着迷，要求落实。斯卡里评论道：“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将是电视和报张会追捧报道的不寻常的新闻事件。”
一切准备就绪，当中国代表团在1972年4月12日终于抵达底特律时，斯卡里以尼克松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迎接。他在欢迎仪式上说：“当周恩来总理告诉我们说你们将在花开时节来到我们的国家时，他也许没有意识到密歇根州的春天来得有多晚。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你们在美国访问时会发现，许多地方鲜花绽放，这是我们友好关系的标志。”但是，尼克松1972年4月17日决定轰炸河内及海防这两座越南城市，破坏了美方精心设计的中国代表队访问白宫的安排。斯卡里告诉基辛格说：“考虑到（发生在）越南的情况，理查德·所罗门和我都建议取消访问时的乒乓球表演赛。”
斯卡里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中方几乎因为美国轰炸越南差点取消整个白宫访问。1972年4月18日一早（美国东部时间4月17日下午），周恩来和外交部主要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要求中国乒乓球队口头通知美国人，他们将拒绝去白宫与尼克松见面。但当周恩来将这一决定告诉毛泽东时，遭到了否决。毛泽东说，这次中国乒乓球队访美是民间来往。美国乒乓球队访问时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现在拒绝同尼克松会面，会使人觉得中国人太无礼。他指示中国代表队要照常同尼克松会面，中国政府按原计划向美国赠送大熊猫。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当然是最后决定。中国乒乓球队最终还是造访了白宫。
中国乒乓代表团访美是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派去美国访问的第一个正式代表团，他们的访问引起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两国之间文化和民间交流从此不断发扬光大，势不可挡。如果说，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一次破冰之旅，那么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则是自1949年双方断绝外交关系后，重新打开了两国民间交流大门。“乒乓外交”因此无疑成为两国共有的历史、共同旅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当尼克松终于在1972年2月21日来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向他解释主动采取“乒乓外交”的原因：“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本人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在整个世界都动荡不安的20世纪70年代，“乒乓外交”让中美两国走到了一起。小小的乒乓球当时只值25美分，却发挥了一个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不但加速了中国的国际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并重新塑造了世界政治格局。
3 共有的旅程：走向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
1979年是中美关系史、中国与国际体育交往史上十分重要的转折年。中美两国在1月1日正式实现中美邦交正常化。1979年初，邓小平应邀访问美国，向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展示中美关系进入全新的一页。1979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国际体育的开端，在缺席了20多年之后重返现代奥林匹克运动。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出奥运会的主要原因是反对“两个中国”。美国对华敌视也是其中重要原因。有趣的是，前面提到的“乒乓外交”无疑也为中国最终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提供了重要的国际舞台。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许多国际奥委会成员纷纷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会员国，最终促成了中国于1979年回到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国当然为能够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并对外展示中国的新面貌而振奋。邓小平本人当时甚至公开表示中国愿意举办奥运会和参加1980年的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不过，由于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中国重返夏季奥运会的时机不得不推迟到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前面提到，1932年中国人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正是在这座美国城市。1984年5月12日，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在接受邀请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回信中，预祝奥运会“圆满成功”。
中国的出席受到了美国的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受到特殊礼遇。根据1984年奥运会的官方报道，当中国的一位三级跳远运动员邹振先荣幸地成为“代表奥林匹克大家庭入住奥运村的第一位运动员时，中国也成为在奥运村中第一个正式升起国旗的国家，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重返52年前初次参加奥运会的城市”。他所接过的奥运村钥匙极具象征意义，它将为中国打开一道大门，不单单通向奥运会，更是一个在全世界面前展现自己面貌的新机遇。”在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也受到了热烈欢迎。尤伯罗斯写道：“当中国代表团进入体育馆的时候……场内9.2665万名观众全体起立鼓掌欢呼。这是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
中国人当然对这届奥运会寄予厚望。1932年，只有一名中国运动员参加洛杉矶的奥运会。52年后的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225名运动员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庞大规模，意味着他们决心一扫“东亚病夫”的形象，彻底洗刷体育弱国的名声。洛杉矶奥运会的第一枚金牌，在开幕那天由许海峰在男子自选手枪慢射个人项目中赢得。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赢得的第一枚奥运金牌。《人民日报》当天的评论写道，“这是我国体育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本届奥运会上夺取金牌，是中华体育健儿的宏愿，也是所有炎黄子孙的热望。如今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竞技场上，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标志着中华体育事业新的飞跃。”文章当然把体育与中国的复兴连在一起。它写道，“中华体育走向世界，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各行各业都是一个有力的鼓舞……我们从体育健儿们的身上可以得到启示，只要解放思想，立志改革，埋头苦干，勇于进取，我们就能克服各种困难，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中国女排打败美国赢得奥运金牌更是让中国人激动不已。胡耀邦总书记听到女排获胜的消息后，连声说 “好！好！”《人民日报》写道，“事实再次证明，中国女排是一支勇于拼搏、奋勇进取的队伍。”评论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女排精神”，“用这种精神，来进行我们的四化建设；用这种精神，来搞好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发扬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就能排除万难，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崇高目标”。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一举夺得15枚金牌的成绩。国务院致电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热烈祝贺。认为这一优异表现，“有力的说明，中国人民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对于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的广大群众都有很大鼓舞和推动作用。”《人民日报》写道，“今天体育的振兴，生动地反映了我们祖国在振兴、在奋进！”
▲ 中国女排在洛杉矶奥运会上
由此可见，参加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不仅是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美关系史中的精彩一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1980年初还参加了在美国普拉穗德湖（the Lake Placid ）举办的冬奥会。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也是与美国有关。前文提到，是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从1895年开始把奥运引入中国，中国人首次参加奥运会、第一次拿奥运金牌，以及1979年重返奥运大家庭后参加的第一次冬奥会和夏奥会，全部都发生在美国。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中国人与美国人共有的历史和共同旅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4 简短的结论
体育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20世纪之交美国很有影响的政治家及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明确地将体育与美国国家甚至西方命运联系在一起，并宣称，“开运动会所花的时间和赛场上带来的伤痛是说英语的民族为成为世界征服者所付出代价的一部分。” 我曾经在别处写道：“要全面理解美国社会，我们必须要重视体育的作用。”
体育救国曾是中国风靡一时的口号，体育因此与中国的发展和命运密切相关。自19世纪末以来，国际体育的重要性与中国的国家认同、与中国的国际形象、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提并论。当中国女排在1981年获得第一次世界冠军时，“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全中国，体育的表现与中华民族崛起遥相呼应。
如果说体育是美国人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中国领导人也是对体育情有独钟。毛泽东生平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体育之研究》，刊印在1917年4月1日的《新青年》上。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特别是横渡长江。青年时代的词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等，刻画出一个无比豪迈的水上健儿形象。1956年，毛泽东畅游武汉长江后，又写下“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词句。
体育强国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体现和目标。2015年，《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提并论，将振兴中国足球作为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任务摆上日程，把发展足球运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力争在第二个“一百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成为世界足球强国。换句话说，当代中国人无疑把体育兴与国家兴相提并论了。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两国一直在夏季奥运会上竞相角逐金牌霸主地位。特别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是中美关系另一个重要里程碑。该届奥运会被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Jacques Count Rogge）称为“一场真正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宣示一个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了的中国国际形象。美国总统小布什出席开幕式，并盘桓北京多日。他是第一位出席他国奥运会开幕式的美国在任总统。小布什此举，凸显当时美国对华友好之意，在中美关系和中国外交上意义非凡。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一些西方学者一度谈论 “中美国”（Chimerica），意即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共同利益相关者。北京奥运会是近百年来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高潮。遗憾的是，此后两国渐行渐远，直到最近两国关系可能出现的全面“脱钩”。
本文的主旨在于揭示两国人民如何通过体育运动铸造的友谊和合作，并成为两国“共有的历史”的重要部分，窃以为，这一段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共同经历，蕴含着促进未来两国友好合作的历史启示与智慧。今天美国面临的内部挑战比1969~1971年要小得多，中美关系也比1969年时要好得多。诚然，当时的利益交汇让中美两国走到了一起，但今天两国之间也有实现双赢的诸多其他因素。尤其重要的是，两国有避免成为彼此敌人的多种考量。无论如何，中美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如果50年前，在中美两国面临如此巨大的分歧时，领导人能够高瞻远瞩，通过“乒乓外交”一举打破彼此所面对的困境，共创未来，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也能做到才对。我们今天或许更加需要新的“乒乓外交”来促成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50年前“乒乓外交”的成功告诉我们，心想也许事成。这也许是“乒乓外交”的最大遗产和我们今天纪念它的现实意义所在。
2022年，北京将举办冬季奥运会。2028年，洛杉矶将第三次举办夏季奥运会。我们祝愿两国的奥运会成功举办，并衷心希望中美两国人民在这两场体育盛会上，不仅同台竞技，更借此机会谱写美好的友谊篇章，踏上合作共赢的共享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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