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三十年, 为何语言依然是中亚国家的隐伤？
中亚国家语言政策的选择及评价
文｜董天美
来源｜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 哈萨克斯坦的俄语学校。图源：互联网
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在国家建构中都要面对民族统一构设这一核心问题。民族统一构设即指“向一个语言、宗教或者种族方面具有权威性的民族范式方向积极同化和标准化的过程”。语言政策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特别是在具有不同种族、文化、宗教的国家当中，显得尤为重要。每个人都置于社会化的浪潮中，语言是社会化活动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因此，语言政策实施得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多民族国家的和谐与稳定，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目前关于中亚语言政策的研究基本围绕国别研究展开，侧重于某一国家或这一地区的语言发展历史，对中亚五国语言政策的比较研究和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路径选择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因此，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探讨后苏联时代中亚五国语言政策制定的背景、路径选择及其对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启示与思考。
何为语言政策？狭义上是指国家运用公权力影响或干预语言，而广义上不仅包括政府的决策和行动，还包括公众及其他行为体对于语言的态度。本文所研究的中亚五国的语言政策采用狭义的定义，主要是指权威机构，如一个国家的政府，对语言实践方面的相关规定。与之相关联的一个概念——语言改革——是指语言政策的改进、规划和实施。其中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指某一国家族群及其成员的语言习惯的变化，第二是指共同体成员对于语言的态度和意识的转变，共同体成员在其中既是语言改革的推动者也是实践者。
具体到中亚地区，该地区的语言格局较为复杂。狭义的中亚以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为中心，是以历史为基础形成的综合性概念，而并不是单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概念，主要是指由位于亚洲中部的具有类文化和历史渊源的诸民族政权所构成的特定区域。中亚是人们对这一特定历史文化区域的习惯指称。苏联解体后，这一历史文化区域主要分属于五个国家，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因而，狭义中亚一般来说是指中亚五国。本研究使用的“中亚”概念即为此狭义“中亚”之定义。
随着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由莫斯科中央政府设计的以俄语为主导的语言体系开始瓦解，中亚五国纷纷力求脱离原苏联的文化体系，颁布语言法，规定主体民族语言为国语，削弱俄语在本国的地位，充分挖掘隐含在苏联时期强大的国家认同背后的有关本民族的语言、记忆、宗教、民俗等文化遗产，将其塑造成为新的民族认同要素。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迅速提高主体民族地位的效果，保证了独立之初的国家在政权上的稳定和统一。但是，长远来看，由于中亚是典型的多民族、多语言分布地区，民族语言人口结构十分复杂，历史上在中亚繁衍生息的古代民族（或部族）有130多个，是名副其实的“种族大熔炉”。因此，当地的语言改革势必会面临处理族际冲突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双重难题，其实质就是要处理好国家统一和民族多样性这一对“一”与“多”的关系。一旦在国家事务中掺入族群因素和群体归属感，不可避免地会滋生排他和偏狭，由此引发的族际排斥和封闭成为民族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这成了当前中亚各国执政者在民族统一构设中面对的巨大挑战。
1 中亚国家推行主体民族语言的困难
中亚地区作为多民族、多语言的分布区域，其民族语言人口的结构十分复杂。从中亚地区的人口数量看，第一大语言群体是讲突厥语族诸语言的各民族，即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等，其人口占据中亚地区居民的大多数；第二大语言群体是讲俄语的斯拉夫语族诸民族，即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等，约占该地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各国境内均有分布；第三大语言群体是讲波斯语族诸语言的各民族，包括塔吉克人、库尔德人、俾路支人、帕米尔人等；第四大语言群体是不同时期从各地迁徙或被驱逐至此地的使用不同类型语言的民族，主要有德意志人、朝鲜人、东干人、希腊人、车臣人、亚美尼亚人等。另外还有极少数原住或非原住民族群体，他们承认自己是所在国主体民族的一部分，认为主体民族语言是自己的母语。但是，在苏联解体前，俄语已基本成为所有这些民族的共同语言。
20世纪80～90年代，在苏联解体前，中亚各国就已经开启主体民族国语化的进程，苏联对本地区的控制力和凝聚力开始下降，各国纷纷通过立法形式谋求本民族语言的国语地位（见表1），这项改革一直延续至今，并逐渐被视为“亲西方”或“去俄罗斯化”的政治象征。但由于中亚各国内部民族众多且历史变革较为复杂，主体民族语言和俄语长期处于并行的状态中，只能采取渐进式的语言改革策略，从而使语言兼具政治功能和交际功能的二元化特征。
总体来看，后苏联时代中亚五国的语言政策一直都处于国家建构和民族融合的张力之中。究其原因，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其他交际工具，如文字、旗语、手势、符号都是在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赫尔德（Herder）认为语言是最基本的社会联系，是人们之间联系和交流的唯一的手段，语言表达了群体的集体经验，也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同时，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思想交流是极为必要的，因为没有思想交流，就不可能调整人们在同自然力的斗争中，在生产必需的物质资料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就不可能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获得成就，因而就不可能有社会生产本身的存在。可见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一切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就这个意义来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
根据对斯大林上述对语言交际功能的理解，结合其将拥有共同语言视为“民族”经典要素之一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人与人交际成为可能的重要条件，就是要全社会具备可以沟通的语言。虽然文字、手势、符号之类也可以作为必要的交际工具，但它们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起不到决定性作用。既然语言最初产生于人类为了生存，同大自然斗争的需要，那么，依此类推，当代社会如果要得到顺利的发展，不同个体与群体之间也需要借助语言进行经常的思想交流。民族作为当代社会，尤其是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单元，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对多民族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这种交流何以可能？成为可能的重要条件就是必须拥有可以相互理解的共同语言。这种共同语言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交际的重要工具。有了共同的语言，不同民族之间就能够进行思想的交流，群体之间的隔膜就会自然而然地逐渐淡化。当然仅仅具有共同的语言还不足以达到政治文化建设的目标，语言的商谈功能能否顺利发挥更是政治文化建设顺利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
但是，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推行国语的实践表明，要立即让主体民族语言真正成为国语并不容易。其原因在于：
第一，本国内各语言发展不均衡。享有国语地位的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塔吉克语、土库曼语和卡拉卡尔帕克语，不管是从语言的内部结构与功能发展水平上看，还是从语言的社会基础和交际空间上讲，都无法在短期内承担起国语所应有的作用。由于苏联解体前当地的官方语言已基本呈现彻底“俄语化”的倾向，民族语言急剧萎缩，因此，当地主体民族语言既缺乏科学技术方面的专业术语，也没有发展什么完善的修辞体系，更谈不上语言的规范化。虽然卡尔顿·海斯（Carlton Hayes）、汉斯·科恩（Hans Kohn）和路易斯·斯奈德（Louis Snyder）都将语言提升到民族身份主要支柱的高度，但事实上，语言教育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短时间内很难收到显著的效果。独立的中亚各国在对待语言方面都显得过于急迫。不当的民族语言政策很有可能导致民族间纠纷和矛盾的产生，进而不利于国家的政治文化建设。
第二，语言背后附着的政治价值。将某一种语言定为国语后，就意味着将那些使用其他语言的人排斥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之外，长此以往，社会便由于语言问题被区隔为两个互不交流的群体，一旦国家无法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平衡两个群体的地位，就会演变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因之一。而当国家试图消除语言差异，将多数人的语言强加于少数群体时，语言就会成为分裂而不是统一的因素。在促进语言同质化的国家中，讲非主体语言的民众经常会发现他们被排除在诸多经济活动之外，而讲主体语言的大多数人更容易获得财富和经济机会。在国家通过法律形式把本民族语言定为国语，同时不遗余力地把大力推广和普及国语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的情况下，中亚各国国语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图书出版、大众媒体、官方交际等诸多领域的使用范围明显有所扩大，而俄语在这些领域的功能则相应地有所下降。
语言是民族、身份、政治等诸多抽象概念的外在表现。如果将语言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语言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人与人之间的交际需求，而语言的兴衰则是各个历史发展阶段规则制定者的选择。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通行语言并非自然演化而来，而是人为建构的，特别是要把它变成印刷物时，人为力量更是不可或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国语”的建立，是和“国家”问题特别是和国家权力合法性交织在一起的，是为国家权力服务的。在民族国家内民族语言的建构和存续进程中，政治意识形态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规则制定者们通过文学、艺术、大众媒介进行潜移默化的渗透，也通过教育、就业等制度手段塑造不同语言在民族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建构出符合政治发展需要的语言体系。
2 从双元化到去俄化: 中亚国家的不同选择
语言政策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政策和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调整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其通常在宪法和国家专门法规中得到强化。与其他政策一样，语言政策的中心是权利问题或权利的获得、构筑和应用。语言政策还经常被认为是社会变革的外在表现，它不仅能解决语言问题，而且能解决与语言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科学等方面的问题。因此，研究语言政策不能脱离社会和历史背景，不能只是对语言状况进行简单的描述，只有综合分析语言政策的语言和非语言目的，才能理解语言政策的特点。研究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还要将其放置于国家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中来看待，才能更好地认识语言政策背后的价值和目标。
综合分析多民族国家的语言状况，以国语和官方语言为衡量基准，多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大致有三种路径：
第一，一元化路径。在这一路径下，语言政策规定国家只能使用一种语言作为国语或官方语言，比如美国曾经盛行的独尊英语运动和苏联的强化俄语政策。这种方式要达到的目的是：国家中占据主流或权威地位的群体想让他们的语言保持唯一的官方地位，作为新近巩固的国家政权权威性的标志，并以此证明比本国其他成员们的合法性更高。因此，一元化语言政策通常在确定国语或官方语言的前提下，进一步着眼于如何公平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在实施过程中，赋予少数民族语言以平等地位必须与支配性民族集团的态度和少数民族的愿望相联系。
第二，双元化路径。这种路径的实施目的在于维持各语言集团之间的均衡，以保障政治稳定。因此，通常这些国家会采取双重官方语言的办法来平衡这一关系。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较为典型，将哈语和俄语基本置于同等地位，这是一种比较具有中和性和策略性的做法，有利于维护独立初期的多民族国家的和谐与稳定。
第三，多元化路径。这一语言政策鼓励多民族国家采取多重国语或官方语言制，多个语言正式享有同等的地位，少数族群可以选择是否保存自己原有的语言，欧洲民主国家多采取此形式，最为典型的是瑞士和比利时的语言政策。
针对语言问题政治化的影响，中亚国家普遍对其独立之初的语言政策进行了微调。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宪法均规定主体民族语言即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塔吉克语、土库曼语为本国国语，总统候选人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必须通晓国语。可以说，横跨中亚的变化展示政权操纵语言符号的政治风格、意愿和能力。中亚各共和国在独立之初都在法律上把俄语定为第二母语，以“官方语言”或“族际交际语”的形式加以确立，属于双元化路径。但近年来，俄语在中亚各国的地位日益分化。
吉尔吉斯斯坦宪法规定，“年龄不低于三十五岁和不高于六十五岁、熟练掌握国语，在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前已在共和国至少居住十五年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公民可被选举为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依照吉尔吉斯斯坦选举法规定，所有总统候选人需要通过吉尔吉斯语考试。总统候选人要通过三关：三页竞选论文，文章中不能超过14处错误；阅读艺术文章；复述自己的竞选纲要。委员会统计竞选者的词汇储备量，存在的重音问题等。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具有或者不具有总统候选人的资格。虽然吉尔吉斯斯坦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共和国保证、保留、平等而自由地发展共和国居民所使用的俄语及其他一切语言，并保证使其发挥功能作用”，但显然其首要目标还是要扶持国语的地位。近几年，吉尔吉斯斯坦为保证本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不可避免地要处理好与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也试图通过语言政策向俄罗斯示好。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热恩别科夫在比什凯克出席首届吉俄高校校长论坛时表示，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俄语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官方语言。这也被看作是吉俄关系未来进一步加强的标志，也意味着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政策短期来看将一直坚持双元化路径。
而在其他中亚国家，其语言政策呈现出显著的“去俄罗斯化”倾向，逐步走向一元化路径。比如，1989年乌兹别克斯坦颁布《国语法》，规定乌语为国语，俄语为族际交际语。但在此后的1995年以及2004年的语言法修订法案里，没有再提及俄语的地位，俄语失去了在乌的官方语言地位。1993年，乌首任总统卡里莫夫签署《关于推行基于拉丁字母的乌兹别克语字母表》法令，其主要内容是将乌兹别克语拼写从西里尔字母过渡至拉丁字母。许多政治学家认为，这项改革是乌对俄罗斯化的拒绝和对突厥语世界的和解。
塔吉克斯坦的语言政策是一种简单的二分法：国家语言政策和非塔吉克语言政策。塔吉克斯坦在保留非塔吉克人语言的同时，将塔吉克语作为官方语言，建构语言与认同的关系。这一进程的基本工具是“语言法”。2009年10月5日《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家语言法》颁布，该法令第一章第三条规定“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国语为塔吉克语”，第四条规定“其他语言，除本法所考虑到的情况以外，所有居住在共和国境内的民族和部族，有权自由使用其母语。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为自由使用、保护和发展巴达赫尚语（帕米尔）及雅格诺布语创造条件”。该部语言法最大的特点是：在语言立法上保护了语言的多样性，同时强化了塔吉克语的国语地位，而俄语失去了“族际交际语”的地位。
土库曼斯坦书写文字于1993年起由西里尔字母改为拉丁字母。土法律规定，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母语。教学机构保证学习三种语言：土库曼语、英语和俄语。在排序上，俄语已经让位于英语。土库曼斯坦除与其他国家一样通过语言法规定土库曼语的国语地位，还高度重视和提倡土库曼语在高等教育中的使用。因为高等教育是国家领袖和精英的必经之路，控制高等教育系统的教学用语，就能有效巩固土库曼语的主体地位。
哈萨克斯坦在语言改革的道路上进行得更加曲折且谨慎，许多人把哈国的语言改革看作是俄罗斯与美国无处不在的斗争中的最新一场胜负之战。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国家媒体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说，1940年苏联让哈萨克斯坦改用西里尔文字的决定是“政治性的”，而改用拉丁字母的决定则被认为是哈萨克斯坦“国家现代化工程”的一个关键部分。哈萨克斯坦为顺利进行政治文化建设，塑造国家内不同集团对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忠诚，其独立后的语言政策经历了从双元化路径到一元化路径，同时尊重语言多样性的变迁历程。
哈萨克斯坦1993年宪法称：“哈萨克语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国语，俄语是族际交流语言。”1995年宪法除继续规定哈萨克语为“国语”外，还规定在国家组织和地方自治机构中，俄语和哈萨克语一样平等地正式使用，将俄语从“族际交流语”提升到国家“官方语言”的地位。
2006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明确提出“三语政策”，这是哈国语言政策的一次重要转变，民众可以使用哈语（国语）、俄语（族际交际语）、英语（顺利融入全球经济的语言）三种语言。其中，要继续巩固哈语的国语地位，扩大其使用的范围，统一标准的哈语；保持俄语的社会文化功能；支持学习英语，扩大国际合作和交流。这项政策是推动哈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但长远来看，哈语的国语地位得到巩固，而俄语的地位逐渐被弱化。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明确了一元化的路径。2012年12月14日，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年度国情咨文《〈哈萨克斯坦—2050〉战略——健全国家的新政治方针》中给哈萨克斯坦文字改革确定了发展方向，他指出：“我们将从2025年起着手实现哈文字母拉丁化的过渡，也就是变成拉丁文字母。”2017年4月，在正式宣布将启动拉丁化拼写改革的署名文章中，纳扎尔巴耶夫写道：“我们必须理解两大不容更改的原则：第一，没有对民族文化的保护，现代化是不可能的；第二，为了向前走，一个民族必须将那些阻碍发展的过往因素留在身后。”他同时明确提出，“在2017年年底前要完成哈萨克文新字母表、字母形式和标准的制定工作，并从2018年年初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原计划从2025年开始的改革计划被提前到2018年进行。”而与此同时，英语在整个原苏联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奉行平衡政策的哈萨克斯坦更积极普及英语，在哈政府制定的2011～2020年国家语言发展项目当中，甚至已经提出了建立哈萨克语、俄语和英语“三驾马车”的长期目标，致力于培养一定数量的三语人口。
3 中亚国家语言政策缘何进退两难？
事实上，中亚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独立以来唯一能够把各民族的文化思想轻松联结起来的语言不是已退化的各主体民族语言，而是“俄罗斯化”留给它们的文化资源之一——俄语。各国独立后，纷纷要求恢复本民族历史的本来面貌，将民族语言提高到应有的地位。这本是正当和无可厚非的，但实际呈现出来的现象却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显然，中亚各国在语言的使用导向上有陷入误区的趋势，以为提高主体民族语言的地位和降低俄语的地位有助于重回和保持主体民族历史文化的纯正，有助于进一步摆脱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但是，中亚各国在语言问题上曾一度陷入继承与纠偏过程中进退两难的困境，强制推行国语（其实，把主体民族语言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为国语就有强制推行的意味）势必引起主体民族同非主体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族之间的矛盾，但是给俄语以国语地位，又会使民族国家主体民族的心理产生障碍。
此外，苏联解体后，大量俄罗斯人从中亚地区迁出。一是因为中亚国家独立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导致俄罗斯等民族的地位下降，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二是因为各国独立初期，经济发展低迷，就业和生存条件较差，加之俄语的地位下降，不懂国语的俄罗斯人纷纷被挤出关键部门，等等。1991～1996年，共有250多万人口从中亚地区迁往俄罗斯。另据统计部门数据，1991年，在乌俄罗斯公民共有159.4万，占乌国总人口7.7%，而截至2017年1月1日，乌兹别克斯坦只有73万俄罗斯公民，占总人口2.2%。据国家统计委员会发布的乌国常住人口统计数据，俄罗斯公民流出高峰为1991～2011年，当时，在乌俄罗斯移民数量减少近一半，俄罗斯是中亚移民的主要迁入国。在同一时期，乌国俄语学校数量减少了一半。2001～2005年，从哈国迁入俄罗斯的移民为24.26万人，2006～2010年为18.55万人。
但是近年来，伴随着国际局势日趋复杂，中亚五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其中，在乌兹别克斯坦，俄语虽然丧失了官方语言的地位，但近年却呈现出俄语普及率逐年增长的趋势。这是因为，在乌兹别克斯坦内部就业压力较大的现实下，俄罗斯成为年轻人出国就业的最主要目的国。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分析与预测研究所在2017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约有150万乌兹别克斯坦人。其中，大部分人在俄工作，将劳动报酬转移至乌国。官方数据显示，2016年，从俄罗斯转至乌兹别克斯坦的个人资金高达27亿美元，平均每笔转账数额约为279美元。2015年乌国共有739所俄语学校，2017年增加至836所，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学生所占比例高达90%。可见，社会和经济发展对于语言的需求为俄语在乌国的普及带来了新的契机。
另外，由于语言文字改革的经济成本和隐性成本较大，语言文字的改革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语言改革背后必将是一场政治角力，这在哈萨克斯坦表现得较为突出。根据哈萨克斯坦2016年的人口普查，全国约三分之二的人口为哈萨克族，约20%是俄罗斯族，但由于苏联多年的统治，几乎人人都说俄语，1 800多万人口中差不多有94%的人熟练掌握俄语，哈萨克语以74%排在第二。目前根据官方媒体的说法，哈语拉丁化改革将历时7年，约需资金2180亿坚戈（合6.64亿美元），其中90%将用于教育，出版新的拉丁字母教科书，包括文学课本。还有约16.6万美元的预算用于在2018年第三季度开发IT程序，将西里尔文字转为拉丁文字，有3320万美元用于提高中学老师的拉丁字母拼写水平，另有140万美元是在2024年请有影响力的博主为项目的第三阶段进行宣传。这项改革如果操作不当，一旦讲俄语的高端人才的就业和升职空间被语言所限制，他们考虑移民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哈萨克斯坦的一些学者担心改变文字所带来的政治后果会拖缓经济发展。目前，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之间10%的贸易得益于使用同一语言，语言相同又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共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讲俄语的哈萨克人在这三个国家间的经济流动能力更强，而从西里尔文字逐步转向拉丁文字会弱化与后苏联国家的贸易关系。
4 语言、族群与政治
中亚五国是典型的多民族国家，从社会结构上看，政治的界限与族群的界限不相重叠，这就势必出现族群谋求政治权利的扩大和执政者巩固对各族群的控制两大目标，族群与政治虽然是分属于两个维度的概念，但二者一直处于相互博弈状态。那么，语言、族群、政治三者之间是何种关系？从语言的自身属性来说，它可以被看作是人的一种能力、资产或资源，也可以被看作是族际整合或共同体形成的纽带。因此，政治精英必然会通过政治角力来决定语言的使用，以求维持（或改变）现有的政治结构与权力关系，所以语言权力也是政治力的展现，也就是说谁控制了通用的语言，谁就拥有更强的政治掌控力。厄内斯特·巴克（Ernest Barker）曾经断言：“属于同一个国家的所有人倾向于说同一种语言，而且随着民族精神向深度拓展，共同的语言对民族国家的精神统一越来越有必要。”各民族如果拥有共同的语言，其相互间就具备了最基本的沟通基础，将会从各民族狭隘的民族认同中慢慢剥离出来，增强彼此间的了解与认可，有助于民族融合。因此，总的来说，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拥有共同语言有利于国家建构。但是，从上述语言政策不同实施路径的阐述中不难发现，共同语言虽然是多民族间沟通的基础，但并不完全能构成民族团结的向心力，因为在民族的范畴内讨论语言政策，往往关涉到语言的统一或分裂与国家的统一或分裂的关系。从本质上看，语言是民族差异的属性之一，共同语言只能维系沟通的需求，并不能体现语言地位的平等。在某种意义上，语言问题最容易调动起民族内各个层次人员的情绪。因此，语言问题很容易引发民族问题，继而导致政治问题。
由于语言的使用会影响一个人行动、沟通、组织、自我认同以及培养自我尊重的能力，因此，不论是对政府、族群还是个人来说，语言是一种政治资源，谁能控制语言的使用，谁就能主宰通往政治舞台的通道。简单来说，语言本身是仅次于种族的重要人群特质，除了可以当作辨识的标签外，还可据之以赋予某个特定族群特权，或是以之为集体歧视的工具。基于这一考虑，多民族国家无论实施单语政策、双语政策还是多语政策，都需要权衡语言政策与族群平等的关系。
当一群人的母语被尊称为“官方语言”或“国语”时，该语言顿时变为一种资产。这种资产（或资源）的分配当然是根植于政治结构的配置，是政府的决策结果，绝非自然而成。为什么政治精英会采取语言政策来巩固自身地位？他们是担心一旦其他语言也享有同等的地位，那么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上的特权会被挑战。所以，为其他语言设置政策障碍是为了保持族群间的距离，用来捍卫支配族群的文化，并进一步消减其自我认同，这对深受苏联政治文化影响的中亚国家来说尤为重要，也可以被看作是政治独立的标志之一。
从现实情况看，多民族国家语言问题的本质是语言的应用性和象征性之间的矛盾，即语言的理解需要和认同需要是对立的。与本民族的语言相联系的“认同需要”，在多民族杂居且民族界限森严或情绪对立情况下是十分突出的。列宁在谈论“民族平等”时，总是特别强调“语言平等”，不容许任何语言拥有特权。然而，政府方面为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为了经济、文化交流，以“理解需要”为出发点，一般倾向于支持一种或数种官方语言（或国语）。因此，值得思考的是，语言共同体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连续统一体。政策固然可以在短期内加速语言的统一，但语言在实践上的统一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愿接受一个“族际共同语”的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通过国家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国语”的做法，其效果是否会适得其反？中亚五国通过立法等强制手段带来的语言改革是否具有根本性和可持续性？按照英格尔哈特（Inglehart）和伍德沃德（Woodward）的说法，丧失主体语言地位的被支配的族群会有三种选择：接受同化、不动员、集体抵抗。目前，中亚五国在实施语言改革后，上述三种选择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究其根本，语言改革只是弥合族群冲突和强化政治认同的手段之一，并不是全部。换而言之，语言冲突只不过是族群表达其相对剥夺的象征，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一些国家的统治者之所以青睐于从语言改革入手，是因为在问题越复杂的情况下，语言是最直白的冲突象征。但笔者认为，在中亚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元化的语言政策不一定会带来政治稳定，有可能会催生政治权力、经济资源的分配不均，某个族群的向上流动通道被堵塞，这样反而会加剧族群冲突或离心的力量，不利于社会稳定。
*文章刊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年第5期，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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