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成千个NGO, 却没一个像样的市民社会”: 苏东剧变30年, 戳破哪些民主转型神话?
从“转型推手”到“政治疏离”——苏东地区市民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批判
文｜郦菁、张昕
来源｜俄罗斯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市民社会话语得到了一次意外的复兴。这一时期全球层面正经历着多重重大范式变迁：经济层面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化，政治层面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兴起，而社会层面的相应变化即市民社会重新成为社会的理想组织方式。这三个层面的新运动都与美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球霸权地位有密切关系，这些新运动也共同成为美国主导全球秩序的重要基石。复兴的市民社会叙事固然内部也不一致，但有一些重要的共同话语：强调社区的自治力量，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民社会才是民主的基础；认为市民社会能够重新带来基层的团结。
市民社会从复兴到成为一种全球性话语和“政治正确”，不仅来源于美国作为全球体系中心国家自身经历的学术和政治变化，也得益于所谓“边缘”地区的转型实践。其中，苏联和东欧地区（以下简称“苏东地区”），尤其是东欧的转型经历，被调用作为市民社会成功反抗威.权国家的明证。正由于波兰团结工会这样的组织，早在转型前十年就开始从地下活动走向公开，市民社会被认为是推翻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重要力量，而实际上，更为关键的长时段政治经济结构问题却被忽略了。苏东转型这一段历史在当代全球史话语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用以强调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与独立市民社会如何互为表里，怎样促进了发展与繁荣。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话语在西方比在苏东本土有更多的听众，正如柏林墙的倒塌在西方媒体和文化中更具象征性一样。这种市民社会的话语不仅深刻形塑了苏东转型后的政治实践，也成为指导拉美、亚洲等其他南方国家市民社会和广义民主建构的典范。换言之，市民社会，或者说这一种特定的市民社会理想的复兴与全球化，是中心与边缘地区相互塑造、共同创造的结果。
在20世纪90年代转型初期，欧美国家普遍对于苏东市民社会的发展充满信心，并输出资金和人员来帮助该地区建设整个市民社会部门和各种社会组织。而苏东国家（尤其是东欧）本地的精英亦将此作为一项摆脱威权统治和殖民羁绊之后的道德任务，并视为自身回归欧洲的必然选择。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世界对苏东市民社会的各种学术和公共批评开始积累；进入21世纪，由批评转变为失望。最近十年内，右翼政治与保守主义的兴起，使很多苏东国家进一步抛弃了自由民主的方案和对于自身欧洲性的想象，而市民社会也是被放弃的对象之一。
苏东地区市民社会的理念和实践，从一开始就与关于市民社会的新全球话语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其中很多问题正源于该地区从“转型革命”到“日常政治”过渡的诸多特性，而在中文语境里关于苏东转型的既有研究，通常聚焦在政治制度的转型上，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关注不多。正因为此，本文希望通过回顾、总结苏东地区转型前后市民社会组织的结构与运行模式、与政治的关系和主导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迁，来说明苏东地区市民社会的实践与市民社会理论之理想预期如何不同，出现了何种悖论和困境，从而质疑这种新全球性市民社会理论本身的普世性。文章首先对苏东地区转型的基本特征进行反思和再阐释，随后通过“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动态张力、转型后市民社会的职业化与社会团结、“非公民性”市民社会的出现三个部分来详加阐述。最后对市民社会如何“再理论化”提出若干建议。
苏东剧变是自二战后冷战秩序形成、六七十年代新社会运动兴起并改变欧亚大陆政治图景以来，“漫长的20世纪”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此后的五至十年，政治学领域曾有过“转型学”的热潮，尤其聚焦在该地区内部转轨表现的差异上。然而这类研究大都预设了苏东地区的某种共性，并依赖于一些在当时历史语境中看来确定无疑的假设，这种关于共性的假设包括：
(1）民主化是反对派、市民社会和所有反极权、反威权力量联合斗争的必然政治选择。且民主化的制度选择是“自由民主”，而非“社会民主”，尽管在很多苏东国家，新建或重建的社会民主党在转型后很快赢得了选举。
(2）政治上的民主与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方案是相互不可分割的。民主化是“自由资本主义在政治层面的推论……是全球市场理性化和扩张运动的必然且自然的产物”。
(3）苏东国家政治与经济转型和民主化是兼具去帝国、去殖民性质的独立运动。而转型过后，苏东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应该、并且在现实中也确实迅速拥抱了全球化进程，新的世界主义取代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成为该地区政治的基调。
自21世纪初期开始，溢出这些基本议题的研究逐渐累积，对于这些预设的质疑和挑战也日益增多。如《1989：东欧的全球史》等研究全面总结了近期关于苏东转型的反思，及其对全球政治经济框架变迁的重大影响。这些反思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首先，苏东地区民主化的方案并不是唯一且必然的政治选择。当时东欧政治转型参照的榜样是20世纪70年代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通过精英协商实现的民主转型——多种政治力量（包括共产党在内）参与的新多党议会体制——这些国家也成为第三波民主化的肇始。当时东欧共产党人大都认为这是一条可以避免暴力冲突的转型道路，而西方政界也认为这一方案可以有效遏制暴力革命，使转型过程和平可控。但东欧国家学习、模仿南欧民主化模式的直接后果，是转型过程几乎完全由精英主导。即使在波兰，本应该代表工人的团结工会也是以“保卫工人委员会”的精英代表为主，来参与政治转型谈判的“圆桌会议”；转型后又是同一批精英控制了新政府，草根政治活动家与一般民众并没有充分介入转型方案的设计。尽管转轨后大多数东欧国家都经历了左右翼政治力量交替执政，但在决策过程中，依然是技术官僚主导着经济政策的设计。由此，作为对之前旧体制威权/极权主义的反抗，转型后新兴的选举政治赋予了民众形式上的政治权利，但却遮蔽了社会主义时期所关注的社会福利和经济正义。正如后文所示，这些问题之后会以不同的形式重返政治领域。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苏东地区民主化的政治方案实际上与同为自上而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捆绑在一起，相互提供了合法性，并加速了苏东地区（尤其是东欧和苏联波罗的海三国）重新融入欧洲市场和全球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进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对这些国家的贷款和成员资格设置了严苛的条件，迫使东欧主要国家进行紧缩调整和私有化改革。此前的研究对于经济转型的宏观绩效多有讨论，但经常被忽略的是，紧缩与调整的成本，在不同的转轨路径中基本上都是由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承担的。转型带来的其他经济和社会问题还包括：更容易遭受全球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参与西方市场竞争导致去工业化、城乡分割和失业上升；劳动力流向西欧导致本国人口急剧下降；贫富差距上升；文化创伤和对城市右翼精英的强烈不满。“民主带来经济繁荣”的命题，已经丧失了相当的合理性。
政治参与感的丧失与经济利益的被剥夺，都间接导致在转轨初期至今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苏东地区民族主义与极端保守思想的回潮。更深层的原因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东欧精英（尤其是掌握转型后政治权力的精英）的核心理念是，只有全面接受并推行和原有体制对立的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才有可能彻底打败旧体制。因此，在批判苏联对东欧地区“殖民统治”的同时，当地精英又普遍接受和支持欧美，尤其是美国在该地区和国际上的霸权统治，尽管后者的政策可能违背了自由与平等的基本理念。现实中，在摆脱苏联霸权之后，东欧又不免面临另一重在西方政治经济框架和文明话语中的“再边缘化”。在转型期间被压抑的民族（民粹）主义，重新获得了政治支持，以抗衡来自欧洲和北美的自由国际主义。在这样的政治话语中，作为自由国际主义推动者的欧洲或者西方，恰恰是在推行一种新殖民主义；而欧洲的后现代文化、性别关系的改变、对于各种性少数群体的政治包容和对于中东、北非移民的吸纳等变化，也促发东欧的保守力量重新抬头。由此，欧洲被认为背离了传统的“欧洲性”，而这些东欧、甚至欧亚地区的保守力量认为，恰恰是传统东欧社会、俄罗斯社会才代表了真正的欧洲性，并正在遭受西方世界文化多元主义与自由民主政治的侵蚀。近二十年来，多个右翼民粹政府和卡钦斯基、泽曼、欧尔班等领导人在东欧地区的出现，也是利用了这样的张力。进入21世纪，东欧的民粹力量和西欧的极端右翼政治力量之间，已经建立了有力联系，试图共同推动所谓“重新发现欧洲”运动：以民族主义为底色的右翼政党（如波兰的Pi S、匈牙利的Fidesz）及其支持者，在传统的自由主义话语之外，开始重新想象、构建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归属，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性”的说辞，来推动其政治议程。
上述对于苏东转型的再反思与再认识，可以为进一步剖析市民社会的新托克维尔主义话语廓清历史与现实政治背景。反之，苏东国家市民社会的变迁和转型后的实践，亦是理解苏东转型性质的重要参照。
概而言之，一种史观认为东欧市民社会传统其实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之后其发展被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式共产主义所中断，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转型必须“重建”市民社会。但实际上，除却捷克、波兰等例外，很多东欧国家在二战前的市民社会并不发达。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美苏之间“缓和”（Détente）进程与欧洲赫尔辛基机制的影响下，市民社会的概念和理论有一个在苏东地区逐渐被“重新发现”和“重新建构”的过程。当时的异见者试图从“非政治化的政治”中发现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因此，环保运动、环保议题的社会组织是这一时期市民社会的典型，如保加利亚的“保护鲁塞生态公民委员会”和后来的“生态公开性”组织、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反核环保运动、东德的“环境图书馆”等。类似的还有各种性别平权运动、反战与和平运动、重建民族文化组织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代表特定社会群体（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利益的社会组织进一步兴起，如最早起源于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团结工会、乌克兰利沃夫-沃伦煤田工人委员会等。
直言之，转型之前的苏东国家市民社会，主要以非政治场域为活动空间、以成员利益型组织和运动为主，当然也包括政治上更为激进的地下反对派和更具公益性并以推进公民权和人权为宗旨的组织与运动。在当时社会生活泛政治化、国家施行全能主义的背景下，这些市民社会的雏形有一个共同特征：实践中的高度政治化。在后来的转型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组织和运动深刻卷入了政治进程，其中颇有一些在此后的议会民主政体中转型为政党，或参与新的政治联盟，而其领导人成为第一轮民主制度建设的中坚力量，之后担任执政党领导人或者国家领导人。
在这种新政治语境和转型革命情境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整个苏东地区社会组织发展迅猛，成为市民社会全球性复兴的“明证”，被认为与拉美、非洲、东南亚的民主化进程和市民社会建设相呼应。有些学者甚至将此过程称之为“全球性的社会组织革命”（global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认为其重要性堪与19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相比。尽管如此，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加并不能说明社会组织的性质，也无法探究市民社会作为一种被极度理想化的概念与其实践之间的张力。那么，苏东地区市民社会在转型后，以及在欧美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范式遭遇合法性危机的情况下（2008年以来），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这与西方（美国）学术界建构的市民社会理想形态如何背离？其中哪些层面被理论化，而哪些层面又被遮蔽了？以下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这些问题。
2 “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钟摆运动
探讨市民社会理论的政治内核，有多种可能的切入方式。为了理解市民社会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复兴，本文首先从其有关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关系的视角来加以讨论。查尔斯·泰勒在《市民社会的模式》一文中指出，市民社会有两大理论传统，其一认为市民社会应独立于政治社会，这源自洛克“社会先于国家”的“信托说”；另一个重要的潜流是孟德斯鸠，认为“（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形成一个非政治的社会领域，而在于促成了政治体系权力多元化的基础。最为相关的并不是（市民社会）有国家之外的生命，而是如何与政治体系互动融合，并在其中占有相当的分量。”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美国学界和政界，仅前一种理论传统被普遍调用。在这种新话语中，市民社会成为国家威权的对抗者，强调只有相对于政治社会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市民社会作为国家威权和不公正现象的对抗性场域，市民社会由此也成为民主巩固的保障。比如，美国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就很喜欢引用托克维尔对于19世纪美国市民社会“黄金时代”的描述，以反对民主党的大政府计划和福利政策，甚至一度使托克维尔主义成为美国的某种“国民宗教”。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还组建了“千灯基金会”和“千灯计划”，以类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比喻，来支持美国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精神的发展。但实际上，泰勒认为托克维尔更多是孟德斯鸠范式的继承者。到了20世纪90年代，转型后的前共.产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地区，被迅速织入这一话语，成为市民社会反抗威.权国家的典型。那么，这一地区在推翻威权政府后，其市民社会确有独立而繁荣的发展吗？它们和年轻的民主政治之间的现实关系又如何呢？
如上文所述，转型前期苏东地区的新兴社会组织普遍具有“政治化”的色彩，而在转型后的最初阶段，其中颇有一部分组织和运动领袖掌握了国家政权，或至少进入了制度化的政治社会。这种高度政治化带来的广泛参与和普遍的代表性，是苏东地区市民社会能够推进民主转型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转型成功后，掌握政权的精英、西方国际组织和主要的霸权国家，并不愿意看到转型期市民社会的激进政治和草根参与以某种方式延续。他们达成的新共识恰是“去激进化”和“去政治化”，尤其要极力避免类似罗马尼亚的暴力斗争局面，因为草根民众被广泛调动起来之后的激进参与，或者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具有不可控的本质；这种不可控性无法用治理框架轻易驯服，也无助于建构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和推行紧缩改革方案。因此，政治斗争的焦点必然从转型经济正义与社会保障，转向形式化的个人权利，而政治的中介力量也自然从社运活动家转向经济学家、宪政专家和技术官僚。
如此“去政治化”的新图景，改变了苏东市民社会发展初期的社会基础。一些成功转型为政党的组织，比如上述的波兰团结工会，必然会因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不同取向而严重分裂。早在圆桌会议之前，团结工会领袖莱赫·瓦文萨并不希望该组织成为执政党，而另一名团结工会早年的女性领袖安娜·瓦连季诺维奇（Anna Walentynowicz）甚至比瓦文萨更加反对政党化，希望保持该组织的工会性质，还严厉批评瓦文萨对此态度不够坚定。但这种自我限制式的政治选择，在高度政治化、政治机会涌现的转型期间很难达成，而其后果只有在这些组织执政后才逐渐显明。从第一次执政开始，团结工会内的知识分子精英就控制了政府，而基层工人活动家则主要集中在议会。前者基本抛弃了早期工会的社会网络，而后者仍然时常发动市民社会罢工和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以保护转型过程中工人的权利。持续的分裂使得团结工会在进入21世纪之后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和公共空间。另一些社会组织在进入政治社会后则变更了领袖人物和纲领。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Civic Forum）在赢得政权之后，“布拉格之春”时期的捷共第一书记、天鹅绒革命时复出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并没有获得总统提名，而是被更为坚决地反对共产主义、支持自由民主与市场方案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取而代之。这标志着1968年的政治遗产、社会主义民主和市民社会参与民主的传统，并没有在1989年转型之后被继承。
还有一些国家的草根组织在1989年之后的政治场域中被边缘化。东德的“新论坛”（Neues Forum）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为提倡直接的公民民主参与而非议会制的自由民主，同时反对加入西德，这一1989年前在东德最有影响力的市民社会组织，在随后的大选中基本丧失了影响力。还有捷克1999年成立的松散知识分子组织“冲击99”（Impulse 99），后来演变为要求政治家离开政坛的“谢谢你，是时候离开了”（Thank You,Time To Go）的社会运动，其宗旨是，“如果内阁和议会忙于政治性的非政治（工作），那么公民们只能来从事非政治的政治（工作）。”然而，这种与政治社会决裂的态度，以及无法提出具体政治议程的局面，最终也导致该组织本身的分裂和消亡。
在特定条件下，转型后的市民社会还与政治社会发生了激烈对抗，出现了“再政治化”的现象。罗马尼亚日乌河谷煤田区的“罗马尼亚矿工工会”与团结工会等组织不尽相同，一直坚持政治化原则，即使转型后也没有放弃激进的游行抗议，甚至还卷入了很多暴力事件。但因为与左右翼政府都缺乏妥善沟通与协商的制度化渠道，最终也不得不接受煤矿关闭、组织式微的结果。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矿工组织、克罗地亚的退伍军人运动等，也是类似的例子。
一个意涵更为丰富的反抗运动则是所谓的“布拉格之秋”。2000年9月，全球多个跨国市民社会组织联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布拉格峰会期间进行抗议，反对这两家精英组织在经济全球化、环境问题和债务议题上的立场。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捷克总统哈维尔、执政的社民党政府以及捷克最大的工会组织（CMKOS）都支持全球化，而捷克一个由多个社会组织联合组成的“反对经济全球化动议”（捷克语首字母缩写“Inpeg”）与独立工会联合会（捷克语首字母缩写“ASO”）则参与组织了这场反对运动。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至少说明苏东市民社会进入新千年后的两个重要变化：一是不再绝对支持转型精英的民主纲领和新自由主义政策，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转而“再政治化”；二是开始调用全球市民社会的力量，来实践新形势下的社会抗争。
与“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钟摆运动并行的，是苏东市民社会参与率的大幅下降。“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缩写WVS）1995-1997年——即苏东转型之后的第一轮——民调数据显示：虽然在转型之后，后共产主义国家社会组织的绝对数量提高了，但是公民的参与率相对处于较低水平，人均参与组织的数量为0.91个，不仅远低于民主巩固的国家（2.39个），也低于其他后威权国家（1.82个）。并且，在WVS调查的九类组织当中，除了工会以外，苏东国家内其他类型组织的成员数量均绝对小于前述的另两类国家。而WVS从1989到2003年三波调查的完整数据进一步显示：调查中所有国家的人均参与组织数为1.04个，民主巩固的国家为1.33个，非民主国家为0.85个，而后共产主义国家只有0.56个，是所有类别中最低的。36甚至有学者通过定量研究说明，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民主化程度较低的，公民的社会组织参与率反而相对较高，比如白俄罗斯。37而如果用市民社会部门的正式就业来衡量的话，结果也类似。比如在2001年，东欧这一部门只吸收了2%的劳动力人口，相比之下美国高达7.8%，德国、法国也在5%左右。
当然，用个体层面的参与性数据来衡量市民社会的深度与密度，显得极为单薄。美国国际开发署对欧美之外地区部分国家的市民社会曾做过“可持续性”的指数评估，通过对法律环境、组织能力、财政能力和政治游说四个方面的测量，来综合刻画一个国家宏观层面的市民社会组织程度：指数数值越小，说明市民社会组织可持续性越高。以最近的2018年数据为例，中东欧和欧亚国家的平均得分是3.30，亚洲是4.27，中东与北非地区为4.96，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为4.73，拉美为4.2。而且，从1998年以来，苏东地区国家该数值一直在缓慢下降。虽然中东欧和欧亚国家看起来是表现最好的，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指标中的变量是美国国家机构和相关智库选择的，尤其赋予“游说能力”很大的权重，但本土参与之类的行为并没有给予权重。
类似地，佩特洛娃与塔罗利用布达佩斯的个案研究和上述的美国国际开发署数据试图说明：市民社会的活跃与政治能动不仅体现在个体参与性，还体现在所谓的“交易/中介性的行动主义（transactional activism）”，即市民社会组织作为政治游说力量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另一研究也声称，中东欧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活动与游说在所有非盈利活动中的占比，是西方的两倍，前者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游说活动中。尽管如此，也有一些文献指出，东欧社会组织的游说能力和政治联系并没有那么强，更常见的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交流的旧机制崩溃，但是仍然缺乏有效的新沟通渠道。市民社会代表的公共需求往往被政治社会内的政党有意忽略，前者与官僚部门的摩擦也从未停息，这也反过来打击了普通民众的积极性。因此，即使个别案例具有说服力和代表性，也并不能证实东欧地区民众通过市民组织部门实现了普遍而有效的参与，而反过来恰恰说明其市民社会的核心是精英网络，并非大众参与。概言之，苏东地区转型之后公民参与下降与民主转型之前的期待和理论都背道而驰，以至于不同的学者或者称之为“虚弱的市民社会”，或者认为这是一个“后共产社会最重要的悖论”，称之为“市民社会僵局”。
如果把这些表征放在一起看，苏东地区的市民社会在转型和民主化的历史情境之中，始终处于“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钟摆运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无法达成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两者之间缺乏孟德斯鸠意义上的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的制度渠道，虽然存在作为政治交易的精英网络，但缺乏广泛而实质性的大众参与。其成因，部分来源于转型前市民社会政治形象留下的重要遗产。如波兰圆桌谈判时的两方即分别带上“党/国”和“社会”的标签，而波兰天主教会作为谈判的中介人和调停者也使用了这样严格两分对立的话语。后来成为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提出的“平行政治”（parallel polis）概念，就是主张市民社会独立于、平行于政治社会。类似地，匈牙利作家哲尔吉·康拉德（George Konrád）提倡，在冷战格局下，个体只有在“反政治”（antipolitics）状态下才能找到自由，比如投入宗教、文化、经济和职业组织之中去。这些东欧知识分子在转型过程中政治上的成功，改变了他们对于未来的政治想象，进一步把这种“两分法”的政治观制度化。
另一方面，恰恰也是因为新近建构的民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精英与本土精英的一种合谋，正如上节所述，把自由民主之外的政治方案都排除在外，也把市民社会的各种政治能量和诉求，比如大众参与的愿望（走向极端当然就是民粹主义）、对于社会福利的期待，还有下文将详解的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以反激进、反民粹的名义，全部压制在正式政治场域之外。然而这种政治能量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使市民社会在内爆与对政治的冷漠之间徘徊，很难找到平衡点。这些历史因素的辐辏，使得主张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关系的洛克范式占了上风，而孟德斯鸠的理论模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如葛兰西主义）被遮蔽。换言之，就是所谓的“对抗型”市民社会理论模型替代了“民主型”的市民社会范式。实证上，对苏东地区市民社会的早期研究也往往聚焦在前一类直接挑战旧政权的、“道德性的市民社会”（moral civil society）组织，但是针对后一类“日常政治”中的市民社会则缺少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因此对于日后苏东地区市民社会发展前景的判断有所失焦。
3 “他们答应给我们市民社会, 却留下成千个NGO！”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争论之外，市民社会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强调市民社会的自发性，认为通过“自愿结社主义”可达到社会团结。在托克维尔眼中，一个缺乏贵族政治领导、以一两千人为限、分散聚居的社会（美国），“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如果他们根本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结社的习惯，则文明本身就要受到威胁。”因此，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民主是以其“结社的爱好和习惯”，并以独特的地理条件、清教的道德基础、地方教会的组织方式、乡镇的自治传统、孕育公共精神与尊重身份平等的民情等为其可靠的基石，而不是法国式革命的结果，更不是来自外部的输入。当然，这一理想图景从来不是对一个半世纪以来美国市民社会现实的写照。而且，美国市民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了“职业化”的重大转型：因“新社会运动”带来的议题变迁、女性大量加入劳动力市场、社会组织筹款技术改变等原因，美国社会组织转而由拥有工商管理硕士（MBA）等专业学历的精英加以管理，往往只在华盛顿设全国性的办公室，而实际已经丧失了地方参与的基础，并逐渐官僚化。美国共和党及与其相关的政治力量想重建市民社会的地方基础，但影响重大的各地茶党组织，很多无非是共和党输送的资源，被称为“人造草皮组织”。那么，苏东地区的市民社会部门在转型后是否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自由民主式转型道路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之后，欧美的基金会、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为苏东、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这几个重点地区的社会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和人员援助，成为欧美国家外交政策和所谓“民主推进”“民主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对东欧的援助尤其多。1989-1994年间，该机构每年在东欧的投入大约3.6亿美元，涵盖经济重组、贸易投资、商业发展以及包括市民社会在内的民主建设。此外还有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社会行动与革新动议”（Social Action and Renewal）、“东西女性网络”（Network for East West Women）、“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s Board)，也参与了对苏东国家社会领域的各种资助、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等。私人基金会则包括索罗斯基金、福特基金和麦克阿瑟基金等。2004年波兰等10个中东欧国家正式加入欧盟后，美国对东欧地区社会组织的资金供应锐减。
在欧洲方面，由欧盟提供资金的法尔计划（PHARE Programme）旨在援助位于中欧和东欧的申请国，协助其加入欧盟的准备工作，其中也包括对这些国家市民社会领域各种社会组织的资助。由于欧洲议会对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设定了民主标准要求，1990-1996年间，欧盟提供给申请国经费总预算中的1%被规定用于这些国家市民社会的发展。2000年以后，欧盟进一步将“市民社会”引入针对部分原苏联国家推行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The Eastern Partnership）中，实质上把这些国家内部市民社会的发育同其加入欧盟的前景直接联系起来。2009年，“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正式引入“市民社会”，将其作为欧盟和东部邻国关系中的一个新行为主体，作为东部伙伴国家未来进入欧盟、接受欧盟价值的一个重要基础。欧洲议会在关于东部伙伴关系政策的评估报告中，也强调了支持市民社会在欧盟对东部伙伴关系国家援助支出上的重要性。
外部援助当然有积极的作用。比如上文所述，转型前后苏东地区社会组织得益于丰富的外部启动资金而在短期内数量猛增，当地市民社会的组织精英也因外部资金支持而加速融入全球市民社会的网络。即便是这些组织获得最低限度的发展，也可以帮助官方和本地社会提升对市民社会组织的认可度，接纳它们为合法的社会主体。然而，更多的文献指出，外部援助的政策效果至多是“祸福参半”，产生了诸多意料之外的后果，包括职业化、与地方联系减弱、议题的去本土化、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矛盾加剧，以及地方社会组织的原子化和去政治化。
首先是职业化问题带来的人员构成、训练和组织结构的变化。在苏东地区转型早期，美国和英国的社会运动积极分子与市民社会组织，最先前往该地区参与建设当地的市民社会组织和民主制度，但他们对当地政治状况所知甚少，不免把自己的组织模式复制到当地。在市民社会原有基础较好的波兰、匈牙利，以性别议题为主的社会组织也依靠类似机制，培养了一批可以嵌入国际市民社会网络的当地专业人士，这些人替代了原有的运动分子，但与自身社会的联系实质性地弱化了。在哈萨克斯坦等原有市民社会基础较弱的国家，在环保领域，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外部组织派出专业人士帮助当地组织起草环保法草案，并推动特定的环境监管体制。在此过程中，受外部资源培育而崛起的这些组织的本土管理者，很快成为一批拥有国际资源的当地精英。他们大多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接受培训，而当时的培训并不强调在本地基层社区内寻找筹款机会，更多是学习如何在国外捐助者要求的规格体系内填写申请、召开有效的新闻发布会、如何游说本国议会等内容，但对于怎样与基层社区联系、如何动员基层民众支持，则少有涉及。
其次，除市民社会组织人员构成变化之外，外来资金的牵制也是市民社会无法本土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常见的现象是，“大多数的市民社会援助项目成为地方精英争食用的食槽”，因而新兴的社会组织必然更为关注出资方的选择与考核标准，并在实践议题上向这方面靠拢，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当地成员、回应当地社会的需求、开辟本土的资金来源。
第三，转型之后，苏东地区社会组织的议题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环保运动在转型前的苏东地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关注当地社会的具体问题，比如建立水坝、开矿、核能源等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环境风险。但是民主化转型之后，这些组织关注的议题转移到保护生态多样性、加强环境教育等，往往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在哈萨克斯坦，这些新议题成了主流，而最为紧迫的清洁水源问题却一直得不到关注和解决。上述新议题显然符合西方、特别是美国中产阶级的趣味，也是美国社会组织动员成员邮寄、捐赠和网上捐款的主要手段。苏东地区的社会组织与美国的社会组织在接受捐赠的方式、受资助的对象、捐赠者的组织目标、社会组织本身的议题和实践策略等方面都在趋同。
在这种情况下建构的市民社会，甚至可能会加剧政治场域的矛盾。国际援助的介入，使得政治行动主体增加了，国际组织、国际出资人、外国政府（主要是欧美国家）、当地政府和当地新建的社会组织之间，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博弈和利益纠葛。在环保领域，国际石油大公司往往是利益相对独立的重要一方。在一些例子中，社会组织成为国际力量形塑国内政策的重要工具。比如捷克在转型初期，原有的环保网络和社会组织在政治场域基本被边缘化了，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一批组织皆有国际背景，但基本放弃了激进行动的目标。当社会民主党组建的政府面临欧盟压力要推进新的环保立法时，必然需要邀请由专业人士运行的、以政策参与为导向的社会组织来起草法案，而后者更倾向于站在国际组织和欧盟的立场上说话，与国内希望达成环保与经济发展共赢的目标相冲突。在另一些例子中，市民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比如在波兰，转型前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的结构和记忆，导致依靠外国和国际组织资助的社会组织与管理外援的波兰外交部之间严重对抗，造成行政机构与社会组织二元对立关系的固化。
直言之，苏东地区在转型之后也发生了社会组织的职业化。市民社会的专业人士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发展职业”，孤悬于本土社会之外，社会组织并没有成为社会团结、自愿结社的重要场域。当然，职业化的原因与美国不尽相同，一方面是该地区转型后一度高度依赖欧美援助，导致社会组织在短时间内重新洗牌，另一方面是欧美国家试图把该地区社会组织从培育集体行动动员力，逐渐转向提供社会服务的功能。这也是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去激进化自由民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匈牙利哲学家和社会行动家雅诺什·基斯（Janos Kis）曾这样评论：“他们答应给我们市民社会，但却留给我们成千个非政府组织！”类似的评价还有东欧普遍出现的“有非政府组织、无市民社会”的现象；在亚美尼亚的市民社会部门，“将民主变为一个个项目，将‘市民社会’转为非政府组织”；而在俄罗斯，干脆就是只存在于报告和会议室里的“虚拟市民社会”。这些不同评价共同的言外之意是：市民社会的组织外壳已然建立，但并不能促进社会内部团结，也不依赖于“人民力量”。这些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与本土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分离”，在俄罗斯至多不过是“购买了公民参与”。因此可以说，苏东地区转型后的市民社会实践，总体上背离了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对于通过自我组织、促进社会团结的理想憧憬。
在20世纪80年代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中，还有一种理想化的倾向认为，市民社会高于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繁荣能促进社会多元化、民主和进步，因而具有道德上的领导权，而政治社会则由威权和霸权的逻辑主导。换言之，市民社会总是具有“公民性的”（civic），而不是“非公民性的”（uncivic）的特质。当代市民社会和民主化研究的早期文献，曾列举出市民社会之于民主制度的十项功能，包括：平衡和监督国家权力、加强政治参与、培育宽容妥协等民主制度的基本品格、塑造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渠道（特别是被正式政治制度所排斥的群体）、促进社会利益的多元组合并防止政治竞争极化、训练和培养政治人才、监督公平选举、促进信息和理念的流动、形成支持经济改革的联盟，以及最终增强国家问责制度的能力。而提出市民社会内部团结来源于社会资本积累的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也假设孕育社会资本的网络是一种横向的联系，而非纵向的科层结构，所以能促进平等的社会交往，不会导向威权、胁迫和暴力。但是对苏东国家来说，这一话语的起点显然是一种狭义的市民社会定义，而不能被治理和控制的、与民主无关的、黑暗又暗潮汹涌的那部分广义的市民社会，显然被排除在外了，而后者也许才是这一地区市民社会的原生力量与真正代表。
这部分市民社会的重新上升，与该地区转型前后政治情境的变化高度相关。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球性的右翼保守主义和民粹-民族主义的回潮：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初现端倪，到21世纪初普遍成为各国重要的政治力量，甚至夺取了政权。再以民主转型成功的标志之一波兰团结工会为例。在第一次执政失败之后，团结工会的主要票仓已经逐渐从工人转向右翼议题与民族主义的支持者。这一方面是由于团结工会在苏东转型的自由民主框架中，必然会放弃阶级话语，不再推动以“阶级裂痕”（class cleavage）为基础的政治方案，取而代之的是以种族、族群、宗教等“社会裂痕”为基础的政治。另一方面的原因则要回溯圆桌会议时期天主教会的作用。教会被邀请作为“联结各反对派的黏合剂”，这使得“后共.产主义波兰政治中重塑波兰身份的世俗声音，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而教会拥有所有政治议题的否决权”。转型前，宗教曾被普遍压制，所以提倡性别平等的现代性世俗价值，在教会重获权力后，被认为是“外国的”、非本土的政治主张。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堕胎的政策辩论中，团结工会为了获得教会的支持，选择反对堕胎，背叛了曾经的女性盟友，甚至还有一部分反犹的言论。
团结工会的转向助推了右翼保守主义在波兰的复兴，以至于在其自身消亡之后，后继出现了两大右翼政党（“公民纲领”和“法律与公正党”），且都进入了议会。2004年，这两者已壮大到可以角逐政权，其中法律与公正党（Pi S）在2005-2007年、2015年之后一直掌握政权。东欧地区类似的新兴右翼政治力量，还包括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GERB）及其创始人鲍里索夫（Boyko Borisov）、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及其支持的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ć）、斯洛文尼亚民主党及三任总理的亚内兹·扬沙（Janez Janša）、捷克“是的2011”及其创始人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这种保守主义转向不限于新生的右翼政党，也包括很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比如斯洛伐克的菲乔（Robert Fico）、罗马尼亚的德拉格内亚（Liviu Dragnea），以及捷克的泽曼（MilošZeman）。
概而言之，右翼保守政治力量的主要议题回应了以下几种话语。
（1）民族主义：加入欧盟的限定条件、移民问题等历史情境的变化，使得20世纪90年代零星出现的民族主义，在21世纪成为主要的政治动员基础。转型前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方案紧密联系，转型期间的反苏民族主义也是重要的动力，而转型后的主导政治力量动用全球新自由主义来压制民族主义，最后反而使其更为剧烈地反弹。
（2）福利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自由民主方案带来的剥夺感，使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改革背叛了1989年社会运动对于平等的承诺，这促使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等党派重新提供部分社会福利、匈牙利青民盟则推行家庭补助和国有化政策，并都通过这样的政策建立了自己的部分政治基础。
（3）和宗教相关的社会保守价值，包括反堕胎、性别主义、反同性恋、强调家庭价值等。
（4）民粹主义：包括反政治、反精英的情绪，反对部分现代政治价值，企图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政治参与方式，但迅速与民族主义、保守价值相结合。
当市民社会的内在能量无法通过制度化通道进入政治社会，社会组织内部还面临着职业化和国际捐赠所带来的与社区“脱嵌”问题时，新兴的右翼保守主义很容易趁势而起，部分攫取了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将市民社会已有的建制、组织能力和已形成的网络（及相应的社会资本）用于“非公民性”的政治目标。与美国保守主义成功占有该国20世纪60、70年代服务于自由左翼的“市民社会组织”的套路一样，苏东地区的右翼政党也创造、激发和利用了所谓的“非公民性”的市民社会。匈牙利欧尔班在2002年创建的草根网络“公民界运动”（civic circle movement）就是重要的例子。这一网络由多个社会组织和媒体组成，他们重提宗教和民族议题，试图重构“欧洲性”和“公民权”，并把中左政治派别贴上“精英”的标签。这一网络的主要参与者为城市中产阶级、职业群体、宗教人士和广义的爱国者，比此前提到的各种“悬浮”的社会组织拥有更广泛的草根基础。这一网络特别有效的一个组织策略，是重新“发现”和再造节日、生活方式、文化符号和民族英雄，吸引追随者参与各类文化和慈善活动，从而达成了另类的社会团结。其活动的主要话题包括四类：地方性爱国主义、神圣化的中世纪主义、欧洲的匈牙利和1500万匈牙利人。欧尔班曾在其中一次活动中这样宣称：“公民性的匈牙利并不是这个国家或大或小的一部分，它就是全部……（它）无法作为反对派，一个民族作为自己的反对派是不可能的。”这一话语显然放弃了市民社会作为“反对派”的功能，也与市民社会作为多元主义的、自由民主框架中的一部分相去甚远，转而充满着将市民社会等同于“整体主义”的民族观念。这与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要素高度相似。虽然欧尔班在右翼政治的光谱上离法西斯还有一定距离，但是这些话语和组织策略的确帮助他赢得了政权。
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也有类似的市民社会网络基础，其中之一就是以“玛丽亚广播电台”（Radio Maryja）为中心、以里德兹克（Rydzyk）领导的天主教运动（救赎主会）为基础的网络，主要听众是农村地区人口、老年人和天主教徒，在全波兰有上百个相关的俱乐部和办公室。主要的话语包括仇恨外国人、仇恨欧洲、反犹主义、反伊斯兰，并且反对同性恋、反离婚、反避孕和辅助生殖技术。2014年法律与公正党党魁卡钦斯基竞选失败后，曾利用这一网络发起了街头暴力抗争。
再以乌克兰为例。该国自独立以来公民参与的活跃程度受到学界很多关注，但转型后乌克兰新呈现的市民组织政治参与热潮，并不代表任何一种特定的政治观念，各种市民社会组织的形式和性质多有不同，并非所有的组织都符合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恰恰相反，宣扬传统宗教、保守价值观念的社会组织，和以“个体自由权利”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在过去几年都呈现更加活跃的趋势。乌克兰的保守市民社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关注传统、保守的社会价值和宗教价值的组织，他们获得的支持，部分原因是民众对于乌克兰加入欧盟法律框架的一个反击。这一类的代表有成立于2010年的“全部在一起运动”（All Together Movement），该运动通过大量家庭节日、街头游行和教育活动，来弘扬传统家庭和性别关系，反对乌克兰宪法修正案修改家庭作为“一男一女结合”的法律定义，反对性取向、性别身份等议题进入乌克兰的立法。另一类则是极端右翼、具备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在2013年以后同俄罗斯的军事对抗中，获得政治资源和活动空间。这类的代表有“右区组织”（Правийсектор），在“广场运动”期间组成，随后逐渐分离出一个半武装组织、一个政党，还有一个以青年人为主的社会组织，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组织都坚持极右翼的政治立场，也都至少不拒绝使用暴力来达成自己的政治主张。
如果说以上例子中的右翼组织多少能被政党或国家所控制的话，那么另一些更为激进的暴力组织就未必了。匈牙利的青年新纳粹运动“光头党”就是典型。其中，阿尔伯特·萨伯（Albert Szabó）和伊什特万·哲尔克什（István Györkös）在1993年创建的“匈牙利人运动”（Hungarist Movement）是最有影响的组织之一，他们从二战时期匈牙利纳粹组织“箭十字”（Arrow Cross）寻求历史合法性。和其他的组织类似，“匈牙利人运动”的成员诉诸一些青年亚文化，比如采用万字符、穿黑衣和军靴、剃光头等。他们暴力行为的对象主要包括三类人：吉普赛人、犹太人和一般意义上的“外国人”（比如阿拉伯人、亚裔和长得像吉普赛人的罗马尼亚人）。在社会主义时期，匈牙利的青年人群被国家法团主义体系高度组织化。但转型之后匈牙利市民社会的发展，没有有效吸收和组织青年亚文化，而新建构的政党和国家也几乎放弃了这一群体，留下了一个权力和社会领域的重大空白。精英青年还可以通过社会运动实现政治上升，但普通青年很快就被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组织所吸引。朋克亚文化和其他地下音乐团体，不仅催生了20世纪80年代的反对派，也给后来的反政治种族主义提供了资源。因此，光头党运动是社会主义遗产和后转型政治的共同产物。这些运动和组织一度还加入了“匈牙利民族联盟”（MNSZ），该联盟与丹麦、德国和法国的右翼极端主义政党都有联系，甚至在美国中西部的密尔沃基也设有分支来筹款，可谓上文提到的以“布拉格之秋”为代表的全球市民社会的反面。虽然“匈牙利民族联盟”后来失败了，但他们的主要话语在21世纪仍具有持续吸引力。类似的运动在其他国家也颇具规模，比如斯洛文尼亚。
这些例子对于市民社会的公民性假定和民主属性提出了重大挑战。如果我们对市民社会采用一种广义的理解，即市民社会包括所有处于政治社会与家庭之间的自愿组织社群，那么正如帕沙·查特吉评价他的母国印度一样，这些社群“属于自然的领域、原生的领域。只有经过净化、驯服，才能成为主观共享的情感，来保护和滋养（新的民族共同体）……但是（社群）也总是带来威胁，如暴力、分裂、恐惧和非理性的诸种可能……国家与市民社会在资本的话语中都有相应的地位，而社群在理想状态下也是被流放的……社群变成了地下的延绵流脉，不愿消失，但仍具有颠覆性。”这部分“被流放”的市民社会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很可能被右翼威权政治所调动和利用，甚或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准军事基础。这也正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欧洲东部的故事。魏玛共和国的主要政党在一战之后并没有很好地应对大众政治兴起的挑战，仍由旧精英把持一切，市民社会于是成为大众公共政治参与的替代性渠道。然而悖论在于，当时德国的社会动员程度虽然很高，但却是以现有社会群体为界来组织集体行动，从而加深了已有的社会裂痕。而大众对正式政治制度亦高度不信任，并被纳粹所利用，通过准军事化组织来动员社会力量，最终走向了种族清洗。
因此，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学者约翰·基恩（John Keane）强调：所有现实的（非想象中的）市民社会都有从“公民性”滑入“非公民性”的危险。另一名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学者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这样评论：“有关自由的话语，总是内含着压迫的话语。这是市民社会话语最核心的一个悖论。”具体而言，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中所界定的“公民”自由、所推崇的“公民性”，往往隐含地以对作为“敌人他者”的压迫为前提。这些“他者”在当代苏东地区可能意味着外来移民、犹太人、吉普赛人、女性和各种性少数群体、异教徒，甚至代表欧洲价值的人群等，而这些人恰恰是自由主义所界定的“公民性”（市民社会）应该保护甚至张扬的多元性的主要对象。自由主义话语必须有效压制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分裂性的地方认同，才有可能自我维护。而现实中，苏东地区社会组织和群体从“公民性”向“非公民性”的转变，其负面后果在过去十多年间逐渐全面展现，也再次验证了杰弗里·亚历山大所说的“市民社会话语最核心的一个悖论”。
历史上，市民社会理论拥有多歧的理论资源和丰富的社会实践。而如果去掉“民主”“社会团结”“与国家零和博弈”等过强的理论和道德期待，则涵育多元性是其一以贯之的特质。然而已经出现的悖论是，20世纪80年代市民社会理论在全球扩展的过程中，其核心话语却越来越单一。苏东转型前后的实践——被调用说明市民社会理想类型的可行性与普世性——成为一种模板。尽管如此，苏东地区从转型到日常政治的历史显示，曾作为体制反对派与转型推手的市民社会，并不一定能够成为转型之后国家-社会关系中的积极建构因素。市民社会如果缺乏与政治社会之间制度化的关联，很可能走向去政治化或过度政治化两种极端。来自欧美的援助并没有达到通过资助苏东地区市民社会来巩固新民主的效果，而是制造了一群“脱嵌”于本土社会的职业人士和诸多“悬浮”在当地民情之上的社会组织。为了寻找替代性的团结基础，一部分非公民性的市民社会成为社会分裂、右翼保守化和民族主义的载体和表征。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今后在类似苏东地区这些世界体系中的边缘或者半边缘国家里，市民社会实证研究的可能视角：
(1）在日常政治的情境中，市民社会如何建构与政治社会的沟通渠道，包括政治诉求的转化、资源的流动、协商的方式。由于不同国家政治遗产、历史上国家-社会结构性关系的差异，这种制度性管道应是多元的。因此，只有具体政治情境中的市民社会，而没有抽象的、普世的市民社会理论。当然，如何维持市民社会的政治联系和“自我限制”的性质，防止市民社会进入“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循环，也是一个重要议题。
(2）如何促进市民社会的本土联系，使之避免“代表性的断裂”，真正为当地议题服务，培育本土社会网络，而不是创造一个国际化的“发展职业”和“绿色飞机一族”。这并不是说必须放弃外来资源，而是需要考察这些资源起作用的方式，是否促进了参与和公平，还是制造了新一重的权力结构，抑或加强了传统的权力结构。
(3）市民社会的边界也需要重新思考：市民社会只包括具有“公民性”、非强迫性、非暴力的那部分，还是也包括灰色甚至阴影的部分？前者更多是一个全球中产阶级学者、社会活动家、社会组织管理者和部分政治行动者所选择的概念，而后者才是市民社会原生且有持久生命力的组成部分，不能简单摒弃。据卡尔·波兰尼的说法，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其他右翼民粹价值的回归，正是“社会保护运动”周期出现的形式之一，不能简单看作是偶然的，或是邪恶愚蠢的。那么，这些运动和组织如何与右翼政治勾连？其内部通过何种网络组织？主导的意识形态为何有吸引力？这些是在全球政治逐渐进入保守主义周期后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苏东地区市民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实证经验和批判素材。
*文章转自《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6期，限于篇幅，文章有所删节，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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