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新总理: “我们将坚定推进核潜艇计划”
澳反对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对话
洛伊研究所执行董事弗利洛夫
翻译｜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来源｜Lowy Institute
弗利洛夫：你从1996年就开始在议会任职。你从政的时间则更长。你已经近距离接触到澳大利亚近年来的所有总理。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哪一位是你真正欣赏的总理？如果你当选总理，你会在外交政策上效仿哪位总理？
阿尔巴尼斯：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G20会议上，我近距离地接触了陆克文（Kevin Rudd，2007-2010年在任），当时正值全球金融危机（注：2009年4月于伦敦召开的G20第一次领导人峰会）。陆克文能够在奥巴马总统、中国代表团和所有国家之间进行沟通并找出大家的若干共同利益。我现场所见证的一件事是，澳大利亚正在“小马拉大车”。我也参加了2005年和2006年在蒙特利尔和内罗毕举行的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在我看来，澳大利亚的立场——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一部分，而不是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对气候公约的影响显而易见。
我还认为，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2010-2013年在任）与奥巴马总统建立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它促成朱莉娅在美国议会发表的著名演讲。我认为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它也促成了美国海军陆战队进一步加强在澳大利亚北领地的军事存在。
我认为，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工党总理一直对世界感兴趣。鲍勃·霍克（Bob Hawke，1983-1991年在任）还是保罗·基廷（Paul Keating，1991-1996 年在任）都是如此，他们一直都很慷慨，并准备好伸出援手。往前追溯，你看看现在在议会中发生的一些辩论。如你所知，约翰·卡廷（John Curtin，1941-1945年在任）成为总理，是由议会投票而非人民投票的结果。在最黑暗的二战时刻，议会向卡廷求助。对我来说，卡廷在国家重建方面的遗产也值得关注，卡廷任命班·奇夫利（Ben Chifley）为战后重建部长，这发生在战争的高潮而非战后，他是如何计划出来的？放在今天，大流行病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如何建立起更强大的后盾（build back stronger）？
弗利洛夫：你所关注和钦佩的国际领导人呢？我注意到你今天穿的是黄色和蓝色的衣服。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在向乌克兰致敬？
阿尔巴尼斯：的确是。
弗利洛夫：你提到泽连斯基总统。你对他在过去几周里领导国家的方式有什么看法？
阿尔巴尼斯：我认为他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在极端困局中的领导力。特别是，当他被问及需要什么时，他呼吁提供武器支援。他们在强敌面前捍卫自己的主权和民主。我认为，这很鼓舞人心。这种勇气激发了一些积极因素，促使欧盟以一种团结的方式采取行动，北约、西方民主国家，都走到了一起。不仅在领导人层面，在澳大利亚民间，他们也获得了巨大支持。
弗利洛夫：你提到了约翰·卡廷，他在1941年12月《墨尔本先驱报》上发表的著名声明里说：“不需设置任何禁忌，我清楚表明，澳大利亚期待着美国”。如果你当选总理，澳大利亚是否仍然期待美国？这在2022年又意味着什么？你希望澳大利亚成为美国的何种盟友？
阿尔巴尼斯：这意味着美国仍然是全球民主国家的领导者。尽管美国的缺点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有，但在美国，它们可能变得有点混乱。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看到了这一点。美国在其军事工业综合体方面的体制力量，以及它对民主国家的力量是相当不寻常的。几十年来我都在参与澳美领导人对话，因此我和美国两党以及与来自国防机构和安全机构的人建立了跨党派的友谊。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我们也可以与拜登政府建立这样的联系，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与澳大利亚工党现在对世界的看法相当相似。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而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它也有着真正的外交政策上的联系。毫无疑问，气候变化是太平洋国家所关注的头号问题。如果你没有被视为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它也会破坏你在其他领域的努力——鉴于我们目前在太平洋地区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国正寻求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澳大利亚需要加强与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我认为当下有一个真正的机会来加强这种关系。在议会为《澳新美安全条约》签署70周年所做的纪念演讲中，我和莫里森总理的一大区别就在于我承认气候是一个核心的国家安全问题。
弗利洛夫：谈到两党差异，最近几周有很多关于双方政策异同的讨论。工党有一个独特而自豪的外交政策传统。除了差异比较明显的气候政策之外，你认为工党和联盟党之间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和莫里森总理相比，你在国际事务上会有什么不同的做法？
阿尔巴尼斯：从历史上看，工党更愿意在太平洋区域开展工作。例如，我今天谈到了印度尼西亚。工党上次执政时，我定期前往印度尼西亚并建立了印度尼西亚运输安全援助计划（Indonesian Transport Safety Assistance Package），主要目的是在基础设施方面协助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但也有实际措施。海上安全对印尼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许多印尼人在事故中丧生。我们通过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为相当比例的印度尼西亚空中交通管制员提供培训。卢卡斯·高斯林（Lucas Gosling）今天也在座，作为所罗门选区的议员，他非常清楚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和东帝汶的关系，我委托他领导一个工作小组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政府委托出台的《瓦吉斯报告》（全称：An India Economic Strategy To 2035）专门研究了印度战略。但我认为，能提出全面实施该报告的一定是个勇气非凡的人。印度有巨大的增长机会。而且，即使只是那里的经济机会，和我们在能源安全、气候行动、外交政策目标等安全领域也存在着协同作用。像Sun Cable项目从滕南特克里克（Tennant Creek）向新加坡供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说明我们可以抓住那里的机会，因为我们处于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地区，这已经弥补了澳大利亚由于远离欧洲和北美而产生的不利因素。我们现在有一种战略优势。这是一种经济上的优势，但通过建立这些关系，也会对外交政策和安全方面产生影响。
弗利洛夫：接着是关于外交的问题，因为你所说的工党的很多成就其实是外交官们的辛劳成果。我想大多数观察家都会说，在过去的20年里，外交贸易部（DFAT）在堪培拉被边缘化了。从资金方面看确实如此，对安全机构的拨款急剧上升，而对DFAT的拨款则持平。例如，与三十年前相比，今天我们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人数更少。工党将如何重新强调外交工作？你会致力于在DFAT上花更多的钱吗？你会致力于在任期内扩大我们的外交网络吗？
阿尔巴尼斯：黄英贤（澳大利亚联邦参议院议员、澳大利亚参议院工党领袖兼反对党领袖，并担任影子内阁外交部长）在这方面有非常强烈的看法。这些观点可能与我们的财政影子部长的观点有所出入。但是，我们强调的一件事是，有必要加强我们的外交努力。你撤回支持，并对开支一减再减，到头来就会缺乏你所需要的能力，这种行为是非常短视的。
有能力参与柔性外交也非常重要，不仅在危机时期是如此，而且要寻找在长时段内建立这些关系的方式。外交贸易部吸引了一些优秀人才。但你也可以以议员、部长或国会议员的身份出访。我作为反对党参与的最后一个代表团是去印度。我们的代表团从高级专员以下，素质都很高。但是，澳大利亚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派出议会代表团前往印度了。坦率地说，考虑到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这种情况是很荒谬的。
我认为我们需要做得更好，你会看到我们在质和量上投入更大的努力。外交贸易部的边缘化已经发生。我并不反对政治任命，但是，有些任命只是为了给离开议会的联盟党成员找一份工作。这很荒唐，也破坏了对外交贸易部的信心。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公共服务必须得到尊重。如果我们在5月胜选，这是我们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
弗利洛夫：接下来让我问你几个关于硬实力的问题：关于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当政府在2021年9月宣布AUKUS时，工党在几天内就做出了支持AUKUS的决定。从个人观点出发，我想祝贺你的这一举动。因为我确实认为，鉴于澳大利亚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拥有这种威慑能力至关重要。但让我进一步追问工党对AUKUS的承诺，特别是对核潜艇的承诺。一些工党议员质疑政府是否能够克服核动力潜艇计划所带来的巨大的技术、监管和法律挑战。你是否承诺，工党胜选后无论如何一定会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例如，如果18个月的审查发现澳大利亚民用核工业的限制所带来的巨大困难，以及远远超过目前估计的天文数字的价格，工党是否会简单地继续推进该项目？或者你愿意考虑其他选择吗？
阿尔巴尼斯：基于我们搜集到的建议，我们会致力于推进核动力潜艇项目。先前，我们在堪培拉听取了国防部长和有关当局的全面简报。我们就如何着手进行该项目进行了讨论。第二天一早，我就召开了一个完整的影子内阁会议。我们支持这个项目，是因为核动力的优势——就我们的任务而言，就速度而言，就保持在水下的能力而言，核动力潜艇的优势都是非常清楚的。我们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清醒的决定。和我们的对手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机会主义声明相比较的话，我认为那是澳大利亚工党成熟的表现。我为我们在不到24小时内所做的决定感到骄傲。我们现在也知道，美国的态度是他们支持AUKUS的先决条件，但这些安排是两党的承诺。毫无疑问，我们意识到我们将面临一些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今天谈到的能力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执政后会处理更多迫在眉睫的问题。正如2020年的战略更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以10年为框架审视我们的国家安全。但这与以2040年为目标的政策声明，包括今天的政策声明之间存在着矛盾。
弗利洛夫：国防开支的总体情况呢？莫里森政府对工党的批评是，在工党上次执政时，政府的国防开支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水平。现在，你已经承诺工党至少将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开支。但你和你的同事们在政府中还有很多其他优先事项：社会正义问题、减缓气候变化、大流行病后的恢复。你将如何保持这个至少2%的艰难承诺？
阿尔巴尼斯：我在这里提出两点。第一，对前工党政府的这种批评是在歪曲事实。对比自由党执政的霍华德政府时期和工党执政的陆克文-吉拉德政府时期，国防支出的差异是0.03%。我印象里似乎分别是1.78%和1.75%。第二，就军费开支而言，你不应该因为花了没有产生任何东西的钱而被记功。而情况恰恰如此。他们花钱向日本、法国购置设备，但并没有带来国防物资的生产。因此，虽然莫里森政府实实在在地花了钱，却没有什么成效。
因此，我们实际上需要认真对待国家安全问题，并以结果为目标。而这将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处于一个不安全的世界，因此需要在国家安全上投入更多资金，而且需要以一种战略性和富有成效的方式来投入。不仅要关心传统的国防设备和人员，而且要关心网络、数据存储等问题，以及我在演讲中提出的那些问题。
现场提问：如果工党赢得选举，包括类型、可信度差距、预算在内的所有关于核动力潜艇的政策都将由工党政府重新决策。目前在你的评论中，虽然六个月来你都强烈支持政府的决定，但似乎你很少论证这项决定。你能分别从工党的角度，从个人的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认为澳大利亚需要获得一支远程核潜艇舰队？
阿尔巴尼斯：我想我刚刚已经发表了相关的评论，但我还是再重复一遍。为什么我们要发展核潜艇，或者说为什么核潜艇对我们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因为与护卫舰或飞机不同，核潜艇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它们发挥着威慑作用。同时，也正因为核动力潜艇更不容易被检测到，所以比柯林斯级或其他可用的潜艇要有效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明确支持这项政策的原因。工党没有任何犹豫。我们决心让澳大利亚拥有现在最好的国防装备。我们也得到了不违反《不扩散条约》的保证。所以我们非常有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们的影子内阁和我们的党团小组作出了明确的承诺。那天下午我们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我认为我们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而且原因也很明确。这不是因为我们认为拥有核推进潜艇这件事更酷，而确实是因为它更有效。
现场提问：谢谢你，你谈到了你在中国政策上与莫里森政府的一致性，你阐述了其中的原因。但我想知道你是否真的认为莫里森政府已经处理得很好，工党没有改进空间了？如果是你，你会有不同做法吗？你将来对中国也会有不同做法吗？
阿尔巴尼斯：好吧，就我们的观点而言，我们对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政策会和现政府完全一样。我们将继续坚持澳大利亚的价值观。早在2009年所做的国防评估中，工党就提出过批评，认为对中国不够敏感。那次评估当时看来是非常准确的。我支持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拜登政府中其他人提出的类似立场，坎贝尔说我们应该在该地区寻求“避免灾难的竞争”，我认为这完全正确。
如果说我对本届政府有什么批评，那也不是关于任何实质的政策内容。它是关于已经发生的一些政治滥用的问题。国家安全问题不应成为一场试图确保国内政治优势的游戏。坦率地说，任何人都看到了现任政府发表的一些荒谬的评论，特别是在议会的最后一周，这是在故作姿态，捏造分歧。这不符合澳大利亚的政治利益。值得称赞的是，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安全情报局局长、驻华盛顿大使和其他官员都没有支持这些评论。我认为，认真对待国家安全意味着不在虚假的基础上寻找党派的国内优势。
*文章原刊于Lowy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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