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被压抑两百年的“克制派”, 为何此刻悄然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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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嘲讽：美国世纪之后将发生什么？
文｜丹尼尔·贝斯纳
翻译｜邱劭文
来源｜法意观天下
1941年2月，当阿道夫·希特勒的军队准备入侵苏联的时候，共和党寡头、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一篇题为《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统治全球的愿景。他认为，二战是大英帝国在一战后一路走衰的情况下美国不成熟地拒绝接受领导世界的责任的结果。这个百万富翁声称，正是美国的愚钝给予了纳粹德国发展的空间。对美国来说，改正这一错误并且防止未来冲突的唯一方式是参与到盟军（The Allied）的努力当中，并且“全心全意地接受我们作为全世界最强大和最重要的国家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和所享有的机会，同时……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的，并通过我们认为合适的手段，充分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就像曾经的美国能够征服其西部一样，现在的美国可以征服、改良并且重塑国际关系。
在卢斯发表了他的文章的10个月之后，日本攻击了珍珠港，原本就已经在支援盟军的美国正式加入了战争。在接下来的4年中，广大的外交精英们都得出了和卢斯相同的结论：只有由美国来领导世界才能保证世界的和平。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开始接受这个正义的职责；用卢斯的话来说，美国开始成为“将人类的生活从野兽的水平提升到诗篇中所说的比天使低一点的水平的……动力源。”美国世纪到来了。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采取了历史学家斯蒂芬·韦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所说的“武装至上”（armed primacy）的宏大战略。根据这一战略的忠实支持者的说法，人类的繁荣、国际秩序和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未来取决于美国把自己的“触手”伸到全世界。在20世纪之前，美国一直对卷入自己半球以外的事务持谨慎态度。然而，现在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星条旗（Old Glory）在世界各地飘扬。为了促进美国的全球扩张运动，美国人建造了历史学家丹尼尔•伊默瓦尔（Daniel Immerwahr）所称的“隐形帝国”（pointillist empire）。历史上大部分帝国依靠占领和控制大量的领土来展现其力量，而美国则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建造军事基地来做到这一点。通过这些“前哨”，美国发动了导致百万余人死亡的战争、保护一个只对富人有利的资本主义体制并且威胁任何胆敢反对它的力量——无论是民主的或者其他的力量。
正如卢斯所希望的那样，在20世纪末，作为世界上第一批通过现代反殖民革命所建立起来的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个横跨世界的帝国。“山巅之城”（city on a hill）已经进化为一个强大的“殖民国家”。
但是在过去6年中，两个具有变革意义的事件开始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重新定位。首先，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对于国内外的关注者来说都预示着美国或许不会永远把全球的“领导地位”作为其核心利益。特朗普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就和世界上任何一个贪得无厌的商人一样：他想要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不再声称曾经美国大肆吹嘘的“自由国际秩序”是不可违背的。因此，他从好几个国际组织和协定中退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巴黎气候协定（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伊朗核问题协议（the Iran nuclear deal）、中程核力量条约（the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和开放天空条约（the Open Skies Treaty）——而且发动了旨在促进美国经济的贸易战。结合他的好战言论，这些行动都表明世界不能再认为美国会致力于捍卫全球地缘政治的现状。
第二，作为经济和军事强国的中国的崛起已经决定性地终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根据现有的一些标准，这个最近才被称为“崛起的老虎”的国家已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和经济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提供了可以替代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的选项。坦率地说，这些西方主导的国际机构在全球南方并不受欢迎。
自苏联解体之后，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第一次对美国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模式（这个模式似乎越来越难以解决许多困扰它的问题）带来了真正的挑战。中国的崛起，伴随着世界上其它新兴国家发展的微光，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卢斯口中的美国世纪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但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却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是注定要看到美国和中国之间为了国际影响力而进行大国竞争？抑或是美国霸权的衰落会产生新形式的国际合作？
在美国世纪逐渐黯淡的日子里，华盛顿的外交政策机构——定义可能的极限（the limits of the possible）的智库——已经分裂成两个阵营。维护现状的是自由国际主义者们，他们坚持美国应该要保持其全球军事霸主的地位。和他们对立的是克制派，该派要求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方针进行一个彻底的重新思考，把军事导向的国际外交扭转为和平导向的国际外交。这场辩论的结果将决定美国是否会继续坚持已经不适用于21世纪的陈旧的外交政策、是否会认真地对待过去几十年的灾难，放弃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如此巨大痛苦的狂妄自大，并且最终拥抱克制派的宏大战略。
自由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最早是在1917年4月由伍德罗·威尔逊于一战的艰难进程中提出的。威尔逊总统在一次国会联席会议（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上说，美国军队可以成为保卫世界“民主安全”的一支力量。（自然地，美国可以决定哪些国家属于民主国家）有两个核心观点贯穿在威尔逊的主张当中：首先，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对于现代技术和工艺——尤其是那些从社会科学中借鉴的部分——的幻想使得合理地管理外交事务成为可能；第二，“民主国家合作伙伴”的理念是确保和平的最佳保障。威尔逊的两个民主党继任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哈里·S·杜鲁门将威尔逊的主张制度化了；并且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除了特朗普之外的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拥抱了至少某种形式的自由国际主义。即使是乔治·布什在入侵伊拉克的时候也组建了一个“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并坚称他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为了传播民主。
考虑到自由国际主义在权力的殿堂中占据毋庸置疑的主导地位，华盛顿许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智库依旧持有对这个信条的支持态度就不显得令人惊讶了。毕竟，这些智库从来都不以恩将仇报著称。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和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成员们都认为美国霸权是国际和平和美国繁荣的必要条件。根据这些美国霸权的忠实支持者们的说法，在二战之后大国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事实说明了美国霸权总体而言是一股积极的力量。
这并不是说自由国际主义学者只是过去的产物，他们对于现今大多数国家都遵守游戏规则感到欣慰——世界不再是二战或者冷战的时候了。无论是中国、伊朗还是委内瑞拉都没有像纳粹德国或者苏联那样挑战西方的国际秩序。尽管有些国家有时候为了增进自己的利益而打破规则，很少有国家是真正的反抗者。实际上，或许只有俄罗斯和朝鲜真的是反抗者。在现代，即便是敌对国家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几乎没有贸易往来；现在，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这就给自由国际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将如何在新世界保持竞争力，同时也能够在既有的秩序下保持威慑力？不幸的是，大多数人都倾向于过去的一个答案：无论他们把它称作为“民主的多边主义”、“重振自由世界的战略”或者是“一个充分发展的民主战略”，自由国际主义者们都希望建立一个和冷战时期类似的民主联合，尽管这次的重点放在全球南方的民主国家上（或者说至少是非独裁国家）。尽管声称反对在美国媒体中充斥的与中国进行“新冷战”（new Cold War）的论调，自由国际主义者们实际上提倡的就是一种冷战时期的战略，只不过这次把一些非白色人种的国家拉入了民主联合当中。
和他们的冷战“前辈”们一样，自由国际主义者相信他们为民主所进行的斗争——以及和他们所谓的“美国的主要威胁”中国的抗争——是无限期的。正如Michael Brown、Eric Chewning和Pavneet Singh在最近的布鲁金斯学会报告上所坚称的那样，美国必须准备和中国进行一场“超级大国马拉松”——和中国的“经济与科技竞赛”不太可能会有一个“确定的结果”。自由国际主义者们宣称，美国社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得不保持战争状态，和平是难以想象的。
当谈到经济的时候，自由国际主义者也为是否要对抗和如何对抗中国——一个拒绝接受自由资本主义理想中的自由市场的国家——的问题感到苦恼。一方面，他们担忧中国可能会运用其经济实力迫使其他国家遵循其意愿；另一方面，他们又相信自由的商品交换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健康。因此，自由国际主义者们提倡美国要在国际规则、规范和法律的框架之内给予中国经济上的压力。采用这种方式，他们希望能够在不显性地损害自由主义的情况下对抗中国。这表明，自由国际主义者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近些年来美国威望受到的打击——尤其是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如果美国想要主导世界，它必须遵守那些过去乐于被其自己打破的规则。
事实上，自由国际主义者想要两者兼得：不冒发动战争或者经济脱钩的风险，同时也要和中国对抗。然而，问题在于国际关系并不像自由国际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那么容易掌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至少部分是由于北约扩张到东欧所推动的结果——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例子，说明了旨在阻止战争的行为很可能会引发战争。然而，这些基本的事实很难为自由国际主义者所承认。对于他们来说，只有通过和中国的正面交锋，才能使美国世纪重新归来。
与之相对的是，克制派（Restrainers）明白美国世纪已经终结。他们断言对于美国军队扩张性的使用既不会惠及美国，也不会惠及世界。他们还认为，美国要想在21世纪制定一个积极的国际政治路线，就必须对自二战以来一直指导其外交政策的原则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克制派想要减少美国在国外的“亮相”、缩减军费预算、恢复国会宣布战争的宪法权力并且确保普通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在国外做什么具有发言权。
克制派的源起可以追溯到1796年9月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在演说中总统警示人们要警惕“将我们的和平与繁荣卷入欧洲人的野心、竞争、利益、幽默或任性的纠缠之中。”25年之后的1821年7月4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也坚持认为，美国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不干涉他人的事务……她不出国，不去寻找可以消灭的怪物。”克制派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和20世纪早期广受欢迎；比如说在一战的时候，威尔逊就遭到了大量的批评。批评者们认为美国应该避免承担“救世主式”的重塑世界的工作。当然，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一直是远离克制派的主张的。从最开始的时候，美国就开始向西扩张，驱逐和杀害原住民，而且最终在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夺取了一些人口众多的殖民地。
然而，尽管克制派的观点并没有用于实际，这个战略吸引了很多拥护者。二战期间，当克制派和反犹太主义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ers）、政治上边缘化的自由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以及名声扫地的“孤立主义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民主党中，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和其他新兴的克制派人士被排挤；而在共和党中，参议员罗伯特·A·塔夫脱（Robert A. Taft）和其他反干预者也遭到冷落。尽管克制派的观点仍然持续贯穿在诸如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抵制越南战争的社会运动中，也浸润在诸如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美国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等智库中，但直到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外交政策失败之前，它始终处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地位上。
紧随着这些错误而来的，是对于克制派兴趣的重燃。以下的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主张克制派的基本原则是新近成立的国防重点（Defense Priorities）和昆西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这两个智库（我在那里担任无报酬的非驻地研究员）的目标。国防重点的Gil Barndolla已经有效地概括了克制派人士的外交政策目标：帮助实现“美国自身的安全、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内的通行自由、美国条约盟友（treaty allies）的安全并且防止一个欧亚霸主的出现。”由于21世纪的主要问题无法通过美国军队来解决——相反，需要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进行多边合作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而，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在国外推动民主或者扮演全球警察的角色。
鉴于此，克制派人士没有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现实的威胁。当谈到东亚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防止在这个地区发生战争以便于促进诸如气候变化和流行病等国际问题的合作。他们坚称，这个目标只有在没有美国霸权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
因而，克制派提倡的是一种“防御性的、以否认为导向的方法”，着重于运用美国军队以防止中国控制东亚的空域和海洋。他们还希望帮助区域合作伙伴发展对抗中国影响力的能力，并且认为美国应该把军队布置在远离中国的海岸线上，以展现明确的防御性姿态。对于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也应该采取类似的不插手的方法对待。克制派声称，如果中国大陆想要收复台湾，那么美国不应该为了阻止中国大陆而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同样地，美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既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也没有什么是应该做的。
两个学派思想的根本分歧在于：自由国际主义者相信美国能够管理并且预测外交事务。而克制派则并不这样认为。对于克制派人士来说，美国世纪的谢幕是不可逆的；人们只能去适应它。
究竟美国应该采取哪种策略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解释的问题。在美国世纪中美国的主导地位对它来说是好事吗？对世界来说又是怎样的呢？
当人们对1945年后的美国外交政策进行长期、认真的审视时，就会清楚地发现美国导致了极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而这些灾难本可以被一种更加克制的态度避免。美国的有些惨败是名声狼藉的：在朝鲜、越南、阿富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了上百万人的死亡、流离失所和无家可归。此外，关于美国在国外扶持亲美的领导人的例子也有许多。仅就在冷战时期，美国就在伊朗、危地马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英属圭亚那、越南共和国（南越）、玻利维亚、巴西、巴拿马、印度尼西亚、叙利亚和智利强制推行政体变更。
这些记录都表明，冷战与其说是自由国际主义者所赞颂的“长和平”（the long peace），倒不如说它充斥着难以置信的暴行。历史学家Paul Thomas Chamberlin估计，在冷战的冲突中至少有2000万人丧生，意味着45年中每天平均有1200人因冷战而死去。而且，美国的干预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终止。根据塔夫斯大学的军事干涉项目（Military Intervention Project）所表明的，把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冲突包括在内，美国在1990-2017年间一共干涉他国122次。正如布朗大学的战争的代价项目（Costs of War Project）所查明的，反恐战争实际上是被美国用来给其在世界几乎一半国家的行动以正当的理由的。
这些干涉显然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基石——主权原则（the principle of sovereignty）。但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干涉还产生了糟糕的后果。正如政治科学家Lindsey O’Rourke所强调的那样，被美国作为政体变更的目标国家比起其他国家更可能经历内战、大规模屠杀、对人权的践踏和民主的倒退。
论及普通美国人从他们的帝国中得到的好处，同样很难对美国的历史记录进行洗白。在二战后的三十年间，武装至上的原则的确保证了美国处在有利贸易地位上，也使得美国人的消费比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群体都要多（在此过程中导致了及其严重的环境污染）。但当罗斯福新政的原则让位于新自由主义之后，美国通过霸权得到的好处减少了。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人民开始承受一个充斥着军事化的政治文化、种族主义、仇外心理、用军事级武器武装到牙齿的警察部队、不断膨胀的国防预算和无休止的战争的美利坚帝国的恶果，但除了生活在帝国的大都市中获得的“精神工资”以外，美国人民并没有享受到这个帝国带来的太多好处。
实际上，越是考虑美国世纪，就越会发觉美国作为全球霸主的身份很像是一个历史的反常现象。地缘政治环境不可能允许另一个国家变得像过去70年的美国那样强大。1945年，当美国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耀武扬威的姿态的时候，它的力量是惊人的。美国生产了全世界一半的制成品、是全世界三分之一出口商品的来源地、作为全球的债权人、享有核武器垄断并且控制着前所未有的强大军事力量。它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是一个残缺不全、正努力从失去2000多万公民和大量领土的破坏中复苏的苏联。
美国的实力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之后也是令人震惊的，尤其是当合计美国和其西方盟友实力的时候。1992年，七国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拥有着世界68%的GDP并且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海湾战争（Gulf War）似乎表明了七国集团可以在牺牲最少人数的情况下，快速并且廉价地达成它们的目的。
但是时过境迁，到2020年，七国集团的GDP已经下降到全球总量的31%，且预计到2024年会下降到29%。这样一个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如果说过去30年美国发动的战争表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先进的军事力量并不总能够实现预期的政治目标。美国和其盟友不可能再有当年之勇，霸权是一个历史的反常现象，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不太可能重演了。
自由国际主义者的方法也存在着一些更为本质的，甚至本体论的问题。自由国际主义是19世纪末的产物，那个年代的进步主义思想家、活动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都相信人类的事务可以由理性支配。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个梦想而已。没有一个国家——无论它有多强大——有掌握国际关系的能力。伍德罗·威尔逊和其他一些进步派人士希望美国能够掌握国际关系，可是国际关系具有极端的不确定性，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棋盘。
更进一步说，自由国际主义的民主优先（democracy-first）战略所假定的地缘政治二元模型是自相矛盾和适得其反的。尽管他们大肆呼吁民主，但当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时候，自由国际主义者们与沙特阿拉伯和埃及等独裁政权合作得很好。而这样的合作很可能仍然持续下去，这就使得任何形式的民主优先战略都大体只是“纸上谈兵”。尽管如此，以民主为中心的讨论可能会引发巨大的反作用。把世界分割成“好的”民主政体和“坏的”独裁政体的做法，缩小了美国与许多目前不与其结盟的国家的接触空间。认为独裁国家是不可避免的对手的决策者将不太可能充分考虑到它们的利益，而且容易误读它们的企图。
这种情况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反复发生，那个时候美国的官员们坚称苏联体制的本质使得美苏两国的关系不可能得到缓和。事实上，当美国的决策者们作出了“最好将苏联作为一个具有正常利益诉求的国家来对待——无论它的政治体系如何”这一结论之后，两国关系才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得到了缓和。一旦美国采取了这种态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苏联和美国一样，都喜欢作为超级大国的稳定而不喜欢核战争。
由于很难准确知道中国政府的打算，自由国际主义者倾向于将影响中国行为的复杂因素简单化，并且假定中国将会持续扩张直到其不能再扩张为止。这种想法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外交政策当中的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t）学派。该学派遵循政治科学家汉斯·摩根索的思想观点，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一种权力的欲望（animus dominandi），一种想要占据统治地位的渴望。（不奇怪的是，美国被假定以一种更加高尚的动机而行动）基于此，一些自由国际主义者声称，中国会填补任何它能够填补的权力真空。
然而，这是对中国的一个准确描述吗？——或者说，这是一个对任何现代国家的准确描述吗？古典现实主义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创伤，那个时候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这两个强大的国家认为占领外国领土对它们的未来是很重要的。德国和日本的扩张经验深刻地影响了摩根索等20世纪中期的思想家们的工作，他们都坚称对于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争夺反映了更普遍的国际关系法则。
不幸的是，对于那些深受古典现实主义影响的自由国际主义者来说，国家的决策其实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从政体类型（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到个人心理（国家的某个领导人是否精神上健康？）到文化（一个特定的国家赞扬什么样的行为？）。当尝试去解释为什么中国——或者俄罗斯，或者伊朗，或者朝鲜——如此行事的时候，忽视使国家独特的因素而只强调不可改变的因素的做法，并不是特别有用。
克制派的历史主义态度是分析国际关系的一种更好的方式。克制派关注中国已经做了什么，而不是关注它可能会去做什么。对克制派来说，中国就是一个存在于世界上的国家，有它自己的利益和关切，而不是一个体现跨历史规律的抽象概念（这本身就体现为美国的焦虑）。
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至少在短期内），中国试图替代美国成为地区性的——更不用说全球性的——霸权国。无论是中国增加的军费预算（和美国的8000亿美元相比十分逊色）还是它的对外发展援助（并不和接受援助国家的政治相关联）都不能表明中国渴望称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由国际主义者把他们自己的霸权目标强加给中国。他们对于武装至上的承诺（一个导致了一场又一场战争的承诺）加剧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而美国恰恰要与这些国家合作才能够解决21世纪的真正问题：气候变化、流行病和不平等。与这些生存威胁相比，自由国际主义对国际首要地位的迷恋不过是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的遗迹罢了。为了世界着想，我们必须超越它。
然而，现在大部分美国人都站在自由国际主义者这边：根据2020年早期皮尤（Pew）的一项民调显示，91%的美国成年人认为“美国作为世界的领导力量将会对全世界有益”，这个数字要高于2018年的88%。
尽管如此，在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上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代际分异。例如，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44%的千禧一代（millennials）认为美国维持“世界超级军事大国”是“极其重要的”，而相比之下持有这一观点的婴儿潮一代（boomers）有64%。一项2019年的民调显示，美国的Z世代（zoomers）和千禧一代比婴儿潮一代更可以接受“另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美国相当”。
年轻的美国人正在觉醒并且意识到自由国际主义的多方面明显失败的事实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美国可以放弃不负责任和狂妄自大的自由主义而采用克制派的观点。诚然，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美国人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都在统治这个世界以至于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他们的权利和职责（特别是由于大多数人不必为他们国家的战争而战）。与此同时，国会的成员们从国防承包商那里获得了不少好处，他们的选区甚至还能够获得一定量的工作岗位。无论是退休的将军还是头部知识分子都依靠国防工业就业，而克制派的主张在主要政党中仍然处于少数。
美国的外交政策能否向一种充分反映对帝国弊端和对于减少向世界诉诸暴力的好处的理解转变，这是一个开放式问题。但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必须要计划一个超越美国世纪的未来，并且认识到任何试图重温不光彩的过去的辉煌的企图，不仅会遇到挫折，甚至可能导致战争。
美国世纪并没有能够实现诸如亨利·卢斯等寡头在一开始为其设定的目标，但它的确说明了试图通过武力统治世界的企图是要失败的。接下来一百年的任务不是去创造一个美国世纪，而是去创造一个全球世纪。在全球世纪中，美国的力量不仅被限制而且会被削弱，所有的国家都将出力解决威胁全人类的各种问题。正如1946年的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所揭示的那样，在冷战阻碍了任何真正的国际合作的尝试之前，我们所拥有的“要么是整个世界，要么一无所有。”
*文章转自“法意观天下”。
Daniel Bessner作者：丹尼尔·贝斯纳
杜克大学博士，华盛顿大学亨利·杰克逊国际研究学院美国外交政策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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