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囊: “我们的中东政策至今没能从这误区里走出来”
重新思考美国的中东战略
文｜Andrew S. Gilmour
来源｜National Interest
从北非到中亚，对美国利益的追求日益破产。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漫长占领是美国战略失败的前兆。美国在三十年前将萨达姆驱逐出科威特，并促成阿拉伯-以色列和平会议，由此确立了在阿拉伯世界的主宰地位。如今，阿拉伯世界大片地区在政治分裂和经济崩溃的状态下摇摇欲坠。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立足点被地区势力和俄罗斯所围困，针对沙特阿拉伯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足以扰乱全球能源供应，而美国为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行动提供军事支持，到头来反而加深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广泛上升，美国撤军后，阿富汗新的“大博弈”有可能加速。尽管美国多年来不断地向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施压，但它们仍在全球范围内策划和煽动针对美国利益的袭击。地区国家——包括假定的美国盟友——越来越多地在行动中既不害怕也不尊重华盛顿。旨在遏制伊朗核野心的多年努力正处于失败边缘。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付出大量的鲜血、财富和外交资本，得到的却是这些结果，这无异于是美国在全球一个关键地区的战略溃败。
这一连串的失败刺激美国的战略思想家和前政策制定者倡导一种新的收缩战略。他们的共识是，美国对一个内部挑战超出美国权势可及范围的地区作出了过度承诺。诸如“中东不再值得”、“中东不再重要”和“美国的中东炼狱”这样的文章，表达了愤懑的外交政策精英们渴望将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俄罗斯和中国。同样，两党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共识已经形成数年之久。
鉴于美国在整个冷战期间成功地确保了其在广大中东地区的许多利益，这种挫败感是可以理解的。当年英国将大中东地区的民族主义、传统君主制和分散的能源利益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转交给美国时，华盛顿基本上成功应对了这一挑战（除了伊朗革命这个主要例外）。
美国通过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当地精英接触，调动外交杠杆，并在近海部署海军力量来实现其地区目标。阿以战争得到遏制，并转入半永久性的和平进程，埃及从苏联的势力范围转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破坏性的石油禁运被废除，美国支持的伊斯兰叛乱组织圣战者组织成功地反击了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美国曾在1958年向黎巴嫩派遣地面部队，并在贝鲁特的海滩上受到黎巴嫩人欢迎（注：1958年美国对黎巴嫩进行武装干涉，支持亲西方的夏蒙政府）。相比之下，后冷战时代中，美国的力量远远没有从前管用。
战略收缩呼声越来越高，而需要得到保护的美国持久利益却很多。例如，2021年1月即将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概述了战略收缩的内在挑战：“缩减美国在中东的存在将需要一种异常棘手的平衡：在不造成新的不安全的情况下减少过时的美国军事足迹，同时在必要时保持威慑力和影响力，以解决那些仍然存在的关键美国利益。”其他专家说得更详细：“美国在该地区有三个真正重要的利益：限制恐怖主义、保护石油流通和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样，还有人断言：
美国仍然应该关心的是：保护该地区主要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防止石油生产者或麻烦制造者突然切断石油供应，并遏制可能的地区霸主和其他对华盛顿有敌意的行为者。
在阿富汗，美国已承诺维持反恐和人道主义行动，但需要在邻近的中亚国家有一个立足点来实现这些撤军后的目标。
能确保这一长串重要利益的美国新战略尚未被阐明。相反，强调权力、利益和国家的古典现实主义这一正统冷战话语隐隐潜伏。它的典型观点是，美国“（在中东）仍有利益需要保护，但美国在保护这些利益时，需要保持务实、谨慎和自律。”但是，针对美国如何在中东地区采取行动，在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外交政策精英不愿意重新审视他们所做的基本假设。
这种对现实主义的偏爱是可以理解的。它与最初围绕着遏制苏联力量和在世俗治理形式的意识形态对抗上取胜的冷战任务而组织起来的国家安全机构很相配。现实主义也与几十年来习惯于与对应的宫廷精英（palace elite）打交道、以促进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的外交政策精英们相融洽。这些宫廷精英使美国免于与群众运动和独裁政权统治下的那些迷雾一团的社会直接接触。利益一旦界定明确，就由这些代理人来委托和管理。
然而，以“利益”为前提制定新的美国战略，与这种“利益”存在的日益复杂和动荡的背景相互脱钩，所以从一开始就有失败的危险。对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框架的持续依赖，掩盖中东地区许多国家几乎无法正常运转、而且国家间往往只有法律上的边界的事实。现实主义同样忽视宗教和其他次国家行为者如何在以前的世俗民族主义国家的废墟中要求发挥治理作用。历史记忆和民族神话也越来越构成政治认同和战略野心的一部分，而仅仅基于现实主义的美国战略很容易无视这些因素。
对美国过去的假设进行反思是制定新地区战略的必要条件。过去20年的战略失败足以表明，有必要重新审视美国中东地区战略的最基本假设。治理方面日益增长的挑战、地区国家体系的变化、美国能源依赖度的降低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干扰，使关于国家、社会、治理和美国地区影响力这些未经反思的假设已经难以为继。
新战略必须先从扩展我们的分析工具开始。我们需要新的框架来理解中东地区相互联系的地缘空间，以及神话和历史记忆对行动者战略意图的塑造，以便为新的美国战略提供信息。同样，我们需要了解政治和文化运动的跨界传播、宗教治理模式、伊斯兰文明和周边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帮助美国确定其利益并更有效地追求这些利益。超越国家、超越世俗治理的假设、超越西方现代性固化观念的思考，能确保美国战略更加有效。
2 从文明史的高度重新理解伊斯兰
20世纪帝国灭亡带来新国家的诞生浪潮，自那以后，国家就一直在美国战略思维中占据首要地位。尽管次国家行为体的力量不断增强，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破坏也越来越大，但国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仍然十分重要，美国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跨国公司税收结构等全球挑战的反应仍然以国家为中心。作为全球政治和安全的概念基础，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主要围绕国家组织起来。
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美国战略方式对美国理解中东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家——往往由宫廷精英控制——被理解为完全独立于被统治的社会。正如伊万·斯坦恩（Ewan Stein）所指出的，国家“不言而喻地被视为现代威斯特伐利亚规范的保存者，而社会则是一个包含前现代特征的独立领域。”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国家成为推动地区现代化的引擎，并按照科技革命的要求改造“传统”社会。尽管手段存在分歧，但冷战的主角们相互竞争的地区战略都以实现这种现代化为目标。
现代化国家和传统社会之间的对立，也影响了美国对该地区的战略思考中历史被纳入或被忽略的方式。将现代化凌驾于传统社会之上的做法低估了该地区的悠久历史——包括其古代文明——对现代国家的影响。无可避免的现代化道路意味着对美国的战略思考来说，有用的历史顶多追溯到奥斯曼帝国结束前后。奥斯曼帝国后期世俗民族主义、现代行政国家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的兴起，提供了一种符合国家驱动的现代性假设的历史叙事。其余的历史缩减为一个战略上无关紧要的序言，打发到曲高和寡的学术追求中。
宗教作为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已经成为现代化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在广大中东地区的另一个牺牲品。西方精英们认为自己是世俗启蒙运动的继承者，他们对中东地区普遍存在的宗教意识并不以为然。诸如“伊斯兰行动主义”（Islamic activism）和“政治伊斯兰”这样的新词证明，人们更愿意将伊斯兰教在公共领域的复兴描述为一种政治而非宗教趋势。在更广泛的中东地区，“宗教人”（homo religiosus）的持续存在促使人们坚定地努力排挤宗教，例如“把宗教贬抑为一个单一和稳定的可解释范畴和政策类别”，把教派主义定义为一个“政治项目”。现代化理论在学术界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顶峰跌落，但它依然存留在美国决策的战略框架中。
随着冷战结束和911事件的发生，美国中东地区战略的这些基本假设的阐述和推广变得更加明确。并非只有新保守主义共和党人在冷战后热衷于扩大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老布什政府以保护平民的名义干预索马里，克林顿政府在塞族对穆斯林实施暴行后在波斯尼亚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在20世纪90年代，外交政策知识分子认为，美国价值观的传播是美国安全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2011年，奥巴马政府在利比亚投入军事力量，以表明对“保护”平民不受本国政府侵害的全球新准则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近二十年来两党对美国领导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支持表明，在冷战后对自身力量和资源的优越感的推动下，美国有了更大的目标。
这种自说自话、传道授业的美国外交政策在2003年美军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几个月后表露无遗。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撰文讨论在巴格达响起的“自由钟声”，表示美国在伊拉克承载着费城自由钟的沉重含义。有一种文明是最重要的，它是二十世纪胜利的西方文明。钟声是中东拜占庭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并在七世纪被穆斯林征服者所禁止，因为钟声能够动员起整个城镇——这一段著名的政治史，却一点也不重要。
一个更成功的美国中东战略取决于对该地区和对美国权力行使的新思考方式。国家会很重要，但不是像20世纪那样。美国将有很重要的砝码来追求其持久利益，但与冷战结束时享有的权力完全不同。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将继续具有全球吸引力——包括在中东——但它们将越来越多地被该地区持久的古代文明的权威筛选过滤。
一个过度以国家为中心的、美国化的现代化概念——敌视宗教、轻视历史，同时高举美式自由主义思想和制度——无法维系一个能确保我们的持久利益的战略。相反，恢复和重新使用一些文明分析的概念工具，摆脱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优越性，可以帮助指导我们未来的战略思考。
在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19世纪末的经典定义中，“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因此，文明分析使美国的战略能够通过该地区的全部思想、制度和历史来看待更广泛的中东地区，而不仅仅是通过日益脆弱的国家及其精英的有限棱镜。用文明概念制定战略也是为了超越几十年来关于以国家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的假设，并在其自身的思想、社会和历史背景下把握今天的中东世界。
这个美国新战略必须首先考虑到，伊斯兰教是中东地区的持久的社会政治力量。伊斯兰教不能被狭隘地定义为极端主义，也不能仅仅被重新想象为另一种形式的世俗政治或私人宗教信仰。一些人，如阿尔及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昆（注：Mohammed Arkoun，1928-2010，当代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主张用伊斯兰人文主义来超越消费主义的、智力浅薄的西方和伊斯兰宗教狂热。阿尔昆称之为“圣战与麦当劳世界”（Jihad vs. McWorld）的文明分野。其他人，如土耳其作家塞扎伊·卡拉科奇（Sezai Karakoç，1933-），认为伊斯兰文明有一套“对国家、社会、文化和经济的独特看法”，是“解决现代世界危机的良药”。伊朗学者哈米德·达巴什（Hamid Dabashi，1951-）是反西方、后殖民主义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追随者，他在名不副实的“阿拉伯之春”的废墟上，看到了一种新的、非西方的中东政治。文明是当今中东词汇的一个关键部分。
文明的概念不仅为美国的战略提供了关于宗教和现代性的重要政治观点，而且也提供了对该地区同样十分重要的古代历史的信息。例如，埃及、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政府都是前伊斯兰文明的继承者，这些文明为当代国家认同和对地区势力范围的渴望提供了依据。埃及对阿拉伯世界领导权争夺的消退，叙利亚对其东地中海沿岸的长期防卫，土耳其从欧洲向中东的战略倾斜，以及伊朗向东地中海投射影响力的决心，都与古代先辈帝国的潜在认同和领土范围相呼应。
熟悉该地区古老的文明历史，也能以地缘上有用的方式重新界定当代政治挑战。例如，在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重建社会契约，将取决于把在这些现代国家边界内仍然存在冲突的不同的古代社区结合起来。在利比亚，班加西和的黎波里之间的鸿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腓尼基。也门的高地和低地以及叙利亚的东地中海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之间的政治和文化鸿沟也有类似的古代根源。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地理区别可以追溯到伊斯兰教早期。库尔德人在北部的存在则更早。
文明分析在学术界的回归有助于为将其纳入美国的新中东战略铺平道路。文明分析正在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欧洲中心主义脱钩，政策和情报界也应继续进行这一脱钩。
美国的战略可以利用文明理念，像该地区的居民一样认真地把握历史，并理解非西方的政治和宗教认同的表达。美国对科技创新、贸易、国际法和规范，以及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益处充满信心，它们可以与尊重非西方文明和这些文明选择与西方价值观相遇的独特方式并行不悖。
通过借鉴和整合政策界和情报界的专业知识，文明思想可以成功地塑造一个新的美国战略。正如二十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言：“要界定文明的概念，需要所有社会科学的共同努力。”而这些科学在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机构中都有充分的代表性。布劳德尔代表的年鉴学派认为历史不应该主要是研究个别领导人、外交和战争——这些话题也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美国战略家所关注的问题。相反，年鉴学派认为，历史是关于地理、经济和人民的文化取向（心态，mentalités）的长期趋势。这种数据驱动和跨学科的历史方法已经在当代国家安全思维中取得了进展，特别是在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编制的全球趋势（Global Trends）系列报告中。
3 文明分析如何助益美国中东新战略
一个共识正在浮现：即使美国从中东地区收缩，也必须维护一系列持久的利益，这为利用文明分析来制定新的美国地区战略提供了机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政策规划参谋部和国防部政策副部长办公室的官员们将负责这项战略任务。他们可能会在混合着自由主义理想的现实主义传统——即夸大美国能力、假设国家是西式现代化驱动者——的阴影下工作。如果没有文明分析所提供的对宗教、古代历史、地理和其他长期趋势的见解，这种努力就会像过去二十年的战略一样摇摇欲坠。
（一）反恐。
为防止在整个中东地区针对美国人和美国利益的有政治动机的暴力袭击，需要继续识别并减弱具体的威胁。这项工作还将继续包括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结成联盟，反对国家资助（恐怖分子），并拒绝在国家边界内为次国家行为者提供庇护。
为了补充这一传统的美国战略，需要对伊斯兰教进行文明分析，将其作为一种或制约或促进暴力的社会政治力量。伊斯兰学者和政治领导人将需要进一步证明宗教不许可杀害无辜者。需要在伊斯兰教内部达成共识，将圣战的概念解释为非暴力的宗教追求。推进这些理念需要恢复更集中的宗教领导权和权威，或者至少需要达成广泛的共识，由此美国可以与之展开合作。
在更广泛的中东地区打击恐怖主义，也将取决于什么样的伊斯兰教被注入从突尼斯到阿富汗的社会契约的更新中。关键问题将围绕着伊斯兰教法如何补充源自西方的法律体系，共和制的政府形式是否能从伊斯兰教的圣典中获得合法性，以及个人自由如何在伊斯兰宗教背景下被理解和合法化。
为实现这些目标，美国战略需要掌握日益分散的伊斯兰教法学流派、跨越国界的意识形态交流途径，以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对伊斯兰世界领导权的竞争性要求。在从“尼罗河到阿姆河”——在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的经典定义中（注：霍奇森认为，南至尼罗河、北抵阿姆河的地理范围构成了后来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区域）——的伊斯兰文明范围内认真对待宗教和历史，就可以获得这些见解。
（二）威慑地区霸主。
美国阻止敌视美国利益的大国主宰该地区的能力，将继续取决于美国海空力量的投射、美国地区联盟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威慑俄罗斯和中国的能力。这一战略将完全属于古典现实主义范畴。
然而，文明分析通过对地区国家行为模式的历史洞察，加强并补充了这种战略。像埃及、伊朗和土耳其这样的大国的战略意图，必须在其自古以来的帝国历史背景下加以理解。这些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国家利益的定义以及在日益流动的地区环境中国家行动的动机。脆弱的国家边界和主宰地区国家体系的外部势力的缺位，意味着历史记忆和民族神话现在将获得更大的宣示空间。如果没有文明的视角，美国的战略将更难预测威胁并抓住地区国家之间根据其文明史采取行动的外交机会。
美国的新战略能否确定新兴的地区国家体系轮廓并在其中有效地投射美国的力量，也取决于对该地区文明历史的了解。从单极的奥斯曼国家体系到一个仍在兴起的多极体系，这一世纪大过渡遵循了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和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就一直存在的分裂与合并的模式。美国现在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有史可鉴的地区分裂时期。
罗马帝国解体后的基本地理架构由西欧（现在也包括美国）、地中海南部（阿拉伯世界）、安纳托利亚高原（土耳其）和伊朗组成。对美国来说尤其有帮助的是，要意识到伊朗的角色定位既面向西边的中东、又面向东边的阿富汗和中亚，这使伊朗成为更广泛的中东地区的战略桥梁。如果美国的战略只看到现代脆弱的国家边界和从19世纪开始的特权历史，那么美国将无法理解新近的自信的地区行为者及它们在这一区域持久的战略地理。
（三）制约伊朗的核野心。
以美国为首的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能力的战略很可能仍然基于这样的国际判断：伊朗的革命政权、地区野心以及对美国和西方利益（包括海湾国家和以色列）的敌意，使伊朗失去拥核的资格。最近，强硬保守派莱西当选为伊朗总统，这很有可能会加强美国对伊朗的这种长期战略方针。
就美国针对伊朗核野心的战略而言，文明的视角可以提供一个比伊朗1979年革命更广阔的框架，以此来衡量伊朗的战略目标。例如，伊朗声称要领导伊斯兰世界，部分原因是萨珊王朝的波斯为阿拉伯伊斯兰教注入大量知识，并带来中世纪阿拔斯王朝时期伊斯兰文明的繁荣。伊朗1979年在该地区的革命目标也是基于波斯帝国从埃及到阿富汗的几个世纪的征服。
▲ 波斯帝国历朝疆域。图源：Geopolitical Future
文明视角也可以帮助美国的战略识别外交接触的有益先例。美国应牢记，伊朗目前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反感，遮蔽了更多合作的古老先例。例如在政治上，波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深度参与了古希腊的事务。在另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先例中，亚历山大大帝对波斯帝国的征服最终演变成了波斯和希腊文明之间前所未有的政治和文化交流。伊朗的谈判代表很可能熟知这段历史，美国谈判代表也应该如此。
对过去20年美国在广大中东地区的战略失败的检讨已经来临。思考文明而不仅仅是现代性和国家，是美国在这个关键而复杂的地区做得更好的方法。更加精细的宗教观念和对历史更准确的把握，可以丰富我们当前的思维。
当冷战时期出生的美国战略家们过度自信地描绘我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失败的战略野心时，他们没有考虑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文化足迹如何在阿富汗消失，以及古罗马如何在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达到其东进的极限，而这些历史可能会让我们对这种战略野心有所理解并加以控制。一个更宽广和更有效的美国战略思维，要求我们不再局限于现代国家的地理环境和西方驱动的现代化的思想空间，并不再否定该地区广阔和持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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