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一种新型地缘思维的启示
文｜张晓通
来源｜国际展望
▲ 2020年7月6日，首列中国与乌克兰之间定期运行的“武汉—基辅”中欧班列抵达基辅，驻乌克兰大使范先荣出席接车仪式。图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近十年来，世界上主要的地缘政治危机大部分发生在“地中海”。这里的“地中海”，不仅仅是指欧亚非交界处的传统地中海，还泛指地球上所有四周被大陆或岛链环绕，内部为汪洋大海的“地中海”。以传统地中海为起点，向北是波罗的海；向东是黑海、里海；而在遥远的欧亚大陆的东侧，则有东北亚“地中海”（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在更远处，还有北美洲与南美洲之间的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在几千年的历史岁月中，每一个“地中海”都有各自的演义。但最近十年世界上主要的地缘政治危机集中爆发在五个“地中海”。
一是欧洲—北非地中海。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始自突尼斯，迅速扩散到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国家，并影响到红海和波斯湾。当前，位于地中海东部的西巴尔干国家政局不稳，经济社会问题严重，引发民粹和民族主义，潜在冲突风险升高。
第二个“地中海”是黑海。2013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和2014年的克里米亚“脱乌入俄”危机，其核心利益之争就在于黑海控制权。
三是波罗的海。北约势力与俄罗斯力量激烈对峙。由此可见，从波罗的海，经中东欧直到黑海和西巴尔干，一道新的“铁幕”正徐徐落下。
四是南海。在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围绕南海主权，菲律宾等一些东盟国家在美国和日本等域外势力的鼓动和支持下与中国展开地缘政治博弈。
五是以朝鲜半岛为中心，自北往南包括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和东海四个边缘海共同构成的东北亚“地中海”。自2016年以来，朝核问题升温，正在演变为中国家门口的一场地缘政治危机。
中国在各“地中海”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迅速扩展，因而面临愈来愈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亟须妥善应对。以发生在地中海南岸的“阿拉伯之春”为例，“利比亚撤侨”之前，中国在利比亚有75家企业，涉及投资金额188亿美元。撤侨后，许多市场机会随之丧失，中国企业蒙受了较大损失。在黑海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与北约、欧盟之间形成了紧张对峙，给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16+1”合作带来潜在地缘政治风险。而东北亚“地中海”、南海位于中国家门口，涉及中方国家主权和重大安全利益，事关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为何近十年来世界上主要的地缘政治危机都发生在上述五个“地中海”？导致这些地缘政治危机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未来趋势如何？中国在这些“地中海”区域面临怎样的地缘政治风险？又该如何管控，有效维护自身的地中海利益？这些都是紧迫的现实问题。
1 “地中海”及其特性
在传统地缘政治学中，人们虽然对单个的特别是传统的“地中海”给予了较多学理关注，但对其他“地中海”一并探讨其特性的，则几乎没有。这种缺失正是本文意欲加以弥补之处。而“地中海”的历史复杂性、地理敏感性和发展不平衡三大特征，则是“地中海”危机不断出现的重要因素。
（一）“地中海”：被地缘政治学遗忘的角落?
西方古典地缘政治理论没有把广义上的“地中海”视为影响国际政治经济走向的核心区域，也没有从理论上加以凝练，提出有关“地中海”的一整套地缘政治理论。具体而言，海权论的提出者马汉关注的是海洋上的“锁喉要道”。马汉认为，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的控制，是体现国家力量至关紧要的因素。这种观念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国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提供了合法性依据。陆权论的提出者哈尔福德·麦金德关注的是欧亚大陆上的“地理枢纽”或曰“心脏地带”。麦金德在1904年发表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认为，世界历史就是海上国家和陆上国家反复斗争的历史。而陆上力量的中心区域，即所谓的“历史中的地理枢纽”，也就是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大体和前苏联的领土范围相当）。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麦金德将从波罗的海穿越黑海的东欧放进欧亚大陆内部的战略附加之中，并提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这对西方政治领袖和政治活动家的警示是明显的——控制世界的关键位于德国和斯拉夫国家的中间一层，或称中欧（Mittteleuropa），一个对德国人进入同从俄罗斯进入一样方便的地区。在麦金德看来，在枢纽地区之外，在一个巨大的内新月形地区中，有奥地利、德国、土耳其、中国和印度；而在外新月形地区中，则有英国、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这两个新月形地区可以对枢纽地区构成遏制。而耶鲁大学的斯皮克曼教授关注的则是欧亚大陆两端的所谓“边缘地带”，即处于陆地和海洋边缘，夹在海权和陆权中间，同时也是资源富集的地区。所谓“边缘地带”，具体而言，包含欧洲沿海、阿拉伯半岛和中东沙漠地带以及亚洲季风区域。在亚洲的季风带，“边缘地带”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中国与中国沿海地带、印度与印度洋沿岸。与麦金德相类似，斯皮克曼也从马汉那里继承了海权与陆权分立的二分法，将“边缘地带”视作“可争执地带”（debatable zones），是海权与陆权角逐区域。同样的逻辑也使科恩认为这些地缘战略区域和资源富集区（亦即斯皮克曼称作“边缘地带”的地区）是纷争连绵的“破碎地带”（shatter belts）。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在《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中将“破碎地带”称之为“战略导向地区，既在内部深刻分裂，又夹在地缘战略辖区大国之间的竞争之中”。由此可见，从海洋上的“锁喉要道”，到欧亚大陆上的“心脏地带”，再到“边缘地带”、“破碎地带”，西方地缘政治理论始终没有把“地中海”单独作为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概念予以详细审视。
但在西方政策界，对地中海、加勒比海等单个“地中海”，则一直有相关论述。一个世纪前，新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注意到新大陆的墨西哥湾—加勒比海湾，和旧大陆地中海的内陆海之间存在地理上的相似性，她称前者为“美洲的地中海”。斯皮克曼将“美洲的地中海”形容为美国对其须有绝对控制权的地区。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界，欧洲—北非地中海可谓是长盛不衰的研究主题。其中的代表作就是法国年鉴学派领军人物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在布罗代尔笔下，地中海有其鲜明的特色：地中海作为一个单位，拥有具有创造力的空间，有着惊人的经由海路的来往自由，有彼此既不同又相似的各个地区……还有互相取长补短的各种居民，以及与生俱来的敌意。在布罗代尔看来，地中海的各种文明不断盲目地同紧紧夹住这个内海的几个大陆的巨大地块进行着斗争，甚至还需要同浩瀚无边的大西洋和印度洋进行斗争。在中国史学界，著名历史学家阎宗临在《欧洲文化史论》中，将地中海视为欧洲历史演变的两大中心之一（另一个是中欧平原），提出古罗马和现代英国，从未忽视过对地中海控制权的争夺。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地中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单个的地中海，尤其是位于欧洲和北非的传统地中海，没有将各个“地中海”统一起来进行研究。但现实情况是，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多个“地中海”区域爆发了时间上紧密衔接的系列危机，这就需要我们对各“地中海”从比较的视角和整体的角度把握。初步来看，近年来的“地中海”危机有三个特征。一是都发生在欧亚大陆周边与海洋的交汇处，是陆地与海洋力量激烈角逐的地带，而美洲的加勒比海则总体“风平浪静”。二是“地中海”危机爆发的同步性和密集性。上述五大“地中海”危机此起彼伏，“你方唱罢我登场”，密集、强度大。三是牵扯宗教、文明冲突，有历史性在其中。有鉴于此，本文在“心脏地带”、“锁喉要道”、“边缘地带”、“破碎地带”等地缘政治的传统概念之外，拟从地缘政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视角考察“地中海”概念，深入分析“地中海”危机产生的原因、预测趋势，开展理论和政策研究。
（二）“地中海”特性
将“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观察，我们发现“地中海”有三个显著特性，这些“特性是导致“地中海”危机的内部原因。
一是历史复杂性。从历史上讲，“地中海”地区都有繁荣的往昔和灿烂的昨天。这里存有多种文明，有过多种力量的角逐，历史“恩怨”复杂。以传统地中海为例，其沿岸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古代开始，这里就是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巨石文明、爱琴海文明等多种文明交汇演绎之地。数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伊斯兰教内部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恩怨绵延不绝。这意味着，当地缘战略板块碰撞之后，新的板块边缘的形状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历史的形塑。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第二次海湾战争），在颠覆萨达姆政权后，美国扶持伊拉克什叶派政权，这彻底改变了阿拉伯地区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力量对比。由于伊朗也是什叶派执政，这导致伊拉克与伊朗这两个中东地区大国都由什叶派掌权，什叶派在中东地区力量得到空前壮大，事实上帮助伊朗改变了原先被逊尼派政权包围的困境，这让中东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感到坐立不安。基辛格曾经提到，美国如何对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不是一个简单的均势考量或民主化问题，而必须把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持续千年之久的宗教纷争考虑在内。“阿拉伯之春”最初被视为一场由青年人主导的促进自由民主原则的地区革命，这一波改革会将这一地区相互争夺的专制政权和“圣战势力”扫入历史角落。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东地中海、阿拉伯半岛复杂的历史背景，使得历史进程并没有像西方最初期待的那样发展。“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暴露了而不是消除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部既有的宗教、社会、阶层矛盾。在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动荡国家的背后，出现了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使得东地中海、红海和波斯湾所环绕的阿拉伯世界更加动荡。
二是地理敏感性。各“地中海”都地处十字路口交汇之地，邻国众多，列强环伺，是地理敏感地带。大国都需要出海口或者控制海洋上的“锁喉要道”，都想把“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海”，围绕“地中海”的地缘政治角逐是几千年以来恒定的历史地理主题。海洋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一直想把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围绕地中海的控制权，在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有希腊与波斯人之间的希波战争、希腊内部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三次布匿战争，直至最终将地中海变成罗马帝国的内海（“我们的海”，Mare Nostrum）。而在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势力都想长期控制东地中海，尤其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因为这里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关键。在波罗的海，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为寻求波罗的海霸权，在1611-1629年先后与丹麦、俄罗斯和波兰爆发了战争。俄罗斯彼得大帝有着同样的野心，为此将首都迁至波罗的海东岸的圣彼得堡，为了争夺波罗的海控制权，与瑞典进行了“北方战争”。黑海也是各方争夺的焦点，在18世纪，黑海的主要矛盾双方是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黑海地区是俄罗斯重要的战略出海口和战略据点之一。历史上，自彼得一世起，俄罗斯就加强了在黑海的争夺，与土耳其争夺黑海北岸及出海口、染指巴尔干、控制黑海出海口。在各大力量围绕“地中海”的地缘政治博弈下，“地中海”往往成为冲突区和“破碎地带”，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就是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在东亚的军事扩张，其第一步就是占领东北亚“地中海”，其战略实施步骤是先攫取和吞并中国属邦琉球，然后出兵强占朝鲜、割占中国的台湾，再攻占旅顺，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实施“南下战略”，开始进攻东南亚。至今真伪难辨的《田中奏折》概括了日本的地缘政治战略。日本地缘战略的核心部分是占领两个“地中海”——东北亚“地中海”和南海。但也就是在日本准备开始实施“南下战略”之际，美国出于自身地缘战略利益考虑，开始对日本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这成为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动因。
三是发展不平衡性。地中海沿线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存在富国和穷国、强国和弱国之间的差距。从各“地中海”国家构成上而言，多中小型国家，大国、强国、富国对小国、弱国、穷国的控制与反控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域外大国的卷入，导致了这些“地中海”内部脆弱的平衡。在板块撞击后，一些国家和地区沦为“破碎地带”，另一些则被纳入新的地缘战略板块，如欧盟和北约“双东扩”之后将数个中东欧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但事实上，板块碰撞之后，大国很少做好“善后工作”。新并入的区域都处于边缘地带，存在经济发展落后、社会矛盾激化、宗教冲突等各种问题，这一点在中东欧、西巴尔干非常明显。从社会学角度讲，“地中海”大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现代化的阵痛。但现代化和传统之间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土耳其经历了政变和修宪，正加速伊斯兰化。西巴尔干地区部分国家则正在成为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温床。
2 四大地缘战略板块的运动与碰撞
“地中海”位于陆地中间的地理特性，就决定了其必然受到周边陆地板块或岛链的深刻影响。上述危机频发的五大“地中海”恰好位于海洋、欧亚大陆、东亚和伊斯兰四大地缘战略板块的交汇处。具体而言，欧洲—北非地中海、黑海这两大“地中海”位于海洋、欧亚大陆和伊斯兰三大板块的交汇处；波罗的海位于海洋和欧亚大陆板块交汇处；东北亚“地中海”位于海洋、东亚和欧亚大陆板块交汇处；南海则位于海洋和东亚板块交汇处。四大地缘战略板块的运动，加之“地中海”自身历史文明宗教的复杂性，即“地中海特性”，是导致“地中海危机”频发的主要原因。
五大“地中海”危机源于海洋、欧亚大陆、东亚、伊斯兰四大地缘战略板块的激烈碰撞，而这些碰撞又都无一例外地与海洋板块的历史性扩张有关。索尔·科恩曾提出过“海洋地缘战略辖区”的概念。本文中所说的“海洋地缘战略板块”与科恩的“海洋地缘战略辖区”有所不同。本文中的“海洋地缘战略板块”包含了整个欧盟及其成员国。考虑到欧盟有统一的机构、法规、共同政策以及一定程度的集体意志和战略动机，本文倾向于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暂时放入“海洋地缘战略板块”中。此外，本文将东盟国家和韩国视为位于海洋和东亚板块之间的“可争取地带”。之所以说是“可争取地带”，指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地理上，位于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和海洋板块之间；在区域认同上则一直在海洋和东亚这两大板块之间徘徊。作为欧亚大陆东南角的地理附属地带，东盟国家的地缘政治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其地缘战略的关键在于成为海洋和东亚地缘战略板块都争取的对象，在两大板块之间寻求有限的活动空间。
海洋战略板块的特点是经济上追求全球范围的商业利益，政治上秉持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政治现实主义互为表里的意识形态，军事上依托强大的海上机动力量。在这三大特点的驱动下，自15世纪以来，海洋板块先是实施以殖民掠夺和加强国家力量为基础的重商主义，在18世纪以后开始实施以市场开放和炮舰政策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至“维多利亚时代”达到巅峰；而自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国家又实施以“瓜分非洲”、“瓜分亚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19世纪末至今，西方地缘政治精英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一个由三个层次构成的认识论体系，即我们称为“西方地缘政治想象”的地缘现实主义。位于最底层的是政治现实主义，它认为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国家间为求生存和追求权力或安全而竞争。第二个层次是“现代地缘政治想象”（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在《地缘政治学：世界的再现》中，阿格纽（John Agnew）对“现代地缘政治想象”的四大特征进行了总结：世界被视作一个整体；世界被区分为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是民族国家；世界政治因为不同的国家追求首要地位而展开。第三个层次是所谓的“古典地缘政治理论”，包括马汉、斯皮克曼、麦金德等的地缘政治理论，其核心是海权与陆权的对峙，以及欧亚大陆在地缘政治中居于核心地位。这三个层次构成了西方地缘政治精英头脑中的地缘世界，体现了西方地缘战略学家们对世界的看法。在这样一种地缘政治想象下，以美国为领导的海洋板块的地缘战略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过分强调权力与竞争；二是“国家中心主义”，而且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三是强调海权与陆权的截然对立。因此，海洋地缘战略板块的地缘战略有很强的扩张性，极易导致冲突。
就历史规律而言，但凡海洋力量崛起扩张之时，“地中海”往往成为其与陆地力量角逐的战场。对于海洋板块而言，其崛起的第一步必然是陆地边上的边缘海，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地中海”。这也就是“地中海”往往成为地缘政治热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海洋国家在16—20世纪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所有国家都被纳入了以海洋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19世纪时的东亚板块和伊斯兰板块都沦为了边缘地带。但海洋板块亦有其力量的极限，即海洋板块很难深入大陆腹地，全面持久控制欧亚大陆。以俄罗斯（及后来的苏联）为代表的欧亚板块在17世纪后逐步崛起，在苏联时期达到全盛期，与海洋板块一起将世界分为两大阵营。1989年“苏东剧变”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海洋板块的扩张进入一个加速期，给欧亚大陆、东亚和伊斯兰板块都带来了巨大压力和猛烈冲击，显著改变了这些战略板块之间的“边界”。
冷战结束以来，四大地缘战略板块之间的复杂关系主要表现为海洋板块对欧亚、伊斯兰、东亚板块的挤压以及三大板块的应激反应；与此同时，欧亚、伊斯兰、东亚三大板块之间以及各板块内部亦有磕碰。之所以近十年来，大家普遍有“地缘政治回归”的直观感受，是因为看到了在欧亚大陆周边的近海区域，出现了利比亚战争、克里米亚危机、朝核问题、南海问题等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这些地缘政治事件爆发的时间节点恰好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紧随其后的欧债危机相吻合。这暗示着，在地缘政治危机的背后，可能有着深刻的经济动因。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阿拉伯世界的出口就因为欧美的需求萎缩而下滑，并导致阿拉伯国家经济总体出现下滑势头。这在很大程度上触发了阿拉伯世界内在的政治与社会痼疾，最终导致“阿拉伯之春”这一运动的总爆发。
从世界经济长周期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好位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所说的第五个长波的B阶段，每个长波约50—60年，又分为上升和停滞两个阶段（分别是上升的A阶段和停滞的B阶段）。第五长波的A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以及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出现，推动世界经济较快增长。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出现下滑，从而进入到了第五长波的B阶段。从国际政治的历史轨迹来看，在每个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A、B两个阶段的转换时期，以及从一个长波转向下一个长波的过渡阶段，世界上极易出现地缘政治冲突和战争。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国经济出现危机，导致对外输出矛盾；也可能是因为大国力量的兴衰导致出现大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最终引发地缘冲突。笔者判断，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停滞，很有可能是导致地缘战略板块内在变化和运动的第一推动力。冷战结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在强大经济实力保障下，海洋板块扩张加速，欧亚板块“节节败退”，东亚板块则选择了默认美国在世界政治与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低调”积蓄自身实力的策略，而伊斯兰板块中的宗教极端势力则采取了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报复行动。
总体来看，海洋板块数年来的扩张最终引发其他地缘战略板块的强烈反弹。冷战结束以来，四大地缘战略板块的互动与碰撞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海洋板块对欧亚大陆板块的“蚕食”。这场地缘战略板块的运动始于1989年的“苏东剧变”。这场发生在“心脏地带”的剧变，造成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版图急剧变化。海洋势力开始经由地中海，深入黑海，并与俄罗斯在黑海、外高加索和中亚展开了新的“大博弈”。其表现形式是海洋板块掌控的军事和经济集团的向东扩张。自1996年起，美国向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组成的互助组织（即日后的“古阿姆”集团，GUUAM）提供军事援助。1999年发生的“南联盟”危机，其后果是北约和欧盟向西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同年，北约正式吸纳波兰、捷克、匈牙利入约。从2003年以后，北约与欧盟继续“双东扩”。其中北约共实现了四轮东扩，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等，己被纳入北约。截至2017年6月，随着黑山的加入，北约成员国已经达到29个。同时，积极表达加入意愿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也是北约潜在的成员国。美国领导的海洋板块成为中东欧地缘政治博弈的最大赢家，而俄罗斯的战略缓冲地带从苏联时期的1 600公里被压缩殆尽，实质上已经与北约接壤。
在海洋板块对俄罗斯主导的欧亚大陆板块“进攻”后，俄罗斯开始了“绝地反击”，分别在波罗的海、黑海和东地中海进行了“阻击”。黑海东端的格鲁吉亚与俄罗斯在2008年发生了俄格战争。2013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在黑海沿线，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与对抗。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用实力告诉美国和北约，什么是俄罗斯不容动摇的战略底线。
欧亚地缘战略板块的历史告诉我们，地缘政治逻辑是这个板块的根本逻辑。在沙皇俄国时期，对领土的追求和版图的扩张使得欧亚板块崛起成为西起大西洋、东至太平洋的巨大地缘战略板块。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使俄国侵占了中国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1917年之后，沙俄被苏维埃政权取代，结束了帝国主义行径。但在斯大林时期，又有明显的扩张，包括通过1939年的《苏德密约》对波罗的海的扩张，与德国瓜分波兰等行径。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勃列日涅夫主义”指导下，对中东欧实施扩张，并在1979年发动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沙皇俄国（及其后的苏联）的这种扩张性很有可能是与所谓的“安全困境”心理密切相关，即越扩张越不安全，越不安全越要扩张。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来看，地缘政治扩张导致的民族成分的复杂性以及最终如星火燎原般的民族矛盾，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而目前海洋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在欧亚大陆的对峙沿着波罗的海，经中东欧直到黑海和西巴尔干依次展开，一道新的冷战“铁幕”正徐徐落下。
二是海洋板块与伊斯兰板块的激烈冲突。伊斯兰板块是宗教与地缘政治的复合体，其最大的特点是执著地追求伊斯兰信仰。伊斯兰板块的第二个特点是内部的矛盾冲突和分裂。一是世俗与宗教之间的矛盾，二是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矛盾，三是大国势力深入伊斯兰世界内部后引发的地区地缘冲突。这导致伊斯兰板块内部远不是铁板一块。这些矛盾可以充分解释“两伊战争”的爆发和后来本·拉登及其领导下的“基地组织”针对西方的报复性崛起。“9·11”之后，美国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在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展开了激战，标志着海洋地缘战略板块与伊斯兰板块之间的激烈冲突。在日前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公投背后，亦有美国的身影，而以色列则公开支持库尔德公投。这将进一步打破中东地区脆弱的平衡，加剧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之间的矛盾，甚至使现有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分崩离析。美国、以色列支持库尔德独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遏制伊朗。此外，伊斯兰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亦有碰撞。例如，伊斯兰激进势力对欧亚大陆板块内的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进行了扩张，导致包括两次车臣战争在内的俄罗斯方面的强力回击。
三是海洋板块与东亚板块的碰撞。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是通过区域经济合作的方式，推动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以软性的地缘经济方式扩展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中国加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开始实施“重返亚太战略”，海洋板块与东亚板块的碰撞加剧，涉及朝核问题、中国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等。海洋和东亚两大板块之间的碰撞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和西太平洋地区形成了一条北起日本海，南至南海的“可争执地带”。南海问题涉及中国领土主权与重大海洋权益。中国80%以上的石油进口通过马六甲海峡，是“海上生命线”。围绕南海问题，中国与美国、东盟部分国家、日本展开了激烈博弈，而欧盟、印度、俄罗斯等域外力量也加入进来。东北亚“地中海”，即以朝鲜半岛为核心的日本海—黄海—东海构成的“地中海”区域，亦事关中国核心安全利益。这里博弈的对象主要是中、美、俄、日、朝、韩六方。朝核问题上升为东北亚地区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矛盾，其本质是海洋板块与东亚板块围绕东北亚“地中海”控制权的争夺与反争夺。对于海洋板块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作为东亚板块的领导核心，当然会采取反制措施。而随着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中菲关系的急剧升温，美菲关系却开始恶化。此外，以中国为首的东亚板块还与以俄罗斯为首的欧亚大陆板块加强了合作与互动，中俄联合军演也已经扩展到了地中海和鄂霍次克海。目前，海洋与东亚地缘战略板块在东北亚“地中海”和南海之间的竞争已呈愈演愈烈之势。
海洋战略板块中主导国家的扩张逻辑，强调地缘政治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逻辑，对文明、宗教、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整合不足甚至缺失，缺乏对“地中海特性”的充分认识，导致新纳入的地区出现恐怖主义、经济发展落后以及对周边乃至全球的负面外溢效应，产生了所谓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单纯依靠强力和当事国“内爆”实施扩张，却不考虑整合、融合问题，极易引发“地中海”危机。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欧亚、伊斯兰板块中亦隐藏着地缘政治上的扩张冲动，前者源于安全困境，后者起于宗教执著。由此可见，地缘战略板块之间的碰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常态，其碰撞冲动既缘起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亦离不开各大战略板块的自身特质。加之历史形成的“地中海”特性，五大“地中海”危机终于以今日之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
3 未来地缘战略板块的演进趋势及中国“地中海权益”的维护
就地球板块的运动规律而言，一是运动的恒定，即板块的运动永远不会停止，日积月累，就出现了板块的漂移；二是板块边界变化的恒定，即板块的碰撞不会停止，板块边缘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我们今日所见之地表，可以追溯到二亿五千万年前作为一个整体的超级大陆（Pangea），日后由于板块漂移，才出现今日之多个大陆并存的格局。但板块漂移的过程没有停止，还在继续进行当中，总体将符合“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规律。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说明地球大陆可能已经处于一个形成新的超级大陆的过程之中。这虽然是关于自然地理的概括，但地缘政治却也与之相类似。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帝国从未从领土上真正把世界连接为一体，但不得不承认，15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体系从经济上将全世界都纳入了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但美苏对峙和冷战爆发意味着世界在地缘上仍是分裂的，即两极格局。冷战终结后，美国单极格局昙花一现。今天，世界正迅速步入多极格局。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地缘战略板块也在发展变化当中。东亚板块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从欧亚大陆板块中逐渐脱离出来的一个板块。今后，还会有新的地缘战略板块出现。
从目前来看，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地缘战略板块以及以德法为核心的欧盟地缘战略板块正在逐步形成当中。而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都因缺乏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或因为人口太少，暂时还难以形成一个独立的地缘战略板块。南亚板块很久以来就不在现有各地缘战略板块的范围内，是自我发展成长起来的。2017年发生的中印洞朗地区边界对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南亚板块崛起过程中与东亚板块碰撞的体现。而欧盟板块则是在欧洲发生多重危机、特朗普上台后美欧分歧加剧的背景下，有可能从美国主导的海洋板块中脱离出来的一个战略板块。欧盟开始加强建设独立的欧洲防务力量，增加军事防务预算，实施更具有自主性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愈发具有对内保护、对外扩张性质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例如，欧盟委员会提议构建欧盟层面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的立法提案，用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话讲，就是“欧洲必须能够一直保护自身战略利益……作为一项政治责任，我们需要知道在自家后院里发生了什么，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集体安全。”未来，如果美国逐步放弃全球的领导地位和安全义务，欧盟将不得不实施独立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并有可能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明确战略意识和实施大战略能力的新的地缘战略板块。这些变化意味着，在未来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可能有六大地缘战略板块各领风骚，分别是海洋（美国主导）、欧盟（德法+欧盟机构主导）、欧亚大陆（俄罗斯主导）、东亚（中国主导）、南亚（印度主导）以及内部暂时处于分裂状态的伊斯兰地缘战略板块，它们之间既合作，又竞争。在这六大地缘战略板块交汇的“地中海”区域，“地中海”危机只会加剧，而不会缓和。
今后的中国将面临一个更加条块分割的世界。世界经济自2008年以来也已步入第五个长周期的B阶段（停滞阶段），这意味着世界经济未来走势很可能是L型，直到下一次工业革命将世界经济重新带入一个上升期。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可能正面临一个剧变的时代，突出表现为时代精神的转变。所谓“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主导精神。二战后出现的自由、开放、包容的时代精神正滑向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重商主义。其主要特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国家中心主义，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和本国利益优先，其代表是特朗普总统及其“美国优先”主张；二是各个国家围绕地缘利益和权力展开激烈竞争；三是包括美欧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始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四是各国内部以阶级、种族划线的社会矛盾激化。我们不能忘记，这样的时代精神前两次分别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和上世纪30年代，结果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此，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高风险时代，而这个时代，又恰恰是中国崛起及全球利益迅速增长的时代。我们希望新的产业和科技革命尽早到来，以便带来新一轮经济景气。如若世界经济的长周期依然与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理论所预测的一致，那么人们的等待期将会相当漫长。这进而意味着目前世界正在经历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浪潮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短则十年、长则二十年的过程中，地缘政治危机会进一步加剧，各大地缘战略板块的摩擦碰撞会引爆一系列“地中海”危机。这意味着在各“地中海”及其沿岸，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急剧上升。
自2013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自2016年起，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的利益更是进一步深入各“地中海”区域。维护中国的“地中海权益”，关键是要阻止时代精神退化到二战前以邻为壑的状态；中国需要与各地缘战略板块达成守望和平的战略共识，开展战略协调与利益置换，这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各大地缘战略板块中的主导国家秉持的是怎样的时代精神，是封闭保守、本国第一，还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因此需要推进板块间的战略、经济与文明对话；同时需要阻止海洋或其他任何一个板块的过速、过度扩张或衰落，实现各板块间的均衡。中国在未来一段峥嵘岁月中，或许将是维护全球化进程以及缓解地缘政治冲突的最后屏障，因而将可以发挥独特作用，并提供中国方案和相应的国际公共产品。
具体而言，中国在各“地中海”的权益维护有三个大方向。
一是在欧洲—北非地中海，面对正在出现的“失败之海”，需要积极采取措施维护中国的地中海权益。2015年时任意大利外交部长保罗·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归纳了地中海面临的三大挑战：恐怖主义、非洲和移民。他呼吁美国“重返地中海”，同时，欧盟方面实施地中海版本的“马歇尔计划”。地中海危机源于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开始的欧债危机以及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这背后的逻辑链条是：美国金融危机传染给欧洲，欧洲是“薄弱环节”，引发欧债危机；而美欧市场和能源需求的锐减，导致北非马格里布和中东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和政治危机，最终导致“阿拉伯之春”、恐怖主义和难民潮的泛滥；大量难民经由地中海涌入欧洲，导致欧洲难民危机；而俄罗斯与北约、欧盟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激烈竞争和发生在黑海沿岸的乌克兰危机，又给东地中海—黑海地区带来地缘政治危机。在多重危机叠加下，传统地中海可能彻底沦为“失败之海”，即地中海内部的安全、秩序和福利完全丧失。考虑到地中海是中国进入欧洲市场的门户，而欧盟又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重大。在利比亚和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蒙受了较大经济损失；东地中海又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交汇点，尤其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和匈塞铁路共同构成了中国进入欧洲市场的“中欧陆海快线”。在此背景下，中国一方面在吉布提建立了后勤补给中心，另一方面则应该积极参与地中海地区的区域合作机制，并考虑建立中国与地中海国家对话合作框架，重点是开展政治对话、加强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在参与地中海合作机制和主导建立“中国与地中海国家合作机制”时要做好与欧盟的沟通和协调，这主要是考虑到地中海国家中的北方国家基本都是欧盟成员国，需要遵守欧盟的法律法规。但在开展中国与地中海国家合作机制时，也应尽可能向欧盟传递正能量，要防止欧盟蜕变为一个保护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欧洲堡垒”，对中国的政治和经贸利益造成损害。在欧盟逐渐从海洋板块分离出来的过程中，中、美、俄、欧、伊斯兰五大战略力量在地中海地区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和错综复杂，中国需要逐渐形成“地中海思维”，即多种文明、宗教、历史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内交汇、碰撞，多种力量既竞争又合作，均势、均衡与合作是走向和平与繁荣的关键。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在欧洲—北非地中海的“介入”，必须是和平介入，主要依托非军事手段，是通过经济合作、人文交流、文明互鉴与多边主义的方式帮助传统的地中海恢复和平与往昔的繁荣，也借此确保“一带一路”合作在传统地中海区域能够扎根、机制化、可持续发展，惠及地中海沿岸各国。
二是在波罗的海—中东欧—黑海—东地中海一线，应对正在形成的冷战新边疆。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欧洲、俄罗斯基于不同的战略目标而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这一地区的主要矛盾是美欧俄三方的安全博弈。未来，这一地区可能无法完全摆脱安全困境，北约东扩的势头不会停止，美俄之间的地缘竞争还将继续。中国此时进入这一地区，机遇和挑战并存。这里潜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加了中国进入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中国或许将很难不被卷入到美欧俄三方的大国博弈当中。但是，无论是美国、欧盟、俄罗斯，还是中国，仅仅依靠自身力量都将无法为这一广大地区提供安全、稳定和增长等领域的所有公共产品，只有通过多方协调，才可能实现地区繁荣和稳定。而目前中国应该做的，而且唯一能做的，就是落实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推进中国、欧盟、欧亚经济联盟在中东欧地区开展三方合作，以经济与制度的手段推动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推动“16+1”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间的“16+1”合作机制建设成为一道“防火墙”和战略缓冲机制，缓解海洋和欧亚板块之间的地缘冲突，将中东欧、西巴尔干地区从潜在的“破碎地带”改造成“门户区”。这里所谓的“门户区”，指的是增进民族、商品和观念交流的国家和地区，其在连通世界不同地区可发挥独特作用。今日最重要的门户区是新加坡、中国香港、摩纳哥、芬兰、巴林、迪拜、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巴哈马群岛。今后，中国应与各方一道，努力将波罗的海—中东欧—黑海—东地中海一线转变为和平与繁荣的“门户地带”，打造更多的门户国家、门户城市。
三是东北亚“地中海”和南海。这里有着中国最重大的“地中海利益”。“地中海”是大国崛起的腹地。历史上，西班牙、法国等欧洲大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均崛起于地中海。美国则崛起于加勒比海。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认为，“对于美国来说，控制了加勒比海，就等于控制了美洲大陆；而控制了美洲大陆，美国才可以从西半球腾出手来影响东半球的大国均势……美国要成为世界大国，首先是加勒比，其次才是世界。”为达到其目的，美国不惜打了一场美西战争，战胜西班牙，并开凿了巴拿马运河，通过改变地理内涵的办法，将大西洋与太平洋贸易相连接，并主宰这一贸易。从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的崛起，必崛起于东北亚“地中海”和南海。但中国显然不会走历史上大国通过战争崛起的老路，而将和平崛起。这就意味着中国将努力在东北亚“地中海”和南海这两个地中海实现和平和繁荣。这里的关键，一是要妥善处理朝核问题，防止东北亚“地中海”成为“核海”和“火海”，要考虑到朝核问题的历史经纬，避免朝鲜半岛出现大的动乱和各派势力乘乱而入“搅局”，要尽早吸纳朝鲜进入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实现东北亚的和平与繁荣；二是要积极谋划鼓励日本的东亚特性，继续与日本、韩国一道，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三是在南海地区，深入推进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向东盟开放服务业市场，加快推进包括中日韩、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印度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通过各大地缘战略板块之间的战略、经济与文明对话，推进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繁荣，避免该地区出现战乱，沦为“破碎地带”，成为群雄逐鹿之地。
未来，包括红海、里海、加勒比海在内的“地中海”区域都可能成为新的地缘政治热点。以中美洲—加勒比海为例，我国台湾地区的所谓“邦交国”多云集于此。随着2017年巴拿马与台湾地区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两岸“外交休兵”告一段落。巴拿马连通两洋的战略位置，令美国对中国在巴拿马以及整个中美洲—加勒比海日益增长的经济存在和政治影响力日渐不安。我们需要意识到，各地缘战略板块之间的竞争不仅仅局限于各地理板块所在地理范围的“内线”，竞争和冲突可能在“外线”发生，尤其是随着各地缘战略板块力量投送能力的加强与革新，各地缘战略板块的竞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综上所述，中国亟须树立“地中海思维”，在国际体系和国家这两个传统国际关系分析视角之外，增加一个“地中海”视角。“地中海思维”是一种新型的区域主义，在承认地缘战略板块存在竞争的前提下，深入观察地中海特性，强调尊重既有文明的边界，深刻理解历史复杂性、地理敏感性和发展不均衡性，反对军事扩张，强调通过对话解决冲突，防止任何一个“地中海”成为某一单一地缘战略板块的“内海”，由此实现航线安全与自由，实现各种力量板块之间的均势，努力推进和平与共同繁荣。
*文章转自《国际展望》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