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苏联罪人? 戈尔巴乔夫生前与普京的分歧曝光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欧亚新观察 Author 戈尔巴乔夫
理解改革，捍卫新思维
文｜戈尔巴乔夫
翻译｜王丰文
来源｜欧亚新观察
▲ 图源：互联网
改革在国家政治和联邦关系方面都留下了沉重遗产，不能说我和我的同事们启动改革后看到了所有问题。
当然，非常明显的是，维护和更新一个代表着“世界”的国家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这个国家曾经代表着“一个世界”，在这里，像爱沙尼亚和土库曼斯坦这样完全不同的共和国共处于一个国家内，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共享其历史命运。在改革岁月里，几百年和几十年所积累的所有问题全部呈现了出来。我想没有人对此作好了准备。
历史地看，苏联继承了俄罗斯帝国，但它是“各民族人民的监狱”吗？如果我们同意这一点，那么第一批囚犯就是俄罗斯人民。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俄罗斯人民所忍受的艰辛和苦难并不亚于苏联的其他民族。一切都是如此。但还有别的东西：共存和创造的经验，以及以新形式保存这种经验中的最好一面的机会。
1 为什么这个机会没有实现？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讲话中一再将苏联解体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列宁的联邦概念，其中包括苏维埃共和国主权原则以及自决直至分离的可能性。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是苏联解体的原因吗？我们知道，很多帝国和国家的宪法并未对此作出规定，但它们也已经分崩离析。我想苏联解体另有原因。
在斯大林时期，多民族国家开始扭曲成一个僵化的、超中央集权的单一化体系，中央决定一切，控制一切。不仅如此，斯大林和他的同事还武断地划定了各共和国的边界，似乎认为人们只能存在于联盟关系内部。民族问题被埋得更深，但这些问题并未消失。在“苏联各民族人民繁荣和彼此接近”的表象后面存在着尖锐的问题，任何人都没有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斯大林将任何民族的不满和族际争端的本质都归结为反苏行为并予以压制，并未花费时间进行劝解。
在着民主化和获得更多自由的条件下，所有这些都将浮出水面。诚然，我们最初低估了问题的规模和严重性。但是，当问题出现时，我们不能通过以前的压制和禁止的方法来行动。我们认为，必须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寻找深思熟虑和平衡的方法，以说服的方式来行动。
1988年初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译注：指1988年至1994年，为争夺阿塞拜疆西南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飞地，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发生的武装冲突）升级时，我们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来采取行动的。冲突的根源是长期存在的，当时和现在都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尽管当时有人试图说服我可以通过重新划定边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国家领导层达成的共识是这种方法不可行。我认为，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位问题达成协议，是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事情，联盟中央的作用是帮助他们使局势正常化，特别是解决经济问题。我相信这是正确的路线。
但是，无论是两个共和国的党组织还是知识分子都无法找到和解甚至对话的方法。极端分子将他们边缘化了，事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1988年2月底，苏姆盖特市发生了流血事件，为制止屠杀不得不动用军队。
在此期间，即1987-1988年间，我曾试图用一致的民主方式解决族际争端。其实质是，只有在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民族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应该说，最初波罗的海各国、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乌克兰的民族运动是在支持改革的口号下进行的，在1987年几乎没有人提出脱离苏联问题。
但很快，分离主义倾向开始在民族运动中占据上了上风。各共和国党组织的领导人不知道如何在民主制度下工作。他们感到困惑。比如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1989年4月人们走上了街头和广场，就是这种情况的表现。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本应去倾听人民的声音，但他们却宁愿躲在地堡里。最终事态演变为一场灾难。
往事不堪回首及，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驱散第比利斯集会的决定是背着我做出的，违背了我的意愿。我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信条：应当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不动用武力，不流血。
2 为保存苏联而斗争
有人经常批评我说过于重视国际问题，试图以新思维为基础解决国际问题，似乎我低估了苏联内部问题的严重性，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机会。作为回应，我说一件事。在这些年里，特别是在1991年，我把大部分时间、注意力和精力都花在了内政上，最重要的是，我把大部分时间、注意力和精力都花在了维护和拯救一个联盟国家的努力上。是什么造成了1991年的危机？为什么事件变得如此尖锐？其原因既是客观的，是苏维埃国家存在的几十年里积累起来的，同时也是主观的，与改革时期的错误和疏忽有关。
族际和联邦关系问题以及经济问题成了一个死结，要解开这个结，只能将这些问题进行现代化并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我们太晚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未无所作为。
1991年新年前夕，我曾向苏联公民发表讲话：“即将到来的一年将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要解决关乎我们多民族国家命运的问题。国内各民族已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我们现在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敏锐地意识到，我们不能彼此隔绝。我们能够走出危机，站稳脚跟，同心协力，坚定地沿着新的道路走下去。”
我曾经深信，可以以政治手段解决维护和改革苏联问题，而不是使用武力，更不能流血。但是1月上旬，一场大雷雨爆发了。立陶宛发生了流血事件。以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Витаутас Ландсбергис）为首的立陶宛领导层在选举中上台，走上了加剧与联盟中央关系的道路，并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独立。尽管如此，我还是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并准备进行谈判。1991年1月12日，我发表声明说，危机将通过宪法手段予以解决。但1月12日晚，在苏联军队的参与下，维尔纽斯的一座电视塔和一家广播电台被占领，导致人员伤亡。
当然，苏联总统没有也不能下令采取这种行动。所发生的事情是对总统的挑衅。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八月政变”（指1991年“8·19事件”）之后，情况变得非常清楚。也有文件证实了这一点。
1月13日流血事件后，所有防止立陶宛和波罗的海其他共和国脱离联盟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但保留联盟的斗争仍在继续。我确信，没有联盟国家的参与，与联盟国家的命运、我们人民的命运有关的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我还确信，大多数人会在公投中投票支持保留苏联，并将其改造成为真正的联邦。
3月17日，我提议的公投开始了。苏联76%的人口、俄罗斯71.34%的人口统一保留苏联。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全民投票的结果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当时已成为激进反对派领袖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及其周围的人不得不重视公投的结果。我认为，如果没有这次投票，苏联总统与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九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就不可能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会议。通过各共和国领导人的多次会晤，国内局势已经得到缓解，并开始加快联盟条约草案的准备工作。我本人和国家领导层中的志同道合者不得不同时与分离主义者和“激进民主派”分裂联盟的企图作斗争，并与那些想要推翻民主进程、使国家回到过去的人作斗争。
在四月全会上，有人提出了更换领导层的问题。党内高层试图从自下而上地发动叛乱，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开始形成各种集团，宣称其目标是“反对修正主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各级党委给我发了几十、上百份电报，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采取紧急措施挽救社会主义制度问题，直至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4月22日，在讨论内阁关于克服经济危机的报告时，一些议员在当时的总理瓦连京·巴甫洛夫的建议下，在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亚诺夫的同情下，开始讨论在国内或在关键性经济部门实行紧急状态问题。我不得不进行干预，使议会重回正轨，同时反击狂热的保守主义者。
在国家领导层中，包括在我的核心圈子里，既有志同道合的人，也有两面派的人，他们口头上声称拥护民主，但实际上却准备背叛民主和我个人。我不否认任何领导层成员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坚持其意见。他们有充分的机会这样做，他们可以在公开的辩论中，在公开的政治斗争中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却选择了幕后勾结，并最终发动了政变。提拔他们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将根纳季·亚纳耶夫提拔为副总统——对我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误判。但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的选择仍然是坚定的：不偏离民主道路，拒绝“紧急状态”，寻求团结社会所有健康力量进行改革。在四月全会上，党内某些集团的代表提出，“要么由戈尔巴乔夫实行紧急状态，要么让他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我说：“够了，不要再蛊惑人心。我辞职。”有人劝我撤回辞职申请，我拒绝了，（离开会场）回到我的办公室。
一个半小时后，根据政治局的建议，全会以压倒多数票（只有13人投了反对票，14票弃权）决定不审议我提出的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建议。在那之后，局势有所缓和。
但现在我认为，我同意继续担任总书记职务是一个错误。正如随后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党仍然是一股保守的力量，无力进行自我改革并参与国家的改革。
一些领导层成员也没有经受住民主的考验。在1991年7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巴甫洛夫总理在强力部门领导人支持下，要求授予内阁紧急权力。（我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在新奥加廖沃，在那里我参加了对联盟条约草案最后条款的讨论。）有必要再次拒绝“紧急状态”，此外，很明显，巴甫洛夫、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亚诺夫，在条约签署后在国家新领导层中将不再有一席之地。
正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进行了联盟条约草案的准备工作，围绕联盟条约具有原则意义的条款进行了斗争。由于对抗性力量的复杂政治操作、讨论和冲突，到7月底，阻碍改革进程的根本性问题已有望得到合理解决，为克服危机准备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毫无疑问，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7月23日完成联盟条约文本的谈判。与各共和国和联盟中央的权利和职能、统一货币政策和税收有关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7月，反危机经济计划开始实施。这对我们来说很困难，但最终我们设法达成了一个得到各共和国支持的方案，甚至波罗的海国家也表示愿意遵守其规定。1991年7月“走到一起”的一切，都是在1985年4月开始的道路上长期寻找和努力的结果。要使国家摆脱危机并大规模推进民主变革，形成了现实的前提条件。
3 “与当下要求不符”
这几个月，我们在外交领域所做的一切都服从于主要目标——巩固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的过渡，从对抗过渡到合作，并在未来过渡到伙伴关系，我们开始真正融入世界经济。这是1991年外交政策议程中心事件的主旋律——我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发达工业国家的七国会议，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访问苏联。
当我与七国集团领导人会晤时，我们已准备好进行严肃对话。改革使我们摆脱了教条，这些教条使我们无法认识到，没有私有财产、经济自由、市场关系，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有效的经济。在开放性确立之前，在恐惧消失之前，我们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甚至不敢说这些话。但早在1990年，人们就可以说：社会和专家们已走向市场经济形成了共识。
1990年秋天，我在会见西方代表时不断强调，克服经济危机，改革经济是我们的任务，没有人能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理解这一点。西方也应该期待我们获得成功。毕竟，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建立一个健康的经济符合它的利益。这意味着，在改革的最尖锐和最关键的阶段，我们有权指望我们的伙伴采取对等步骤。对此，西方对话者的声明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他们的动机：苏联的改革进展不够快，经济仍然不够“市场化”，这缩小了西方相向而行的机会。
我们曾经认真准备在伦敦与七国集团的会晤。事实上，整个6月份，一个小组不知疲倦地工作，为我们参加伦敦会议准备材料和建议。7月8日，工作成果被提交给在新奥加廖沃的各共和国领导人。讨论表明，他们与苏联总统之间已经达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使其可以带着协商好的立场前往伦敦。各共和国领导人，包括叶利钦在内，都支持在新奥加廖沃起草的文件和我在伦敦的演讲提纲。
这次演讲的主要思想是：“关于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的概念来自于苏联彻底变革的必要性，但也需要西方相向而行（取消与苏联进行经济和技术联系的法律和其他限制，苏联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等）。
事实证明，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谈话是坦率和严肃的。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表现出对将我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和规模以及为此提供必要援助的理解。在此后不久辞去职务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苏联大使馆的会晤中告诉我，所达成的协议不符合当时的要求。
随后，一些评论家表达了以下想法：如果在经济上支持改革的协议更具体和具有约束力，叛乱分子可能不会在8月份尝试发动政变。然而，总的来说，我对此次“七国集团”会议所的评价仍然是积极的。在伦敦，发生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之后，我们融入世界经济的障碍已开始被拆除。
7月底，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了苏联。回顾过去，我认为，如果美国总统在与我们接触的道路上更快、更果断地采取行动，那么这次访问的成果本来可以更早地取得。但是，这仍然不会降低这次访问的重要性。（我们和美国）签署了一项关于将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50%的协定。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无论是从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数量来看，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核武库削减。仅此一点就使1991年苏美峰会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
我们在小范围内就世界政治的关键问题和苏美关系的前景进行了全新的对话。对我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在双方合作（历史上首次）根据新标准制定国际政策轨道内形成新的普遍安全体系的前景问题，这些标准已经经受到了考验。
今天，我怀着一些痛苦回忆美国总统的这次访问，这是（美国总统）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短短三周内会发生什么。
4 那就不是戈尔巴乔夫了
两次打击对改革来说是致命的——1991年8月由反动势力（包括我周围的人）组织的未遂政变，以及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的十二月阴谋，结束了我们国家的历史。
叛乱分子输掉了一场公开的政治斗争，他们知道自己在更新后的联盟中没有一席之地。他们声称他们是由爱国主义情感和对维护联盟的关心所驱动的，这是蛊惑人心的。我不会说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但是他们把它与旧体系联系起来，并进行了背叛，试图在其中维护其一席之地。他们冒险的后果对国家来说是灾难性的。
没有必要详述1991年8月发生的事件。我从未改变过我的立场，我对我公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它们在国家紧急委员会的证人证词中，在采访和书籍中。那些人是政变者，为他们辩护的人不断改变着故事“版本”，而所有的新版本都越来越充满谎言。
8月份，我和我的家人在人类能力的极限下度过了三天。但我并未萎靡，并采取了行动。我拒绝了阴谋家的最后通牒，他们要求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录像声明叛乱分子的行动非法。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采取了坚定立场，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违宪，决定了政变的失败。
但政变企图削弱了苏联总统的地位，扰乱了主权国家之间新的联盟关系的形成，促成了苏联的解体。之后，各共和国相继通过了独立宣言。然而，我相信即使在这些条件下也不能放弃，我继续为缔结联盟条约而斗争，尽管我意识到这项任务现在已变得多么困难。与各共和国领导人一道起草了一份声明，我们带着这份声明参加了人民代表大会。声明建议所有有意愿的共和国准备并签署一项关于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每个共和国都可以自主决定其参与形式。
本来有机会防止苏联解体。经过艰难的，有时是痛苦的讨论，我们达成了新联盟文本：这将是一个邦联制的联盟国家。10月中旬，八个共和国签署了经济共同体条约，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开始运作。11月14日，新联盟条约草案提交国务委员会审议。经过几个小时的会议，我们去与媒体见面。鲍里斯·叶利钦说：“很难说有多少共和国将加入联盟，但我坚信会有一个新的联盟。”
乌克兰的参与是一个难题。政变后在乌克兰社会普遍存在独立的愿望。但我确信，通过谈判，有可能逐渐找到这个国家参与新联盟的形式。至少我们应该就统一的武装部队和外交政策的协调达成一致。我敢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可以避免事后发生的很多事情，给人们带来如此多的悲伤。
叶利钦没有信守诺言。他和他周围的人以牺牲联盟为代价，急于入主克里姆林宫。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以非法手段决定了联盟的命运，违背了3月17日公投中人民所表达的意愿，背着苏联总统，要“拿掉戈尔巴乔夫”。他们联合了激进分子、分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他们一致赞成1991年12月8日在别洛韦日达成的阴谋，不计后果，甚至武装部队和核武器的命运悬而未决：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迅速瓦解，声明“在联合指挥下维护和维持共同的军事战略空间，包括对核武器的统一控制”成为一句空话。别洛韦日协议的仓促和不负责任，甚至让美国人都感到惊讶。
最令我惊讶也更为震惊的是公众舆论的冷漠，他们没有谴责联盟的崩溃。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失去这个国家...…
知道现在总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你确定在别洛韦日阴谋之后，你尽了一切可能，利用总统的所有权力来保护联盟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使用了所有的政治权力，除武力之外的所有手段。使用武力来保持权力，那不会是戈尔巴乔夫。怎么可能使用武力呢？那意味着一切的分裂——军队、警察、冲突，甚至可能爆发内战。对我来说此路不通。
5 改革的价值
苏联的解体打断了改革进程，但“最终结果”绝不是包括我的对手和不了解那个时代本质的人所希望的。总的来说，评估改革的不是它能够或没有时间给予什么，而是它在俄罗斯数百年历史中的转变的规模，以及它对整个世界的积极影响。
我经常被问到，如何评价那些年所作的个人决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当然，我们有错误。上边已提及这些错误。应该更早地着手对党进行改革，实行联盟的去中央化，更大胆地进行改革经济。这才是改革的现实成果：冷战的结束，前所未有的核裁军协议，人民获得权利和自由——言论、集会、宗教和离开国家的自由，有选择权的选举，多党制。
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把改革的过程带到了无法逆转的地步。但是，在改革失败后，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的道路被证明是艰难和不平衡的。后来掌权的统治者，他们彼此断绝关系，进行鲁莽的经济决策，不成熟和缺乏真正的民主，导致了戏剧性的甚至有时是悲剧性的后果。批评改革，指责其发起者的所有罪恶，甚至摧毁它都很容易，但是在废墟创造新东西本身就非常困难。
我曾经警告说，1990年代在俄罗斯盛行的激进主义和不负责任会带来严重后果。这些警告得到了证实。它们不仅对经济造成了损害，而且对民主制度也造成了损害。
我们仍然远未实现转型之初设定的目标——权力的周期性轮换，建立可靠的机制，让人们能真正影响国家所作出的决定。但是，过去的几十年既不是倒退，也不是原地踏步。这些年来，我有时是批判性地，而经常是正面地评价过去，呼吁人们心存理想，维护改革的价值。这就是方向，没有这些方向，就会陷入迷途。
*文章转自“欧亚新观察”，摘自2021年8月戈尔巴乔夫发表于《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网站上的一篇长文，原题为《理解改革，捍卫新思维》（Понять перестройку. Финал «мира мир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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