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马斯克的Space X公司公开美国军方索要资金以维持向乌克兰提供的“星链”互联网卫星服务，引发乌克兰和美方巨大震动。据称，“星链”在协助乌克兰军队操作无人机、接收重要情报更新，以及在缺少其他安全网络的情况下开展区域间通信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尽管马斯克随后改口表示不会“断供”星链，但此次事件无疑揭示，科技巨头已深深卷入当代地缘政治冲突之中，并成为挑战民族国家权力的重要行为者。 去年，西方学者曾就科技巨头地缘政治角色及其限度展开一场辩论。欧亚集团主席伊安·布雷默在题为《技术极化时刻：科技巨头如何重塑全球秩序》（点击题目阅读该文）的文章中指出，少数科技巨头事实上已经等同于国家，这些营利性公司控制内部代码、服务器和规则，重构原本由政府主导的世界格局。而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题为《科技巨头不会重造全球秩序》（点击题目阅读该文）的文章中提出反驳观点，他认为科技巨头与过去曾主宰石油、铁路等行业的托拉斯集团并无本质区别，科技巨头在未来将继续在国家政府设定的政治和制度框架内运作，国家才是转变未来的关键要素。本文作者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重新审视科技巨头的作用，并指出：科技巨头跟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共生关系，在科技资本的全球扩张中，主权国家以其强大的全球权力为本国企业做了背书，这些巨头也成为主权国家在地缘政治斗争中的拱卫者，是各国在竞争时代的重要对抗力量。在俄乌冲突后续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科技巨头们已经展现了其数字权力体系，动用信息操纵、生态封禁、技术断供三种路径，对俄罗斯进行了围剿。面对未来，作者强调我们也需要未雨绸缪，重视发展数字经济，鼓励数字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实践上，要构建以解放和发展数据生产力为核心的政策体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探索数字时代实现国家与市场良性互动的制度建设，以发挥制度、文化等多方面优势，探索出一条适合公私权力范式交融的数字新未来。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东方学刊》，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科技巨头重塑地缘格局：审视俄乌冲突中的数字权力竞争2022 年 2 月，在北约东扩、领土争端、民族矛盾等多重因素的刺激下，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在互联网空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数字冷战”同时爆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欧美科技巨头集体对俄“宣战”，或积极或被动地参与到这场数字地缘冲突中。
面对科技巨头凭借技术与数字权力体系发动的凌厉制裁攻势，俄罗斯毫无还手之力，几乎失去了在全球互联网平台上的“领土”。俄乌冲突引发的“数字冷战”打破了所谓“科技无国界”的神话，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权力的构成和运行过程。科技巨头脱下“商业自由”的外衣，作为一股地缘政治势力越来越多地参与国家间的纠纷与冲突，其所展现的惊人破坏力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公众对于商业公司权力边界的认知。俄乌冲突的“数字空间战线”加速了全球数字地缘空间的体系分裂，科技巨头的角色转变推动了新型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必将为国际政治格局重塑带来深远影响。
1 “硅谷军团”的诞生：从跨国公司到地缘政治行为体
随着社会演变和技术发展，任何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个体，都能够清晰感知到科技巨头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所拥有的巨大能量。俄乌冲突爆发后，人们突然发现日常提供便捷数字服务的科技巨头已经可以像国家一样参与“权力的游戏”。2022 年 2 月 28 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广为传播的文章《乌克兰战争考验科技巨头的权力》，作者在文中指出：“对世界上最大的一些科技公司而言，俄乌冲突已经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地缘政治时刻。它们的平台已经成为一场平行信息战的主战场，数据和服务成为冲突中的关键环节。”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俄乌冲突所揭示的地缘冲突的两个新特征。第一，从战争的发生空间来看，数字空间正在成为与地理空间同等重要的战场。“面对战争，现代技术是对坦克、火箭和导弹的最佳回应”，这是俄乌开火以后 , 乌克兰副总理米哈伊洛·费多罗夫（Mykhailo Fedorov）写给欧美各大科技公司的公开信中的内容。科技巨头打造的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争夺战争话语权、塑造自身行为正当性、赢得国际社会支持的首要阵地；科技巨头提供的地图、通信、支付等数字化服务也成为在战时维护国家安全、维持社会运行的重要领域。
第二，从战争的实施主体来看，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科技巨头在这场冲突中已经具备类似于国家行为体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在此次地缘冲突中，科技巨头采取了鲜明的政治立场，例如，苹果、谷歌停止在俄罗斯的市场运营，脸书封禁俄罗斯官方媒体账号以阻断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应乌克兰副总理的请求为乌克兰启动卫星通信服务——星链（Starlink）以保障乌克兰在战时的互联网畅通；此外，科技巨头还通过切断在俄罗斯市场的部分数字化服务、停止芯片供应与技术服务等不同形式参与对俄制裁，对俄罗斯国内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冲击。这在影响战争进程、支撑西方全领域对俄制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的时代，技术革新让世界变得更好，几乎成为社会共识，而现在这种共识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纵观近四十年来经济全球化高速发展的历史，科技巨头被认为是推动未来人类经济社会模式革新与新文明形态发展的“先进生产力”。数字技术创造的新型基础设施和应用生态全面而系统地渗透并重组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科技巨头集合了先进技术、巨量资本和高效组织，一度成为创新和开拓精神的杰出代表。在电商、社交、出行等不同商业场景耕耘多年的巨头持续擘画“科技乌托邦”的宏伟蓝图。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视野中，跨国科技巨头“无国界”“去国家化”“去政治化”等特质能够超越国家层面，在未来多中心或多主体的全球治理机制中担当重要角色。随着数字技术在全社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社会对于科技巨头的正面形象认知逐渐多元化。早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已有学者在关注科技巨头权力扩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塑。2021 年 10 月至 11 月，一场关于科技巨头能否改变地缘政治范式的大辩论曾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上展开。欧亚集团主席伊安·布雷默（Ian Bremmer）在题为《技术极化时刻：科技巨头如何重塑全球秩序》的文章中指出，少数科技巨头事实上已经等同于国家，这些营利性公司控制内部代码、服务器和规则，重构原本由政府主导的世界格局。布雷默推演出三种数字地缘竞争的未来假设：一种可能性是国家至高无上，奖励国家的“冠军企业”；一种可能性是企业从国家手中夺取对数字空间的控制权，赋予全球主义者权力；一种可能性是国家逐渐消失，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的地位提升。而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在题为《科技巨头不会重造全球秩序》的文章中提出反驳观点，他认为科技巨头与过去曾主宰石油、铁路等行业的托拉斯集团并无本质区别，是一种需要主权力量加以规范的“新型垄断”。科技巨头无法与物理空间脱钩，其在数字空间内的影响力无法为现实世界及公民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而国家可以合法使用武力。“当安全、政治权威与技术创新之间需要权衡时，政府（和社会）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摒弃技术创新以保障安全和政权。”随着各国政府逐渐向数字空间延伸主权，科技公司不受约束的发展环境正在消失。国家可以运用法律规范、经济制裁等多种方式，避免大型科技公司的资本利益侵蚀主权利益。他认为，科技巨头在未来将继续在国家政府设定的政治和制度框架内运作，国家才是转变未来的关键要素。美国知识界的这场辩论似乎已经将科技巨头的形象脸谱化了，科技巨头和主权国家间成为一种权力博弈的零和关系，然而，现实政治的变化超越了两位学者讨论所建立的分析框架。俄乌冲突开启了“技术极化”的地缘政治时代，科技巨头化身“硅谷军团”，“中性”的技术体系和数字基础设施成为一种新的经济武器。一方面，科技巨头在俄乌冲突中所展现出的战略性威力，将导致未来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权力结构更为分散、行为主体更为多元；另一方面，随着各国政府逐渐向数字空间延伸主权，运用法律规范、经济制裁等多种方式，科技巨头不受约束的发展环境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技术民族主义的趋势日益明显。科技巨头的角色变化和行为逻辑，短时间内难以突破传统现实政治经济治理体系以谋求全球化技术统治，反而服膺于传统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博弈的地缘冲突框架，成为不同政治集体之间意识形态对抗的急先锋。
俄乌冲突引发的数字空间战争带来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一，科技巨头权力扩张的根源何在？是什么因素发生变化，导致私人资本主导的数字巨头可以参与国家间的“权力游戏”？其二，面对未来回归现实主义的数字地缘竞争，如何理解国家和科技巨头之间的复杂竞合关系？在伊安·布雷默与斯蒂芬·沃尔特的讨论中，正反双方都忽略了对国家和巨头两者影响巨大的重要因素——资本。科技巨头的权力根基多元而复杂，概括来看无外乎技术、政治与资本三个维度，体现出新、旧两方面的特征。
科技巨头权力的新特征在于其掌握了新的生产要素——数据，在数字时代，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拥有了权力。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指出，当代全球权力转移的一种形式表现为权力从国家到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这一扩散主要得益于以互联网兴起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变革。围绕数据资源的生成、供给、分配与使用所产生的赋权与分权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权力生成机制。近十年来，数字技术革命的飞跃式发展，科技巨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形成的数字生态扮演了重要角色。相比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等传统垄断性公司通过在能源等基本需求领域发挥作用并进行跨领域扩张，科技巨头依托其庞大的用户基数以及相对成熟的大数据运营体系，形成了一个闭环的“DNA”生态，即数据分析（data analytics）、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和紧密结合的（经济）活动（interwove activities）三个环流的联动，打通了从数据生产到价值变现的完整数字产业链。科技巨头依托数据资源采集与价值创造形成网络规模效应，进而打造数字生态体系，不断加强和扩张打破虚拟、现实界限的资源调配能力和规则制定权力。数据成为对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有全局性影响的新型生产要素与重要战略资源。所以，作为数字经济生态的开拓者，掌握海量数据资源的科技巨头成为这种新型权力生成机制的支配者与数据权力的重要载体。它们通过掌握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分配，可以为各行各业的生产提供数字商品、数字服务和信息流等关键的虚拟产品，支配实体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围绕这些资源的开发、生产、消费形成的数字产业链、价值链和社会运作模式，为数字化的人类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提供基础性的算力、数据存储、工具和规则。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数据可以赋能传统生产要素，提升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科技巨头因掌握关键数据资源和不可或缺的新型“公共基础设施”，成为经济社会秩序的关键重构者。这些私人资本主导的平台型公司组织充分发挥全球流动优势和技术创新优势，其所拥有的权力正在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扩张，成为一种具有全方位影响力的“超级权力”。纵观世界范围的实践发展，科技巨头在某种程度上与主权国家的政府平起平坐，这是数字时代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表征。在国家—市场—社会的权力结构变迁趋势中，权力不断向市场流散，科技巨头的崛起加速了这种进程。而在新兴的数字空间，国家作为传统权力载体的数字化转型进度，已明显落后于以科技巨头为代表的新型资本组织形式。和过去的工业寡头、金融寡头相比，科技巨头权力的政经关系结构与资本权力归属并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在科技巨头成长的过程中，资本集团与强大主权国家共同助力科技巨头迅速扩张，同时，也只有少数强大主权国家才有能力供养科技巨头，要理解这一点，白宫和硅谷的同盟是最佳范例。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大量过剩的金融资本推动数字技术在社会层面广泛运用，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催生了诸多新模式、新业态，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消费质量的升级。以科技巨头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显著的新经济增长极，与此同时，谷歌、亚马逊、脸书等企业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在世界各国“跑马圈地”，不断侵吞国际市场份额来收割全球数据红利，以谋求自身的高速发展。从政经关系结构的角度看，科技巨头与主权国家并非简单的零和关系，或者割裂开来的两个实体，而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连体。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中，科技企业曾是主权国家之间创新竞争的“士兵”，而在如今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成长起来的科技巨头与强大主权国家间已形成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狐假虎威”。科技巨头在全球领域发挥地缘政治影响力需要国家权力背书，它是强大主权国家在全球秩序体系中的权势投影。苹果、谷歌如果不是美国公司，在欧盟连续开出的天价罚单中可能早已大伤元气，而华为、字节跳动如果不是中国公司，在美国政府凌厉的制裁攻势下也可能早已被迫签署“城下之盟”。二是“唇亡齿寒”。在数字地缘竞争中，科技巨头不仅仅是所谓的“士兵”或者“冠军”，更像是拱卫帝国、拥有自主性的封建领主军团，成为支撑强大主权国家权力扩张的关键性力量。盘踞在硅谷的“FANNG”军团已是美国在数字时代维护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假设硅谷骤然衰落且后继乏力，那么美国在当今世界的权力与地位无疑将遭受重创。而拥有全球领先数字产业集群的主权国家，将在数字地缘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权。从资本权力归属的角度看，科技巨头崛起是私人资本权力进一步扩张的结果，成为继金融寡头之后，资本权力与技术结合形成的最新载体。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权力就已经开始与更古老、更规范化以及更具道义正当性的政治权力形成共治天下的社会权力结构，正是资本和资本形态的不断发展或拓展，现代社会从工业化以及后工业化到当代的全球化才有了可能。如以石油公司、电力公司等为代表的工业资本通过在能源等基本需求领域发挥作用，间接地在其他社会领域发挥其影响力。科技巨头的权力扩张实际上是资本利用以数据为核心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组织动员模式打造出来的新型社会权力载体。巨头们在担负部分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也侵蚀了原本属于国家权力范畴的公共治理主导权，而私人资本权力的进一步扩张，打破了原本由国家法律秩序维系的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相对平衡的权利义务关系，也直接挑战了在工业经济时代和信息经济时代已形成的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的权力分配格局。在强大主权国家内部，科技巨头相对独立的“能动性”作用正在加强。面对 2021 年年初“国会山骚乱”事件，美国的科技巨头们并没有受托于政府或执法部门，而是直接采取行动，甚至在特朗普未卸任美国总统时就将其全面封杀，令世人震撼。反之，传统主权国家要想规制科技巨头，目前的主要手段是从经济层面运用反垄断罚款、提高监管要求等措施，但是罚款对于科技巨头而言的警示意义更重于实际意义，采取过于严苛的监管也会损伤科技巨头的发展活力，如何规制和驯服仍然在扩张的私人资本权力，主权国家暴露出严重的体系滞后和能力不足的问题。
3 分裂网时代：新型数字权力冲突与数字地缘竞争的未来值得警惕的是，科技巨头的崛起，为资本权力掌握社会统治权提供了一种收益更高、成本更低且产权明晰的补充性选择。即，不需要像过去一样长时间建设“旋转门”机制来渗透主权国家民主体系的复杂政治系统，通过拥有超级网络平台基础设施的私有产权，就可以掌握部分类似主权性质的数字权力体系。科技巨头所拥有的这一数字权力体系在俄乌冲突中初显端倪，具体可以归纳为信息操纵、生态封禁和技术断供三种实践路径（见表 1）。
信息操纵是科技巨头在社交媒体领域利用垄断性平台地位、运用深度伪造等新兴数字技术发动大规模信息战，从而获取意识形态战场的战略制高点。科技巨头与西方媒体联手通过限制屏蔽“亲俄”内容、炮制热点话题、加大导向性信息传播等方式，对俄媒实施集体封杀。生态封禁是科技巨头通过暂停和收缩业务的方式，使在对象国运营的数字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瘫痪，从互联网平台到金融支付通道，再到通信、娱乐、体育等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对其日常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冲击。技术断供是科技巨头通过终止芯片等关键科技硬件产品供应的方式，击毁对象国数字技术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打压数字技术产业的发展潜力。来源于强大主权、金融资本与数字技术革新三位一体的权势叠加，使科技巨头运用数字权力体系可以凌驾于现今国际社会中绝大部分国家主权之上。如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脸书也可以因为澳议会准备通过一项名为《新闻议价法》的法律，就悍然屏蔽了澳大利亚所有媒体的新闻内容，同时限制该国用户分享和获取海外新闻的权限，最后澳大利亚政府妥协同意修改议案才宣布解除封禁。即便是作为联合国五常之一的俄罗斯，面对科技巨头的“数字霸凌”也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尝试加快建立能够独立于国际互联网运行的主权互联网体系。如今，西方科技巨头正在积极探索数字空间的新前沿，意图构建一个更加真实和身临其境的综合性数字生态系统——元宇宙。随着区块链技术和去中心化应用的实现，未来的全球数字世界将可能形成一个由大型数字平台打造的虚拟空间，将现实世界的经济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映射到不分国界的数字空间中。俄乌冲突在“元宇宙”尚未到来之前，便向我们展现了“元宇宙”中战争的可能形态。正如有学者指出，“在这次俄乌冲突中，我们看到了资本在信息、网络、认知空间中，将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彻底抹去的能力。它既可以塑造成一座认知的高墙，将人群隔开，也可以成为一件武器，将人的同理心化作仇恨与恐慌”。俄乌冲突军事战场硝烟弥漫的同时，曾经致力于推动全球化的互联网世界正在被西方国家和科技巨头构成的“政治铁幕”所撕裂，国家间数字领域的权力竞争范式也将被资本主导的市场性力量所塑造。在万物信息互联互通的时代，各国社会内部随着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分界愈发模糊，不得不迫使公共与私人空间重新划界。作为私人资本权力扩张的载体，之所以能够打破非国家行为体的传统权力边界，在于数字巨头利用人类社会深度数字化过程中出现的权力“空档期”，率先实现生产方式和组织体系转型，掌握了部分社会生产分工中的核心环节。因此，不管是嵌入国家权力体系，或是与国家权力机关围绕公共治理达成新的分工合作“契约”，与强大主权国家共生的科技巨头将成为未来地缘政治演变的重要变量。随着数字时代生产关系与全球地缘格局的深刻变化，国家治理视角下公共与私人部门间权力边界的动态调整与国际政治博弈中科技巨头战略性作用的提升，将为科技巨头提供权力进一步扩张的空间。虽然这一权力还需要借助主权国家的部分传统权力资源与权力合法性继续其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但它展现出的“国家化”能量已经可以为国家强化数字时代国际地缘政治博弈提供竞争优势，国家间的数字权力竞争也将加速数字地缘空间的体系分裂与格局重塑。随着数字地缘格局的演变，“分裂网”（splinternet）已然不再仅仅是一种担忧，对于中国而言，也将面临与西方国家之间更加激烈的数字地缘竞争。2022 年 4 月 28 日，美国与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联合发起《互联网未来宣言》，宣称要积极应对“数字威权主义”对全球互联网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共同承诺推动建设全球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积极愿景，意图通过在数字规则领域打造“排华俱乐部”的同时，建设以美国为核心的政策协调机制，以此服务于美国的数字权力竞争战略。应对西方国家与科技巨头协同参与数字权力竞争的“组合拳”，中国亦需未雨绸缪，化被动为主动，重视发展数字经济，支持数字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引领全球数字治理进程。首先，构建以解放和发展数据生产力为核心的政策体系。面对数字地缘的全球竞争，大国博弈成为国家和市场主体携手的“混合双打”比赛，透过当今数字空间的冲突表象，看到这一实质十分重要。科技巨头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先进技术已经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战场”，越来越多的主权国家将会更加重视培育科技企业及本国数据资源的战略属性。在促进数字科技产业发展的同时，通过优化监管体系与政策传导机制，强化本国科技巨头与公共部门之间的政企互信，从而增强双方之间的相互联结的紧密程度，扩大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的竞争优势。其次，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俄乌冲突将进一步提升各国构建自主性数字生态体系的战略必要性，全球数字权力的竞争范式也将突破国家中心主义的桎梏，竞争的核心逐步由企业之争、平台之争上升到数字生态系统比较优势之争。目睹西方科技巨头对俄罗斯实施无差别、全方位的技术断供与生态封禁，非西方国家势必会寻求更加独立的数字供应链体系与多元的数字服务提供商来源，这将为中国科技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主权国家与科技巨头联合构建的数字生态体系将形成跨越主权疆界的溢出效应，国家也应为企业走向全球市场提供更多支持性政策，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创新，着力扩大中国科技企业的国际影响力。最后，探索数字时代实现国家与市场良性互动的制度建设。科技巨头的发展势必会带来私人资本权力扩张的问题，那么如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充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重建因私人资本权力过度扩张所打破的权力平衡，这将成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随着全球范围内国家治理体系向智能化、平台化转型，私人资本主导的数字巨头也需要自觉地对大型平台的公共运用、公共管理、公共监督做出有益探索，而在国际竞争的外部压力下，部分因内部治理而产生的分歧将阶段性让位于合作的主旋律。面向走向分裂网时代的全球数字地缘竞争，我们也许将看到的并不是公司与国家两个巨人之间的战斗，更可能的是一场在数字时代不同文明政治制度竞争的新比赛。哪个文明最先发挥制度、文化等多方面优势，探索出一条适合公私权力范式交融的数字新未来，那么它就有可能对未来全球格局的演变带来决定性的影响。*文章转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原载《东方学刊》。
刘典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副研究员、数字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专家、观传媒公共事业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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