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拖垮苏联的幕后功臣, 为何30年前就已“瞄准”中国?
推动美国国防战略调整的幕后之手
文｜张露
来源｜《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 安德鲁·马歇尔，图源：互联网
《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美国现代国防战略的形成》（THE LAST WARRIOR: Andrew Marshall and the Shaping of Modern American Defense Strategy）一书，是由前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et Assessment）主任安德鲁·马歇尔的两位老部下直接操刀撰写的。但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向人们展示马歇尔的丰功伟绩（或者至少主要目的不是），而是要梳理其思想发展史，向人们讲述马歇尔的战略思想、学术智慧，以及对美国现代国防战略调整所施加的影响和做出的贡献。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会发现这本书事实上内含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人物成长的主线，记录着马歇尔的人生轨迹；另一条则沿着净评估这一最能代表马歇尔人生价值的战略研究方法的创建历程展开，展现了净评估方法从萌生走向成熟的全过程。
单纯从文字角度来讲，这本书并不是一部好的传记作品，正如两位作者所言，他们不是擅长讲故事的职业作家，许多地方读起来很平淡，但好在马歇尔的经历实在是太丰富了，许多重要历史时刻他都有幸参与，这些经历本身弥补了辞藻上的不足。而无论是谁来读这本书，有几个要点都是不会忽略也无法忽略的：一是马歇尔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会成为影响美国现代国防战略调整的关键人物？二是什么是净评估？它有哪些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能让那么多位总统和国防部长趋之若鹜？三是竞争战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战略？它的战略价值在哪里？四是马歇尔真的预测到了苏联的解体吗？五是新军事革命一开始就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吗？六是马歇尔是何时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的？
1 马歇尔：一个注定要改变历史的人
马歇尔从小就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酷爱阅读的好习惯，这两个基本的品质影响了马歇尔的一生，也奠定了他成功的基础。通过阅读数学、历史、文字、军事类作品，马歇尔开阔了视野，形成了自我教育的良好习惯。特别是汤因比（Arnold Toybee）的《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让他第一次理解了国家怎样获取、使用、保存实力，对人类的优点、弱点和性情的理解逐渐加深，同时开始认识到“大众观点或者传统观点关于‘现实’的认识往往是错误的”，这让他在后来的岁月里遇到任何“传统观点”时都持一种怀疑态度，这种质疑精神帮助马歇尔在对竞争对手进行战略分析时，往往能拨开困扰着其他人的迷雾。例如，当兰德（RAND）的同事用理性行为体模式推断苏联战略轰炸机的基地可能在其纵深处的西伯利亚西部时，深谙历史传统影响力的马歇尔对此不以为然，而拥有通信情报知情权的优势也印证了他的判断。在马歇尔看来，这种将苏联行为解释为单一理性行为产物的观点，不仅是一种臆想，而且有着潜在危险。特别是用这种方法对苏联战略决策进行分析，其危险性更大。正是出于对理性行为体模式的批判，在回顾了苏联战略态势的发展历程后，马歇尔得出结论，“似乎更可信的是，苏联战略态势的发展是一个庞大的官僚组织决策的结果，而不是一小部分人依据一种一贯的风格做出的决定”。正是在这种质疑精神的指引下，马歇尔才会相继对理性行为体模式、系统分析方法进行扬弃，将组织理论等引入对苏联战略决策的研究之中，并逐渐形成了“净评估”分析方法。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历与强烈的质疑精神，注定了马歇尔最终会脱颖而出。
与此同时，马歇尔出身于兰德公司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成功同样重要。虽然他选择兰德的初衷仅仅是因为当时兰德给出的薪水相对较高，有助于他为继续学习深造积累资金，但兰德公司对于新兴技术的前瞻性、战略性思考及其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习惯对其影响很大。早在1947年，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就根据德国V2导弹的技术推测出了人造地球卫星即将出现，并预测人造地球卫星将具有侦察、监视、预警等多种军事潜能，而在整整10年后苏联才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太空。兰德公司对于新兴技术的敏感性对于马歇尔有着极大的影响，这也是其率先提出军事技术革命（Military Technical Revolution）的一个重要诱因。另一方面，兰德公司从建立之初就有着良好的学术氛围和浓郁的跨学科研究习惯，这一点对于马歇尔的影响至关重要。一大批优秀的学者被兰德延揽，其中不乏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美国军政各界的领军人物，与这样的人一起共事，对于马歇尔的成长获益良多，正如书中所提及的，马歇尔身边的良师益友、合作伙伴大多是各领域的名家，与各路高手过招培养了马歇尔理技融合的学术基础、丰富的学术积淀和厚实的学术人脉，这些恰是他后来主导净评估办公室并带领这支队伍另辟蹊径走向成功的重要基础。同时，兰德的另一个学术习惯对他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兰德公司在设计其建筑时专门留下了一个供各部门专家进行茶歇交谈的回廊，不同研究部的专家们可以在这里自由交流，许多难题的解决都是在这样的不同学科的思想碰撞中实现的，而净评估的活力恰恰来自跨学科的研究。
最后，马歇尔的务实精神和对于人才的无私帮扶使其成为难题终结者和国防战略界的精神领袖。马歇尔在学术研究上强调务实，他特别对“世界在现实中如何运转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感兴趣，在研究问题时并不推崇复杂的图表或抽象的公式，更不喜欢充满缩略词的花哨术语，因此他才会成为一个长于解决现实难题的高手，往往能抓到事物的本质，这使得他常常被作为“救火队员”处置各种难题，无论是研究美国人精神病发病率、核攻击战略预警可靠性、美国海军发展规划、美苏中欧竞争态势，还是处理尼克松总统的情报需求问题，马歇尔都有出色的表现。而对于人才的无私帮扶使其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导师”，其中不乏美国国防界的大腕儿，这些人围绕在马歇尔身边形成了一个被称为“圣安德鲁预备学校”（St.Andrew’s Prep）的精英圈子，这个小圈子对美国国防战略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
因此，尽管在进入兰德之初，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成为众多战略思想家中的佼佼者，但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历、厚实的人脉和对于“传统观点”的质疑精神，这些内在的优秀品质决定了他必然要成为一个推动历史进程的人。
▲ 图源：互联网
2 净评估: 能够帮助决策者把准未来脉搏的分析框架
马歇尔事业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依托是他所提出的净评估分析框架。尽管对于净评估的需求早在杜鲁门执政末期就已经提出了，但直到1973年，随着净评估职能划归国防部，其效能才充分发挥出来。在此之前，以净评估之名存在的机构并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出现这种差异性变化的一个核心因素恰在马歇尔其人身上。正是因为马歇尔本身的特殊性，才导致他在净评估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一干就是40多年，先后辅佐和影响了12任国防部长和8位美国总统，并为美国战略界培养了大批净评估专家，使得净评估深入到了美国战略研究的各个领域。因此，尽管马歇尔本人谦虚地将“净评估之父”的头衔送给了他的伯乐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但在实践中，马歇尔才是领导净评估团队的灵魂人物。
净评估是马歇尔在其于兰德期间创建的长期竞争框架基础上开发出的新的分析框架。与各军种为了争夺预算份额而降低美国优势的做法不同，在1969年写成的这篇《与苏联长期竞争：一个战略分析框架》中，马歇尔主张通过加强美国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同时利用苏联已知的弱点和行为倾向，做出让苏联决策者为难的战略选择，迫其承担巨额成本，以便在竞争中提升美国对苏联的优势。这些理念后来也成为了净评估的基础。
虽然一直在从事净评估工作，但对于净评估究竟是什么，马歇尔一向讳莫如深。尽管早在1972年8月他就写下了名为《净评估的本质与范畴》（“The Nature and Scope of Net Assessments”）的备忘录，但其中却没有提供一套定量的方法或公式，以便让人可以延用。对于净评估，他更愿意去描述要做什么而不是建议如何去做，他会说“我们对净评估的理解是，它是就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武器系统、武装力量、政策等方面进行的一种详细比较。”尽管净评估分析“力求全面”，但马歇尔明确将它与麦克纳马拉的系统分析加以区别。在马歇尔看来，净评估是就美国与外国军事进行比较的一种整体性方法，而不是系统分析那种简化的思考。相对于系统分析典型的“开处方”式特点，净评估更倾向于“做诊断”，“它将突出我们和其他国家做事情方式的有效性与无效性，会突出那些与对手相比我们拥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但并不会就力量水平或力量编成的输出值提供建议”。净评估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论，而不应当被理解为是某种具体的方法。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分析框架的开放性与创新性，从而可以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进行动态的调整，选择更为适合的方式，并不断吸纳新的分析要素融入其中，使评估结论尽可能与事实相符。净评估是对长期趋势进行评估，就新出现的问题、目前被忽视却可能变得更糟的问题，以及美国可以利用的已有（或可能将形成）的机会和优势，给国防部最高级别的领导人预先提个醒。净评估办公室正是履行了这一宗旨，始终在寻找并确定国防部高层领导所需要关注的挑战和机遇。
在净评估出现之前，美国的战略研究大体上与我们今天一样，主要还是以定性研究为主，定性与定量的结合并不理想，尽管也有大量分析数据与数理模型存在，但研究的方式主要还是静态的常规分析模式。净评估的出现事实上开启了一种新的战略思维习惯（或者称模式），这主要反映在非对称竞争、繁简分析与动态研究三个方面。首先，净评估倡导的是一种非对称竞争思想。在净评估提出之前，人们对于战略对手间竞争的理解基本上是对等性或对称性全面竞争，类似于将敌我双方的国防力量按同一类别进行列表比较，在竞争方式选择上主要是习惯性的“兵来将挡、你攻我防”的传统逻辑模式，但净评估模式的出现则开辟了“以攻对攻、攻敌之必救”的竞争思路，这种模式的核心理念是“以己之所长攻敌之必救所短”，这就掌握了竞争的主动权，控制了竞争的节奏，加大了对手面临的压力和成本。苏联在美苏竞争中最终落败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美国改变了竞争思路，这一思路也正是美国先后提出三次“抵消战略”的逻辑起点。其次，净评估主张分析过程繁简结合。净评估在研究敌我双方竞争关系时，不是简单地仅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而是要将敌我双方及各自盟友的优势、劣势及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统统涵盖进来加以整体比较，分析要素“力求全面”，然后在比较过程中将可抵消要素约减掉，从而聚焦于核心竞争力的发掘和研究，这样做不仅能够节约成本，而且有利于发掘出一招制敌的比较优势。最后，净评估强调动态竞争式研究。它强调研究要活起来，特别是将情景分析与模型模拟工具引入其中，使研究的精细化空前加强，这是传统定性研究所做不到的。传统研究主要依托于研究者的逻辑思维，在进行战略竞争分析时，最远边界止于对于竞争风险的判断和静态指标对比，但对于竞争风险转化为实际对抗后的情况无法进行有效展现，这就使得依据这种分析而做出的战略决策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净评估研究由于加入了情景分析与模型模拟，使得实际对抗的后续情况能够比较全面的预演出来，从而有助于决策者对未来决策的可能影响形成比较直观的感受。
正是净评估上述优点的存在，使得其研究结论相对于传统研究更贴近客观实际。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净评估在现代美国国防战略制定过程中越来越有市场，《美国法典》（United States Code）对于国防系统开展净评估研究有着明确而完备的规定，足见美国战略决策层对于净评估工作的重视。从实践角度来看，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战略思维模式与方法论，净评估带有普适性，不仅在国防领域中有着巨大的作用空间，而且在商业领域中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美国商业领域著名的战略学家理查德·鲁梅尔特（Richard Rumelt）就对其推崇备至。在其名著《好战略，坏战略》（Good Strategy, Bad Strategy: The Difference and Why It Matters）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净评估思想，鲁梅尔特引用马歇尔的话指出“这是一种与反应性思维截然不同的做法”，并且认为马歇尔“发现了隐藏在形势下的潜在力量，而一旦得到落实，那将会是一个更加有效的竞争之道”。相对于鲁梅尔特的隐含式表述，台湾学者潘东豫则直接将净评估界定为“全面掌握国家与企业优势”的方法路径。尽管净评估最初主要着眼于分析安全问题，帮助决策者研判战略平衡走势、识别决定未来军事力量平衡的关键因素，但在实践中，这一跨学科的战略评估模式早已成为涵盖内容广泛的战略运筹方式，并已经被北约、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军队所使用。因此，无论是从了解对手的角度抑或是从改进战略分析方法考量，了解净评估都势在必行，且裨益良多。
3 竞争战略：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竞争战略也被称作“成本强加”战略。在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看来，这是马歇尔的一个重要的发明。马歇尔认为，真正的竞争战略意味着你采取的行动会给对方施加极大的应对成本。因此，在美苏竞争中，不需要不断想办法去应对苏联的威胁，而应寻找机会削弱他们军事投入的价值。
书中专门用了两个案例来解说这一战略竞争模式与传统模式的差异性及其战略效果。第一个案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1976年春天，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ield）第一次出任国防部长期间，面对苏联海军能力迅速上升、美苏海军实力呈现出接近的趋势，他要求项目分析与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Program Analysis and Evalution）和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共同协助他制订海军未来五年造舰计划方案。两个部门被要求分别就这一问题陈述其方案。项目分析与评估办公室的陈述还是传统的老路子，聚焦于不同造舰方案的成本效益。而净评估办公室的方案则从战略层面思考问题，并没有将重点放在构成舰队的舰艇与飞机的具体数目上，他们提交的《对海军的思考》（“Thinking About the Navy”）建议美国公开宣布要保持一支能主导世界的“蓝水”海军，诱导苏联与美国展开竞争并将其引向美国有明显优势的潜艇静音领域、制导领域及海上补给领域，在这三大领域中美国都具有领先优势，而苏联海军对于其潜艇部队的重要程度又远高于美军，这样就使得苏联方面不得不接招了，而一旦接上招，苏联海军就要投入比美国大得多的资金，这样不仅能打乱苏联海军整体发展节奏，而且可以让美军以较低成本赢得竞争主导权和竞争优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精确制导作战当时还只处于萌芽状态，还要有10年时间才会成型，但马歇尔已经将其提上了日程，并作为美苏海军竞争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一方面反映出了他对于新兴技术战略价值的敏感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此时的他已经有了“星球大战”式思想的萌芽，准备用各种在当时还看不太清楚但却需要大量投入的新兴技术套牢竞争对手、诱导其陷入竞争陷阱。
第二个案例发生在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任国防部长期间。当时净评估办公室关于继续部署B–1轰炸机的战略分析报告与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因国土广阔，苏联有着世界上最漫长的边界线。受历史上德军大规模空袭导致苏军损失4000架飞机的惨痛经历影响，苏联总参谋部对于发展防空力量有着着魔似的执迷。从1945年起到60年代初，苏联人在防空上的投入比他们的核力量投入还要多。而美国却没有这样的倾向，面对苏联强大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反而减少了防空投入。马歇尔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对苏联强加成本的机会。因此，1976年，他提交了一份关于部署B–1轰炸机的分析报告。在报告中，他分析指出，部署本来就用于突防的B–1轰炸机，将使美国能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继续保持对苏联的核威胁，促使苏联继续投资于领土防空，而苏联用于防空的成本要远高于美方部署和维持一支B–1轰炸机编队的支出。同时，报告建议放弃高成本的“防空”业务，使美国避免类似消耗。经过这两步，美国将在防务开支上相对于苏联形成“最大程度的杠杆优势”。上述两个案例充分体现了马歇尔领导下的净评估办公室典型的竞争战略思维。
事实上，马歇尔的竞争思维模式其实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田忌赛马”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即都是通过有效的战略设计，充分发挥自身长处，形成影响全局的局部战略优势，迫使对手以超高成本竞争，从而经过一段时间后最终实现总体上的胜出。在1976年完成的《对苏持续政治——军事竞争中的军事战略》（Strategy for Competing with the Soviets in the Military Sector of the Continuing Political–Military Competition）一文中，马歇尔和他的搭档罗奇完整地介绍了这一竞争思维模式。当时净评估办公室的报告收录了如下问题：与苏联相比我们擅长什么？我们正在试图做什么？尽管其他方面存在着抵消行动，我们应如何使用我们的长处赢得优势？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竞争思维的基本逻辑在其战略思考中居于核心地位。通过这些问题，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净评估办公室在研究与苏联战略竞争时时时刻刻都在坚持着动态式、互动式分析，总是在动态中发掘彼此的优势劣势，并从一个更长期更宏大的战略视野去思考如何赢得优势。这一点在净评估办公室的许多可见的建议主张中都能寻到痕迹，它已经内化到了净评估研究的所有层面，甚至可以说，净评估在本质上与竞争战略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净评估本身就是竞争思维的结果、是竞争战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4 苏联解体：马歇尔功不可没
虽然对于净评估在苏联最终解体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官方证词，甚至有人说马歇尔的净评估团队在里根执政时期因与当时的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关系不睦，而不可能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但早在70年代，净评估办公室就已经开始评估苏联军费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并在其后的研究中，通过分析得出了与当时权威的中情局不同的结论，最终证实中情局不仅高估了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而且极大低估了苏联的防务负担。正是因为有净评估办公室这样独立于情报界的机构，才使得美国高层决策者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声音，而不至于只能听信中情局对苏联防务负担所做出的错误估算。同时，净评估办公室的其他研究项目对移居美国的苏联人进行的调查研究，也让美国决策者更清楚地了解到了苏联军队的真实情况，打破了苏联军队铁板一块的虚假印象。而马歇尔参与、于1988年完成的《区别威慑》（Discriminate Deterrence）报告，不仅开始认识到新技术的出现将彻底改变战争方式，而且已经得出了苏联变得非常虚弱的结论。
正如盖茨所证实的，马歇尔对苏联防务负担的独立评估促使中央情报局将苏联防务支出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提高了一倍，这帮助美国战略决策者重新考虑美国在与苏联长期竞争中的战略态势，特别是这一改变帮助一些居于关键岗位的领导人意识到优势在美国一边，而不是之前中情局评估结论所展示的样子，这或许也给里根政府坚定地推进“星球大战”提供了一个支撑因素。虽然促成苏联解体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苏联末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他抱怨美国的政策特别是“星球大战”计划力图“在经济上拖垮苏联”。
尽管正如本书作者所言，马歇尔没有准确预测到苏联将于何时或以何种方式解体，但马歇尔对苏联防务负担的评估，及对苏联经济正在走向破产的判断，使得他能够为高层提供更准确细致的评估结论，而这一点对于美苏竞争的走向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正如马歇尔一再强调的，他不是决策者，净评估要做的只是做出诊断，而不是要给出药方，同时，鉴于截至目前，还有大量的净评估研究报告没有公开，马歇尔与苏联解体的关系到底有多大，还有待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评估帮助决策者越来越准确地看到了苏联本来的面目。
5 新军事革命：并非一帆风顺
20世纪80年代，净评估办公室在两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个是了解苏联的评估，另一个是基于精确弹药与广域监视和自动化指挥控制的结合，预测军事竞赛发生颠覆性变化的可能性。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军事理论家就公开宣称科技进步将随之引发军事革命，经过研究后，马歇尔及其研究小组得出结论认为，苏联人“评估认为即将出现的新技术”将会引发战争的变化，这一点是正确的。为了准确把握这一问题，马歇尔资助对“历史上军事革命过程中军事创新是如何产生的”展开研究。出于与未来战略竞争者争夺比较优势考虑，马歇尔敏锐地感受到了新军事技术革命的重要性，即一旦军事技术革命发展成熟，那些采用新的作战技术的军队将会发现，相对于那些存在于军事技术革命10到20年前的军队而言，自身“军事实力将增加一个或几个数量级”。在1992年提交的军事技术革命评估报告中，马歇尔和克雷佩尼维奇（Andrew F. Krepinevich）已经认为，当新技术运用到军事领域时，军队作战概念、体制编制都会同步发生变革，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军事行动的性质和实施方式，并预测“大部分军事行动实际上都是在多维空间同时进行的”，“空间作为实施和保障军事行动的主要媒介变得越来越重要”，处于领先地位的军队将受益于“正在兴起的太空作战和各种供军事行动使用的新型传感器”，未来主要强国之间的战争将主要决定于敌对双方“侦察—打击”体系间的远距离交锋，战斗和交战的结果将越来越取决于对信息主导权的控制。
尽管在这份最早的军事技术评估报告中已经提出了大型基地和前沿部署海军舰队的优势正在减小，且随着技术发展有可能成为对手优先打击对象，但直到如今，美国空军仍然高度依赖短程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海军也仍然在重点发展搭载短程攻击机的航空母舰。这些方面充分折射出大型组织机构在引入创新性变革过程中的艰难，人们的思维惯性很难轻易改变。正如军事技术革命评估报告所强调的，军事技术革命最困难和重要的部分并非技术领域，而是如何为新的军事系统开发合适的作战概念，以及如何组织力量最好地应用革命成果，即变革的关键不在技术而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于既有环境的熟悉与依赖使之不愿意轻易接受变化，这也正是到1993年马歇尔开始用“新军事革命”一词的部分原因所在。
为推进新军事革命，马歇尔专门组织了一场以大型组织创新为主题的研讨会，邀请了大批企业界领袖和军方高级领导人参加。但正如事实所表现出来的，地方企业界领袖远比军方高级领导人更能接受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冲击，并乐于迎头赶上。在军队寻求创新问题上，与会企业代表萨瑟兰（Ivan Sutherland）给出了衡量成功的标准：一是愿意让某一军种的部分组织“死去”或“破产崩溃”；二是以远见卓识保护组织中具有创新的个体免遭机构中“抗体”的压制，“抗体”是他称呼那些从现状中受益并进而阻止改变现状的人。这两条标准确实很有针对性，但也恰恰映射出了军队对变革的消极。要想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军队系统的整体发展方向，被证明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在与国防部一、二号人物接触后，马歇尔强烈地感受到，至少在早期，军事技术革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源自于思想观念。虽然在国防部内外不乏新军事革命的话题，但对于新军事革命的理解显然与马歇尔所期待的存在着很大差距。
变革意味着对于旧的事物的扬弃。人本身具有很强的行为惯性，一旦适应一种情况，再想改变需要很大勇气。而对于一个大型组织改革而言，仅有勇气还不够，还要有富有远见、擅长协调运作的领导，且有时各项硬件因素都具备了，没有合适的机会也不行。正如学者威廉姆森·莫里（Williamson Murry）和艾伦·米利特（Allan Millett）在其研究军事创新的作品《两战之间的军事创新》（Military Innovation in the Interwar Period）中所总结的：和平时期的军事创新显然是一个高度偶然的事件，其中，具有远见并能在官僚系统内娴熟运作的领导，以及纯粹的好运气都能且常常扮演决定性角色。虽然军事技术革命或新军事革命的概念已经满天飞，但真正做出根本性改变却是另一回事。
6 瞄准中国：由来已久
早在1987年递交给副国防部长艾克里（Fred Iklé）的备忘录中，马歇尔就写道：“与现在相比，未来20年的世界将变得相当不同……由中国崛起和军事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结构性变化，似乎并未引起综合长期战略委员会及其他事务委会应有的足够重视。他们的关注点仍停留在苏联、美苏竞争、欧洲战场等问题上面。”“未来几十年里，美国的战略将不得不同时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和由军事技术革命引发的战争变革。”1996年，在考虑净评估办公室未来定位时，马歇尔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未来评估议题，指出亚洲看起来在未来几年对美的安全更为重要，美国关注点将从欧洲转移到亚洲，重点是中国。2002年，在呈交国防部长的备忘录中，马歇尔指出美国防务战略要求“在国防部范围内将注意力指向亚洲”，并建议各军种应“对恶意的中国形成的长期挑战做好打算，要将这些挑战整合在军种和联合兵棋推演、训练和演习计划中，包括日常海空军和特种部队的演习”。从那时起，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崛起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影响的年度报告。最终，2012年，奥巴马指示要推出针对亚太地区的再平衡。随后，美国海空军提出了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构想。
马歇尔对中国做出的战略判断很大程度是基于他所支持的两个中国问题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一个是从事中国战略文化研究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一个是研究大国兴衰的艾伦·费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前者于1995年到中国军事科学院进行交流时搜集了大量中国军官关于未来战争的学术文章，在这其中两篇谈到马歇尔关于信息化战争的观点，提出中国“需要认真研究”，白邦瑞据此研究认为解放军已经采纳了马歇尔关于新军事革命的定义，马歇尔等由此推断中国将通过主导信息权对美国构成区域拒止。后者曾专门研究过英国作为世界主导国相对衰落的过程，后在克林顿政府负责审视情报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战略意图和军事力量的评估。克林顿时期美国国内普遍的看法是中美发生对抗极不可能，但费里德伯格研究后，在其2000年发表的《争夺亚洲主导权》（“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一文中明确提出，“美国将与中国开始一场公开和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费里德伯格认为，中国领导人是希望以一种不发生战争的方式获得亚太地区的霸权。上述两人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马歇尔将中国作为未来战略竞争者的结论。此外，他在1992年做的有关军事技术革命的评估结论曾指出，未来的新区域拒止技术将会使美国海外基地和前沿部署的远征部队投送能力面临巨大挑战和高昂成本。而东风–21D的出现使马歇尔认为这正是他的结论所描述的那种风险。在马歇尔看来，中国是未来最有可能拥有强大察打一体能力的国家，而这对美国传统力量投送意味着某种限制，并会影响到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在马歇尔看来，这已经触及了美国防务战略的底线。
早早将中国界定为下一个战略竞争对手，一方面反映出净评估研究的前瞻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其对中国战略文化、战略传统及发展模式的误读。
7 结语
净评估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伴随着美国国防战略调整的进程。马歇尔在这一进程中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作为读者，随着马歇尔的脚步一步步走来，也对于美国国防战略调整的主要阶段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并对净评估的战略价值有了比较充分的认知。当然，鉴于净评估办公室的大量文件还处于保密之中，我们对于净评估办公室运作全程及其对于美国战略界的影响只能窥一个大概，但仅从这些现有文字中也已经感受到了这一机构在美国国防界中的地位。
马歇尔倡导的净评估，无疑帮助美国军政领导人在许多重大选择面前厘清了方向，引导他们关注新的战略问题和隐现的机遇与挑战，从而在大国竞争中争得先手。净评估是应美国与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竞争需要而生的，其一步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伴随着竞争来的，因此，寻找对手是其一以贯之的传统，一方面，对手情结让其能够时刻保持清醒，帮助美国领导人预先发现风险，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它不可避免地要用有色眼镜看待这个世界。从冷战中诞生并一路走来的净评估办公室，在后冷战的时代，面对一个远超出冷战时代非黑即白的世界而更加多彩的新世代，误判与偏颇也在所难免。其中本书最后一章将中国界定为下一个战略竞争对手就带有这种性质。美国的净评估虽说要帮助其领导人发现机遇与风险，但一个没有提到的基本前提是它要服务于美国霸权，这一前提使其不可避免地会夸大风险的存在。对于净评估的方法我们要重视，但对于其结论则要用批判的眼光加以审视，在借鉴运用过程中，要力避其不良影响，主要学习其分析方法，用中国的眼光、中国的视野、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对其加以修正。
*文章原刊于“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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