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抓住的一个秘密, 正成为后全球化时代的制胜命门”

 导读：自新冠爆发以来，“全球化退潮”成为一个不断被讨论的概念，全球供应链的断裂、重组不断吸引各方关注。当然，疫情的爆发本身只是导火索，深层的原理与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背后的逻辑及其根本问题密不可分。本文作者认为：传统经济学设想的，全球市场在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之后达到平衡的结局，至少在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不太可能达成。全球经济、政治的“本土化”将是未来的必然发展方向。    复杂产品的全球供应链在加长的同时变得复杂、脆弱、昂贵；全球化造成部分地区工人收入下降，进而引发政治纷争；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这些原因正在让经济向区域化转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正在消亡，只是转向了不同的模式。新的模式下，要改变曾经认为将人迁往大中型城市，比在地方城镇创造工作岗位更便宜的经济思路，也要改变乡村、偏僻地区不重要的政治理念，企业、政策制定者和整个社会都要更加关心本土化，以此来保证全球化可以得到支持。同时，地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前景也具有意义，它要求更加注重公民而非消费者，从事实上让人们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    过去流行数十年的全球化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的区域化和本土化的兴起，不应只在“逆全球化”的语境中解读，它实际反映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向所谓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模式（stakeholder capitalsim）的转型。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Financial Times，转自“法意观天下”，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土制造：后全球化世界的繁荣之路

文｜Rana Foroohar

翻译｜谭金哲

来源｜法意观天下

▲ 图源：互联网

我永远不会忘记多年前我对已故的理查德·特鲁姆卡（Richard Trumka）的采访，他当时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的主席。特鲁姆卡是一位说话强硬的前宾夕法尼亚州煤矿工人，他告诉我他在20世纪90年代与克林顿政府的一位官员有过一次谈话，内容是关于1993年批准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后果，以及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潜在影响。

特鲁姆卡担心廉价劳动力突然涌入全球市场，以及其对美国工人的收入和生活的影响。“我对这位官员说，这些交易会杀死我们，他同意我的看法。”但这位官员说，“等过一段时间，工资会开始回升，世界各地的情况会趋于平衡”。当特鲁姆卡问他这个“回升”的过程可能需要多长时间时，他回答：“大约三到五代人”。

三到五代人，这对问题中的人来说就是一个世纪。那么，美国的普通工人，就像许多富裕国家的工人一样，开始质疑全球化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或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正在上升又有什么奇怪的呢？正如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2011年指出的那样，他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挑战其专业通说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一。“民主、国家主权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互不相容的。我们可以结合这三者中的任何两个，但永远不会同时完全拥有这三者。”

今天，很明显，历史的钟摆正在远离全球经济一体化。随之而来的一些变化，从市场混乱到贸易战再到真正的战争，都是极其令人担忧的。但在眼前这些令人不安的头条新闻之外，挑战和机遇并存。以下是我对我们新时代的指南。

 1   全球化并没有消亡, 它只是变得不同

直到最近，资本、货物和人员可能无法继续无缝跨越国边界的想法还是异端。正如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2000年的一次演讲中所说，“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是否会成功，而在于如何成功”。

但早在新冠疫情或俄乌战争之前，一系列的转变——人口、地缘政治和技术——正在使世界远离一码通吃的全球化，走向一个更适合当地利益的经济政策制定和商业模式的异质世界。技术创新的浪潮正在使工作和财富向更多的地方转移成为可能。千禧年一代的工人和选民正在推动政治家和商业领袖考虑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全球增长。

有些人认为，在不受约束的、1990年代风格的超级全球化和1930年代的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之间，没有中间地带。但是，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的平衡一直在变化；前者太多，会导致保护主义或更糟。后者太多意味着许多人对这个系统失去信任。

今天，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本土化的新时代。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全球化的东西都会消退。恰恰相反，企业、政策制定者和整个社会都需要更多关注本土化，以确保对全球化的持续认同。随着世界经济变得越来越数字化，思想和信息仍将跨越国界流动（尽管根据隐私和数据制度的地理差异，这将是一种限制）。自由民主国家的金融机构在资助政府或降低本国公民的经济福利方面会有更多的限制，这是应该的。还将重新思考交易规则、劳工权利，以及如何将经济增长的成本和收益纳入决策者用来塑造我们世界的数据中。

 2   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将在当地进行

几年前，我采访了一位资深民主党参议员的高级助手，他惊奇地告诉我，过去党内有一种确定感，即农村地区和人口低密度地区根本不值得在政治上考虑。“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和白宫的一个朋友聊天，他一直在旅行，在爱荷华州和弗吉尼亚州等地看到许多贫困的农村，”这位助手说，“他告诉我，‘别担心。我们已经搞清楚了，我们进行了建模，结果发现付钱让人们搬到前50名的城市，比在他们所在地方创造就业成本更低”。

这句话暗指城镇和家的概念并不重要，这其中固有的蔑视不仅是一种侮辱，而且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农村地区使特朗普当选，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在美国各地迁移）。但现在两党都明白，城镇很重要。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赢家通吃”的趋势后，大部分的繁荣都在少数城市和企业中，期待商业和政策制定者更加注重确保财富和城镇的重新结合。

这将伴随着成本———比如通货膨胀。旧的“效率”模式认为，人、货物和资本会无缝地移动到他们需要的地方，这种模式很便宜。在国内创造更多的机会，同时仍然与全球经济保持联系，将需要建立更有弹性的模式——这涉及到更好的教育、基础设施、更高的当地工资，以及对短期底线的关注。效率很便宜，复原力将花费更多。谁来支付这些费用是有待商榷的。

但是，从效率到弹性的转变也会有机会。美国和其他一些经合组织国家已经过渡地走向债务驱动的经济，受制于资产价格的增长，它们有机会重新平衡，并更加注重创造中等收入的就业机会。同时，中国也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区域生态系统，纠正亚洲和西方之间以廉价资本换取廉价劳动力的交易造成的不平衡现象。

 3   愚蠢的政治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不如市场力量重要。但突然间，在这场大流行中，有美国从其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中国采购大部分廉价的医疗面具和关键药物成分的重要事实。俄乌战争让欧洲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成为痛苦的焦点。它还表明，选民的行为往往不像模型所预测的那样。还记得英国脱欧的惊奇旅程吗？或者唐纳德·特朗普的选举？

好消息是，所有这些事态发展最终使一个重要的信息深入人心。如果我们要解决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从气候变化到贫富差距——那么我们就必须开始跳出传统经济学的黑箱，以更加现实和全面的方式看待世界，利用如神经科学、人类学、生物学、法律和商业等其他学科。例如，考虑到常见的经济假设，即只要创造了工作机会，工作地点并不重要，因为人们会简单地搬到那里。但正如哈佛大学学者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所言，他是这场重新想象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没有大学学位的工人失去工作时，很少有人选择搬到其他地方，即使当地市场条件很差。”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依赖地方的家庭和社区关系，在困难时期对他们进行缓冲。汉森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建立新的、高度本地化的模型，说明经济增长如何在不同地区发生。

 4   “双循环”时代

这是中国的官方表述，表示未来的生产和消费将更紧密地聚集在本地。几年前，中国宣布希望自己的供应链更加本地化，原因有很多，包括与远距离生产线相关的脆弱性。这些情况在西方跨国公司中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

回顾一下波音787的情况，由于其难以想象的复杂供应链，包括将飞机70%的零部件外包给世界各地的无数国家，该飞机在2000年代后期出现了延误和成本超支。这些决定是在1997年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合并后做出的，麦道公司是一家更注重财务的公司，注重削减成本和尽量减少财务风险。但有时，将成本移出资产负债表的决定会在其他地方造成现实世界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全球贸易体系本身很容易被重商主义国家所操纵，导致国内外严重的政治分歧。

今天的政治纷争正在导致最具战略意义的行业更加区域化，如半导体、电动汽车、农业和稀土矿。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变化，也使得在某些领域进行全球外包的成本效益降低。亚洲的工资已经上涨了。能源更加昂贵。公司更关心他们的排放产出。

其结果是，远距离的全球供应链变得更加昂贵和复杂。廉价劳动力、低利润的行业，如家具或纺织品，正在各地区域化，因为为当地市场制造产品比通过中国南海把东西运到美国或欧洲更经济。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认为，增材制造或“3D打印”的发展可能会像iPhone在消费市场上一样对制造业产生颠覆性影响，这意味着复杂的机械、汽车甚至住宅都可以在本地制造。

最后，气候变化正在推动地方化。虽然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全球视野，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实际行动是地方性的。农业、纺织品和住宅建筑的供应链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供应链之一。更多基于社区的农业，结束快时尚，以及不浪费排放物，将绝缘材料、混凝土或塑料运送到世界各地的论点是明确的。虽然有些人担心这种转变的成本太高，但2021年BCG的一项分析发现，更多的本地化生产网络将使一辆3.5万美元的汽车只增加2%的价格，使一部智能手机的价格增加1%，或使20万美元的房屋增加3%。这一点，再加上允许在供应链中进行极其精确的跟踪的精确数据技术（纺织品零售商现在可以确定棉花的来源，直到某个农场或田地），以及倾向于购买更少质量更好的东西的年轻消费者，将鼓励更多的本地化并帮助地球。

 5   考虑公民，而不是消费者

随着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运动的兴起，有组织的劳动的复苏，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司法部和白宫的新一批监管者的出现，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福利转向公民的国家福祉。政治家们正在推动企业考虑他们对整个社区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消费者。客户想知道他们购买的公司是否是良好的当地和全球利益相关者。在这个政治比半个世纪以来更加重要的时代，"主街"而不是 "华尔街 "将占据优势。

这意味着，由法律强制执行的价值观将开始变得更加重要。虽然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史密斯认为，为了使自由市场正常运作，参与者需要有一个共同的道德框架，但今天的全球经济是由大量具有极其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国家组成的，这些交易往往是由全球技术官僚而不是民选官员制定和批准。

但即使是他们也没有完全赞成不受约束的全球资本市场。像凯恩斯和马克思一样，哈耶克和其他人一样是“新自由主义”之父，他认为市场不一定会恢复到平衡状态。他们需要由一个 “框架”来控制，将世界各地的资本家和商人联系起来，使他们能够漂浮在劳工的社会主义利益或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之上。正如法律教授恩斯特·乌尔里希·彼得曼（Ernst-UlrichPetersmann）——哈耶克的学生之一，所说的那样，“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共同出发点是，在任何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竞争的‘无形之手’必须由法律的‘有形之手’来补充”。法律是关于价值观的，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价值观。从监控资本主义到公司权力的概念，价值观和执行这些价值观的法律将日益塑造市场。

 6   拥有自己的网络

在我们这个新的、去全球化的世界中，那些能够利用网络力量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食物、燃料和消费需求的国家将得到最好的发展。目前，美国在这方面显然是领先的。但在一个更加异质的体系中，建立联盟将是关键。从金融网络到生产网络，再到社会网络，拥有自己的或与盟友合作拥有这些网络的公司和国家将做得最好。例如，企业间的垂直整合再次聚集了力量，因为领导者希望缓冲供应中断，削减运输成本，并减少地缘政治风险。从强生公司到大众汽车，以及香奈儿或杰尼亚等零售商，都在将更多的生产转移到内部，并试图采购和控制更多的原材料。

埃隆·马斯克走在了前面，他发现当供应链远离时，实时使用尖端技术更难创新，成本也更高（正如Ashlee Vance在他的传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因此在内部生产了大部分特斯拉产品。最终，特斯拉致力于在当地采购和创新其电池和动力传动技术。

货币脱钩也在向前发展，因为乌克兰战争后美元的武器化为独立于美元体系的愿望搭建轨道。事实上，各种类型的分散技术正日益流行。风力和太阳能的本地化生产将取代化石燃料能源系统。区块链和其他移动和共享数据的去中心化方式，尽管仍不完善，但将会进步和推广。

地方主义不仅作为一种经济前景有意义，而且作为一种政治前景也有意义。政治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J·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在其1996年出版的《民主的不满》一书中，尖锐地阐述了为什么权力下放对民主至关重要。他概括了伍德罗-威尔逊1912年反对各种集中式垄断权力的论点，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经济变革的众多先兆之一，他写道："恢复自由意味着恢复分散的经济，培养独立的公民，使地方社区成为命运的主人，而不是他们无法控制的经济力量的受害者。"

这不仅概括了国家的创始原则，也概括了新时代的核心挑战——如何将全球市场和其中创造的价值与民族国家重新联系起来。

*文章转自“法意观天下”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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