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百年未有之大衰退的英国, 这一次扭转颓势关键在中国?
控制夺取：为什么英国注定要依赖中国
文｜伊恩·莫里斯
翻译｜谈行藏、述垚
来源｜The New European
▲ 图源：Financial Times
大约23个世纪前，一名叫芝诺的塞浦路斯人搬到了雅典，并以哲学家的身份开了一间学园。他的追随者们被称为斯多葛学派，因为他们在雅典市场附近一个阴暗的画廊里聚会，在那里，芝诺用平实的类比向他们解释生命之道。
他喜欢这么说：想象一下，你是一只小狗，被绑在马车后面。小狗有充分的自由意志，所以在马车开始移动时，你可以自主决定要怎么做。你可以跟随马车小跑，享受跑步的乐趣，也许还可以顺便捡拾一点车上人丢下的残羹剩饭；也可以朝另一个方向跑，甚至拒绝行动，那么你会被拖着脖子拉走，甚至被车轮碾压。
芝诺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人类能强大到足以忽视拉扯我们的巨大非个人力量——但也没有软弱到缺乏所有选择。我们既不是命运的棋子，也不是命运的主人。成功的秘诀是认清马车的走向，并找出充分利用它的方法。
大历史告诉我们，地缘因素是分析马车动向的关键。我们通过马车对身份认同、迁移率、经济发展、安全和国家主权的影响来感受马车的运动，但如果想要明白实际发生了什么，我们就需要在地图里深入挖掘。个人和团体只有观察清楚技术和组织如何决定了舞台的大小，才能确认舞台上最重要的演员们，并为自己找到最有价值的角色。
自不列颠群岛实体形成后的8000年来，英国人一直在这样做，并去的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舞台仅限于西欧，并被南方和东方的主演们支配。对于最终成为英格兰的人而言，历史主要关于从欧陆传来的东西；而对于对于更远的北方和西方的人而言，则关于从英格兰传过去的东西。
舞台被罗马拓展到地中海，在帝国沦陷后收缩到波罗的海，又在哥伦布和卡伯特（译注：意大利航海家，为英国发现了加拿大）跳出赫里福德地图（Hereford Map，译注：1300年由宗教人士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在英国赫里福德被发现，地图中心是耶路撒冷，区域包括伊甸园、亚洲、欧洲和非洲）后急剧扩张，但无论何时，不列颠岛民众都要自己选择道路，决定行进速度。这就是过去半个世纪中的战略大辩论的关键——关于天主教、权力平衡、光荣孤立（译注：19世纪末，英国保守党决定不参与欧洲其他大国结盟争霸的活动）、帝国特惠制（译注：英国对帝国成员特别关税优待的制度）、大西洋联盟、欧盟的辩论，本质上都是道路选择问题，它也是21世纪的辩论将继续关注的。
在拽着小狗向西跨越大西洋一个多世纪之后，历史的马车再次掉头向东。2016年公投本应讨论的问题不是该如何对待布鲁塞尔，而是该如何对待北京。
脱欧辩论变成一场灾难，是因为脱欧者和留欧派在身份认同、迁移率、经济发展、安全和国家主权等短期、肤浅的问题上消耗了关键的五年时间，却忽略了长期的地缘因素。这一错误让两个阵营都沉溺在共同的错觉中：欧洲依然是舞台上的主角。
政治学家凯里·布朗（ Kerry Brown，译注：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前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讲述了一个启示性（或许有些恐怖）的故事，关于在2016年公投前他就中英关系发表的公开演讲。他说：“观众们对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里，权力结构的根本性重新安排和地缘政治力量重组相关的新闻、分析，表现出超乎自然的平静；但不远处的房间里，一场关于英国和欧盟的辩论几乎以骚乱告终。”历史的马车滚滚向东，芝诺的狗与其背道而驰。
就在芝诺在雅典建立自己理论的同一时期，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作者——他生活在恒河流域数百个独立城邦被整合为几个帝国的时代——提出，国际关系受“鱼之法”的支配：干旱时期，大鱼吃小鱼。21世纪，世界在整合，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大旱灾。
一位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指出，今天的小鱼“开始以防御性的思考方式对待联盟”。各国政府总结道：避免被大鱼吃掉的最好办法，就是将自己附在另一条威胁越小越好的大鱼上。然而他补充说，此刻英国却选择了“离开联盟而独自漂泊”。
整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对于英国这条小鱼而言，自1973年以来欧盟是大鱼，1916年以来美国也是大鱼。他们大鱼吃小鱼的活动只是一直进行得很隐蔽。更久远以前，罗马人、撒克逊人、维京人、诺曼人……这些大鱼像大白鲨一样撕扯群岛，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也是一样。而20世纪的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更像给我们造了一片浅滩，让英国搁浅，蚕食我们的主权和身份，直到伦敦政府在群岛的繁荣、安全和欧洲的迁移率问题上的发言权低于华盛顿和布鲁塞尔。2016年的辩论痴迷于欧洲的蚕食对英国是好是坏，但更应该问的是，在与中国交往事务上，英国离开欧盟是好是坏。
一些分析人士，特别是美国的分析人士，从北京的行为中推断，大白鲨要再次发动攻击了。其他观察人士则坚持认为，中国甚至连小鱼都算不上。一位金融家说，真正的问题是西方人“已经习惯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人都善待你们，现在你们得考虑跟其他人平等地站在一起，就觉得很痛苦”。凯里·布朗的判断介于两者之间，坦率地说也更令人信服，他认为“中国在英国的利益分为三大类：投资，金融和知识伙伴关系（包括技术和专业知识）”。
从1948年马歇尔计划第一批援助到2016年投票决定脱欧，英国的实际收入翻了两番。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英国脱欧将损害经济发展（英格兰银行认为，到2030年，英国经济规模将缩水百分之三到四），但其拥护者反驳说，从欧盟解放出来的英国将重塑自己的全球地位。鲍里斯·约翰逊建议，与其“在看到新的大国崛起时局限于紧邻的欧洲腹地”，不如“创造新的路径来制定与中国相关的政策”。他的计划是，将英国转型成为被批评者嘲讽的“泰晤士河上的新加坡”——一个低关税、低税收、低监管的全球商业中心——英国就此获得的经济发展将足以抵消英国脱欧形成的赤字。
全球英国很可能会中国贸易关系上面临与欧洲激烈竞争和美国战略东移的敌意，即使英国能经受住这些，后果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同样重要的是，奔向中国几乎必然会提高迁移率，这对脱欧派来说是一条红线。推动迁移率提高的一些力量超出了英国的控制范围：世界银行预计，到2050年，将有1.4亿气候难民逃离拉丁美洲、非洲、中亚和南亚，英国是他们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但成为全球英国需要进一步吸纳来自贸易伙伴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数量，尽管规模较小。这种流动其实已经开始。从英国脱欧公投到2020年冠状病毒爆发，欧洲到英国的移民数量下降了四分之三，但此期间内，来自非欧洲的移民增量足以抵消这部分减量。大多数新来者是中国人，其中大多数是学生。英国法律将他们的研究生居留限制在两年以内，但有至少一半的人表示他们希望待得更久一点。
绝大多数学生定居在城市，主要是伦敦，如果中国人在其他国家的商业实践产生任何指导意义，成千上万的熟练专业人员将跟随他们的脚步。这些人中有些最终会在曼彻斯特等接近伦敦的北方城市落脚，也许还有零星会去其他更远的地方。但“泰晤士河上的新加坡”计划肯定会扩大东南部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差距。
与2010年代的澳大利亚一样，2020年代的英国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在既有的美国安全伙伴和日益自信的中国经济伙伴之间做选择。最极端的结果是，英国决定放弃英美联盟，将中国变为其主要安全伙伴。在2020年代初期，这种设想看起来就像在冷战时期设想英国从美国阵营改投苏联阵营一样不靠谱，但是，一旦中国成功打破甚至只是包抄了太平洋的防线，对英国战略假设的冲击，将是19世纪末德国崛起后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
当年，遭受德国崛起挑战的英国迅速和法国和俄罗斯化敌为友，并开启英美长期合作的道路。只要“帕麦斯顿法则”（Palmerston’s law，译注：帕麦斯顿为19世纪英国首相，奉行内部保守、对外扩张政策。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并镇压太平天国；挑起克里米亚与俄国争夺地盘；镇压印度民族；美国南北战争时，支持南方奴隶主集团）——英国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仍然有效，那么，英国就不能轻易排除在未来30年内进行类似战略调整的可能，即与中国化敌为友，与美国、欧盟化友为敌。
阻碍这种转变的最大障碍可能是身份认同。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将英国与其他英语国家的人民联系在一起。《世界价值观调查》（ World Values Survey）的“文化地图”由数千份对民意调查的答复汇编而成，它将英国和中国置于两个极端。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胜利，但政治上在海外缺乏太大吸引力。
在“软实力30强”指数（该指数将软实力定义为“通过吸引和说服实现目标的能力“）2019年的排名中，中国排世界第27位，得分为51.25分（满分100分）。与之相比，英国以79.47分排在第二位，第一的位置则是法国，英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无休止的脱欧辩论。（译注：Soft Power 30是自2015年起由Portland公司制作和出版的国家软力排名。排名的依据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机构的质量、其文化吸引力的程度、其外交网络的实力、其高等教育系统的全球声誉、其经济模式的吸引力以及一个国家与世界的数字接触。”）中国在西方投射软实力的努力，例如在大学校园里建立的500多所孔子学院，效果则不是十分理想。
英国商人Martin Sorrell曾预言，“下一代人只需要两种语言：中文和计算机代码”，但至少对中文这部分预言，似乎很少有英国人相信。
在2018年参加A-level考试（译注：英国的大学入学考试课程）的27万多名学生中，只有3334人参加普通话考试，略多于参加德语考试的人数，但西班牙语和法语的学生人数各为其两倍。英国12所公立学校中，只有一所提供普通话课程；但每3所私立学校中就有一所提供普通话课程——这也许是繁荣的、流动的、亲华和亲欧的精英阶层与一般人拉开距离的另一个迹象，它分裂了当前的“英国身份”感，并为其他选择打开了空间。
当然，英国身份本身是一个较为晚近的发明，它在1707年英格兰-苏格兰联合法案之前几乎不存在（译注：Anglo-Scottish Acts of Union，1706年和1707年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两国谈判后订立，使两个王国以共主邦联式的结合成为大不列颠王国）。塑造一种“不列颠特性”对于关闭英格兰的后门至关重要（译注：此处指阻止欧陆大国通过爱尔兰和苏格兰干预英国），但随着这一战略需要在20世纪逐渐消失，共同的孤立身份背后的理由也随之消失。
民意调查显示，一半的英国人预计苏格兰将在2030年之前脱离联邦，而几乎一半的北爱尔兰人现在赞成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
1295年的老同盟（译注：Franco-Scottish Auld Alliance，欧洲中世纪时期苏格兰与法国之间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针对英格兰的同盟关系）和367年撒克逊-皮克特-斯各提的“蛮族大合谋”（译注：367年，北不列颠蛮族皮克特人和斯科蒂人联合欧陆的撒克逊人从不同的方向袭击罗马治下的不列颠，引发长达一年的战争和混乱）背后的地缘逻辑并没有消失。对苏格兰和爱尔兰来说（也许还有威尔士），通过加入欧盟阵营来对付他们更大的英国邻居，是一个最明智的策略。如果英国落入被孤立和包围的境地，英国人很可能会想，加入中国阵营是否是他们自己的最佳选择。虽然听起来没有吸引力，但如果英国的决策自由空间不断收缩，这可能是到本世纪中期剩下的最不坏的战略之一。
但是，就像很多时候一样，“如果”是一个关键词眼。生活中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英国人过去经常把身份、迁移率、安全和主权看得比繁荣更重，而且可能还会这样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决定将在远离伦敦的地方做出。
也许美国和欧盟将联合起来遏制中国。也许，欧洲人和中国一道削弱美国的霸权。又或者，尽管当下看起来不太可能，但美国人和中国人可能会分治世界，把欧洲晾在一边。介于其中的任何立场都是可能的，每一种立场都自有其机会和挑战。英国可能会加倍坚持与美国的旧有联盟，或者将自己作为美国、欧洲和中国圈子之间的一个新连接点。
然后，它可能会被工党左派在20世纪70年代（有些人怀疑在2010年代末也一样）倡导的“英国堡垒”（Fortress Britain）理念所诱惑。英国甚至可能重返欧盟。毕竟，这就是英国在1553年所做的事情：英国重新加入脱离了十九年的初代“欧盟”，仅仅五年之后又再次退出（译注：指亨利八世脱离罗马天主教会体系，1553年玛丽一世即位后复辟罗马天主教，五年后继任的伊丽莎白一世又颠倒了玛丽一世的宗教政策）。如果英国8000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天无绝人之路，过去的不列颠岛民们已经应对过无数个比这次更大的挑战。
第一步总是要面对事实，而不是沉浸在幻想中。21世纪舞台中的每一位演员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芝诺的狗会怎么做？大历史并没有提供一个预先包装好的答案，因为这不是历史的运作方式，但它确实迫使我们关注常常不被提及的事情——地缘的内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随着全球舞台的扩大和向东倾斜，马车奔驰而过，现在是时候认识到，北京而非布鲁塞尔才是关键所在。
受英国脱欧辩论的干扰，芝诺的狗在过去关键的五年里跑错了方向。1910年，在财富和权力从世界的一个地方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刻，美国诗人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Ella Wheeler Wilcox，1850—1919）从大西洋彼岸发出了一个尖锐信号：“英格兰，醒醒吧！从过去的梦中醒来，看看现在的情况，把过去抛诸脑后。”自威尔考克斯的时代以来，地图已经改变，但她的见解依然有效。英国，醒醒吧。2103年将比你想象的更快到来。
*文章原刊于the New European，内容摘自Ian Morris,Geography Is Destiny: Britain and the World, a 10,000 Year History。
Ian Morris作者：伊恩·莫里斯
英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斯坦福大学威拉德古典学教授。著有《西方将主宰多久：从历史的发展模式看世界的未来》、《地缘即命运——英国和世界：一万年的历史》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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