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企纷纷来华建厂? 另一股相反趋势更能说穿真相

 导读：2022年，中欧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逆势呈现积极发展的趋势，产生了许多备受关注的大单，中国成熟的制造能力和广阔的市场吸引欧洲企业积极来华设厂，但另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是中企也在这个过程中积极“走出去”，积极参与国外市场活动，如中国电池企业与宝马合作在匈牙利建设百亿欧元级别的海外电池工厂。本文指出，这实际上是中国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产业合作现象，类似于东亚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雁行模式”。文章通过分析匈牙利地方产业结构更新和产能扩张历程，解释了源起于东亚发展经验的“雁行模式”缘何在欧洲得到应验。

东亚和中国工业化的成就推动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此背景下，匈牙利适时提出 “新对外经济战略”和“向东开放”战略，积极推动与东亚的经济关系发展。匈牙利的战略之所以起效，在于其政策较好地配合了其区位、资源等禀赋：匈牙利邻近并可自由进入欧盟市场；有较好的物流条件和工业基础；有利的供应链结构和产业环境；政府政策和补贴；当地较好的科研资源等。其中，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和动态扩张的商业网络，使得中国作为商业伙伴和投资者在匈牙利乃至整个中东欧地区都显得至关重要。2010年后，中资企业开始在匈牙利大量出现，而且这些企业往往来自于中国不同地方的发达制造业部门，有力促进了匈牙利的产业升级和再工业化，并且在欧洲和亚洲地区之间创造了稳定的联系。

全球产业的深度融合，使得以往区域化产业分工如今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中国部分先进制造业正在接过“头雁”的位置，引领全球产业结构升级。以往中国单向承接产业转移的思路，显然已经不能解释如今中国在产业转移中承担的双向角色。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因篇幅原因，有所删编，仅代表作者观点。

工业化新动能和中匈合作新面貌：中国在匈牙利的境外投资

文｜DÁNIEL KUTTOR

翻译｜慧诺、谈行藏

来源｜《空间与社会》（Tér és Társadalom）

▲ 宁德时代与匈牙利德布勒森市签土地预购协议，以建设新电池制造工厂。图源：CATL‍‍‍‍‍‍‍‍‍

 1   引言

在包尔绍德-奥包乌伊-曾普伦州（Borsod-Abaúj-Zemplén，以下简称“BAZ州”）的各种外国投资者中，亚洲背景的公司群体非常有特色。他们的作用和特点在当地和匈牙利全国，乃至整个中欧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

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工业投资群体，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一直在逐渐壮大，在2010年以后规模和数量更是在快速增加。在米什科尔茨（Miskolc），亚洲是其经济转型初期第一批重要的外国投资者。1998年，来自日本的亲和株式会社（Shinwa）在该市建立了一个生产基地。后来，更多来自“亚洲四小龙”的集团公司来到匈牙利，在这里建设生产部门。最近十年，来自中国的投资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些亚洲背景的公司（来自日本、中国和新加坡）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在BAZ州主要投资和经营出口导向的工业部门。这些公司对地区经济具有战略意义——他们过去几年的投资，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做出了贡献。经历了过去几十年不同的经济冲击和危机（东欧剧变、金融危机、全球新冠疫情），它们的分量和作用更是在逐步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公司是多样化的，其成员在所有权、运营的法律形式、市场地位和投资类型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本地人和外国投资者都在积累不同形式的经验和教训。

本文将对中国的发展和中匈关系进行回顾，并着重关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中国经济发展是否遵循了东亚模式？中国工业化的宏观背景是什么？（2）面对中国投资，匈牙利的主要政策应对是什么？中国的工业化模式以及投资对BAZ州的区域的影响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通过“雁行模式”的概念框架，首先在东亚背景下介绍和评估工业政策的演变；此后，将介绍匈牙利的政策应对（即所谓的“向东方开放”），以及来在BAZ州的中国投资者的案例。最后，根据政策和产业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做出结论，并为未来如何发展中匈双边关系提出建议。

 2   制造大国的地位变化和亚洲经济新发展

2015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AGENDA 2030）和相关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其中，第九个目标强调了工业及相关基础设施和创新的重要性：工业附加值要超过全球GDP的四分之一、工业就业人口的比例要超过总就业人口的20%。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情况的分析显示，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就业、科学和技术、促进整体经济发展以及基础设施方面具有重要的乘数效应。

在过去的20年里，世界工业产能的结构和地域分布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的快速波动、不同的经济政策偏好、全球产业链的演变以及数字技术的巨大发展，都导致了全球工业经历了非常重大的调整。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工业化和去工业化在同步发生。

作为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东亚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以中国的工业化为例，可以解释东亚的崛起历程——自2010/2011年以来，中国开始雄踞世界最大工业生产国位置。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创造了亚洲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模式。此后，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丰富了有关经验，也使国家在整个二十世纪实现了成功和可持续的整合。

虽然不同国家间具体情况存在差异，但“国家支持经济发展”是各国参与全球分工并实现产业追赶的关键因素——国家促进了工业（制造业）、贸易和创新之间的资源协调和整合。在早期阶段，政府支持“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以国内商品和服务代理外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后来，“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也得到支持，以利用国际市场中的比较优势。

亚洲的发展模式，被日本的赤松要（Akamatsu）在1930年代描述为“雁行模式”。该理论的主旨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和产品发展本国的产业，因此在贸易圈中势必存在不同发展层次产业结构的国家，这同时也是产业梯度转移的一个动力。

东亚恰好具备了这个条件。日本是“有制造业工厂完整配套的发达国家”，属第一层次，它有先进技术，工业发达，资金雄厚，居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地位；“亚洲四小龙”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属第二层次，有比较先进的技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企业，是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的雁身；东南亚各国是从农业起步向发展出口型工业方向迈进的一些国家，属第三层次，有资源、劳动，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充当雁尾的角色。

然而，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庞大、结构复杂，其工业化进程能否被“雁行模式”所解释，依然存在争议。包括美国经济学家诺顿（Barry Naughton）、中国社科院的金碚等都指出，中国在产业政策、制度发展、金融和法律自主权等等方面，都显示出中国特色。但韩国学者白承旭（Seung-Wook Baek）则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东亚模式共同点多于不同。

自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和整个第二产业都受到了决策者的特别关注，制造业产业和相关政策都经历了惊人的变化，而其目标一直没有改变：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生产和生产链，减少对外国生产、需求、先进知识和技术的依赖。制造业的战略地位主要源于三个要素：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对产生技术和知识的推动作用；出口能力。

中国的工业发展也经历了非常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到本世纪初，国家产业规划基本成型，有了清晰的国内产业资助、扶持政策。自始至终，国有企业在创造和发展国内工业能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实施了若干自由化、私有化和重组计划，国有企业在工业增加值方面仍保持了其重要作用和比重（约50%）。国家干预的程度和强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门之间差异很大，但在无论如何，西方意义上的纯粹竞争条件都不曾出现。国家对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纺织品、鞋类、玩具、家用电器的制造）的控制、监管和协调，一直较技术密集型战略部门更为宽松。对于关键领域企业（采矿、能源、工程、IT），还有特殊法规的约束。

此外，中国还设定了长期目标，追求在关键细分市场制造可靠的资本和知识集中。政策引导不同规模和层级的公司进行调整、合并、淘汰。其中，创新一直是政府政策非常重视的方向。近期，受全球经济下行、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开始重视扩大国内需求、发展绿色经济，政策也朝着这些方向有所倾斜。

在世界经济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在国外市场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国家主动承认和参与协调，帮助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参与国外市场活动。例如“走出去”计划，旨在推动国内公司在境外寻求原材料、市场、战略资源、更高效率、多样化布局；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希望在历史传统和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重振和构建以欧亚大陆各地区为主的世界关系，市场提升、知识提升、效率提升和合作提升是该倡议的四个要素。

 3   匈牙利的政策应对: “新对外经济战略”和“向东开放”

2012年4月，匈牙利政府在《下一步：塞曼·卡尔曼计划2.0》（“The Next Step, the Széll Kálmán Plan 2.0”）的文件中宣布了其新的对外经济战略（New Foreign Economic Strategy，以下简称“新战略”）。该文件旨在制定新方法、形成新视角，并宣称要为匈牙利的经济增长、稳定就业和均衡发展等目标做出贡献。该文件计划增加匈牙利的出口额，并增加出口产业在地理分布和产品结构方面的多样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所谓的“向东开放”的提法已经在专业和群众领域广泛传播。

匈牙利政府希望减少对欧盟市场的高度依赖，并通过与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合作来形成经济补充，“新战略”中特别提及了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市场的重要性。除了增加对外贸易规模并丰富产品结构，“新战略”还确定了鼓励外国投资者来匈牙利的目标，并预计新的投资会在几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这些方面包括：经济增长和就业；改善匈牙利经济主体的国际认知和市场地位；增加财政预算收入；输入现代技术；加强匈牙利中小企业的产业地位。

根据其经济发展目标，匈牙利对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制造业及相关设计、研发产业进行了投资，动用了投资补贴、就业和培训补贴、发展税收优惠等经济政策工具。随着“新战略”的宣布，匈牙利在推动与东亚的经济关系上获得了新的动力。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里，匈牙利在与中国、日本、韩国，甚至与印度的关系中取得了许多进展。

自1949年建交以来，中匈关系曾出现过重大波动。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去十年是两国关系最成功的时期之一。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和动态扩张的商业网络，使得中国作为商业伙伴和投资者在匈牙利乃至整个中东欧地区都显得至关重要。近年来，匈牙利还吸引了一些中国的枢纽类办事机构和单位，它们主要集中在布达佩斯和匈牙利中部（例如中国银行的清算中心、中国文旅部的区域办事处等）。

亚洲国家是匈牙利的传统贸易伙伴。除俄罗斯外，中国在这个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其他新兴的东亚和南亚国家的角色也很显眼，双边贸易规模也在逐步增加。2020年，除欧盟外，亚洲市场是匈牙利最大的对外商品贸易伙伴，吸纳了匈牙利所有出口额的8-10%。匈牙利最大的出口对象是两个欧亚国家（俄罗斯和土耳其），其次是三个东亚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匈牙利对俄罗斯、土耳其和中国的出口额都在20亿美元上下。与此同时，匈牙利与亚洲之间的贸易总额存在明显赤字，其18-20%的进口额来自亚洲。中国和俄罗斯是匈牙利的主要进口伙伴，从两国的进口额合计超过了100亿美元。

亚洲不仅是匈牙利和整个中欧地区越来越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且也是拥有资本和新型战略技术的投资者。2018年，从亚洲流入匈牙利的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累积存量价值超过100亿美元，其中日本和中国的份额大致相同（各占三分之一）。虽然在中欧国家里，匈牙利的商业表现并不算突出，却接受了该地区最多的亚洲FDI。来自亚洲的制造业投资在空间上集中于BAZ州，尤其是其首府米什科尔茨周围。

显然，“新战略”和“向东开放”表达了匈牙利政府发展对外经济的意愿，并赋予了亚洲经济体更大的作用。但匈牙利在政治、经济上努力的结果却体现出两个不同的面向。一方面，在过去十年中，匈牙利的贸易关系并没有得到很大的转变，仍然严重依赖欧盟，而对亚洲的出口量增加的同时，贸易赤字也在增加。另一方面，通过互利和战略合作项目，匈牙利和亚洲的双边政治关系得到了加强。东亚投资者变得更加活跃，所占的份额也更大，但他们在整个国家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未有根本性改变。

 4   中国对BAZ州的投资: 公司层面的分析

BAZ州是匈牙利的19个州（不包括布达佩斯）之一，位于匈牙利北部，北与斯洛伐克接壤。在匈牙利的州级（类似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中，BAZ的人口和领土规模都排在第二位。（译注：该区也是曾经苏联时期重点的工业建设区）

▲ 匈牙利地图，绿色区域为BAZ州。图源：维基百科

在“东欧剧变”后的过渡和一体化时期，BAZ州面临着许多社会经济危机和挑战。此前，该区域的工业单一、劳动力市场不充分、基础设施不健全，地缘政治环境不断变化，这些因素导致该地区的产业更新和经济追赶受到极大阻碍，也缺乏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全球制造业格局发生变化，基于BAZ州的工业基础，其又成为“向东开放”倡议的关键区域之一。

新投资拉动了产业的更新，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升，也让BAZ州当前的产业结构对出口的依赖程度高于了全国平均水平。该地区的产业更新和增长有赖于空间和产业部门的规模效应，三个地市（Miskolc、Kazincbarcika、Tiszaújváros）和两个产业部门（化学和机械生产）占该地区工业总产值的80-90%。在2021年，BAZ州的工业产值排名全国第三，排在西部的杰尔-莫雄-肖普朗州（Győr-Moson-Sopron）和中部的佩斯州（Pest）之后。

事实上，亚洲公司出现在BAZ州并不是新鲜事。自1998年以来，日本的亲和株式会社（Shinwa）就在米什科尔茨建厂并持续经营，总部设在新加坡的PATEC集团也于2008年在该市建立了一个生产基地。2010年后，大批量中国资本的出现则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2022年，米什科尔茨和郊区已有四家中国资本控股或参与的制造业公司，此外还有一家中资工厂正在建设中（表1）。

表1：BAZ州的最大中资企业概况

公司名称（区域排名）	主要产业	2020年员工数量	2020年收入（万，欧元）
万华博苏（1）	化工	3,000	140,000
郑煤机SEG（8）	汽车起动机、发电机和变压器	1,500	30,000
均胜汽车安全系统（10）	汽车零部件	2,000	35,000
天宝电子	电子设备	120	1,100
泉峰精密	输电和电子控制设备	140（计划）	-

2014年，前日德合资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高田公司（Takata）在米什科尔茨建厂，生产完整的安全气囊产品系统（包括完整的安全气囊模块、安全气囊部件和气体发生器产品）。高田开工后，相关产能迅速提升，原计划中的数千名工人的就业问题很快得到落实，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厂用工数量增加了一倍，其中还有数百名研发工程师。

然而，2017年6月，高田公司的日本母公司面临破产危机。由于该公司的安全气囊存在缺陷，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汽车不得不被召回，这让其母公司陷入困境。在2017年底，百利得安全系统有限公司（Key Safety Systems，KSS）和日本高田公司很快完成了交易，前者承诺购买后者的几乎所有的资产（其中包括米什科尔茨的工厂），尽管米什科尔茨的工厂并没有采用过导致缺陷或问题的技术。

事实上，KSS实际上是宁波均胜电子（Joyson Electronics）的美国子公司。通过此次收购，均胜电子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安全设备供应商之一。该公司为欧洲和北美最大的汽车品牌生产汽车的电子零部件（如加热和安全系统、电动马达）。

通过收购米什科尔茨另一家“隐形冠军”，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煤机”）也走向台前。这家“隐形冠军”的前身是的博世电机（Bosch SG），于2003年在当地建厂，主要以生产起动机和发电机而闻名。博世电机的母公司博世（Bosch）从事汽车产品的开发和制造，有长达一个世纪的行业经验，本次收购方希望可以为新能源、混动等各类车提供起动器、发电机和启停系统的完整解决方案。

2017年，郑煤机收购博世电机，将其进行重组并更名为SEG-Automotive，承接了博世下属从事与汽车起动机、发电机、48V BRM能量回收系统等研发、生产、配送、销售等相关的业务。这部分业务与戴姆勒、宝马、大众等世界知名整车厂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郑煤机收购博世电机业务，或许看重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全球知名品牌企业的全球覆盖网络，二是电机的核心技术，三是研发团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匈牙利SEG-Automotive从米什科尔茨搬到了郊区，因其拥有先进的现代化智能工厂（也是当前欧洲全行业产能最大），将作为郑煤机全球增长和战略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家族企业天宝电子（TenPao Electronics）以“棕色领域”投资进入当地。其投资量比上述几家都要小，也是该公司在亚洲外的首次FDI。

天宝的母公司于1979年在香港成立。其主要业务是生产电气元件（变压器）。在十年内将生产扩展到中国其他地方，主要是在中国南部。在这种地理扩张的同时，产品范围也在增加，包括了诸多其他产品（适配器、充电器、开关、工业设备和其他应用）。该公司是第一家为欧洲制造商（特别是博世）生产手动工具充电器的公司。自2019年以来，天宝在米什科尔茨的工厂已经扩大了几次。除了扩大产能，天宝还首次在当地工厂建立了研发部门，基于一线市场信息进行产品创新。

最后，泉峰汽车（Chervon Auto）也正在通过持续投资，扩大中国资本在BAZ州的存在。目前，泉峰汽车正在米什科尔茨建立其在中国外的首家工厂，计划使用压铸和其他金属加工设备，专门为电动汽车生产零部件。该公司使用的压铸设备在匈牙利和整个地区都具有独特的规格，其能力是常用压铸机器的许多倍。

泉峰集团于30年前成立，从电动工具贸易商起家，逐步向制造领域转型，在压铸工艺和汽车机其他产品的电气原件制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于2019年在上交所上市。泉峰汽车为新能源车和内燃机汽车生产零部件。如今，新能源车零部件其业务动态增长的重要部分，而匈牙利工厂将专注于这块业务（电池外壳、车轴和齿轮），并专门服务中端和高端市场，直接对接汽车制造商。工厂竣工后预计将雇用140人。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有公司不仅是当地经济的主要生产者和雇主，同时也是匈牙利和中国不同地区的桥梁。中国工业化最发达的地区都在匈牙利有代表，而这些公司正在欧洲和亚洲地区之间形成和创造稳定的联系。

总体来看，中国投资在匈牙利北部本地化的主要动机有以下几个：邻近并可自由进入欧盟市场；具有建设性的物流条件和成本水平；工业园区内最先进的基础设施；有利的供应链结构和产业环境；政府政策和补贴；匈牙利投资促进局（Hungarian Investment and Promotion Agency，HIPA）的支持；以及米什科尔茨大学的存在（拥有技术工程学院、实验室和测试能力，以及“中国研究所”）。目前，中国的投资已经使BAZ州的商业环境更加国际化，帮助建立了与东亚新的经济联系，还更新和扩大了该州的传统工业能力，实现了地区的再工业化。此外，这些公司还在当地的制造部门开发了新的产品和技术，更促进了第二产业的创新发展。

 5   结论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东亚投资者已经在中欧地区的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为当地的经济的一体化和多样化作出了贡献，并持续促进着当地制造业的现代化，也提升了地区的出口能力。日本公司首先出现在该地区，然后其他亚洲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韩国、新加坡等）也成为直接投资的来源。近年来，中国作为一个新投资者出现，目前规模仅次于日本和韩国，位居第三。中国的投资稳定和发展了BAZ州的第二产业，但也反映了当地总体经济结构单一（依赖机械和化学工业）的问题，及其面对的全球化风险。

BAZ州历史上的亚洲投资方，以及投资产业的演变，可以被部分认为是匈牙利“向东开放”倡议的结果，同时也可以成为“雁行模式”的一些证据。日本、新加坡和中国的公司在不同的角度（主要活动、法律形式、规模等）表现出多样性，但都是区域经济中出口为导向部门的生产商。而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在该地区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东亚“雁行模式”理论所解释，却也因其体量、规模和母国产业政策而具有独特的道路和轨迹。

在国家层面，匈牙利的“新对外经济战略”和“向东开放”倡议对经济结构的改变尚不明显。但是，在BAZ州和其他的地方层面上，显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政府招商引资的努力幸运地遇到了亚洲国家的产业扩张，从而在米什科尔茨市和其周围形成了一个运作良好的亚洲工业集群。这群公司可以成为进一步吸引亚洲投资的桥头堡，但匈牙利国家和地方政府也需要注意对他们进行特别关注和对待。在当前充满压力的环境下，保持交流非常必要，由于亚洲公司集群的存在，BAZ州提供了一个观察和了解中国境外投资的实践的独特场域，这对于未来中匈之间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也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和基础。这些亚洲公司的存在对当地经济形势和就业情况具有特殊意义，值得政策决策者、商业从业者和相关学者给予更多关注。

*文章原刊于《空间与社会》（Tér és Társadalom），限于篇幅，文章有所删节。

• Dániel Kuttor

作者：丹尼尔·科特

匈牙利米什科尔茨大学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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