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动的“巴塔”, 暴露后阿富汗时代巴基斯坦头顶的双刃剑
阿富汗塔利班崛起与南亚地区秩序重构
文｜于开明、闫伟
来源｜《南亚研究》
▲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白沙瓦一座清真寺30日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目前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 。图源：AP
阿富汗是亚洲的十字路口和中南亚地缘政治的平衡器和缓冲区。阿富汗塔利于2021年8月攻占喀布尔，在时隔20年后重掌阿富汗政权。目前塔利班执政已逾一载，阿富汗变局对于周边地区尤其是南亚的外溢效应初见端倪。在美国从南亚收缩，以印太战略重塑南亚政策以及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南亚地区秩序受到深刻影响。阿富汗变局与大国博弈相互叠加，使南亚地区在地缘政治和地区安全等领域存在很大变数。印巴两国围绕阿富汗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三边关系出现了复杂博弈态势，新地缘政治平衡仍在建构之中。鉴于南亚地区安全环境变化，恐怖袭击、分离主义和领土争端问题进一步凸显，巴基斯坦国内更是出现了多次针对中国目标的恐怖活动。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在美国国会就阿富汗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指出，塔利班上台对南亚局势造成极大威胁，可能进一步激活类似中东的宗派暴力。目前，国内外学界主要聚焦于塔利班崛起的原因、阿富汗的政治和解以及塔利班上台后阿富汗局势等问题的研究，对于阿富汗变局对南亚地区的影响关注不够。本文将系统阐释塔利班上台后阿富汗对南亚地缘政治和地区安全产生的深刻影响，以期为认识南亚局势新变化提供借鉴。
1 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三角博弈”
阿富汗地区属性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通常被视为中东或者中亚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阿富汗问题产生后，中亚与南亚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关联度加强，阿富汗开始被逐渐纳入南亚或中南亚国家行列。阿富汗是中亚和南亚地缘政治板块的结合部，也是周边地缘政治力量的缓冲区。印巴分治以来，阿富汗对于南亚的地缘政治平衡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为印巴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议题之一，形成了南亚地区的印巴阿“三角关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虽同为伊斯兰国家，历史交往密切，但两国围绕“普什图尼斯坦”存在严重的领土争端，关系长期不睦。相较而言，阿富汗与印度建立了较为友好的关系，借此制衡巴基斯坦的影响。印巴在阿富汗问题上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形成了“零和博弈”。2001年以来，印巴和一些域外力量都在阿富汗寻求代理人，阿富汗事实上沦为大国博弈的“棋子”。印度对阿富汗的政策基于以下考量：压缩巴基斯坦的战略空间，防止阿富汗成为反印极端分子的藏身之地，通过阿富汗获取进入中亚能源和市场的机会，以及展现全球性大国的政治抱负和国家形象。与此相应，巴基斯坦的战略目标是限制印度在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拓展自身地缘政治空间，防止阿富汗境内的普什图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力量威胁巴基斯坦的安全。
（一）印巴两国在阿富汗培植和寻找代理人
2001年年末塔利班政权倒台后，印度积极参与美国主导下的阿富汗重建，竭力支持阿富汗新政权并与之建立牢固的政治关系。2002年，印度重开驻阿富汗大使馆，相继在坎大哈、贾拉拉巴德、赫拉特和马扎里沙里夫开设领事馆，拓展在阿富汗的外交存在，加强与阿富汗各级政府和地方势力的政治联系。2005年，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问阿富汗，此行是印度领导人29年来对阿富汗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展现了印度政府发展与阿富汗关系的积极姿态。2011年，印度与阿富汗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成为第一个与阿富汗新政府签署战略协议的国家。2015年年底至2016年，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两次出访阿富汗，再次强调了印度对阿富汗和平与发展的承诺。2018年之后，美国启动与塔利班的谈判并在2020年与塔利班签署和平协议，但印度在与塔利班公开接触问题上仍然犹豫不决。印度前驻阿富汗大使卡特朱（Vivek Katju）对此批评说，印度在制定对阿政策时仍然受到20世纪90年代“痛苦记忆”的影响，并把“全部鸡蛋放到了加尼政府的‘篮子’里”，这么做无疑“把自己困在了阿富汗的一个角落”。
与印度重点拉拢阿富汗政权的策略不同，巴基斯坦在积极与阿富汗政府交往的同时，一定程度上给予塔利班以支持。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使巴基斯坦陷入两难的境地，继续支持塔利班将导致与美国关系的恶化，而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则将失去在阿富汗博弈的筹码。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对此曾回忆道：“我们必须决定我们是和美国在一起还是和恐怖分子在一起，但如果我们选择了恐怖分子，那么我们就应该做好被炸回石器时代的准备。”阿富汗重建期间，巴基斯坦在配合美国的反恐战争与支持塔利班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巴基斯坦一定程度上默许塔利班在巴基斯坦境内开展行动。塔利班将巴基斯坦西北部的部落地区作为据点，在此完成整合和重组。塔利班各派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宗教学校中招募战斗人员。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为塔利班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据估计，2004年至2007年巴基斯坦提供或经巴基斯坦送达的资金从2000万美元激增至1.05亿美元，2008年奎达舒拉通过巴基斯坦获取的资金高达1.5亿美元，为塔利班的重生提供了重要的财力保障。借此，巴基斯坦将塔利班作为制衡印度在阿富汗影响力的重要筹码。2010年3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卡亚尼（Ashfaq Kayani）会见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时表示，巴基斯坦可以帮助平息塔利班叛乱，但作为交换，卡尔扎伊政府必须结束印度在阿富汗的存在。可以说，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支持扭转了其在阿富汗的不利局面，也深刻影响了阿富汗局势走向。
（二）印巴两国在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中的博弈
阿富汗重建之初，印度的立场十分明确，即与美国的阿富汗政策协调，将塔利班视为恐怖组织，坚决反对巴基斯坦将塔利班纳入阿富汗和平谈判。然而，随着塔利班再度崛起以及国际社会对阿富汗政治和解的支持，印度在阿富汗的地位遭受挑战。在2010年伦敦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上，印度外长克里希纳（S.M.Krishna）呼吁抵制塔利班的提议遭到与会国的无视，印度在阿富汗和平和解进程的作用趋于边缘化。为此，印度开始调整政策，从反对以任何形式与塔利班达成和解，转向在和解中限制塔利班的影响力，使之以政党身份加入政权，进而最大限度削弱巴基斯坦的影响。
巴基斯坦一直反对将塔利班排除在阿富汗重建议程之外。阿富汗重建之初，巴基斯坦力主将塔利班的温和派纳入阿富汗政治进程，但未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丧失了政治和解的契机。2006年，联合国前谈判代表卜拉西米（Lakhdar Brahimi）也承认，当时没有邀请塔利班加入波恩会议是“我们的失误”。巴基斯坦借助与塔利班的特殊关系，逐渐成为影响阿富汗和平进程的关键一方。通过为阿富汗民族和解牵线搭桥，巴基斯坦在实现自身战略地位提升的同时，也削弱了印度对阿富汗政局的影响，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试图强化对塔利班的约束和控制。随着政治和解逐渐成为国际社会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共识，巴基斯坦的地位得以彰显。
2020年2月美塔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塔利班在阿富汗政治中占据上风，巴基斯坦则在阿富汗政治和解以及未来局势中保持着对印度的优势地位。巴基斯坦官员多次表示，不希望印度在阿富汗安全领域发挥任何作用，认为印度一直试图破坏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和平努力，印度在阿富汗和谈中正扮演“搅局者”的角色。可以看到，美塔和谈开启后，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无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得到凸显，印度在阿富汗事务中的外交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阿富汗成为印巴竞争的对象，形成了印度与阿富汗政府、巴基斯坦与塔利班二元对垒的局面。这导致阿富汗国内政治国际化，并映射出印巴冲突的痕迹。印度在阿富汗二十年的重建中获得了地缘政治红利，通过阿富汗、伊朗与中亚建立经贸联系，同时印度国内的极端主义活动也受到压制。
（三）印巴在以阿富汗为中心的中南亚合作的竞争
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Kaplan）认为：“一个稳定且适度温和的阿富汗，将成为中亚南部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枢纽，因为它处于俄罗斯、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利益交汇处，可以直达中亚运输走廊。”在阿富汗重建中，印度和阿富汗的合作迅速加强，但两国并不接壤，双方合作依然受到巴基斯坦的掣肘。为此，印度一方面给予阿富汗更多的经贸优惠，强化与阿富汗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印度—阿富汗—伊朗—中亚的跨地区合作，尝试绕过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及中亚国家建立贸易联系。2003年印阿两国签署《印度—阿富汗特惠贸易协定》，印度对阿富汗部分干果进口商品减免50%至100%的关税。2007年阿富汗在印度的支持下加入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所有阿富汗商品免税进入印度市场（烟草和酒精商品除外）。印度为破解巴基斯坦对印阿陆路贸易的限制，开通了两条航空货运走廊，加强与阿富汗的商品互通，还斥资1.52亿美元修建连接阿富汗内陆与伊朗边境的扎兰季—德拉拉姆高速公路（Zaranj-Delaram Highway），从而使印度和阿富汗货物能够绕过巴基斯坦经由伊朗恰巴哈尔港通往印度洋港口。美国推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后，印度也在2012年提出了所谓的“连接中亚政策”，将阿富汗视为印度进入中亚地区的跳板，旨在加强印度与中亚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同时推动阿富汗局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与印度相比，巴基斯坦拥有与阿富汗及中亚的地缘连通优势。巴基斯坦是阿富汗对外贸易最重要的通道，可以为中亚各国提供到达暖水港的最短路径，有潜力成为中亚连接世界的贸易动脉。为此，巴基斯坦一方面限制印度对阿富汗的经济渗透，另一方面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区域合作。2010年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签署《阿巴过境贸易协定》，阿富汗允许巴基斯坦货物借道本国运往中亚，阿富汗产品也经由巴基斯坦陆路和港口进行国际贸易。协定对印阿贸易进行限制，阿富汗商品可以过境巴基斯坦出口印度，但不允许印度商品经由巴基斯坦销往阿富汗。搁置数年的“土阿巴印天然气运输管道”（TAPI）于2015年开工修建，旨在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水电资源输送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中亚—南亚电力项目”（CASA-1000）于2016年开始投入建设，“开伯尔山口经济走廊项目”（Khyber Pass Economic Corridor）于2019年启动。后者穿越阿巴边境，是连接乌塔阿巴四国陆上交通线的关键一环，属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Central Asia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中跨国公路建设的一部分。此外，巴基斯坦还邀请阿富汗加入“中巴经济走廊”。可以看出，印巴在阿富汗推动的地区合作项目大都具有互斥性。
2 阿富汗变局与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再平衡
塔利班重掌政权后南亚地缘政治出现了重大调整。塔利班上台不仅导致印巴两国在阿富汗的影响力此消彼长，也使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三角博弈”出现新变化。阿富汗不再完全是印巴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而是成为更具有独立性的“棋手”。塔利班上台后以自主的姿态参与地缘政治博弈，引发了南亚地缘政治的剧烈变动。阿富汗政权骤然更迭促使美俄等大国重新调整本国的南亚战略，南亚地缘政治在内部张力和外部压力下开始呈现新的权力格局。印巴阿三国一年多的互动显示，南亚地缘政治呈现出一种动态平衡，印巴在阿富汗问题上仍然是一种零和关系，但阿富汗与印巴关系的变化，影响了南亚地缘政治的平衡。
（一）从依赖到独立：塔利班与巴基斯坦关系的重构
20年前塔利班首次执政时巴基斯坦是少数承认其政权的国家之一，而今塔利班卷土重来既是巴基斯坦对阿富汗战略的巨大成功，也是重大的地缘政治胜利，巴基斯坦借此获得了长期追求的“战略纵深”。塔利班再度执政后，以更加独立和平等的姿态定义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也面临新的“阿富汗问题”。
巴基斯坦多年来在阿富汗事务上具有很强的影响力。2021年塔利班上台后，巴基斯坦也与周边国家进行斡旋，试图为塔利班政权拓展国际空间，寻求人道主义援助。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构建与塔利班的关系，如何应对阿富汗变局对巴基斯坦造成的安全影响，尤其是塔利班对巴基斯坦境内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教派冲突的刺激，以及可能出现的阿富汗难民潮。
阿巴两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矛盾和裂痕开始出现。一是在巴基斯坦塔利班（“巴塔”，TTP）问题上，阿塔的表态一直非常含糊。阿塔与巴塔在斗争目标和斗争方式上存在明显的不同，但都以普什图人为主体，阿塔的某些派别与巴塔存在密切的联系。巴塔一直以来是巴基斯坦政府的心腹大患。2021年8月，塔利班政权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Zabiullah Mujahid）曾表示，阿富汗的土地“不会被任何人用来破坏另一个国家的和平”，但他同时强调“巴塔的战争是否合法以及如何制定应对战略取决于巴基斯坦和巴基斯坦的乌里玛而不是塔利班”。据报道，在2021年11月巴基斯坦政府与巴塔的停火谈判中，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内政部长西拉杰丁·哈卡尼（Sirajuddin Haqqani）发挥了关键作用。显然，与配合打击巴塔相比，阿塔更倾向于在巴基斯坦政府与巴塔之间斡旋。这样做既能使塔利班避免因巴塔问题造成内部分裂，又能防止巴塔倒向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同时还可以继续利用巴塔问题牵制巴基斯坦。
边境争端对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关系构成严重挑战。与此前历届阿富汗政府的立场相似，塔利班从未承认过“杜兰线”的合法性。2021年8月，塔利班发言人对巴基斯坦在巴阿边境上修建围栏表达了担忧，称“阿富汗人反对围栏，围栏使民众分离、家庭分裂，我们希望创造一个安全和平的边境地带，制造障碍没有任何必要。”2021年12月至今，巴阿边境接连发生双方士兵对峙事件，甚至武装冲突。2022年2月下旬，塔利班军队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韦什—查曼（Wesh-Chaman）过境点发生冲突，至少造成1人死亡，20人受伤。362022年4月16日，巴基斯坦越境打击阿富汗东部极端分子，造成47人丧生，引起阿富汗临时政府和民众的强烈不满。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国防部长穆罕默德·雅库布·穆贾希德（Mohammad Yaqoob Mujahid）表示，不再容忍外国对阿富汗领土的侵犯。2022年11月，阿巴两国发生边界武装冲突，导致西南部边界关闭。巴塔问题和边境争端的持续发酵暴露出阿巴关系脆弱的一面。巴基斯坦与塔利班关系已随着阿富汗政权的更迭发生了质的改变。塔利班不再是巴基斯坦的附从，而是一定程度上独立的行为体，但巴基斯坦仍在多个方面制约塔利班政权。从历史经验来看，阿富汗能否实现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外交，能否迎合国内自治型的部落政治文化。塔利班打着驱逐外国势力的旗帜上台，不太可能完全一边倒地支持巴基斯坦。因此，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塔利班，都需要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重新适应新的角色。
（二）从敌对到接触：印度与塔利班关系的转向
长期以来，阿富汗是印度在南亚的“关键战略盟友”。2001年以来印度是阿富汗的第五大援助国，也是阿富汗周边国家中援助力度最大的国家。阿富汗国内政局始终牵系着印度敏感的政治神经，印阿关系伴随着阿富汗国内政治剧变历经多次反转。20世纪90年代，印阿关系持续走低，IC-184航班劫机事件、2008年印度孟买恐袭、塔利班以往对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教徒的歧视性政策，以及阿富汗境内的反印极端组织等一直是影响两国关系的痛点。2018年美塔谈判开启后，严峻的现实促使印度重新考量如何应对塔利班崛起带来的挑战，并尝试利用多种渠道与塔利班进行接触。2018年11月，在俄罗斯举办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上，印度与塔利班代表首次同时出席。2020年9月，印度外长苏杰生出席阿富汗国内谈判开幕式，表示愿与阿富汗各方展开对话。2021年6月，卡塔尔反恐特使卡赫塔尼（Mutlaq bin Majed Al-Qahtani）向媒体透露，印度官员与塔利班领导层在多哈进行秘密会谈。美军撤离前夕，印度长期奉行“一边倒”的阿富汗政策已无法适应时势变化。
塔利班上台后，印度以往在阿富汗的三大战略目标即压制巴基斯坦、打击涉印极端主义和借道阿富汗通向中亚全部受挫，印阿关系急剧降温，印度关闭了在阿富汗的外交机构，撤回了驻阿外交人员。印度不仅丧失了在阿富汗遏制巴基斯坦的战略据点，也导致印度在阿富汗的30多亿美元投资项目面临威胁。在这种困局下，阿富汗仍然是印度必须要争取的对象。2022年5月，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Ajit Doval）指出，印度过去和现在都是阿富汗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任何时期都改变不了这一点。为此，印度采取了多种措施加以应对。
一是“以援助换安全”，与塔利班政权进行接触。2021年8月底，印度首次公开宣布与塔利班接触，为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塔利班表达了印度的安全关切。2021年12月和2022年2月，印度向阿富汗提供医药、小麦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塔利班方面对此表达了感谢。同时，印度利用塔利班政权与巴基斯坦在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加大与前者的接触力度。2022年6月2日，印度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并会见塔利班领导人。6月23日，印度重开驻阿富汗使馆。这标志着印度对塔利班政权认知的根本性变化，即由极端组织转变为准合法的国家政权。塔利班政权投桃报李，承诺向印度提供阿富汗境内虔诚军、穆罕默德军等极端组织的情报。阿富汗代理国防部长雅库布甚至承诺，不允许印度遭受来自阿富汗的袭击，表示有兴趣派遣阿富汗官员到印度接受军事训练。
二是加强与阿富汗周边国家的互动。印度试图获得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主动权，扭转边缘化的境地。塔利班上台后，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等周边国家关系面临调整，印度利用这一契机邀请阿富汗的六个邻国召开阿富汗问题会议，并在印度中亚外长对话会上与中亚国家协调对塔利班政权的政策。这些中亚国家与阿富汗境内的少数民族交往密切，印度也长期支持阿富汗少数民族，因此各方有一定的共同话题。2022年5月25日，在塔吉克斯坦举办的地区安全峰会上，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强调，阿富汗少数民族、女性等各群体都应具有代表性，地区国家应该增强阿富汗的能力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三是进一步融入美国的“印太战略”，作为美国在南亚和阿富汗问题上的前哨。2001年以来，印度的阿富汗政策某种程度上与美国的南亚政策相协调，但反对美国与塔利班的和谈。美国虽然从阿富汗撤军，但并未真正放弃中亚和南亚地区，而是试图以更低的成本维持其影响。为此，美国与印度在塔利班问题上相互协调。2022年5月，美国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汤姆·韦斯特（Tom West）与印度官员进行会谈，将阿富汗稳定、建立包容性政府以及反对阿富汗境内极端组织作为两国的共同目标。可以说，印度与塔利班政权的交往以及双方在反恐问题上的谈判有助于美国在阿富汗及南亚的利益。在印太战略框架下，印度成为美国介入阿富汗问题及南亚事务的重要支点。
对塔利班政权而言，与印度接触也是平衡周边力量以及获取外部资源、改善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塔利班执政后奉行更加独立的外交，试图脱离巴基斯坦的控制，并开启与印度交往的大门。阿富汗临时政府副外长斯坦尼克扎伊（Mohammad Abbas Stanekzai）公开表示，印度在次大陆非常重要，塔利班希望与之保持文化、经济、政治和贸易联系。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也指出，“双方认为有必要考虑彼此关切，改善两国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从深层次看，塔利班深植于阿富汗社会尤其是普什图社会之中，维持独立和自主是阿富汗政治文化的重要内涵。塔利班能否使阿富汗实现真正的独立，摆脱外部力量的控制，也是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考验。从历史上看，获得政治独立是阿富汗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这是塔利班政权具有强烈的主权意识，拉开与巴基斯坦的距离，凭借与印度接触制衡巴基斯坦影响的深层文化原因。塔利班执政以来，印巴阿新的“三角博弈”一定程度上建构了脆弱的地缘政治平衡，塔利班政权正是平衡印巴的关键力量。对于印巴两国来说，塔利班的上台并不意味着阿富汗变局的终结，印巴阿三角关系依然会在失衡与平衡之间继续摇摆。
（三）域内与域外：塔利班与南亚地缘政治的内外联动
在塔利班上台、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国际体系面临着重大的变革。阿富汗是中亚、南亚、中东地缘政治版块的结合部，外部变化与印巴阿“三角博弈”互动，影响着南亚的地缘政治生态。塔利班掌权前，南亚地缘政治总体上处于失衡状态。外部的地缘环境有利于印度，美国、俄罗斯、伊朗、阿富汗和中亚国家等都与印度存在密切的交往，为此巴基斯坦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塔利班以平衡地缘政治影响，但目前这种局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南亚地缘政治的内外联动呈现出有利于巴基斯坦的态势。美国在阿富汗的利益主要在于打击极端主义，牵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并试图将阿富汗问题转嫁给地区国家坐收渔利。阿富汗是内陆国家，撤军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能力受到限制，加之美国在中亚和伊朗无法维持军事存在，巴基斯坦的地位凸显。因此，美国也开始在南亚实行更平衡的南亚政策，加强与巴基斯坦的联系，借助巴基斯坦进行军事行动。2022年8月22日，阿富汗代理国防部长雅库布（Mohammad Yaqoob Mujahid）就曾谴责巴基斯坦允许美国无人机借道进入阿富汗领空。近来，巴基斯坦政府也在修复伊姆兰·汗政府时期恶化的美巴关系。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积极支持印度的阿富汗政策，尤其是支持印度与塔利班政权的接触。然而，美印在阿富汗问题上也存在分歧，如印度与伊朗在阿富汗的合作、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好转以及将阿富汗境内的哪种极端组织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等。美国撤军后，俄罗斯加大了对阿富汗以及南亚地区的投入，积极与塔利班政权交往，推进与巴基斯坦的合作。
中亚和中东国家深度介入阿富汗问题并影响南亚地区。长期以来，巴基斯坦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合作紧密，印度则与中亚国家和伊朗存在密切关联，尤其是在经贸领域。塔利班上台后，土耳其和卡塔尔也深度介入地区政治，巴基斯坦与土耳其、卡塔尔在阿富汗问题上相互协调，并与塔利班政权联系密切。印度虽然不断强调其是阿富汗问题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并积极参与地区国家的多边机制，但是阿富汗成为印度与中亚合作的断点，其联通伊朗和中亚的政策遭到重大挫折，增加了印度主导的南北国际运输走廊项目（INSTC）的不确定性。与此相应，巴基斯坦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则呈现升温态势。巴基斯坦支持阿富汗和吉尔吉斯斯坦加入“中巴经济走廊”以提升其在与中亚国家合作中的地位。巴基斯坦、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三国就重启土阿巴印天然气管道和土阿巴输电线路项目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2022年1月，塔利班政府批准了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前政府商定的“马扎里沙里夫—喀布尔—白沙瓦”铁路建设计划。此外，巴基斯坦还向中亚国家推介瓜德尔港项目，以替代印度和伊朗经由恰巴哈尔港到达中亚的贸易线路。
塔利班上台后各种政治力量存在分化与重组的迹象。美俄一定程度上对南亚地区的投入减少，使南亚整体的地缘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也出现了一定的权力真空。以阿富汗为轴心，南亚域内与域外的交往使本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愈加激烈，呈现出多边复杂的博弈态势。总体上，这种变化有利于巴基斯坦，印度在中亚地区的抱负遭受挫折。阿富汗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印巴制衡力量和缓冲区的角色。但是，南亚及其周边国家在阿富汗具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3 阿富汗变局与南亚地区的安全生态
阿富汗始终是影响南亚地区安全的关键因素，南亚地缘政治平衡、印巴的传统安全问题等都与之相关。阿富汗变局使南亚的极端主义、民族分裂势力、领土和边界冲突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并与阿富汗产生级联效应。如今，阿塔、巴塔、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等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并对克什米尔问题产生直接影响。
（一）阿富汗变局与南亚宗教极端主义网络的互动
南亚极端组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形成了相互竞争的极端主义网络。阿塔长期活跃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普什图部落地区，与巴塔存在紧密的社会和文化联系。多年来，巴基斯坦先后通过反恐立法、宗教学校改革、反洗钱等方式去极端化，并取得一定成效。近年来，巴基斯坦虽对巴塔进行数次围剿，但由于巴阿边境部落地区难以有效管控，加之阿富汗前政府与巴基斯坦关系不睦，巴塔的组织架构和有生力量得以延存。
阿塔的上台极大地激励了巴塔的极端主义活动。一些对阿塔不满的极端分子和部分巴塔支持者加入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IS-K），形成了当今南亚极端主义的两大主体，即巴塔和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其中，阿塔和巴塔联系紧密，但与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存在严重冲突，南亚的其他极端组织多与阿塔与巴塔存在关联。然而，随着塔利班在阿富汗的胜利，巴基斯坦的安全将面临严峻考验。从2001年到2021年，巴基斯坦8万人因恐怖袭击丧生，经济损失达一千亿美元。自2021年5月阿塔发动军事攻势以来，巴塔在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增加了一倍。据巴基斯坦和平研究所（PIPS）统计，2021年巴基斯坦共发生207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335人死亡。2022年前半年，巴基斯坦发生了434起针对巴基斯坦安全部队的恐怖袭击事件。
▲ 巴基斯坦境内恐怖袭击数量与死亡情况（2015-2022年）。图源：PIPS
巴塔反对世俗政治，试图在巴基斯坦尤其是西北部的部落地区建立类似于阿塔的政教合一的政权。2019年，巴塔在首领马苏德（Noor Wali Mehsud）的带领下完成了重组，并将众多离散派系重新整合。阿塔的胜利极大地激励了巴塔，巴塔不仅可以获得阿塔某些派别的支持和庇护，同时也开始模仿阿塔的成功路径。一是巴塔的意识形态逐渐由“全球圣战”转变为普什图民族主义叙事，袭击目标由平民转向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和政府机构，逐渐呈现出“军事伊斯兰”的特性，分化出温和派。二是巴塔与阿塔的联系进一步加强。阿塔上台后，巴塔随即宣布向其效忠，承诺“将不遗余力地为酋长国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任何牺牲”。阿塔反对巴基斯坦对巴塔动武，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双方争端。三是阿塔上台后，巴塔发动的恐怖袭击显著增加。2021年，巴塔发动武装袭击共计87次，占巴基斯坦全年恐袭总数的42%，比2020年增长了84%。2021年年底，巴塔恢复了对巴基斯坦境内目标的攻击。2022年1月，巴塔认责的袭击事件就达42起。2022年6月，在阿塔的斡旋下，巴塔宣布无限期停火，但巴基斯坦与巴塔的矛盾并未解决。这也凸显了阿塔崛起对于巴基斯坦安全的影响。
近年来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再度崛起，强调全球化的极端主义议程，与阿塔和巴塔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将后两者视为“肮脏的民族主义者”。阿塔上台后，呼罗珊分支加大了对阿塔极端派和反对派以及巴塔强硬派的招募。2020年，呼罗珊分支在巴基斯坦发动两起袭击，2021年增加到了8起。2022年3月，该组织对白沙瓦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自杀式袭击，造成64人死亡，这是巴基斯坦近四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对巴基斯坦的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它将平民作为袭击目标，伤亡和负面影响更大。此外，其意识形态更为极端，不仅反对什叶派穆斯林和基督徒，而且将苏非派视为打击对象，严重激化了教派冲突和社会矛盾，并从中获益。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巴塔中进行招募，抵制巴塔与巴基斯坦政府的和解，影响巴基斯坦的稳定。
阿富汗变局对印度的安全同样产生严重影响。莫迪执政以来，印度的宗教极端主义威胁有所下降，恐怖袭击事件减少。但是印度人民党奉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导致印度国内教派冲突不断激化。印度政府撤销克什米尔地区自治权，出台《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等举措将国内宗教少数派边缘化，引发了印度穆斯林的强烈不满。阿富汗变局以及阿巴关系的改善，使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再度上升，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的对立加剧。穆斯林政治家、作家、记者及普通民众再度成为印度宗教极端分子攻击的目标，“回阿富汗去”（Go to Afghanistan）的标签在印度社交媒体一度成为热门话语。2021年12月，在印度北阿坎德邦的一场宗教集会上，极端分子公开宣扬宗教仇恨言论，呼吁对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杀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22年以来，印度北方邦和卡纳塔克邦等地相继爆发宗教极端主义事件，甚至出现了在网上“拍卖”穆斯林妇女的丑闻。对此，种族灭绝观察组织（Genocide Watch）主任格雷戈里·斯坦顿（Gregory Stanton）称，印度的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种族灭绝的早期迹象，并警告称“种族灭绝事件很可能会在印度发生”。有学者也表示，伊斯兰恐惧症在印度正以最致命的形式出现，莫迪政府正在有系统地瓦解印度的世俗民主，并将该国变成一个印度教民族国家。
阿富汗变局后一些反印极端组织也开始活跃起来。其中，穆罕默德军（JeM）、虔诚军（LeT）、巴德尔组织（Al-Badr）等被认为长期在阿富汗活动，与阿塔过从甚密。据联合国2020年的报告显示，大约6000至6500名穆罕默德军和虔诚军成员曾活跃在阿富汗战场。阿塔重掌政权后，其发言人也曾表示，“塔利班没有针对任何国家发动武装行动的政策，……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也有权为克什米尔、印度或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发声。”基地组织声称，要从伊斯兰敌人手中“解放”克什米尔。基地组织南亚分支还将其刊物《阿富汗圣战之声》（Nawa-i Afghan Jihad ）更名为《印度战斗之声》（Nawa-i Gazawatul Hind）。受阿富汗局势影响，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安全形势日趋紧张。自2021年8月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武装分子渗透到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其数量已超过了当地武装分子。至少有350至400名极端分子活跃在巴控边境地带。印度政府担心，未来反印极端组织有可能袭击印度目标，穆罕默德军和虔诚军等组织很大程度上将阿富汗当作招募和培训人员的二级战场。
（二）阿富汗变局与俾路支极端主义的强化
俾路支极端主义具有世俗性，并以独立建国作为斗争目标。近年来，巴基斯坦加大了对俾路支极端主义的打击力度，后者的活动明显减弱，袭击次数已由2015年的194次减至2019年的51次。2020年后，阿富汗动荡的局势进一步刺激了俾路支分离主义，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一是与阿塔、巴塔的一些派别的联系加强，相互倚重，形成了阿塔—巴塔—俾路支分离主义的网络，利用阿富汗对巴基斯坦发动袭击；二是俾路支极端组织进一步联合，形成了类似于阿塔的松散联盟结构；三是领导力量加速迭代，一些心怀不满的中产阶级领袖逐渐崛起，与传统部落精英共同成为领导力量；四是对政府态度更加强硬，其目标由部落自治日渐转向分离主义。
阿富汗变局导致俾路支分离主义显著加强。2021年发动袭击74次，造成96人死亡，袭击数占巴基斯坦全年恐袭总数的36%，较2020年（34次）大幅增长。其中，俾路支解放军（BLA）和俾路支解放阵线（BLF）合计发动袭击63次，是俾路支叛乱活动的主要发起者。为了向巴基斯坦政府施压并获得外部支持，俾路支分离分子加大了对中国海外目标的袭击。
俾路支分离主义再次活跃与阿富汗变局密切相关。阿塔虽然与俾路支势力关系冷淡，后者甚至将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作为袭击对象，但阿塔的崛起鼓舞了俾路支分离势力。正如谢赫（Salman Rafi Sheikh）所言，阿塔虽未与俾路支分离势力结盟，但前者通过建立“统一阵线”的方式获取胜利，为俾路支叛乱分子起到了示范作用。近年来，俾路支分离分子效仿阿塔进行大规模的合并和重组。2018年年底，由俾路支解放军的阿斯拉姆派（Aslam）、俾路支解放阵线和俾路支共和卫队（Baloch Republican Guards）结盟组成俾路支民族自由阵线（Baloch Raaji Aajoi Sangh），宣称统一和整合各方力量是摆脱巴基斯坦对俾路支地区“占领”的必由之路，在打击巴基斯坦军队、破坏中巴合作项目方面协同作战。部分俾路支武装在军事训练、后勤保障和情报等方面与巴塔和信德民族分离主义组织进行合作。阿塔上台后，许多在阿富汗寻求庇护的俾路支分离势力回流巴基斯坦，进一步加剧了巴基斯坦境内的安全问题。
此外，阿富汗变局也进一步刺激了外部力量对俾路支分离分子的支持。近年来，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影响显著提升，而印度在阿富汗二十余年的经营则化为泡影。俾路支分离分子也成为印度抑制巴基斯坦地缘政治影响的重要棋子。印度总理莫迪早在2016年就公开提及俾路支问题，谴责巴基斯坦在侵犯俾路支人的人权。据巴媒报道，塔利班上台后，印度重启了其在俾路支省的情报网络，一些俾路支分离分子也在印度寻求庇护。
（三）阿富汗变局与克什米尔的安全环境
印度近年来加强了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控制。2019年8月，印度宣布废除宪法第370条款，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成立“查谟和克什米尔”联邦直辖区。印度单方面改变克什米尔现状的行动引起了巴方的强烈反对，两国关系也因此陷入冰点。2021年2月，在国际社会的多番协调下，印巴两国承诺遵守2003年的停火协议，克什米尔地区暂时恢复了和平状态。
阿富汗变局可能使克什米尔地区的安全环境恶化。塔利班上台使巴基斯坦在南亚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占得先机，可能使印度加大在克什米尔的投入，进而压制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空间。2021年11月，印度额外调拨了约5000名警察前往印控克什米尔，并在城镇周边修建了大量军事掩体和检查站，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排查力度。印度政府还专门成立“调查局”（State Investigative Agency），负责处理印控区内的恐怖主义案件。2022年4月，印度总理莫迪视察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这是2019年取消该地区特殊地位后的首次，并宣布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计划。5月，印控克什米尔重划选区的最终报告正式提交。阿富汗变局后，莫迪政府推动印控克什米尔并入印度的步伐明显加快。
此外，阿富汗变局导致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极端主义膨胀。20世纪末，阿富汗局势陷入动荡，致使大量外籍极端分子盘踞在克什米尔地区，致使安全环境恶化。2021年塔利班上台后对印控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处境表示关切。塔利班上台客观上激励了印控克什米尔的极端分子，导致大量外部极端力量向克什米尔地区流动，大量阿富汗前政府军的武器装备也流入该地区。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基地组织南亚分支的重心开始向克什米尔地区转移。一名当地极端分子表示，“塔利班的胜利为我们的活动提供了动力”。如今，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极端分子中，约50%来自外部。这些极端分子与南亚的极端组织存在复杂而紧密的联系，并与印控克什米尔本土极端力量联合。这对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安全形势以及印巴关系都将产生重要影响，也导致克什米尔地区未来的安全形势存在不确定性。
（四）阿富汗变局与难民问题和毒品问题
阿富汗变局进一步加剧了南亚地区的难民问题和毒品问题。2001年后，虽然部分难民返回阿富汗，但阿巴之间一直存在不合法的人口流动。塔利班上台后，外部援助锐减，经济衰退，阿富汗出现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2022年8月，2500万阿富汗人陷入贫困，其中半数人口的生存需要依靠人道主义援助，600万人面临饥荒威胁。这将加剧阿富汗的难民问题。据统计，2022年5月31日，巴基斯坦注册的阿富汗难民有128万人，跨越两国边界的人口流动十分频繁。2021年以来，近20万阿富汗难民流向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350万人流离失所。随着阿富汗国内经济持续恶化以及俄乌冲突导致的食品、燃料和化肥价格的进一步上涨，未来阿富汗难民数量很可能进一步增加。愈发严峻的难民危机不仅给巴基斯坦国内经济带来沉重负担，同时也对巴基斯坦国家安全构成重大挑战。
大量难民涌入加剧了巴基斯坦的族群矛盾和极端主义问题。阿富汗流入巴基斯坦的难民大都属于普什图人，这将严重影响巴基斯坦人口结构和脆弱的族际平衡。目前，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阿富汗难民规模已超过了俾路支人、普什图人等原住民之和，俾路支人比例持续下降引发了他们的不满。在卡拉奇、奎达和白沙瓦等城市，普什图人的增长也加剧了对于城市资源的争夺和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
阿富汗难民问题还可能诱发极端主义的蔓延。国际难民的流动与极端主义的滋生密切相关。一方面，极端组织利用难民营招募极端分子。另一方面，大量难民流入会进一步加剧失业和贫困问题，诱发更多不稳定因素，甚至造成贫困与动乱的“恶性循环”。多年来，巴基斯坦政府曾多次表达对难民问题的担忧，认为该问题助长了极端主义。由于不受管制的流动，巴基斯坦境内的难民营已变成恐怖分子的避风港。2021年7月，巴基斯坦国家安全顾问优素福警告称，巴塔武装分子可能会伪装成难民进入巴基斯坦。
难民的流动也会增加毒品交易、武器贩运等跨国犯罪活动的出现。阿富汗变局后，尽管塔利班对国内毒品生产实施了严厉打击，并于2022年4月颁布了禁毒令。但在阿富汗面临严重旱灾、经济危机，以及外部制裁的背景下，大量阿富汗人仍以毒品相关产业为生，毒品经济和毒品走私并非一纸禁令就可以禁绝。阿富汗与南亚地区的毒品走私网络并未受到根本动摇，贩毒甚至更加猖獗，巴基斯坦查获的从阿富汗走私入境的毒品急剧增加。从2021年年底到2022年年初，巴基斯坦查获了130公斤海洛因，仅2022年5月在俾路支省就查获了255公斤冰毒。2021年9月，印度在古吉拉特邦查获3吨海洛因。2022年4月，斯里兰卡在海上查获了325公斤冰毒和海洛因。毒品走私与极端主义、难民问题息息相关，并为跨国犯罪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也曾披露，阿富汗难民流向巴基斯坦部落地区，激活了部落组织和贸易网络，毒品及制毒的化学品得以贩运过境。而在阿富汗毒品走私网络中，一些难民营则发挥着重要的连接作用。
4 结 语
阿富汗虽处于南亚边缘，却是地区秩序的重要影响因素。长期以来，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形成了“三角博弈”的局面，阿富汗一定程度上是印巴在地缘政治上的平衡点和缓冲区域。阿富汗在历史上也具有中立和平衡外交的传统。阿富汗变局、俄乌冲突以及美国印太战略导致南亚地区的政治生态出现了新的变化。阿富汗的自主性增强，以更独立的身份参与“三角博弈”。阿巴关系和阿印关系相应进行调整，呈现出塔利班与巴基斯坦“和中有斗”、与印度“斗中有和”的态势。美俄调整对阿富汗及南亚的政策，中亚、中东的地区大国深度介入阿富汗问题。在内外力量的相互角逐中，地缘政治力量分化组合。印度与中亚、伊朗的合作遭到严重挫折，巴基斯坦则与阿富汗、土耳其、卡塔尔乃至中亚国家密切交往，一定程度上改变了2001年以来被动的局面，地缘政治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南亚的地缘政治呈现出动态平衡。但总体来看，随着美国撤出以及俄乌冲突的持续，南亚整体的地缘政治地位有所下降，地区国家的自组织性增强。
阿富汗塔利班上台，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巴基斯坦塔利班、俾路支分离主义、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等域内外的极端组织，它们形成了相互关联的极端主义网络。这一网络与阿富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博弈相互作用，使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总体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地区存在严重的安全挑战。目前，阿富汗政局也未完全实现稳定，经济危机、人道主义危机问题严峻。阿富汗国内的极端主义、难民问题、毒品问题等向南亚国家溢出的风险加大。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阿富汗的稳定以及中南亚合作，是地区国家乃至域外大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零和的地缘政治博弈只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态势，恶化地区安全形势。通过地区合作化解地缘政治竞争，共同应对地区问题，引导阿富汗走向稳定、开放和包容，才是化解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
*文章原载《南亚研究》2022年第4期，原题为《阿富汗塔利班崛起与南亚地区秩序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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