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更依赖中国还是美国, 换个角度看竟然大不相同?
2018年以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贸易数据不断增加，美国和东南亚之间的数据则主要依赖美国进口，传统经济分析认为这一现象说明东南亚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增强了。然而，对数据的判断存在分歧。从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增加值的角度看，亚洲和北美之间的原材料、半成品等贸易都在缩减，中国对东南亚中间产品、生产设备等贸易增加。这一方面表明中国正在不断攀登全球价值链位置，另一方面则说明东南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是片面的。以最具代表性的越南为例，越南从中国进口中间品，并将成品销往美国，形成了一条中国-越南-美国的价值链循环，由于其最终品出口严重依赖美国，所以美国对越南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确切而言，东南亚在中间品贸易上依赖中国，最终品出口上依赖美国，而这种价值链关系对经济和区域政治的影响还有待讨论。
随着旧全球化受挫，经济学界对价值链与政治经济学新理论的关注逐步升温。东南亚的经济现实也说明：现有理论解释力不足，价值链的研究和对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都需要开辟新的空间，以真正助力中国区域政策的形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云大地区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
中美贸易摩擦与东南亚：
一种价值链的视角
文｜钟飞腾
来源｜《云大地区研究》
▲ 2022年11月，拜登在东盟峰会。图源：路透社
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经济最大的关注点之一，人们从各种角度分析贸易摩擦的动因及其影响。除了中美双边层面的分析之外作为世界舞台上重要的贸易参与方，东南亚也是备受关注的分析焦点。尤其对经济学界和产业界而言，东南亚将是检验全球化时代贸易政策对第三方市场施加影响的最佳案例之一。东南亚多个国家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美国是其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之一。中国在加入WTO之后，美国也成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中国逐步成为东南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东南亚和美国形成了相互联系的三角贸易关系。人们很长时期内并不曾担心美国这一中心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而把推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作为全球化的核心内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也随之聚焦于计算部门和行业的关税减让对一国福利的影响。然而，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及全球化的减速，东南亚这个曾经最为活跃的经济增长区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与此同时，东南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应对和变化，尤其是2019年以来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成了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例如，随着中国崛起，很多国际关系文献讨论东南亚邻国面临选边站的难题，如果中美经贸摩擦继续加深，导致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出现全面战略竞争态势，那么到底有哪些国家将率先作出选择站在中国或美国一边，这显然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值得讨论的重大问题。又如，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曾经流行过地区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概括，那么中美贸易摩擦将成为一个极好的试金石。从各国的应对（甚至一些政策辩论）中，可以发现哪些国家的确因为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而选择支持中国的政策主张，又有哪些国家根本没有这种担心，而难以纳入这一分析框架。进一步而言，可以据此评估周边国家究竟如何平衡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上述两个问题都可以从东南亚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来加以考察，这也是本文试图加以分析的部分内容之一。
本文也将致力于探索更具趋势性和根本性的一个变化。这场非同寻常的贸易摩擦发生在新的全球经济时代，即地区经济关系很大程度上基于产品过程，而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甚至产业之间或者内部的分工。在这一新时代中，分析经济关系的模型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及在政策上的应对思路都有很大的不同。
如要正确评估国家的政策，首先要准确了解经济交往的收益及其在各层级的分配。这一点，无论对以整个国家为分析单元的现实主义来说，还是以个人或者团体为分析单元的自由主义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但从现有的中英文国际关系学术文献来看，人们对不同贸易关系模型之间差别的分析远远不够。有时候会发现很多争论之所以难以形成基本的结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人们所使用的基本模型的差别，人们试图争辩的对象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据此导致建立在基本认知模型上的理论推理也大相径庭。因此，一些涉及理论和立场的争论，归根到底是源于对现实认识的巨大差异。
对东南亚与中美贸易关系的分析表明，建立在传统总量贸易数据上的分析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尽管这类分析仍然能够把握现实关系的部分内容，但越来越缺乏整体上的解释力。而基于价值链，即各国参与产品的分工，不仅是整个产业或部门的分工，将有助于认识全球化时代企业和国家应对思路的差异。在全球化动力失速之际，各国都在激励本国企业创新攀登价值链，积极吸引外资，这种政策本身已经预示着企业和国家的利益有很大不同。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美国企业并不完全听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管制。例如，尽管美国政府没有派代表团参加中国第二届进口博览会，但美国企业参展规模跃居参展国第一，企业数量达到192家，比2018年增长了18%。企业之所以能够承担本国以及东道国的一些政策管制成本，当然有其秘诀，其中一部分蕴藏于产品分工之中。再如，中国一些加工贸易的企业，为了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加税通过本地企业承担成本以及上游企业承担成本来解决，有的甚至完全由美国企业承担成本，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一下子关闭工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发布报告认为，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对两国的消费者及许多生产商均造成负面影响，因关税上升造成的成本几乎全部由美国进口商承担。这些现实中发生的例子促使学者要重新思考传统上讨论贸易收益与分配的模式是否仍然有用。
1 中美贸易摩擦对东南亚影响的争论
迄今，对中美贸易摩擦如何影响东南亚，媒体和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概括而言，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悲观的，认为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产业链有可能中断，在重组过程中东南亚能否继续保持优势并不确定。第二类从国别角度出发，呈现出风险识别和应对的差异。这两类观点适用于不同的行业或部门，个别案例中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形，各个阶段的风险有大有小。第三类是乐观的，认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东盟国家都将从中美贸易摩擦中获益。中美贸易摩擦不仅迫使中美两国企业从中美之外购置产品，也将导致部分产业从中国转移，这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与其他地区只是从中国简单转移购买对象相比，东盟的获益主要来自产业的转移，即中国将一部分零部件转移到东南亚，在东南亚国家组装之后再出口到美国。
（一）东盟分裂论
“东盟分裂论”的观点认为，东盟可能会因为中美贸易摩擦而分裂。2018年11月，新加坡咨询公司总裁、哈佛大学贝尔福研究中心研究员德温·佩雷拉（Derwin pereira）发表在《南华早报》的一则评论可以说代表了这种观点。佩雷拉认为，东盟的破裂是因为它不像欧盟那样已经稳定成一个制度化的整体，而是仍旧以国别为基础形成内外政策，因此东盟各国将“沿着各自外部关系所形成的断层线分裂”。其中，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将倒向中国，越南将选择更加紧靠美国，而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以及印度尼西亚将面临更加艰难的选择，因为这些国家严重依赖于中美经济关系的稳定性。
“东盟分裂论”这种观点通常认为，东盟缺乏经济上的自主性，而是更大的地区网络的一部分，甚至全球体系的一部分。虽然佩雷拉的观点不同于世界体系理论的主张，而是更多从价值链角度来考察，但就其对东盟发展前景的判断而言，与世界体系论有类似之处。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东盟的发展是更大体系变化和发展的一部分，受制于体系。东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在过去50年里尽管推出了“东盟方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困扰东南亚各国的边缘地带发展困境。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传统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崩溃，那么东盟也将分裂为不同次区域，成员国关系有可能恶化，甚至连寻常国家间的正常贸易关系也无法完全建立。
中美贸易摩擦的激化进一步扩大了这类观点的影响力。2019年4月，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联合30多名国会议员组成跨党派小组，要求中国在美上市企业加强信息披露。卢比奥还发起一项议案，提议将那些拒绝向美国监管机构开放审计的中国企业和其他企业摘牌。此举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金融开始“脱钩”，造成一些中国企业考虑在香港上市，如阿里巴巴以及中芯国际等。瑞士宝盛银行集团首席投资顾问伊夫·邦杰（Yves bonzon）甚至认为，两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贸易摩擦可能会导致到2030年出现一个“两极世界”，中美经济和金融周期脱钩，科技生态系统分离。
（二）东盟获益论
与上述基于长远发展趋势的预测不同，多数舆论调查及判断是中短期的，而中短期的结论依赖于具体的国别和产业，因而呈现出多样性，但总体上认为东盟成员国在经济上将获益。2018年10月，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首次估算了贸易摩擦对东亚的贸易投资影响，其评估主要建立在三种效应基础上，分别是直接效应中的贸易替代和投资转移，以及间接效应中的中间品贸易。在贸易替代方面，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具有最大的潜力。就投资转移而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在价值链层面，参与度高的国家和地区受损比较大，特别是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下降损失将达到GDP的0.2%，其次是新加坡和泰国，而柬埔寨、印尼和越南等受影响相对较小。
2019年1月初，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研究所（Yusof Ishak Institute）在调查1000多位东南亚专业人士后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有40%的受访者表示并不清楚中美贸易摩擦对他们国家有何影响，20%的人认为会有负面影响，也有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国家将从贸易摩擦中获益，其中柬埔寨、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人气最高。结合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评估发现，不同行业的人难以对三种效应叠加后的综合效果做出准确判断，一是因为需要基于数据的精确计算，二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区域和行业差别显著。该调查结果虽然并不完全确认中美贸易摩擦与所在国的所有事实，个别可能还存在互相矛盾之处，但总体上却显示出东盟舆论的多样性，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原因正是在于中美贸易摩擦存在贸易转移、投资转移以及中间品贸易等不同效应。
日本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再度强调了进口替代效应和生产转移效应。前者主要是短期的，即中美两国增加从中美之外经济体的进口，后者是中长期的，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中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据估算，马来西亚将是进口替代的最大受益者，越南则是生产转移的最大受益者。在进口替代方向上，位于马来西亚之后的依次是泰国和菲律宾。马来西亚受益的产业主要是电子器件、液化天然气和通信设备，泰国则是自动数据处理产业，菲律宾主要是电子器件产业。在生产转移方向上，继越南之后依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从上述报告来看，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受益者。
（三）东南亚风险增长论
随着形势的发展，各种观点在进一步演变。特别是2019年5月初以来，随着中美相互加征关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到8月初进一步激化特朗普政府不仅高调宣布对中国产品征税，还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很快，美方的论调发生了改变。9月17日，在第13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临近之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三份对中国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清单。这一时期，舆论围绕东南亚的判断有了新的变化。世界经济论坛10月8日发布《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新加坡的竞争力居第一位，美国跌至第二位。世界经济论坛指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税之争引发的港口贸易转移，让新加坡从中受益。10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华盛顿公布对世界经济的预测数据，将中国2019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6.1%，美国经济增长下调至2.4%，两国较7月的预期均低0.2个百分点，2020年中美两国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5.8%和2.1%。东盟五国的经济增长则调整为4.8%，比7月预测低0.2个百分点，但预期2020年经济增长率为4.9%。世界银行也下调了大部分亚太经济体的增长预测，其中泰国和菲律宾分别下调了1.1和0.6个百分点。世界银行表示：“长期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中国进入外国市场环境的持续恶化，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向其他国家转移，并对投资产生更重大、更长期的负面影响。”10月10日，世界银行在曼谷发布东亚太平洋经济半年报《应对日益增大的风险》。报告认为，全球需求疲软，美中贸易持续紧张造成不确定性上升和出口、投资增长下滑。其中，越南的净贸易顺差下降抵消了一部分贸易转移带来的短期收益。此外，进口增长也在减缓，反映出地区内中间品贸易的下降。
尽管如此，世界银行报告《应对日益增大的风险》也承认，短期内东南亚获益很多，长期而言风险增大。报告的专栏《中美贸易紧张关系对东亚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影响》指出，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首先发生的是贸易转移。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从中受益，越南和马来西亚分别跻身中国和美国市场增速的前五名，而柬埔寨（来自美国）和蒙古国（来自中国）的绝对收益相对较小，但相对于其国内生产总值却有显著增长。世界银行还针对关税增减做出了场景预想。第一种是截至2019年5月的关税幅度，在这种场景下，东亚国家的净收益是增加的。显然，这种模型推断与在此之前多数媒体对东南亚的评估是一致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与很多人的预测不同的是，第二种场景预测认为，如果中美对所有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东南亚的收益将比第一种场景时更大，特别是越南。不过，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影响到中美两国国内投资（经济增速）的话，那东南亚的风险将显著增大，来自进出口的短期收益将很快随着贸易的转变而丧失。需要注意的是，世界银行推断的第二种和第三种场景还远没有变成事实。
世界银行的第二种场景预测与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预测有很大的不同。2019年2月初，联合国贸发会在年度贸易政策报告中，首次计算了关税提高至25%时的全球贸易场景。就贸易转移效应而言，东南亚的贸易增幅小于日本和欧盟，在东南亚排在第一位的是越南，其次是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菲律宾排在最后。但从价值链看，中美互征关税也波及产业链上的供应商。贸易摩擦对国际生产网络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很多公司将离开中美两国到其他地方生产。北美和东亚两个地区都将受到很大冲击，东亚尤其严重，贸易额将收缩1600亿美元，而欧盟将成为产业转移的主要获益者。
2019年10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会见了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中方负责人刘鹤，双方认为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中美对此次会谈的成果并没有达成一致，特朗普认为目前只是第一阶段，今后将跟进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协议，中方则没有这么明确的规划。但舆论认为中美达成协定的可能性上升，亚洲股市也积极上扬，各方对东南亚的看法又开始出现变化。马来西亚表示，将增加支出抵御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同时积极争取贸易摩擦中的中国投资者，预计今后几年中国对马来西亚投资将达到美国和欧洲对马来西亚投资的水平。而印尼则被普遍认为是这场贸易摩擦的输家，在33家迁往海外的中国企业中，有23家选择了越南，10家选择了马来西亚、泰国和柬埔寨等国。为此，印尼政府宣布，计划将公司税税率从目前的25%降至20%，以吸引更多中国企业转移到印尼。
就在中美宣布即将取得实质性进展之际，《纽约时报》当天发表了由几位前政要署名的文章《贸易战威胁世界经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瑞典的前总理提出：“美国和中国之间长达18个月的贸易摩擦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如果不能结束贸易摩擦，明年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陷入衰退的风险将大大增加。这也将严重损害中国的短期增长前景。”刘鹤在华盛顿会见IMF新任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时，对方也提到了IMF计算的如下数据：“贸易摩擦正在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和影响，到2020年将拖累世界经济0.8个百分点。”一项对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调查也显示，即便是跨国公司在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也存在巨大分歧。
2 争论的来源之一：贸易总值的变化
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多数较为注重揭示政治逻辑，在选择政治分析单位、政治进程以及政治博弈方面有很大进展，但也不能忽视经济层面的变化。当今时代，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基本概念的内涵都在发生极大的改变，但现实的改变不一定能投射到理解这些现实变化的工具上，有的学科领域能开发出新工具跟上这种变化，有的则未必。国际关系学者尤其需要注意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和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曾发生过诸如国际关系学者失语的现象，一篇关于中国国际政治学者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的回顾性文献指出，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危机的研究停留在主观判断层次上，并未立足于严谨的科学分析，而且只在描述的意义上使用理论工具，对相互依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以及“中心一边缘”理论等只是一笔带过。另外一份讨论2001-2016年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美国经济研究的文献综述则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经贸摩擦类主题的文献有54篇，占所有样本文章的27.3%，其次是金融危机/次债危机、美元霸权，分别占10.6%和10.6%。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分析中美经贸关系时，常用的逻辑是互补性和相互依存，该文的一个重要判断是，“虽然经贸摩擦时有发生，但学者们对中美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发展有很大信心。”显然，这种判断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迥然不同，理解这个巨变中的世界需要革新认识工具。
从上文对贸易摩擦的论述来看，存在着两种比较典型的认识工具。一种停留在国家层面，以国家层面的关税变化来计算行业进出口损失，依据的主要是贸易总值。另一种则基于产业链，将关税的影响从实际覆盖的产品，拓展到因产品进出口来源转移或者替换而发生变更的其他生产环节。两种视角所理解的世界贸易结构、样式和逻辑，均有显著不同。为此，比较并更新对巨变中事实的理解显得很有必要。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共识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从不同的角度看是不一样的，从贸易增加值统计角度与从贸易总值统计角度看差异非常大，即使从贸易总值统计角度看，中美双方统计结果的差异也很大。”就本文所关心的东南亚地区而言，该地区的国家参与中美贸易的深度和广度均有不同，贸易总值和增加值贸易看到的情况差异较大，对于以往得出的结论需要重新审视。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产业链成为审视当今全球化的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变量。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在此过程中也伴随着双方不断调整看待贸易的统计方式。根据许宪春等学者的论述，目前中美货物贸易数据均依据国际海关组织编制的分类《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采用联合国统计司制定的《国际商品贸易统计：概念和定义（2010）》所规定的“总贸易制”统计。其中中国货物贸易数据由中国海关总署统计并发布，美国货物贸易数据由美国商务部依照海关数据编制发布。中美服务贸易数据则依据2009年IMF制定的《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手册》第六版（BPM6）统计，中国的数据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编制发布，美国的数据由美国商务部编制发布。在此之前，中国依照的标准是1993年IMF制定的BPM5版本。与BPM5相比，BPM6在加工贸易统计、转口贸易统计、直接投资统计等方面均进行了重大修订。多数国际关系学者使用的贸易数据来自双方的政府部门，个别学者在分析贸易关系时所引用的文献基于企业的调查数据。因此，在阅读多数国际关系学的教科书以及理论文章时，需要注意这些文献中所引用的数据基本都是从“总贸易制”（贸易总值）角度看贸易关系。
如图1所示，按照UNCTAD提供的基于BPM6整理的数据，东南亚国家是国际贸易舞台上的重要角色。2005年，作为一个整体，东南亚的贸易额超出中国360多亿美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东南亚与日本的贸易额开始拉开较大差距，中国在贸易总量上追赶美国的速度加快。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首次突破5万亿美元，仅比美国少约4000亿美元。2018年，东盟对外贸易总额也达到3.5万亿美元，是日本对外贸易额的1.9倍。就数量关系而言，讨论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东南亚地区，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图1的另外一个重要结论是，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6国约占整个东南亚贸易额的98%（占比从2005年的98.2%下跌至2018年的97.0%）。因此，绝大多数文献所讨论的东南亚贸易也是基于对这6国的分析。事实上，在IMF的《世界经济展望》统计中，有单独的东盟5国的统计项，该东盟5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按照IMF的分类，新加坡属于发达经济体。从贸易上看，20052018年，新加坡年均占东南亚贸易额的36.4%，但近三年占比下跌2018年为33.6%，是2005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一）中国与东盟贸易
如图2所示，自2019年1月起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当月中国东盟贸易额为517亿美元，中美贸易额为457亿美元。这更进一步证明了需要深入讨论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东南亚。2018年，中国东盟贸易额月均达到493亿美元，2019年1-9月上升至月均502亿美元。图2还表明，2019年9月，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已接近与欧盟的贸易额，差额仅为33亿美元，而该月中国东盟贸易额超过中美贸易额103亿美元。鉴于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从7月回落，而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自6月以来一直持续扩张，有理由预期2020年东盟很可能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不仅与欧盟的贸易额下跌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自7月开始也在下降，延续了2018年9月以来的势头。总的来说，在世界经济增长态势趋缓、中国外贸环境转差的情况下，2019年7月以来中国东盟的贸易增长已成为非常突出的亮点。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的贸易增速。2016年1-7月，中越双边贸易额达到522亿美元，超过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在东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在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中，长期以来中国是顺差国地位。根据IMF数据，2014—2017年，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月度顺差均值为56.6亿美元。2018年中国对东盟的月度贸易顺差缩小为39.6亿美元。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9年1—9月，中国对东盟的月度贸易顺差扩大到65.5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大量增加了对东盟的出口。
如图3所示，自越南超过马来西亚之后，中越贸易的月均增速明显快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中越双边贸易于2017年8月超过100亿美元，2018年9月接近150亿美元，2019年9月再创新高达到152亿美元。另外，近年来中马贸易也处于上升态势，特别是2019年初达到历史新高，自2019年5月起更是月均超过100亿美元。显然，这一结果否定了世界银行2018年10月的研究预测。需要格外重视的是，中国东盟贸易增加主要来自中国与越南的贸易增量。2019年1—9月，中国与越南的月均顺差为29.1亿美元，不到中国东盟平均贸易顺差的一半。特别是2019年9月，中国对越南的顺差缩小到6.2亿美元。而在此之前，2014-2017年中越贸易的月顺差均值为27.7亿美元，2018年月顺差均值为16.7亿美元，显著小于东盟平均水平。因此，中国不仅增加了对越南的出口，而且极大地提高了自越南的进口。这意味着中越贸易的内容和结构正在发生迅速改变，如果中美贸易摩擦继续深化，可以预判这种变化还将持续下去，甚至出现中国自越南进口超出对越南出口的情况。
（二）美国与东盟贸易
从美国方面来看，东盟是美国的第五大货物出口市场，仅次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如图4所示，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东盟月均货物贸易为231亿美元，2019年1—9月，美国东盟月均货物贸易为246亿美元。图4还表明，2019年1月，墨西哥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9年2月，加拿大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月以后，中美贸易额虽有所上升，但截至2019年9月，中国仍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在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中美贸易经历了巨大的波动，而其他贸易伙伴相对稳定，显然这主要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图4还表明，2018年1月—2019年9月，美国与欧盟、东盟的贸易额稳步上升，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额在2019年前后有较大波动，后者则涉及北美自由贸易区被《美墨加协定》替代的新变化。2018年11月30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阿根廷出席G20领导人会议期间签署了《美墨加协定》。协定的内容主要是美国农产品获得更多加拿大市场准入，另外是数字经济及汽车产业的变化，新版协定要求汽车40%的零部件在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地区生产，这对墨西哥不太有利。但是，面对美国的压力，墨西哥参议院还是于2019年6月率先批准该协定。
从进出口总额来看，图4显示的数据并不能体现出东盟受到多大的影响，进一步分成进口和出口来看，近两年美国与东盟的贸易则表现出新变化。如图5所示，2018年1月以来，美国对东盟的出口实际上比较稳定，月度波动不超过10亿美元。但在进口方面，尤其是2019年6月以来，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18年1—6月，美国从东盟进口月均153亿美元，7-12月的平均进口额上升至165亿美元。2019年1-6月，美国从东盟进口月均达到167亿美元。2019年7—9月，美国从东盟的月均进口额接近190亿美元。从进出口数据来看，美国与东盟的贸易主要得益于美国的进口增长。
根据美方提供的年度数据，较大的变化源自越南及机电产品。图6显示，越南是美国进口中增速最大的东南亚国家，从2018年1月的月均40亿美元，增至近期的月均70亿美元，而其他5个东南亚贸易国都比较稳定。而且，从图6中观察到，越南对美出口增长的起点是2018年7月。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为3030亿美元，其中向东盟出口1110亿美元，进口1920亿美元。2018年，双边货物贸易额为2720亿美元，向东盟出口货物862亿美元，进口1858亿美元。从货物和服务贸易比重看，美国与东盟的贸易90%以上为货物贸易。2018年，就美国的出口目的地而言，东盟国家中新加坡列第一位（331亿美元），其后依次是马来西亚（129亿美元）、泰国（126亿美元）、越南（97亿美元）和菲律宾（87亿美元）。美国自东盟的进口依次是越南（492亿美元）、马来西亚（394亿美元）、泰国（319亿美元）、新加坡（273亿美元）和印度尼西亚（208亿美元）。从分类产品来看，美国向东盟出口主要是电机（163亿美元）、机械（102亿美元）、飞机（90亿美元）、矿物燃料（68亿美元）、光学和医疗器械（55亿美元），进口则主要是电机（529亿美元）、机械（233亿美元）、针织服装（128亿美元）、梭织服装（87亿美元）和鞋类（83亿美元）。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东南亚国家是增加了对中国的依赖，还是继续维持了对美国的依赖？如果中国的产业转移到了东南亚，通过东南亚向美国出口，那么从理论上说，东南亚仍然没有改变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将继续增强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因而，需要更加翔实的数据以及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到底是中美贸易摩擦改变了传统的三角贸易关系还是东南亚在此之前就改变了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已经改变了东南亚的贸易结构和模式，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仅仅只是趋势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从前文罗列的数据看，依据总量贸易视角，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尽管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东南亚与中国贸易额的上升幅度并未高于东南亚与美国贸易额的上升幅度。2018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月均493亿美元，2019年1-9月达到月均502亿美元，月均增幅不到10亿美元。2018年美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额月均231亿美元，2019年1-9月上升至月均246美元，月均增幅约15亿美元。考虑到东盟与美国的服务贸易只占双方总贸易额的10%，即便计入双边服务贸易，下述判断仍然成立，即东南亚对中国的依赖高于美国，但贸易摩擦爆发后这种依赖并未进一步深化，反而发生了向美国进一步靠拢的微弱趋势。
3 争论的来源之二：增加值贸易的视角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东南亚对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额都有显著增加。上文分析表明，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主要来自对东盟的出口，特别是对越南的出口，美国与东盟的贸易增长则主要来自从东盟的进口，特别是来自越南的进口。因此，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依据总量贸易数据，涌现出一种中国向越南出口、越南再向美国出口的新贸易格局，取代了一部分传统上由中国直接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因此，很有必要讨论，中国-越南-美国正在形成一个紧密的产品贸易互动局面，对理解这个地区的贸易关系及地区一体化具有新的启示意义。
（一）价值链贸易的基本定义与统计进展
在中美贸易关系中，长期以来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双方在海关实际统计商品时存在很大的不同。美方的研究表明，2018年中国认为中美贸易赤字只有3233亿美元，而美方认为高达4192亿美元，这一差距中超过94%的量都是由五类货物构成，分别是电机、机械、玩具体育用品、光学和医疗设备以及鞋类等。之所以有差异，是因为产品实际编码不同，另外则涉及中间品。据悉，2004年以来中美联合成立了统计工作组，双方的共识在于，主要的差异来源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其中大约一半的差异归因于“离开中国，进入中间国家或地区的贸易，然后再出口到美国”的商品。这种特性在经济学文献中被逐渐概括为中间品贸易，即基于价值链的增加值贸易。2018年9月，中国政府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其中“全球价值链”一词出现了12次，中方表示“支持基于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增加值的全球贸易统计制度等改革”。
按照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20：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中的定义，“全球价值链是指将生产过程分割并分布在不同国家，企业专注于特定环节，并不生产整个产品。”与传统的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统计只涉及两个国家（进口国和出口国）不同，价值链贸易卷入多个国家，这给统计造成了巨大困难。研究全球价值链的权威学者判断，“贸易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以贸易总值为基础的官方贸易统计存在着严重不足，已不能反映当前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同时，各类官方国际统计机构也充分认识到，建立以增加值为基础的新贸易统计法则的重大意义，即需采用新的方法对全球生产分块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流动进行衡量。”
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公布价值链贸易数据，但涉及贸易和投资的主要国际机构都已经发布相关报告或者公布数据库。如表1所示目前主要有5种关于价值链的数据库，它们各有特色。联合国贸发会认为，UNCTAD-Eora的价值链数据库主要是提供发展中国家的看法。Eora价值链数据库的数据已更新至2019年，被用于德勤、毕马威、安永、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亚马逊、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等。对外经贸大学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其报告中则认为，经合组织的ICIO由于覆盖范围大，包括南亚和东亚的13个经济体，更加适合分析。据OECD网站介绍，2018年12月发布了根据ISIC第4版编制的ICI0最新版本，数据截至2016年，包括28个非OECD国家和经济体。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由位于东京的亚洲研究所开发研制，每隔5年列出亚洲1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目前数据序列为1975-2005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经济研究部王直等人文章使用的是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WIOD最早受欧洲委员会资助，于2009年5月开始设立，第一期于2012年4月结束，2016年发布了新版数据库，涵盖了2000-2014年的28个欧盟国家和15个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仅包括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且没有2012年的数据更新。近年来，亚洲开发银行也有投入产出数据库，下文将进一步进行介绍。另外，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开发研制的贸易产业数据库（RIETI-TID2017），将贸易品按照生产工序分为原材料、中间品、最终品等重新整理，对于理解产业间的价值链关系也颇有助益。
联合国贸发会2013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的投资和贸易》即开始重视价值链问题。报告认为：“全球价值链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使人们认识到，传统上计算国际贸易的方式可能不再胜任。越来越多的工作致力于清算全球价值链对全球贸易的‘重复计算’的影响，确定贸易中的附加值，确定附加值在终端产品最终消费前如何在国家间沿全球价值链移动。”该报告提供的数据表明，2010年全球出口增加值对GDP的平均贡献为28%，其中发达经济体约为31%（欧盟占39%、日本占18%、美国占11%），东亚和东南亚为30%。2010年，在19万亿美元的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额中，外国用于进一步出口的贡献约为5万亿美元，这部分即是全球贸易被重复计算的部分。
亚洲开发银行在2015年度的《亚太地区关键指标》报告中首次纳入了价值链分析。在价值链计算的相关方法上，《亚太地区关键指标》报告所依据的是2013年底王直、魏尚进、祝坤福合作发表在美国国家经济工作局（NBER）的工作论文《量化双边和部门层面的国际生产分解》。2015年下半年，三位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该论文的中文更新版。论文指出，传统上被广泛引用的、由哈默斯等人于2001年提出的增加值出口率（VAX ratio）存在严重不足，因为没有考虑到重复统计问题以及隐含在其他部门产品出口中的间接增加值出口，这一指标并不能准确揭示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在王直等人论文的基础上，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份报告详细解释了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与基于价值链贸易的统计方法之间的差异。传统贸易数据的主要来源是海关记录，分为进口、出口、再进口和再出口，并以总值的形式记录和列报。不过，这种方法没有勾勒贸易商品中的本地和外国含量，而生产活动利益的地域分配主要取决于组成部分的来源。例如，A国出口品中可能含有大量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口品，而这个进口品本身也是B国或者C国从A国进口的零部件加工而成的。传统的总值计算就会重复计算向B国或者C国出口的A国中间品。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试图寻求通过将其产品的市场扩大到其领土范围以外来促进其经济增长。为了准确评估某一地区对某一产品的贡献，就必须计算出产品经过该地区并被生产加工之后的增值程度，包括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因此，需要了解这部分增值的进出口发生在何处，以便确定某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为进一步调整产业链位置的经济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撑新统计方法主要是投入产出表，以此追踪和估算出口产品及附加值贸易中的进口率。
2019年9月，亚洲开发银行在其新版《亚太地区关键指标》中回顾了有关价值链研究的进展，并通过前向联系来讨论亚洲全球价值链的演变。所谓前向联系指的是，A国对B国出口的某一产品的增加值贡献，A国的这部分出口则列为前向联系。显然A国出口能否增加依赖于B国但经济学家并不怎么关心这个政治经济问题。报告认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前向联系来自亚洲。从2001年到2018年，亚洲在世界总前向联系中所占的份额增加到30.2%。此外，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地区前向联系的主要来源。到2018年，中国产生了亚洲总前向联系的44.2%，日本只有13.8%。报告还认为，亚洲与北美的联系正在减弱，这表现在该区域向北美发送的前向联系所占份额不断下降，北美流入亚洲的前向联系所占份额也不断缩小。
（二）东南亚与中美的价值链贸易
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后，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将通过全球价值链影响到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一般认为，全球价值链有三个较为显著的地区，分别是北美、东亚西太平洋以及欧洲，在这三个地区价值链中，太平洋两岸的价值链相互联系要比欧洲的价值链更为紧密，分工更加细致。2018年12月，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在《亚太贸易投资报告2018》中指出，由于通过全球价值链实现区域一体化，该地区间接受到对从中国出口的商品征收关税的影响。2017年度，亚太地区出口总额中有69%的货物为原材料、中间品和资本品。其中向中国的出口占这些货物出口的27%。这些出口品被中国用作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产品的中间投入品，因而也将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基于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了一个衡量地区内经济脆弱性的指数，结果发现，蒙古国是该区域最脆弱的经济体，其次是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和韩国，前者主要是出口原材料，后者则主要是有关机电的中间品出口。而东南亚经济体中，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面临着中等程度的脆弱性。南亚和西南亚以及北亚、中亚经济体面临的风险较低，这些区域并没有显著融入与中国出口挂钩的全球价值链，而且这些经济体出口也是多元的，对中国的依赖并不深。同时，该研究还构建了机会指数，结果表明，由于越南具备优质的劳动力优势，而且其最终品出口主要面向美国，因而很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中新的组装中心。
由于越南是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焦点，从前文数据来看越南也是对中国和美国贸易增速最快的国家，因而首先分析越南有助于理解增加值贸易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价值。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开发的基于生产工序的数据为扫描越南对华贸易、对美贸易的分工格局提供了快捷方式。如图7所示，从进口层面讲，2000年是转折点，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越南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占比上升，超过了50%，并很快超过70%。自2002年以来，以2009年为界，中间品和进口品在越南从中国进口中的占比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两者的比例是基本稳定的，中间品占比上升至70%，而最终品占比下降至30%左右。如图8所示，2002年以来，在越南对美出口中，最终品占据80%以上比例。因此，中国-越南-美国三角贸易关系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从东亚的贸易格局变迁来看，这种关系在过去也曾出现过，表现为日本对美国的一部分贸易转移到中国，而日本尽可能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一定程度上，越南正是通过从中国进口，改变了其贸易模式。
与此同时，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越南创造了一个重要的产业提升机会。RIETI的数据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越南对中国出口货物中，中间品占比从不足20%迅速攀升至2017年的52.5%，越南从美国进口货物中，中间品占比也从2008年的37.5%攀升至2017年的57.9%。因此，在这一中国-越南-美国三角贸易关系中，中间品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中间品进出口的显著特点是存在大量的与其他国家的零部件贸易。此外，2017年，越南对美最终品出口额为375亿美元，对华最终品出口额为104亿美元。因此，尽管中越总贸易额几乎是美越的2倍，但是由于越南的最终品出口严重依赖美国，美国的市场需求将决定越南参与价值链的方式，因而美国才是决定越南贸易政策的主要外部力量。
在最终品出口上严重依赖美国并非越南独有，事实上是东南亚国家的显著特点。如表2所示，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6国，无论是2012年还是2017年，最终品出口的最大市场仍然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因此，单纯说中国是周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至少是不够准确的，尤其是当希望通过贸易关系获得政治以及安全上的启发时，更要重视最终品这个生产工序末端的市场在哪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菲律宾对华最终产品的出口额还下降了，当然新加坡对美国出口的最终品也在减少。就最终品的出口而言，东南亚明显分成了两极，一极是最终品出口迅猛增长，包括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另一极是新加坡和菲律宾。身处两极中间的是印度尼西亚，增长十分缓慢。从对美最终品出口占所有生产工序中的比重来看，最高的是越南超过80%，最低的是新加坡，低于40%。而在对华最终品出口占比中最高的是越南（36%），最低的是印度尼西亚（6.7%）。比较2012年和2017年，这些国家对美和对华出口的产品阶段所占比重基本是稳定的。因此，当我们说中国是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时，实际上是指中国是周边国家中间品贸易的最大伙伴，而不是最终品。而中间品与最终品贸易在政治或者安全上有什么不同，目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并未涉及更不用说国际关系其他方面的研究。
就衡量贸易对一国GDP的贡献而言，只有在国内产生的增加值才能列入，可以借助国内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来比较东南亚国家在日益扩大的贸易中的收益大小。如图9所示，2010-2018年，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太18个经济体用于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平均从73.3%上升至75.5%，增长2.2个百分点。第一类，增幅超过这一平均值的经济体包括越南（9.9%）、中国香港（6.8%）、中国（5.7%）、菲律宾（5.4%）、韩国（3.4%）和马来西亚（3.1%）。这些经济体显著提升了国内增加值在出口中的份额，国内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域和产业都有所扩大。这一数据与上文得到的看法一致，东南亚的主要贸易参与者其国内增加值占比总体上低于地区平均水平，如最高的菲律宾2018年占比为71.7%。第二类是新加坡、中国香港这样的转口贸易港，2018年新加坡占比为38.1%，香港是42.1%。第三类，国内增加值占比高却并不能表明参与程度扩大，如蒙古国、印尼、文莱和缅甸，其主要是出口自然资源、石油或其他商品，这些货物的出口很少需要吸收来自国外的中间投入品。
如果从增加值贸易视角看，表2数据显示，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前，东南亚主要贸易国的最终产品出口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由于缺乏有关最终产品的最新数据，还没有办法评估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后整个东南亚的进展，但UNCTAI-Eora数据库提供的国内增加值数据表明，东南亚国家整体上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2018年比2017年上升0.2个百分点，而2012-2017年上升了2.2个百分点，因此可以说贸易摩擦导致国内增加值上升的幅度减弱。事实上，这种变化不仅仅来自贸易摩擦。有的研究认为，全球价值链扩张的趋势已经放缓，原因不仅仅是英国脱欧、贸易摩擦，也包括全球需求的变化、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加强以及生产活动向母国的回归。就东南亚而言，2018年东南亚国家的分化依旧存在，部分增强了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例如文莱（0.3%）、马来西亚（0.1%），而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基本没有变化，减少的国家有新加坡（0.1%）、柬埔寨（0.1%）和菲律宾（0.1%）。
从世界银行的分类来看，东亚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不同的位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20》认为，虽然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不同，但在全球价值链一体化的类型和升级方式上存在一定的规律性。1990—2015年，在146个国家中，以下四种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特别显著：（1）商品；（2）有限的制造；（3）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4）创新活动。如表3所示，东南亚国家存在上述四种类型。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这四种类型的价值链位置将如何对中美贸易摩擦作出应对。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设定的初始目标。
4 东南亚增加值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前，虽然中国对美国出口大幅度上升，并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冲击，但美国并未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据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欧文的分析，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虽然有一部分州和产业试图进行限制，但这种力量在美国国会并未成为主流；第二，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只有一半左右来源于“中国制造”，由于跨国公司控制中国的出口，事实上对美出口的价值增值掌握在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只是取代了其他亚洲供货商的部分对美出口而已。2017年欧文提出的这个见解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几乎是学术界的共识，但这种共识并未经受住政策变革的考验。特朗普贸易政策变革的原因可追溯到两方面，即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及中国一亚洲一美国贸易关系的变化。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政治关系将影响贸易的流量，反过来说，经济关系的紧密与否也体现出政治关系的好坏。从总量贸易看，中美贸易摩擦并没有改变东南亚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只是这种紧密关系的增长趋势略有减弱，原因正是由于全球价值链放大了关税保护的效应。从增加值贸易角度看，东南亚最终品还是依赖于美国，但中间品贸易的数量和比重都大幅度向中国靠拢。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中间品贸易的政治效应。当中间品在跨境贸易中因多次交易而受到关税影响时，实际上不仅延缓了企业交易的速度，也降低了当地收入。
国际经济学界对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是最近20年兴起的一种潮流。戴维·哈默斯等人1998年发表的《垂直专业化与世界贸易性质的转变》以及2001年发表的《世界贸易中垂直专业化的性质与增长》等文献，不仅提出了重要的研究议题，也提出了测度全球价值链的方法，因而迅速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文献。一般而言，经济学家研究东南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会讨论太多的政治变量，而是着眼于经济学理论建构与经验验证。研究东南亚是否从中美贸易摩擦中获益对不同国家的看法差异很大。例如，越南尽管是最大的出口方，但越南也面临着如同中国一样的难题，即真正掌控在越南手中或者说越南能够拿到手的贸易收益很少，如何评估参与价值链的收益仍是难题。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决策者来说，通过价值链提升竞争力也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但反过来想，如果所有国家都试图提高价值链中的地位，从低级往高级攀升，那么一旦处于高端产业链的国家被原本中低端的国家赶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这正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动因。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的研究仍不够充分。此外，有经济学文献认为，由于生产分散，强化“制造业”这样的部门，其实是一种评估经济业绩和制定公共政策的错误方式，因为竞争力已不再仅仅取决于国内制造业综合管理系统的集群，而越来越依赖于成功整合生产链中的其他任务。就中美贸易摩擦中双方对高技术竞争的看法而言，经济学界虽然研究成果颇多，但并不能充分解释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巨变。
政策界人士也非常关心价值链贸易兴起对政策的影响。对于决策者而言，他们更关注能否将有竞争力的企业留在本地，以创造税收和就业。据OECD估计，今天的国际贸易中有70%涉及全球价值链，只有30%仍然是传统的国际贸易。因此，只有当企业不断创造价值时，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才能获取更大利益。研究新型全球化的权威学者、日内瓦国际与发展研究所国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鲍德温认为，“20世纪的全球化范式无法理解跨境贸易对当前和不久的将来意味着什么”，因为“新全球化的影响比旧全球化来得更突然，它是由信息和通信技术推动的，而不是由关税削减或新港口和集装箱船的建设推动的。它更个性化，它不再存在于整个行业和技能群体中，而是存在于生产的各个阶段。新全球化更不可预测，很难知道这些生产阶段中的哪一个会消失，以及为什么会消失。它也更难以控制，政府有很好的政策来控制人员和货物的跨境流动，却没有很好的政策来控制企业特定技术的跨境流动”。曾担任WTO总干事的帕斯卡尔·拉米认为，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兴起，贸易世界已经有了截然不同的新旧之分：“旧世界是一个贸易管制的世界，目的是保护生产者免受外国竞争。新世界是一个监管的世界，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免受风险。旧世界是一种保护，新世界则是一种预防措施。”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政策制定者迫切需要充分认识与贸易总额相关的传统指标作为政策基准存在的严重缺陷，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到全球价值链的存在及其在塑造全球经济方面日益增强的作用。”
与国际经济学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以及政策界的需求相比，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研究显得非常不足。在美国大学通用教科书《国际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力与财富》一书的第4版中，戴维·莱克和杰弗里·弗里登已选编了罗伯特·芬斯特拉1998年的著名文章《全球经济中的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可以说，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早就关注到这个问题，只是相对经济学的研究而言，IPE在全球价值链方面的研究进展并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被认为创造了IPE原创性知识的欧美学术界，与引领全球（地区）价值链的地区现实并不完全匹配。虽然美国也参与全球价值链，但东亚才是进展最迅速的地区，美国主要是吸收最终品，中间品贸易的深度和广度都弱于东亚。对美国学者来说，解释东亚的生产网络并不是他们主要的研究任务。发表IPE研究成果的英国刊物《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虽比较重视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但其重心放在全球治理方向上。这符合欧洲的地区需求，因为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价值链的参与程度高于欧盟新兴市场经济体，就连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零部件贸易也比排名第一的捷克共和国多。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杰里菲2005年发表在该刊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一文提出，国际生产网络的治理介于公平的市场竞争与垂直一体化的公司之间。在文献中，杰里菲也提到了政治学的贡献，但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初流行的有关“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制度学派的成果，该流派认为国家的政策和规章对产业的特征有显著影响。因此，美欧主流的全球价值链研究并未充分重视进而将东亚经验理论化，而且我们从文献中也发现，日本和中国经济学家对东亚价值链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受到IPE学界的重视。例如，我们很少看到IPE学者引用木村福成和王直等人的研究成果。值得指出的是，鉴于日本与东南亚紧密和长期的经济联系，并一度主导东亚的产业分工，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充分重视日本国际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
与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不同，从IPE角度研究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东南亚的分工地位，需要超越单纯的经济视角，考虑政治的因素，特别是中国的政策主张和效应。比如，既然产品分工这么有利于中小国家参与，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大规模国家减少了国内生产增加值的比重，而美国和日本的显著特征却是高额的国内增加值成分？多数解释认为，这是分工高低所致，中国也只是处于中低端工序上，目前仍处于价值链从中低往中高攀升的阶段。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客观上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主张不同于西方，尤其在理念上存在显著差异，比如中国曾将“早期收获”用于构建与东盟的新型经济关系。与经济学家单纯强调国内增加值在出口中占比越高越好不同，IPE研究必须考虑政治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比如，如果一国的出口品国内增加值非常低，则意味着其他国家参与该国出口品的增值很少，该出口国所推动的产业链条并不长，没有将很多国家吸纳到产业链中，故形成了传统的中心一外围结构。如果一国的出口吸纳了很多别国的中间品，尽管从数量上衡量该国出口品中的国内增加值可能不高，但由于和很多国家形成了良好关系，这种基于更长价值链条的贸易关系将是十分稳定的。分析表明，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正在形成这种新的贸易关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东南亚国家能否持续从贸易摩擦中获益，取决于很多因素。东南亚国家不仅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和产能投资，还要通过项目培训或在东盟内部转移熟练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吸引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并与区域外经济强国保持良好关系。前者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东南亚积极支持的重要动因，后者则需要东南亚国家的持续投入以及东盟的制度建设，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各国的政治共识。目前，东盟仍然限制低端劳动力在地区内的流动，我们可以预期，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往东南亚转移，各国的劳动力将有能力参与更多的生产工序，未来的地区制度调整需要适应这种新趋势，而中国也应参与其中。
从地区研究角度讲，与经济学主要依赖于市场逻辑有所不同的是，地区一体化需要政策上的保证和推动。也就是说，需要深入研究东南亚是怎么通过政府间规章制度的协调，建立起有利于接纳生产链的制度环境，进而变得彼此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更像是一个体现整体性的地区。很多研究欧盟一体化的文献指出，股票市场的波动相关性可以用于证明一个地区内的国家之间是否存在与地区之外的国家更紧密的联系。从定义上看，这种衡量方法的基础比较简单，即如果一个地区内国家与地区外的国家存在更紧密的联系，那么该国的金融市场将首先受到区域外金融力量的影响。不少研究已经证明，很多年来东南亚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汇率波动均显著受到美国的影响。而按照这类标准判断，南亚地区的很多国家在经济意义上很难说是一个整体性的地区，南亚只是在文化或者地缘上彼此影响，但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非常微弱，地区合作进展也极其缓慢，难以被定义为一个经济区域。
在中国周边的各个方向上，中国与南亚的地区一体化建设是最弱的。相比之下，东南亚的区域内贸易占比仅次于欧洲和北美。随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虽然从总额上看还低于中国与东北亚的贸易额，但生产工序正在大规模扩展，因而成为检测和完善新理论的最佳区域。已有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充分揭示，地缘邻近和文化邻近有助于解释国家间的贸易量，中美贸易摩擦将权力竞争因素对地区分工的影响提升到一个高度，而作为市场力量的经济要素与作为影响政府政策的政治进程如何互动，则是IPE研究的特色所在。
经济形态和内涵的变化催生新的IPE理论，特别是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全球治理的系统性看法。在国际关系学中，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相互依赖与权力》中提出的国际关系新模式曾备受瞩目，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构成严重挑战。基欧汉和奈基于美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经济关系的分析，还提出了敏感性相互依赖和脆弱性相互依赖的概念，前者指相互依赖发生变动时可以找到替代市场，后者则主要描述无法找到替代市场的情形。显然，政治学和经济学都认识到，脆弱性相互依赖更值得重视，甚至经济学在定义依赖关系时主要就是指脆弱性相互依赖，比如对关键零部件供应的分析。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基欧汉等人提出“相互依赖理论”时所立足的国际经济理论，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即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材料、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实际上，那个时候国际贸易理论正处于巨变的前夜，保罗·克鲁格曼构思了新贸易理论，其真正产生经济学上的影响力要到20世纪80年代初，并成为80年代后期美日贸易摩擦的重要理论背景。对照贸易模式的变化，克鲁格曼试图解释的是产业内贸易，其实这也是一种较为简单的价值链贸易。从数量上看，构成克鲁格曼贸易理论革命的背景之一是5%的价值链贸易增量，而目前却是10%以上的增幅变化。因此，随着贸易模式进一步转向新阶段，构成全球经济治理基础的国际经济理论需要不断加以重构。以研究东亚生产网络出名的日本经济学家木村福成曾给出一项重要判断：“国际贸易理论的教科书对东亚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已不再有足够的解释力。国际分工不再是产业分工，而是生产过程的分工，这与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等比较优势模型的标准解读不同。东亚基于垂直分工的产业内贸易，也没有遵循具有水平型生产差异的赫尔普曼一克鲁格曼产业内贸易模型，观察到的是生产的分割和产业集聚的形成。”
5 结语
目前，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如何影响东南亚的舆论，可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种，短期影响又可分为整体上有利和局部不利，长期影响则是不利的。这些研判主要基于两种分析工具，即贸易总值和增加值贸易。从贸易总值看，东南亚对中国的依赖加深了，这不仅表现在东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且将来很可能还进一步变成最大的贸易伙伴。从总量上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两倍于美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东盟与中美各自的贸易额仍在继续增长。但需注意到，东南亚国家整体上与美国的贸易增幅略微多于中国，每月达到5亿美元。尽管这一差额不足中国东盟贸易额的1%，不到美国东盟贸易额的2%，但目前并不清楚，这一趋势是否预示着更大转变的开始。例如，有很多人担心中美经贸“脱钩”。从增加值贸易视角看，美国仍然是东南亚国家最终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而中国是东南亚国家中间品的最大出口市场，且中间品贸易的数量和增速均大于最终品。与最终品相比，中间品更容易受到关税的影响。不过，在理论上，中间品贸易与最终品贸易的政治效应究竟如何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缺乏详细的数据完整地评估东南亚国家增加值贸易的影响，且对于中间品贸易的政治效应也不够清晰。尽管从逻辑上说，零部件贸易多次往返不同国家，只要将各国的关税与零部件联系在一起，就可以测算关税的效应，但事实上要在模型中完全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很困难的。例如，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2020》中曾提及物流对零部件贸易的影响可能比单纯增加1%的关税来得大。而且，部分学者已经指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不完全是整个国家，而是局部地区和局部行业，如服装、电子、机械和汽车等。那么，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上是否坚持对外开放，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两个因素，贸易获益集团（地区或者行业）的政治影响力以及中央政府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就IPE的视角而言，除非各国中央政府能够统筹安排价值链的动力和效应，否则自由贸易将扩大国内收益的不均衡分配，进而阻碍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这正是目前西方反全球化的原因之一。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也发现国际关系学者在跟踪研究当前全球经济以及中美贸易摩擦时的不足。一方面，国际关系学者过分看重政治影响，特别是国家间关系，但这种层面的政治分析由于缺乏坚实的利益基础，经常摇摆不定，甚至带入很多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因素。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学者对全球经济大转型还不够重视，使用的国际经济模型还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而这些模型实际上只覆盖了当前国际贸易大约30%的内容，剩下70%的国际贸易需要借助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理论。
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知识差距，部分原因在于，虽然学术界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研究兴起于约20年前，但度量全球经济的各类国际组织在2009年前后才开始系统地发布有关增加值贸易的相关数据，而主权国家的政府还从未发布这类数据，因此价值链的政治经济研究并未引起国际关系学者的普遍重视。更进一步而言，由于美国很长时期内并未系统针对中国采取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导致人们不仅长期依赖传统的贸易模型，而且认为自由贸易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尤其是美国的开放政策可以持续。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人们通过观察总量贸易的数量关系，认为东南亚国家经济上依赖于中国。本文的分析表明，这种判断过分简单，甚至是错误的。这也提醒国际关系学者，在重视各类政治关系的新发展—比如民粹主义崛起为一种颇有声势的政治力量时，仍然需要仔细甄别这种力量背后的利益变化。在分析利益变化时，选择经济模型很重要。
在描述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时，本文展示的图景表明，更准确的说法是，东南亚国家在中间品贸易上更加依赖于中国。其逻辑在于中国具有庞大的系统性改变生产价值链的能力，东南亚国家通过加强和中国的经济联系，过去几年显著增加了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虽然多数东南亚国家同样无法控制生产工序中的高收益阶段，但更多的出口将为这些国家创造就业、制造能力和税收。与高技术带动的高收益所具有的权力竞争含义不同，发展中国家获得上述收益较少具有国际权力效应，但对这些国家来说同样也是很重要的。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看，中间品贸易的依赖关系类似于敏感性依赖。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如果没有一个市场来消费最终产品，那么中间品贸易就失去了归宿，而最终品贸易接近于脆弱性相互依赖的含义。对东南亚的研究表明，多数中小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与经济相关的收益，而不是与权力概念相关的内容，比如威望、声望与影响力，等等。但是，对于国际舞台上的大国来说，在评估收益和损失时关注的内容要广泛得多。2018年11月，中国政府举办首届上海进口博览会，体现出中国政府已经将进口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随着现实世界的重大变化，IPE研究需要更新理论，特别是吸收借鉴有关价值链的理论成果。同时，在研判有关贸易关系的政治动因和效应时，理论研究需更加重视吸收国别地区的研究成果。有关东南亚的地区研究，也需要吸收别的学科的新进展，特别是经济学研究以及相关智库基于实地调研产生的研究成果。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在于帮助识别和抓取新变量，而有关国别地区的研究则可以更好地提供测度这种变量发挥影响力的权重。
*文章原刊于《云大地区研究》2019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亚太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