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印力推的债务陷阱论, 为何在斯里兰卡逐渐消失?
在斯里兰卡，炒作“债务陷阱”话题的，主要是西方背景的媒体，也有部分来自印度、菲律宾等国家的声音。究其原因，首先是斯里兰卡国家为了推行改革而选择的“行政总统制”之下，领导人态度转变对舆论风向带来的影响。2015年前后，斯里兰卡自由党总书记西里塞纳赢得大选，推翻了前任与中国合作的一系列项目，并放任“债务陷阱”舆论的发酵，而在2019年，由于经济发展情况不佳、国内问题爆发，拉贾帕克萨家族重新通过选举掌权，领导人主动对舆论进行了解释。除此之外，其国内较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族问题解决进度，国家整体经济形势，都会影响民众的心态，使舆论风向出现摇摆。就斯里兰卡本国而言，其外交根本政策是“趋利避害式的平衡外交”，国家更关注实际的经贸利益，在大国战略行动之下，倾向以适当妥协的方式维护一种平衡的态势。
斯里兰卡的案例表明，合作国家的客观观察和分析，是破除外界植入舆论观点的有效方式。很多国家与斯里兰卡类似，都在经历对自身和国际关系的认知调整，中国应当通过实践成果，为自己的国际外交理念做出最好的阐释和证明。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南亚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
文｜徐娟、涂栓
来源｜《南亚研究》
▲ 中国在疫情中对斯里兰卡提供援助。图源：新华网
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位于印度洋战略航道上的南亚关键小国斯里兰卡正经历着剧烈的“衰变”。斯里兰卡曾是南亚第一个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国家，而如今却遭遇了自斯里兰卡独立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斯里兰卡也曾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南亚国家，可是当前斯里兰卡的中产阶级却苦恼于日常生活物资的匮乏。在公共卫生危机叠加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背景下，一些印度和西方政客及鹰派人士再度叫嚣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论”，歪曲中国与斯里兰卡互为友好邻邦、发展伙伴以及是休戚与共命运共同体的事实，进而企图抹黑“一带一路”倡议，试图制造负面舆论影响中国周边外交环境。那么，斯里兰卡对所谓的“债务陷阱论”的认知是否与那些印度和西方政客及鹰派人士存在差异？来自中国的贷款与援助是否确实成为斯里兰卡国内舆论的众矢之的？本文将通过数据抓取和层次分析法展开客观与系统的论证，挖掘斯里兰卡媒体叙事变化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次动因。
1 对既有研究的评述及分析框架的重构
“债务陷阱论”从本质上而言是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要合作平台，对中国与相关国家协作收益的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主体应当包括实践者与独立评估者，也就是包括中国、合作对象国及第三方行为体。可是，在当前由西方所把控的国际舆论环境里，第三方主导了“债务陷阱论”的发展，中国处于被动回应局面，而人们对债务方斯里兰卡内部声音的关注度却严重不足。
（一）“债务陷阱论”的由来与实质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由中国贷款所注资的海外基础设施项目迅速增加。在南亚地区，中国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合作不断加深，这似乎触及了印度的“敏感神经”。2017年1月，印度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的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aney）写的评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1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债务陷阱论”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传播。2017年7月，中国根据斯里兰卡政府提议，由中国招商局控股港口有限公司出资11.2亿美元购得斯里兰卡汉班托特港99年的特许经营权和70%的股份后，切拉尼进一步批评斯里兰卡移交汉班托特港证明了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效果。
其实，切拉尼已经不是第一次以学者身份造谣攻击中国。2010年，切拉尼曾发文诽谤中国政府将囚犯输送至海外从事劳工建设，诋毁中国无视人权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引发社会问题。切拉尼的文章在当时造成了大规模级联效应，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许多南亚国家以及非洲国家均出现了相关报道，甚至中国在非洲的一些海外工程项目一度被认定为是囚犯所建。尽管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客观事实推翻了这一谬论，但只要有某些势力试图维持它，人们总可以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继续相信政治谣言的真实性。“债务陷阱论”的多次涌现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自2020以来，斯里兰卡外汇储备告急，债务高筑，政坛震荡，高通胀持续侵蚀民生并诱发民怨，中国债务再度被推向舆论的中心。在2022年斯里兰卡出现“衰变”之际，切拉尼再次指责中国利用他国弱点获得战略立足点。
在一些印度评论家蓄意炒作所谓的“债务陷阱论”的同时，部分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的分析人士也相继对中国的放贷行为进行批判，“债务陷阱论”成为攻击“一带一路”倡议的舆论工具。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媒体对此话题进行了报道，美国智库机构如新美国安全中心、美国全球发展中心等集中分析了“一带一路”的债务影响，谴责中国不仅在斯里兰卡，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设下所谓的“债务陷阱”，助长了有关国家的腐败和专制行为。美国部分政客将近期以来斯里兰卡的持续动荡与中国债务相联系，并意图将中斯债务议题多边化，如美国财长在2022年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会议期间要求G20其他主要经济体向中国施压以重组与斯里兰卡债务。日本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刊《日本时报》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等也刊发了一批声讨中国贷款的文章。起初“债务陷阱论”的核心在于批判中国通过债务获取债务国战略资产，侵犯别国主权，认为这是一种现代殖民主义；当前“债务陷阱论”意在将斯里兰卡经济危机的诱因完全推至中国一方。这些鼓吹“债务陷阱论”的人试图从道义上替小国“伸张正义”，控诉大国“霸凌”。与“债务陷阱论”意图相反的是，斯里兰卡领导人屡次断然否决这一论调。例如，2018年斯里兰卡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表示不相信斯里兰卡会因为中国贷款而陷入债务陷阱。
2022年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当选新任总统后强调，在其他国家不愿意或无法向斯里兰卡这个南亚岛国提供资助时，是中国援助斯里兰卡开展多项基础设施建设并推动经济复苏。
事实上，针对中国给斯里兰卡造成债务“困扰”的批判，并不是“利他”地出于维护斯里兰卡国家利益的目的———既没有为斯里兰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质性的资金、技术及发展建议，也未能促进国家间的良性竞争与合作———其只是“利己”地忌惮“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突破性改变，并且从第三方利益揣测由此可能导致的影响。一方面，美日印澳四国的鹰派认定，中国通过“债转股”方式获得了印度洋关键节点港口的使用权，特别是猜测中国将建设军事基地等，将导致印度洋地区的安全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另一方面，中国无附加条款且强调“共赢”的贷款及债务处理方式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截然不同，故而将中国行为视作对“主流”国际秩序的挑战。
（二）国内学界对“债务陷阱论”的驳斥
中国学界对“债务陷阱论”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用事实力证“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投资和建设为沿线国家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不是所谓的‘债务陷阱’”，并指出“该论调的兴起从根本上是缘于美国与印度等国家面对中国迅速崛起而产生的战略焦虑”。大体上，已有研究从四个维度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论证；
一是斯里兰卡债务问题长期积弊说。这类研究指出“斯里兰卡外债问题绝非因中国而起”，主要是由于“斯里兰卡生产、外贸、财政支出以及债务管理等内部结构失衡所致”。这些学者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通过考察斯里兰卡负债率、偿债率、债务率、债务构成、经济脆弱性等，从而阐释斯里兰卡缘何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二是国际政治斗争说。这类研究将“债务陷阱论”放在中美贸易战和中印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明确指出“域外势力在当前阶段大肆炒作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论’，阻碍中国正常的海外投资进程”。并且，“债务陷阱论”也反映出中印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互信困境”，是“印度利用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策略‘债务陷阱论’欺骗及离间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关系”。
三是“以小搏大”对冲说。该类研究关注到斯里兰卡外交战略中的对冲形态，认为“债务陷阱论”使斯里兰卡外交战略的脆弱性增强，其正在“利用大国间博弈应对国家风险的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且由于“对国家安全的焦虑上升，因此对冲战略中制衡的意味将会增多”。四是权力更迭说。这类研究弥补了经验意义上对“债务陷阱论”的单一经济学分析和西方恶意传播先验设定的不足，发现“债务陷阱论”的出现“与东道国所处地区和本身既有权力结构的运行逻辑有关”。
既有研究均立足于中国立场，通过多角度驳斥力图割裂中国国家行为与“债务陷阱论”的因果关联，这对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并确保“一带一路”倡议有序推进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如前文所述，“债务陷阱论”的认知主体还应包括合作对象国，但现有研究尚未深入地从斯里兰卡视角探讨债务国对“债务陷阱论”的认知建构过程、变化及影响因素。特别是在斯里兰卡政治经济出现动荡的背景下，只有准确把握斯里兰卡对“债务陷阱论”的认知变化，才能避免误判所导致的敌意螺旋上升，并为下一步继续推进中斯关系稳步发展提供必要的判断依据。
（三）分析框架的重构
债务合作主要涉及债权人和债务人两方，对债务合作实际效果最具切实体会的本应是债务方，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债务陷阱论”却是一个由未参与债务合作方首先挑起的话题，作为出资者的中国成为“被指责方”，而斯里兰卡成为大国博弈中的“被代言方”。为了还原斯里兰卡国内对“债务陷阱论”的真实认知与立场，本文将回归斯里兰卡国内视野，选择斯里兰卡《每日新闻》（Daily News）和《每日镜报》（Daily Miror）这两家主流英文媒体为分析样本，梳理并分析所谓的“债务陷阱论”在斯里兰卡的叙事变化。
选择文字媒体作为研究样本主要是考虑到斯里兰卡民众的识字率高达92%（2020年数据），这十分有利于斯里兰卡文字媒介传播效能的发挥，并且英语作为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的“联系语言”，在斯里兰卡高等教育、新闻传播、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选择英文媒体作为分析客体，能较为广泛地覆盖斯里兰卡的各类族群，也能避免以地方语言为媒介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对研究客观性的影响。
此外，相较于具有“负面偏好”的网络舆论和视频，大众文字媒体相对理性。《每日新闻》是斯里兰卡最具影响力的英文报刊，创办于1918年，其创始人维杰瓦德纳（D. R. Wijewardena）曾在锡兰独立运动中发挥过杰出作用，维杰瓦德纳的个人威望对《每日新闻》的发展带来极大促进作用。目前，《每日新闻》由斯里兰卡政府管控，是斯里兰卡官方“喉舌”，代表了大部分斯里兰卡政界和学界精英的声音，纸版《每日新闻》免费配送给各大学校和研究机构。为了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本文还选择斯里兰卡著名的民营新闻媒体《每日镜报》作为另一分析对象。《每日镜报》隶属于1979年成立的维杰耶报业有限公司（Wijeya Newspapers Limited），公司致力于成为斯里兰卡最具独立性和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集团，主张言论自由。从公开信息看，《每日镜报》无外国资金支持，经常转载来自印度和美国的新闻，信息源和价值理念更为多元化。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采用国际关系学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以更为全面、系统地辨析斯里兰卡对“债务陷阱论”叙事的流变过程，并确定影响斯里兰卡媒体叙事的关键变量。层次分析法起源于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行为主义革命”，倡导通过科学研究范式，突出国际关系学的实证性。最经典的层次分析法便是新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在其代表作《人、国家与战争》中提出的三个著名“意向”———决策者个人因素、国家内部因素和国际系统因素。沃尔兹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倾向，发现了个人这一微观层面的作用。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则借鉴了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决策者的心理认知入手，在《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中建立了完整的国际政治微观层次研究。詹姆斯·N.罗西瑙（James N. Rosenau）将沃尔兹的三层次法扩大到五个层次———个人、角色、政府、社会和国际系统。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et）和哈维·斯塔尔（Harvey Star）继续将国际系统细化为世界系统和国际关系两个层次，从而出现了六个层次的分析方法。不过，无论是五层次分析法，还是六层次分析法，其实质仍然是沃尔兹对国际问题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手法。
结合斯里兰卡独特的历史进程、政治脉络、社会文化、经济基础和外交理念，本文将从决策者个人、行政总统制、民族构成及族群关系、早产民主下的国家经济、外交理念与地区权力结构变化五个层次进行分析。其中决策者即个人微观层面，行政总统制、民族构成及族群关系、早产民主下的国家经济为中观层面的国家内部因素，外交理念与地区权力结构变化为斯里兰卡所处的宏观国际系统的最重要外部变量。
2 对斯里兰卡媒体叙事的数据抓取分析
为了从斯里兰卡内生视角更为准确地呈现斯里兰卡精英及大众对“债务陷阱论”的认知，本文借助Python软件以“Debt Trap”为关键词分别对这两家媒体的官方网站进行数据挖掘，对样本进行海量筛选后再通过精读文本聚焦分析范围。鉴于2017年印度媒体开始大肆渲染“债务陷阱论”，本文以2017年1月1日为数据抓取时间起点。为增进研究时效性并反映出斯里兰卡政府内阁出现的剧烈变化，本文将检索时间延长至2022年4月30日。
本文首先对《每日新闻》进行数据挖掘，共提取出187篇报道，其中165篇与“Debt Trap”这一词组具有直接关联。不过这当中的115篇与中国相关度不显著，这些文章或是从大选或财政预算的角度提及债务问题，或是对拉贾帕克萨政府的政策进行批评，再或者是对斯里兰卡国内经济及个人信贷情况进行讨论。3其中有50篇报道直接提及中国（见图2）。这些报道按年度进行分类依次为；2017年共3篇，2018年为13篇，2019年共9篇，2020年达到15篇，2021年0篇，2022年1至4月有10篇。
对《每日镜报》进行初步筛选后得到的样本高达3496份，但直接出现“Debt Trap”词组的报道仅有326篇，且其中259篇并未直接点名中国，这些报道或是指出斯里兰卡国内经济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或是政客相互指责竞争对手对债务问题处理不当，还有的是就金融问题的专门讨论。经过文本读取，发现有67篇明确提及中国（见图3），按年份统计分别为2017年8篇、2018年29篇、2019年15篇、2020年14篇、2021年0篇和2022年1至4月1篇。
由图2和图3可发现，2017年至2018年，斯里兰卡对“债务陷阱论”的报道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于2018年出现第一次峰值。这与一些印度和西方媒体大肆渲染中国蓄意设置“债务陷阱”的时间点相吻合。此外本文观察到，2020年至2021年有关“债务陷阱论”的报道快速降温。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斯里兰卡媒体的关注点转向了疫情；另一方面是斯里兰卡国内各层面逐渐回归理性，是冷静分析自身情况后的调整。但是2022年伴随着斯里兰卡经济和政局动荡，“债务陷阱论”又出现了抬头趋势。
（二）斯里兰卡媒体叙事立场分析
斯里兰卡媒体对“债务陷阱论”的叙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断然否定所谓的中国“债务陷阱论”，认为中国帮助斯里兰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斯中双方合作是在平等公正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类认为中国确实加重了斯里兰卡外债负担，许多大型基建工程成为“白象”项目，认为中国以巨额债务为要挟试图控制斯里兰卡；第三类型叙事较为中立，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项目进行全面陈述，但未明确表明自身观点和立场。
本文发现，大部分否定“债务陷阱论”的发声者是斯里兰卡高层领导，如时任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时任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和时任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时任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在提到“债务陷阱论”指控时说到，斯里兰卡在偿还贷款上的确存在困难，但是中国向斯里兰卡资助的大型项目将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些地缘政治分析将这些项目过度政治化，以“债务陷阱”来解释中国的资助与事实相去甚远。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声明；他的国家没有因为中国的贷款而陷入债务陷阱，斯里兰卡也没有将重要港口的控制权移交给中国。马欣达不认为斯里兰卡参与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西方媒体所描述的“债务陷阱”。并且，这两家媒体也及时刊出了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及中国领导人的相关声明。
而谴责中国推行“债务陷阱外交”让斯里兰卡陷入“债务陷阱”的报道来源通常是印度和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学者，有少量转自菲律宾、柬埔寨和马尔代夫的相关报道也较为负面。第三国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主要由私营媒体《每日镜报》转载。此外，斯里兰卡学者和分析人士大多站在斯里兰卡国家利益角度，较为客观地分析债务问题，对“债务陷阱论”没有明确地支持或者否定，而是提醒斯里兰卡政府予以高度重视。本文将斯里兰卡媒体叙事立场进行了分类统计。其中，“否定”表示否认中国蓄意谋划“债务陷阱”；“肯定”表示赞同“债务陷阱论”；“中立”表示没有明确态度倾向。（见图4和图5）
从图4可以看出，《每日新闻》的叙事立场出现了较大变化。2017年《每日新闻》比较倾向于认同“债务陷阱论”，2018年至2019年间“债务陷阱论”成为一个较具争议的话题，而2020年《每日新闻》的立场大幅偏向了有利于中国的一边，2021年这一话题不再是《每日新闻》关注的重点，2022年“债务陷阱论”再次出现少量的报道但叙事立场整体较为理性。
《每日镜报》对“债务陷阱论”的叙事立场也出现明显变化。如图5所示，以2018年为节点，在此之前《每日镜报》的立场较为偏向印度和西方，但自2019年开始对中斯债务合作的负面报道开始减少，至2022年4月表现出较为积极地维护中斯债务合作的倾向。
综合图4、图5和图6可直观地看到公办新闻媒体《每日新闻》和民营新闻媒体《每日镜报》的态度倾向有细微差异。首先，关于“债务陷阱论”的报道，《每日镜报》比《每日新闻》的数量多；其次，在2017年《每日新闻》对“债务陷阱论”的立场曾短暂出现过认可度较高的局面，但之后就以否认“债务陷阱论”为主要叙事立场；然而《每日镜报》在2018年以前的叙事立场对中国较为不利，至2019年后出现了根本性转变。再者，相比斯里兰卡官方媒体《每日新闻》，《每日镜报》的中立导向更为明显。这些不同反映出斯里兰卡政府对大众舆论具有一定的引领性和控制力，并且斯里兰卡民众对“债务陷阱论”的认知持一种多元但不过分偏激的立场。
尤为重要的是，本文发现《每日新闻》和《每日镜报》的总报道量和立场变化总趋势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两者对“债务陷阱论”的总体认知出现了量变和质变同时发生的走势。从数量上，两家媒体对“债务陷阱论”的报道出现了明显减少，并且尽力避免将“债务陷阱论”直接与中国刻意捆绑；从质量上，澄清和否认“债务陷阱论”的声音越来越多，并理性地认识到仅占斯里兰卡外债10%左右的中国债务并不是驱动斯里兰卡经济下滑的根本诱因。
由此，在斯里兰卡国内，以批判中国为终极目标的“债务陷阱论”更多地转变为引发斯里兰卡自省式的、关于债务政策、相关政治经济议题以及外交方略的大讨论，也就是将“债务陷阱论”的外因导向叙事蜕变为内因驱动反思。这样，与印度及西方版本的“债务陷阱论”相比，斯里兰卡对“债务陷阱论”的内生叙事出现了“衰变”。
3 “债务陷阱论”出现“衰变”的层次分析
通常人们认为当一个国家内部出现政治经济危机时，政府会利用与外部世界的矛盾例如挑起战争、激化边界争端、制造贸易纠纷等转移国内民众对本国政府的不满情绪，但斯里兰卡是反例。在近期的危机中，斯里兰卡政府高层依然强调了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上街游行的斯里兰卡群众喊出的是“Gota go home”（戈塔巴雅下台回家）的口号，矛盾焦点直指斯里兰卡总统。事实上，“债务陷阱论”在斯里兰卡的演化及反常规的“衰变”，其背后具有深层次原因。
（一）决策者个人
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中国成为斯里兰卡接受官方发展援助（ODA）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国家之一。“债务陷阱论”集中批评了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总统执政期间（2005年至2015年）中国与斯里兰卡达成的大型合作项目，2017年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总统将汉班托特港租借给中国后“债务陷阱论”被推至顶点。2019年斯里兰卡政权重回拉贾帕克萨家族，马欣达前总统的胞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入住总统府。这三位总统的成长背景、执政理念和策略深刻影响了斯里兰卡国内“债务陷阱论”的发展导向。
2005年来自斯里兰卡南部汉班托特的马欣达·拉贾帕克萨作为斯里兰卡自由党（SLFP）领袖以微弱优势击败了出生于科伦坡世家的统一国民党（UNP）候选人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成为继库马拉通加夫人后的新一任斯里兰卡总统。马欣达一度被视为民粹主义的“反精英”典型，他依靠南方政治势力和家族力量，代表了农村及中型城镇者的利益，能说流利的英语，但更钟情于僧伽罗语所代表的僧伽罗文化，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具有反世界主义倾向。正是这种置身于科伦坡传统权力圈外的形象为马欣达赢得了广大的僧伽罗人基本盘。马欣达上任后通过“以战争求和平”的雷霆手腕结束了长达26年的内战。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激发了战后斯里兰卡人重塑国家辉煌历史的责任感，马欣达总统的决断力和执行力契合了大多数斯里兰卡人的发展诉求。一份雄心勃勃的、规划了未来十年的、致力于建设新斯里兰卡的《马欣达愿景》出台，从农业、工业、经济基础设施、旅游业、城市发展等十余个方面拉开了斯里兰卡战后重建的大幕。然而，此时的西方国家专注于对斯里兰卡内战最后阶段的人权问题进行追责，不仅大幅削减对斯里兰卡的经济援助，而且对斯里兰卡大规模基建也缺乏热情。在此背景下，中国成为斯里兰卡战后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合作伙伴，包括斯里兰卡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科伦坡莲花电视塔、科伦坡港口城和汉班托特港等项目得以启动。马欣达总统执政时期，尽管有人对中国债务提出质疑，但不足以成为焦点。然而，家族、政党和政府的高度捆绑以及家长式作风的执政做派，让反对党及一些斯里兰卡民众愈发质疑发展的红利流入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口袋。
2015年在马欣达谋求第三次连任时，他的得力助手、曾任卫生部长和斯里兰卡自由党总书记的西里塞纳倒戈，同意在统一国民党和泰米尔民族联盟的支持下作为共同的反对派候选人参加大选。斯里兰卡政坛长期由两大政党———斯里兰卡自由党和统一国民党所把控。西里塞纳转投自己所属的斯里兰卡自由党的竞争对手统一国民党选举阵营，导致斯里兰卡自由党出现分裂。西里塞纳提出了“以慈悲之心治理稳定的国家”的竞选宣言，高举反腐大旗，告诉他的支持者们“斯里兰卡在过去几年的腐败程度前所未有，......斯里兰卡正迅速地被国际社会所孤立”。最终西里塞纳赢得大选，成为斯里兰卡独立后第一位来自北中省的总统，并兑现承诺任命统一国民党领袖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为总理。早在2015年1月总统选举和2015年8月议会选举前，西里塞纳阵营就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批评并嘲笑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
西里塞纳上任不久，就以项目合同违反当地法律以及不符合环境要求为由暂停了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但仍宣称此项目是西方省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西里塞纳政府暂停科伦坡港口城项目，这一举措让中国承建方遭受重大损失。同时，西里塞纳的政治抱负施展空间也受多方掣肘，包括斯里兰卡自由党内的马欣达支持派的反对、与统一国民党政治理念的不合、来自强硬派佛教民族主义及泰米尔民族主义的不满等。为获得在议会中的多数支持，西里塞纳撤销了维克勒马辛哈的总理职位，让马欣达取而代之，并违反了其一手推动的宪法第十九修正案。与此同时，西里塞纳也重新调整了与中国的关系，斯里兰卡于2016年12月决定通过公私合营方式以11亿美元将汉班托特港80%的股份出售给中国公司。西里塞纳总统执政理念和策略的反复为“债务陷阱论”在斯里兰卡国内传播提供了土壤。因此，正如上文统计所示，在西里塞纳总统任期内（2017年和2018年）出现了大量负面的“债务陷阱论”报道。然而，西里塞纳总统的善治（Yahapalanaya）理念并未取得预期收益，随着税收增加、斯里兰卡卢比贬值以及通货膨胀上升，斯里兰卡人又开始怀念拉贾帕克萨的黄金统治时期。
2019年大选前的复活节爆炸案加剧了民众对西里塞纳政府的不满，戈塔巴雅作为斯里兰卡人民阵线（SLPP）候选人赢得大选，前总统马欣达被任命为总理，拉贾帕克萨家族重掌政权。戈塔巴雅曾在马欣达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常务秘书，参与并领导了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后期阶段作战，许多僧伽罗人把他视为英雄。在戈塔巴雅总统时期，军方被委以重任，文职警察和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工作由国防部负责，戈塔巴雅的长兄查马尔·拉贾帕克萨（Chamal Rajapaksa）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内政和灾害管理部国务部长，其弟弟巴西尔·拉贾帕克萨（Basil Rajapaksa）出任财政部长，戈塔巴雅的侄子们（包括马欣达二子和查马尔之子）相继担任政府要职，军队和拉贾帕克萨家族成为国家权力核心。2020年3月，戈塔巴雅提前解散议会，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和总统工作组（Presidential Task Force）对医疗、社会、教育和文化等事务进行管理。在2020年8月的议会选举中，斯里兰卡人民阵线获得压倒性胜利，戈塔巴雅总统的权力进一步巩固并亲自掌管国防部，并且延续了马欣达政府时期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政策。随着《科伦坡港口城经济委员法案》（2021年第11号）的出台，科伦坡港口城成为斯里兰卡的一个经济特区，该区域的众多事务由总统任命的委员会负责。这也印证了前文的统计趋势，戈塔巴雅任职后的2020年，对“债务陷阱论”的反驳性报道大幅增多。
可以看出，斯里兰卡总统个人对“债务陷阱论”的发展趋势具有决定性作用。当斯里兰卡总统坚定与中国合作的立场时，“债务陷阱论”得以被压制，而当总统表现出矛盾或含糊的立场时，对“债务陷阱论”肯定的声音随之增强。
（二）行政总统制
斯里兰卡总统之所以对“债务陷阱论”具有决定性影响，还与斯里兰卡一项特殊并颇受争议的政治制度———行政总统（Executive Presidency）制度有关。1948年斯里兰卡宣布独立时，受前殖民者英国的影响，推行威斯敏斯特议会制，1972年由锡兰自治领改国名为斯里兰卡共和国后仍沿用旧制。1978年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后，贾亚瓦德纳总统根据1978年宪法开始实行行政总统制，总统为政府首脑，同时兼任内阁成员。贾亚瓦德纳总统认为一种强大的行政总统制对于实现经济繁荣是十分必要的，亚洲的韩国和新加坡均如此。此后，行政总统制成为斯里兰卡最具争议的政治话题，各方就废除、强化和改革此项制度进行了激烈斗争。从2010年至2020年，斯里兰卡围绕行政总统制进行了三次备受瞩目的修宪。
在取得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彻底胜利后，马欣达总统获得了民众的高度认可，斯里兰卡议会于2010年8月通过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将总统的权力推到了顶峰；总统可寻求多次连任；总统有权任命选举委员会、公共服务委员会、国家警察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等独立委员会的主席及成员，有权任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等司法要职；总统可每三个月参加一次议会，并赋予总统除投票以外的议员所享有的所有权力，包括豁免权等。对于战后亟须整合各方力量、加速经济社会建设、修复族群关系的斯里兰卡来说，第十八次修宪具有必然性。当时除美国外，无任何其他大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宪法赋予总统强大实权，马欣达总统得以放手大举进行建设，短短几年间科伦坡成为南亚闻名的现代化都市。
高度集权的行政总统制被视为威权主义的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腐败丑闻接连不断爆出，反对行政总统制的呼声开始高涨。2015年大选前，西里塞纳的竞选承诺之一就是修改宪法来废除行政总统制，这意味着斯里兰卡将可能从行政总统制过渡为议会制。2015年5月，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正式通过，限制了第十八修正案赋予总统的诸多权力；将总统和议会的任期由六年缩短为五年，恢复了总统两届任期的限制；禁止总统以任意方式罢免总理，并规定总统的官方行为必须服从最高法院的基本权力管辖。西里塞纳总统的修宪是对马欣达总统扩大权力的抑制，并打压斯里兰卡自由党内的马欣达派。中国对斯里兰卡的战后投资兴起于马欣达总统时期，这位实权总统热衷于以自己的名字和家族的姓氏命名各类由中国援建的大型基建项目，如马欣达·拉贾帕克萨国际板球场、马特拉·拉贾帕克萨国际机场、汉班托特·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港等。在削弱行政总统制派占上风的情形下，前总统名字与中国参建项目的关联被认为是中国资本助长了马欣达总统权力的无限扩大，尽管“拉贾帕克萨及其支持者处心积虑利用中国资金，目的在于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斯里兰卡国内的宪政改革斗争波及了中国在斯里兰卡的项目建设，对中国项目的负面评价由此增多。
由于治理不善以及西里塞纳总统和维克勒马辛哈总理之间的裂痕所导致的宪政危机为强势行政总统回归创造了条件，斯里兰卡民众越来越质疑总统—总理分权的混合总统制度的实际效果。2020年10月，第二十宪法修正案以议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支持率获得通过，规定总理和内阁从属于总统，削弱议会权力，删除对行政总统制衡的条款，使独立监督和问责框架无效。简单而言，该法案推翻了第十九修正案的关键内容，再次确认了集权行政总统制。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戈塔巴雅总统加强了对斯里兰卡社会的全面管控，在此背景下斯里兰卡媒体对“债务陷阱论”的报道开始大幅减少。
从历史上看，斯里兰卡加强行政总统制的目的在于结束社会动乱，清理改革道路上的障碍并修复早产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政治纷争。斯里兰卡历次宪法修订是精英与大众的权力再分配以及总理和总统权责的确认，这本与中国投资无关，可是长期以来“一带一路”合作被视为是中央政府间合作，被打上了深刻的政治或某届政府的“烙印”。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对“债务陷阱论”的立场变化与斯里兰卡宪法改革密切相关；当行政总统权力受限时，多元且负面的立场增多；而当行政总统权力得以巩固强化时，对“债务陷阱论”的单一立场则更为常见。
（三）民族构成及族群关系
斯里兰卡对“债务陷阱论”的立场变化与斯里兰卡族内和族际关系和谐及各类族群发展诉求也有联系。印度洋十字路口的战略位置使得斯里兰卡成为各类文化和族群的交融地。据斯里兰卡人口普查和统计局公布的最近一次调查数据显示，斯里兰卡总人口为2236万，其中主体民族僧伽罗人占74.9%，斯里兰卡原住民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占11.15%，从印度移民的印度泰米尔人占4.12%，信仰伊斯兰教的斯里兰卡摩尔人占9.3%，欧洲殖民者后裔博格人占0.27%，此外还有印度摩尔人、斯里兰卡马来人等少数族裔。
如果按宗教信仰分类，可将斯里兰卡的民族构成划分为四类，即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从历史上看，斯里兰卡的族内和族际关系演化较为频繁，僧泰冲突持续不断。从斯里兰卡独立至今，斯里兰卡主要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动乱———1971年、1987年至1989年叛乱以及1983年至2009年的内战。前两次叛乱主要发生在僧伽罗人聚集的南部和西部，后一次内战发生在泰米尔人聚集的北部和东部。僧泰内战时间长、影响大，而两次僧伽罗人族内动乱则直接动摇了斯里兰卡政权。尽管中国历来秉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较好地处理了与斯里兰卡各类族群的关系，但斯里兰卡族群问题的演变无疑也影响到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海外利益。
长期以来，斯里兰卡南部经济较为落后。20世纪60年代，斯里兰卡曾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外汇收入下降，政府大量举债，补贴和福利被大幅削减，失业率暴增，斯里兰卡南部与西部和中部的发展鸿沟被进一步拉大。为反对班达拉纳克夫人所领导的斯里兰卡政府以及印度“帝国主义”（或扩张主义），1971年主要由青年人构成的人民解放阵线（JVP）发起了武装斗争。尽管动乱最终受到镇压，人民解放阵线回归政治主流，但僧伽罗人内部发展不均衡问题仍未得到解决。1987年，人民解放阵线据点地区（南方省、北中省和乌瓦省）失业情况再度恶化，汉班托特港区75%的人口得依靠食品券生活，工业和农业持续萎缩，人民解放阵线再次发起武装斗争。1987年至1989年的僧伽罗族内部的动乱客观上为印度出兵直接干涉斯里兰卡内战提供了机会。
这些教训也警示斯里兰卡政府，如果不能改善南部社会经济发展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并为外国势力介入斯里兰卡提供条件。2004年印度洋海啸严重摧毁了汉班托特地区，造成重大人身及财产损失，南部发展再度陷入困境。2005年马欣达总统及其代表的南部势力上台，为斯里兰卡南部发展带来契机。在向印度和西方国家寻求资金无果后，中国为汉班托特地区提供了大量发展援助，经过多年酝酿的汉班托特港计划也终于提上日程。汉班托特港的建设受到了斯里兰卡民众的广泛欢迎，“在多数僧伽罗人中，中国占据了‘最受欢迎的位置’，被誉为‘真正的超级大国’”。西里塞纳总统时期，中国企业再度大额注资汉班托特港，斯里兰卡政府获得了大笔现金，而港口建设和经营的风险转至中方。在一些境外势力的推波助澜下，“‘99年租期’作为一种话语，从早期中立的法律含义转换为近代殖民主义的历史符号”。近代斯里兰卡经历了长达400多年的西方殖民统治，特别是英殖民时期英帝国惯用的“分而治之”手段让僧伽罗人认为泰米尔人获得了过多的特权并埋下日后族群冲突的种子。“99年租期”的殖民主义式解读，促使一些僧伽罗民族主义者和佛教激进主义者成为“债务陷阱论”的支持者。
中国对斯里兰卡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南部，而在泰米尔人聚集的北方省和东方省则相对较少。斯里兰卡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政府军严格管控泰米尔人聚集区。相对于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债务合作问题，泰米尔人更关心中央权力下放和人权问题，因而对“债务陷阱论”的评价相对较少。不过，在斯里兰卡内战期间，中国支持斯里兰卡政府打击恐怖主义，在战后的人权追责问题上，中国政府不将经济援助与内政问题挂钩的做法以及在国际社会上对斯里兰卡政府的支持，让泰米尔人对中国的情感较为复杂。一方面，他们中的一些人期待中国援助帮助其经济发展，甚至有人认为“西方国家不会帮助泰米尔人，因为他们只听印度的。唯一能真正改变泰米尔人的力量是中国，泰米尔人应该开始与中国高层接触”。另一方面，一部分泰米尔人对中国资本进入斯里兰卡北部和东部地区十分排斥。还有部分散居海外的泰米尔人，他们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如一个叫作“支持拜登的泰米尔人”（Tamils for Biden）的组织持明显的反华立场。
许多生活在斯里兰卡的穆斯林和他们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祖先一样，延续了崇商、善商的传统，活跃在斯里兰卡的纺织业、零售业、珠宝业和餐饮业等，但近年来随着极端僧伽罗佛教主义和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受2019年复活节爆炸案的牵连，斯里兰卡穆斯林群体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挤压，他们对斯里兰卡政府的不满情绪增多。不过总体上，斯里兰卡穆斯林群体较为温和，对中国人比较友善，乐于与中国开展商贸往来。
综上不难看出，多元的民族结构以及复杂的族群关系营造了斯里兰卡人对“债务陷阱论”的多元且总体友华立场。
（四）早产民主下的国家经济
和南亚许多受过英国殖民统治的国家一样，斯里兰卡在未进行过彻底的思想启蒙、工业发展和民族资本积累的基础上直接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甚至在斯里兰卡还是英国殖民地时即于1931年进行了普选，这比印度早了20年。形式上的民主未能有效转化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能，家族政治套上了民主化外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对应，政府缺乏长远经济发展战略，内部“造血”能力匮乏，不得不依赖外部援助。与此同时，早产民主所催生的民粹主义又牵制了政府改革，并对外部经济合作产生影响。
斯里兰卡依靠自然资源禀赋，发展种植园经济、农产品（主要是茶叶、橡胶和椰子）以及成衣出口，曾让斯里兰卡经济在南亚国家中一时风光无限。但在全球化浪潮中，斯里兰卡的优势产业受到冲击，肯尼亚红茶、印度红茶、东南亚国家的橡胶、椰子以及孟加拉国成衣业的兴起带来了强烈竞争，斯里兰卡落后的产业基础更加脆弱。内战后，一系列大型基建的上马和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拉动了斯里兰卡GDP增长，2012年斯里兰卡GDP增长高达9.1%。2015年西里塞纳总统上台后，决定改变之前马欣达总统时期以广泛使用外国贷款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增长的策略，转向强调经济改革并加大对教育和卫生等领域的投入，斯里兰卡GDP增长急剧放缓。2017年斯里兰卡GDP增长率为3.6%，2018年继续下降到3.3%，甚至低于2009年内战结束时的3.5%，也就是在这一年斯里兰卡国内对“债务陷阱论”的讨论达到第一个高峰（见图2和图3）。
受2019年爆炸案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作为斯里兰卡重要外汇来源的侨汇和旅游收入迅速下滑，世界银行将斯里兰卡从中高收入国家降级为中低收入国家，斯里兰卡GDP增长仅为-3.6%，创历史新低。这与《每日新闻》出现的第二个有关“债务陷阱论”报道量峰值相对应。由此，斯里兰卡GDP增长率与“债务陷阱论”关注度呈现一定的负相关。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的战略地位和相对高素质人力资源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特别是在2015~2018年间FDI增速显著，然而2015~2018年间斯里兰卡GDP增速呈现下降态势。这说明，大量外国资本的涌入并不必然对斯里兰卡短期经济发展带来显著效应，这主要是由于前期大量FDI流向了长周期回报的大型基建领域，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投资者信心，也让斯里兰卡民众难以切实受惠。2019年和2020年，受斯里兰卡国内局势影响，FDI流入持续下降，这让外汇储备告急的斯里兰卡经济雪上加霜。民众对短期收益的渴望与投资长周期回报的差异，导致斯里兰卡部分民众开始相信“债务陷阱论”。
早产民主带来的又一后果是为了赢得选票并保证支持率，政府会制定短视政策，如不合时宜的减税、扩大政府支出、提高贷款规模、过度的社会福利等。这些短视政策进而带来政府收支赤字扩大，民众对政府行为产生不信任，并波及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合作。在街头政治盛行的斯里兰卡，民怨一旦被挑起或被利用，将成为打击某一政策或活动的利器。
（五）外交理念与地区权力结构变化
作为南亚地区小国，斯里兰卡强调其奉行“友及天下，不树一敌”（Friendship with All，Enmity with None）的外交原则以及不结盟政策。从斯里兰卡的外交史发展脉络上，本文更倾向于把斯里兰卡外交总结为一种趋利避害式的平衡外交。趋利在于通过对外交往特别是与大国的往来以维护并发展斯里兰卡的安全和经济利益，避害旨在不以任何意识形态画线以及不与任何大国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平衡外交有利于小国免于在大国间选边站队，避免成为某一大国或某一集团的报复对象，但这也导致斯里兰卡外交表现出一定的摇摆性。
斯里兰卡的平衡外交理念可以追溯到独立之初。相较于印度通过长期抗争获得独立，斯里兰卡的独立过程相对平静。独立后，斯里兰卡国父森纳那亚克就意识到，印度将会继承英国在南亚的角色对其邻国带来影响，而刚独立的锡兰自治领尚无属于自身的保卫力量，并且“如果印度直接或间接影响斯里兰卡外交政策制定，英国海军将是一支威慑力量”。为制衡印度，斯里兰卡在独立之初采取了偏向西方的立场。冷战铁幕降下后，斯里兰卡第四任总理班达拉奈克将斯里兰卡外交原则转变为不结盟，不参与任何势力集团，并试图赢得更多的伙伴。1977年斯里兰卡开始自由化改革，时任总统贾亚瓦德纳推行了较为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以加速斯里兰卡经济快速融入国际社会。库马拉通加夫人时期，斯里兰卡深陷内战，为获得国际社会对斯里兰卡的反恐支持，斯里兰卡加强了与美国、印度、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安全合作。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马欣达总统、西里塞纳总统还是戈塔巴雅总统都强调斯里兰卡是一个不结盟国家。然而随着南亚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斯里兰卡在奉行不结盟政策或策略时也出现了一定变化，表现出摇摆特性。
马欣达总统第一届任期时，美国将人权问题置于对斯优先选项。尽管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然而斯里兰卡的地缘战略重要性未被美国足够重视。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国2011年呼吁国际社会对斯里兰卡内战交战双方进行战争罪调查。2014年3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成立斯里兰卡调查组，全面调查2002年至2011年期间斯里兰卡内战双方所犯的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以及相关罪行的指控。斯里兰卡政府认为美国对斯里兰卡发起的战争罪调查有损斯里兰卡主权，并否认了有关指控。美斯关系的持续僵持让一部分美国政治家开始反思对斯政策，他们认为美国仅仅关注斯里兰卡人权问题和公民社会发展而忽略经济和安全合作，这导致这一时期斯里兰卡与非西方国家（如中国）迅速走近。马欣达被认为是一位亲华的总统，中国因此大幅度提升对斯里兰卡的经济援助，但不容忽略的是马欣达总统在与中国展开经济合作的同时继续保持了与印度的防务合作。2012年斯印双方建立了双边防务对话，印度造船厂继续为斯里兰卡海军提供巡逻舰。对斯里兰卡而言，印度仍然是南亚地区最具主导力的国家。
西里塞纳政府时期，美国“印太”战略逐渐成形，美印关系不断深化，而中印关系因2017年洞朗对峙事件降至冰点，中美关系的竞争性也愈发明显。西里塞纳任职后的首次出访目的地选择了印度，重申斯印关系的重要性，安抚了印度对中国在斯里兰卡影响力不断提升而产生的战略焦虑。
2015年5月，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y）到访斯里兰卡，成为十年来首位到访斯里兰卡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将开启美斯双边对话，并且派出专家帮助斯里兰卡发展经济，提升贸易和投资。2016年2月，首次美国—斯里兰卡伙伴关系对话在华盛顿特区举行。该对话讨论了斯里兰卡在印度洋地区的关键战略地位，以及提升两国在经济、政府治理、社会发展等领域的合作，并且强调加强两国人员往来和联系。在此期间，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援建项目经历了被叫停到复工的波折，所谓的中国的“债务陷阱论”成为热点话题。当然，与中国关系的刻意疏远并不利于斯里兰卡经济建设，中国已成为斯里兰卡最大FDI来源国，西里塞纳总统继续寻求中国提供贷款。在中国继续注资汉班托特的同时，印度和日本还着眼共同开发斯里兰卡东部亭可马里港。在中印洞朗对峙期间，有报道指出印度政府将接管距汉班托特港约18公里的国际机场。
2019年戈塔巴雅总统发表就职演讲，在提及新一届政府外交政策时特意使用英语表示，“我们希望在外交关系中保持中立，不参与任何世界大国间的冲突。”戈塔巴雅总统继续保持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新闻媒体曝出了斯里兰卡要求与中国重新谈判汉班托特港协议的消息，不过遭到了斯里兰卡政府的否认。2020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斯里兰卡，对斯里兰卡加强与中国关系提出警告。由于“第三方安全因素”，斯里兰卡于2021年暂停了中国在北部三个岛屿的能源项目，但与印度开展了类似的合作。
可以看出，斯里兰卡在与大国交往中看重的是经济和商业利益，而大国更加关心战略利益。经济发展需求驱使斯里兰卡愿意与所有国家开展合作，当与某一大国的合作触碰到另一大国的战略关切时，斯里兰卡会迅速地回摆和补偿，并避免激怒任何一方。因此，斯里兰卡既有迎合“债务陷阱论”的声音，也有保持中立及驳斥的话语，并确保“债务陷阱论”不会对斯中关系造成实质性危害。
4 结语
“债务陷阱论”起初并不是斯里兰卡的内生叙事，而是第三方势力试图通过外部引导来激发中斯双方矛盾并制造斯里兰卡内部分歧，引起小国安全忧虑，以此改变中斯双方行为体意向。由于斯里兰卡独特的历史、政治、社会、经济及外部条件因素，“债务陷阱论”在斯里兰卡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而在斯里兰卡，政府从未公开认可过“债务陷阱论”，学者及民众对“债务陷阱论”的关注也主要是从斯里兰卡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将中国作为直接批判对象。这与印度及西方版的“债务陷阱论”显著不同，已成为经过“衰变”后更为客观和理性的评价。
斯里兰卡目前正经历着独立后最为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尽管斯里兰卡对“债务陷阱论”的认知总体有利于中国，但巨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斯里兰卡政策出现更大的摇摆。目前，斯里兰卡已事实上主权债务违约，如果斯里兰卡经济社会无法尽快步入正轨，“债务陷阱论”可能再次气焰嚣张。对“债务陷阱论”的最好回击是中斯合作的实际成效，但这需要以斯里兰卡重回政局稳定和社会安宁为前提。
不容忽视的是，这种由印度及西方国家所炮制的、具有冷战思维且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时代潮流相悖的言论仍在发酵。不仅在斯里兰卡，许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中国家都被灌输了所谓的“债务陷阱论”。这股势力意在引导舆论聚焦于出资国中国进行所谓的“处心积虑”的战略谋划，而不是关注违约风险和合作效益。客观而言，“债务陷阱论”对中国周边外交和中国资本“走出去”的确带来了重大考验，然而中国对相关国家的投资和援助，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原则，始终坚守正确义利观，始终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债务陷阱论”在斯里兰卡“衰变”本身就是中国对外交往理念、目标与实践符合时代潮流和相关国家需要的例证。
*文章原刊于《南亚研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