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俄乌冲突已届一年，持续向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转变。外界普遍预测，春季攻势将是今年能否成为俄乌终局之年的关键。在此节点，拜登涉险突访乌克兰，再次高调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宣布向乌克兰追加军援。根据统计，过去一年美国已为乌克兰提供了超过700亿美元援助（其中军事援助占61%，参见Ukraine Support Tracker）。随着押注加大，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和跨大西洋盟友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致的担忧：如此巨额财政投入下，拜登如何能过保守党主导的国会和选举政治中至关重要的民意这两关？ 美国老牌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在文章中指出，光靠抽象的国际规范或价值观的话术和策略来争取对乌巨额援助，拜登将很难过国会这一关，他需要在这场冲突爆发一年之际对其重新进行明确而严肃的评估，阐明为何继续介入乌克兰战场有利于美国利益，包括：拜登政府如何应对战争初期的情报失败？如何对援乌资金进行评估？如何协调对乌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冲突？如何实现相对理想的战争结果？对于美国而言，理想的战争结果不仅包括确保乌克兰胜利，同时也包括实现限制中国影响力的附加地缘政治利益。 过去一年中，美国两党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相对共识，随着中期选举后保守党重新执掌国会而发生微妙变化。如今认为对俄乌冲突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的两党共识要弱于冲突初期。本文作者呼吁拜登和乌克兰都要加强与美国国会的保守党合作，而要说服保守党继续对乌克兰的支持，很有可能意味着在乌克兰议题上捆绑更多美国的“附加地缘政治利益”。这种事态的发展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本文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新媒体和国政学人联合策划的原创编译栏目“俄乌冲突周年：危机与前景”系列之一，原刊于Heritage Foundation，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俄乌冲突一周年：第118届国会期待拜登政府的更多答案文｜Victoria Coates
翻译｜国政学人 & 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来源｜Heritage Foundation
▲ 2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面。图源：互联网
在援乌问题上，拜登政府应向第118届国会明确一项合理且果断的财政计划，以代替当前数额庞大、性质笼统且缺乏全面监督的援助资金提案，否则保守派议员可能不会予以支持。为了保证美国在俄乌冲突中获益，国会中的保守人士只应支持明确用于优化抗俄武器装备的针对性援乌请求，同时呼吁欧洲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和民事援助。考虑到美国民众正在思考为俄乌冲突届满周年举办纪念活动，美国国会显然应提高重视，针对拜登政府在冲突中拟议的战略目标进行更为严苛尖锐的质询。在民主党为两院多数党之时，拜登对乌克兰的援助请求得到了两党的一致支持。但随着第118届国会共和党成为众议院多数党，以及极左翼对冲突的反对声日益强烈，如果拜登不妥善回答国会的质询，这种支持可能会发生变动。虽然美国公众支持为乌克兰的自由而战，但俄乌冲突不是一场关于国际规范的抽象较量，如果美国人要选择继续介入，需要在这场冲突爆发一年之际对其重新进行明确而严肃的评估，而非任凭事态发展在话术及策略上随意处之。
以下是拜登总统在国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额外资金之前必须回答的问题：拜登政府如何应对战争初期的情报失败？冲突爆发前，美方情报评估认为，战争将在短期内结束，普京能够在几天内迅速取得胜利。根据这一分析，泽连斯基将成立一个由美国支持的流亡政府，并组织武装势力对俄方军队进行反击。美国预先在乌克兰部署物资及冲突早期的对乌援助均是基于这一判断做出的决策。冲突爆发后，由于乌克兰民众及其总统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斗勇气，加之美国和许多北约盟国的大力支持，战事的发展态势显然不符合情报的预设。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政府何时以及是否会从根本上改变战略以适应新的战况，但过去数月以来拜登政府谨慎和渐进的援乌态度表明，美国仍处于一种防御性的、被动性的应对姿态，这只能保证乌克兰得以生存，但不会使其取得胜利。拜登如何对援乌资金进行评估？他为何选择将单项援助申请捆绑在更宏观的融资工具中？拜登政府过去一年向俄乌战场投入了超千亿美元的援助，其中非军事援助和军事援助大致持平。如此巨额的援助资金要求拜登政府必须向民众做出解释，并且对未来的援助申请进行新的评估。未来的援助申请也应以独立法案的形式呈递，以便国会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辩论，也可避免这些法案被捆绑附加在某些“必须通过”的融资工具中而蒙混过关。例如，拜登近来提出的一项1.7万亿美元的综合法案中便包含了援助乌克兰的460亿美元，而这仅仅是援助总额的一小部分。如果总统无法明确地阐释一项更为可行的援助战略，也无法保证欧洲盟友能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那么可以合理质疑如此高昂的一笔援助资金是有待商榷的。此前，虽然一些欧洲国家在军事援助和支持难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以及欧盟并没有完全履行其义务，这间接使得美国纳税人承担了更大的压力。当某些议程与对乌政策产生冲突，拜登政府将如何协调其政策重点？每位国会议员都应积极要求拜登解释其政府为何在某些议题上的决策与其坚定的援乌立场是相矛盾的。例如：- 维克多·布特（Viktor Bout）：拜登通过释放同意用正在美国服刑的俄罗斯军火商维克托·布特（绰号“死亡商人”）交换美国篮球明星布兰妮·格林纳（Britney Griner），保证了一名被拘留的美国公民获释。但布特已经表态要重返战场以支持普京，因此拜登政府需要就布特对美国介入俄乌冲突的潜在负面影响做出解释，以证明这一换囚决策的正当性。
- 环境极端主义：拜登政府多次向包括《通货膨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在内的多项法案注资数十亿美元，用于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环境正义”（Environment justice）等计划，旨在进一步遏制和减少美国国内的化石燃料生产。但考虑到普京在俄乌冲突中将能源武器化，这种做法将使能源生产无法满足国内运转和海外供应需求，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度也无法降低。
如何实现相对理想的战争结果？对于美国和北约而言，俄罗斯在乌克兰陷入战争僵局，既是对普京战前鲁莽误判的一次惩罚，对自身而言也是一种避免未来重蹈覆辙的学习机会。这是普京15年来第三次在欧洲发起军事行动。为普京提供某种出路并接受他的领土要求只会导致战事升级，这也造成了如今第二次爆发的俄乌冲突是三次军事行动中最为惨烈，西方也为此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美国、乌克兰和欧洲盟友都需要确定自身是否有决心和能力坚守到普京最终接受和承认失败，美欧未来向乌克兰提供的任何额外援助都应基于这一评估。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看，普京的失败将可以向中国展示美国及其盟国武器系统的有效性，从而遏制中国在太平洋及其他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考虑到乌克兰获胜所能带给美国的这种附加影响，美国可以选择扩大对乌援助。但要想使得援助充分发挥作用，需要美国及北约共同进行威慑，这要求北约所有国家均需履行其承诺，将2%的GDP用于国防，并确保欧洲和太平洋战区都有充足的弹药和武器储备。
帮助乌克兰获胜。拜登总统2023年的关键战略目标应该是以有利于美国和乌克兰的条件结束战争，这需要与欧洲伙伴加强合作，与其共同提供足以赢得战争的军事援助。对美国来说，胜利将意味着俄罗斯后续再无能力对一个北约国家发起军事行动，更可避免美国直接卷入欧洲战争。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结果，拜登可能难以证明其高额援助资金的合理性。充分发挥美国的能源优势。拜登应该制定一项战略，最大限度地提高美国对可靠燃料（石油、煤炭、天然气和核能）的生产和获取，并建造管道和出口码头保障燃料可顺利运送至国内外，使美国公众（以及盟友）免受普京能源战的影响。美国和欧盟一直不愿扩大内部生产，也不愿实施真正具有破坏性的经济制裁，因为担心俄罗斯经济的崩溃可能进一步引发能源价格的飙升和供应的限制。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有能力减轻这种风险，如果不制定此类计划，拜登也可能难以证明其高额援助资金的合理性。防止核武器的使用。核升级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并有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热战。拜登为阻止普京使用核武器已限制了对乌克兰的某些军事援助，但这只会让普京像战争开始以来那样，以核威胁来挟持美国的援助。设定乌克兰城市和基础设施重建的条件，以限制中国的参与。如果乌克兰希望美国纳税人投资或美国政府支持参与重建的美国企业，国会应设定具体条件，避免乌克兰与中国企业签订经济合同，也不会为中国企业提供资源。如果无法得到乌克兰的保证，国会不应考虑任何支持重建的请求。与美国国会中的保守派合作。如果拜登继续将对乌克兰的支持政治化，乌克兰领导人可以通过更积极地参与化解国会保守派对俄乌冲突的担忧，帮助恢复美国两党对乌克兰援助的支持。
上述建议在国会内可能会获得两党的广泛支持，但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民需要相信，继续介入俄乌冲突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值得美国持续投入战略资源。国会，特别是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不能继续充当总统援助资金提案的橡皮图章，除非总统提供一个明确、合理的援助计划。2022年12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拜登政府曾趁势利用这一契机为本不相关的综合立法（译者注：指前文提到的1.7万亿美元支出法案）造势，但这一举动加剧了两党在乌克兰议题上的紧张对峙。未来，如果拜登拒绝与国会中的保守派密切合作，那么过去一年美国两党一致援乌的共同立场可能会受到影响，为俄乌局势的未来变动埋下隐患，也有可能使美国失去利用俄乌冲突威慑中国的机会。并且，拜登可能会重蹈前任覆辙，无法向民众合理解释美国介入外部冲突的理由。更为重要的是，拜登政府可能因此而无法兑现已向乌克兰承诺的1000亿美元援助。*文章原载Heritage Foundation，原题为The Russia–Ukraine War at One Yea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Owes the 118th Congress More Answers。
Victoria Coates美国传统基金会玛格丽特-撒切尔自由中心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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