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积电高层泄露的微妙信息, 揭开“美国制造”高歌猛进的真相
以台积电为例，美国制造导致的增加成本主要有三类：人员、监管和知识技能。人员成本增加是因为美国的薪水、福利政策以及工会制度，导致美国工人薪水高且难管理。监管成本增加是美国多层级政府系统带来的，美国政府在台积电案例上已经给予了诸多方便。知识技能成本则来源于美国制造业多年流出制造的空缺，台积电为了保证建厂后有足够的合格工人，提前招聘600多人前往台湾进行超过1年的培训，并计划从台湾再派遣600多人。而这种技术人员的短缺不是台积电一家的问题，在非“战略性”、低技能、低利润的行业中更加普遍存在。台积电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可以通过加价，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客户厂商，再由其客户转嫁给消费者，其他产业却并没有这样的优势。
作者提出：美国把纳税人的钱优先分配到已有产业的冗余建设而非技术创新上，是否值得？而更长远的问题在于，美国当前以地缘政治建立的“友岸”联盟，必须在经济上现实可行，否则，“友岸外包”同样也可能使“朋友”转化为竞争对手。本文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新媒体项目“关键产业创投生态”的编译成果，文章原刊于网络杂志Noema，仅代表作者观点。
去全球化的代价
文｜Kevin Xu
翻译｜述垚、谈行藏
来源｜Noema
去年12月，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厂举行首批机台设备到厂典礼，1987年创建台积电的张忠谋将这一事件称为“开端的结束”（end of the beginning）——它意味着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投资400亿美元建厂的开端阶段告一段落，但也同时暗喻去全球化的开端阶段告一段落。尽管多年来，去全球化、友岸外包、产业回流的浪潮已经越来越强，但台积电进军美国是这一重要转变的标志性时刻。
正如张忠谋所言，“全球化几乎已经死亡。自由贸易几乎已经死亡。而很多人仍然希望它们能回来，但我真的不认为在短期内它们有回归的希望。”
正如克里斯·米勒在《芯片战争》一书中所记录的那样，早在“全球化”成为老生常谈之前，芯片产业就已经是全球化的了。台积电也许比其他任何公司都更能体现全球化的所有力量——从自由贸易和超专业化到建立在假定的地缘政治稳定感之上的国际供应链。全球化顺风顺水时，这些力量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没有太多的摩擦或障碍，推动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取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
现在，台积电身处反向趋势的中心，它在亚利桑那州建厂也成为一个案例，说明友岸外包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去全球化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家芯片制造巨头在其2022年第四季度财报中披露了其中一些细节。
头条消息是，台积电美国工厂的成本可能是其台湾同行的四到五倍。
让我们抽丝剥茧，了解这个看似天文数字的新成本从何而来，为什么以及谁将承担这个成本。由此可以推断出台积电的经验，以加深我们对其他战略产业的理解，这些产业将以类似的方式受到去全球化和友岸外包化的影响。
1 美国建厂的高价成本从何而来？
在财报电话会议上，台积电的首席财务官黄仁昭被反复问及亚利桑那州和台湾的成本差异。他的回答是：
我们不能透露台湾地区和美国之间成本差距的具体数字。我们可以透露的是，成本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建筑和设施的建设成本，美国工厂的建设费用可能是台湾地区的4到5倍。高昂的建设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许可证成本、职业安全和健康法规成本、近年来的通货膨胀成本以及人员和学习曲线成本。
黄仁昭还指出，这种成本的增加将持续“好几年”；这绝不是一次性成本或临时问题。进一步解读黄仁昭的说法，这种成本主要分为三类：人员、监管和知识。每一类都有自己的原因和细微差别。
2 人员
人员成本也许是最容易理解的，尽管它也有一些独特的“美式”因素。在亚利桑那州建设和运营工厂将使台积电在工资、福利和劳资关系方面承受更高的劳动力成本。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工资中位数高出台湾地区3倍，雇主承担的医疗、保险和退休金等社保支出则高出25-30%。尤其在医保方面，台积电将面临令人震惊的现实挑战——台湾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具成本效益的医疗保健系统之一，而美国肯定不是这样。
关于劳资关系，与大多数制造业不同，半导体制造业历来是反工会的。这也是芯片制造转移到亚洲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美国设厂的做法有可能重新唤醒工会的幽灵或面临处理集体谈判的需要，这两种情况都会产生额外成本。
劳动关系的相对优势和劣势在每个州都不同。一些州在法律上和文化上对工会更友好，另一些州则不然。亚利桑那州的工会工人比例排名第40位（译注：统计包括美国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这是一个对工会不那么友好的州。这可能是台积电选择亚利桑那州作为其“美国之家”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俄亥俄州是英特尔计划投资200亿美元的建厂点，排名第13位，这是一个更支持工会的州。有趣的是，英特尔在亚利桑那州已拥有一家庞大的芯片制造厂（Intel's Fab 42 in Chandler, Arizona），但却决定在俄亥俄州扩张。请记住，大多数这种以半导体为重点的友岸外包都是在一个公开支持工会的美国总统下发生的。一个工厂创造了多少“高薪的工会工作”，可能是英特尔、台积电或其他公司能从39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中获得多少的制造业奖励以补贴其投资的一个因素。
在美国的政治条件下，一个州对工会的友好程度，加上较高的工资和福利，是摆在赴美建厂的半导体企业面前的一套独特的美国式的昂贵权衡。
3 监管
更复杂的是无数的法律障碍，和众多的政府机构参与“监管”像台积电新工厂这样的大规模绿地项目（greenfield project，译者注：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项目，这类投资会直接导致东道国生产能力、产出和就业的增长）。
规模有多大？台积电在凤凰城北部收购了1000多英亩的土地，以容纳其在美国的蓝图。这片土地大到足以建造六座工厂（尽管现在只计划建造两座）。这片土地还有另一重设计意图，即拉近台积电的合作伙伴和供应商这个大联盟的物理空间，同时留出足够的空间来建造台积电认为必要的任何新道路、住房和其他建筑。目标是尽可能地重新建立一个和台湾地区相似的物理上紧密、操作上高效的生态系统，以适应高质量、高产能的芯片制造。
张忠谋在2021年的一次演讲中解释了为何台湾地区半导体制造业的条件得天独厚。在众多优势中，他详细描述了台湾地区的高铁系统如何使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新竹、台南和台中这三个台积电的制造中心之间灵活地部署。高铁可以在一天之内让大量工人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这使台积电有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和产出，而不需要担心人才流失或员工减员，因为家庭没有搬迁的麻烦。
对亚利桑那州来说，重新创造这种环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加州高铁的失败是一个警示故事。成本膨胀和进展放缓主要是由于州、地方和县级官员之间的交易，他们都将该项目视为政治致富的一个机会。
在联邦制系统中，治理被分成多个层次，每个层次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种分工产生了人为的低效率、繁文缛节和许多“监管俘获”的机会——监管者的行为是为了促进狭隘的特殊利益的商业或意识形态目标，而不是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在大型开发项目集中执行的地方，如台湾地区和韩国，这种昂贵的官僚程序几乎不是一个大问题——两地成为芯片制造中心绝非巧合。
黄仁昭的回答提到了“许可证”和“职业安全和健康条例”的费用，这只是台积电必须跨越的合规障碍的一些例子，州、县和市政府的官员们都将在其中发挥作用。
明确地说，我并不反对运用监管工具来确保更健康的工作条件和更安全的建筑。为了获得这些保护和保证，承担一些监管成本是值得的交换。联邦制也有治理方面的好处，下级官员被授权做出对当地情况最合理的决定。
然而，驾驭复杂的官僚机构的成本往往是无形且难以量化的，但却可能成为进步的主要障碍。华盛顿方面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抚平这些障碍，无疑将加速台积电的发展势头，并更快地实现友岸外包的承诺。
4 知识
知识成本可以说是三类成本中最隐蔽和最难解决的。人员成本可以通过直接补贴或税收减免来改善，监管成本可以通过良好的游说或自上而下的政府协调来控制，但不存在任何政策捷径可以扭转几十年来的 "人才流失"。
黄仁昭极具外交技巧地将这一成本总结为 "学习曲线成本"。但是，在移机典礼上的讲话中，张忠谋谈这个问题的方式更加直白：“我们一年半前从这里雇用了近600名工程师，把他们送到台湾，让他们在台湾接受了一年到一年半的培训。同时，大约同样数量的台湾工程师也在台湾接受了培训。因此，在看到第一块晶圆之前，已经有一千多人正在接受培训。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说明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换句话说，台积电一直很难找到足够高质量的新员工，以至于它采取了折中方式：引进不太合格的工人并派遣他们到台湾接受长时间培训。而且它在台湾雇佣了同样多的工程师，经过同样的培训过程，再派往亚利桑那州，以进一步弥补知识差距。
讽刺的是，由于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工资差异，台积电支付更高工资的对象可能是资质较差的美国人，而不是台湾工人。虽然当市场对某些技能有需求时，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福利往往是合理的，但台积电面临问题是：为技能较差的工人支付更多的费用的同时，美国的工人仍然不够多。
张忠谋认为现在出现的这种知识成本是 “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唯一的原因是它至少纠正了他25年前第一次尝试建设台积电美国工厂时的错误。那时，同样的知识差距就已经存在了。25年后，它仍然存在，而且可能更糟糕。但至少台积电正在尝试预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成本也并不是半导体行业所独有，它是美国制造业的系统性问题。根据德勤和制造业研究所（Manufacturing Institute）共同完成的一项研究，美国制造业的整体技能差距可能会在2030年之前就导致有210万个岗位无人填补。接受调查的高管们都认为企业在填补非技能性初级职位和许多职能部门的中等技能职位方面存在困难。
至少在《芯片和科学法案》中，有132亿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研发和劳动力发展。美国目前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技能培训计划，以填补知识差距，从与半导体制造最相关的领域开始，并逐步延展。
5 谁来承担费用？
导致当下在美国做生意的成本急剧增加的许多因素是可以预测的。比较难预测的是谁将会承担这些增加的成本。我们先将台积电作为一个独立案例来观察，然后根据它的情况推断其他行业中“友岸外包”候选企业的境遇。
作为一个高度战略化行业的明显领导者，台积电拥有强大的杠杆和定价权。而且，它打算展示它的肌肉。在财报电话会议上，台积电首席执行官魏哲家和首席财务官黄仁昭都表示，公司计划提高价格，以补偿其在美国和日本新增的高昂投资。而即使涨价，台积电的计划中依然将53%的毛利率作为长期目标。台积电将涨价计划称为“地域灵活性的价值”，认为其最大的美国客户（如苹果、英伟达和AMD）可以而且应该承担这部分成本的增加，因为这种产业链的灵活性是他们（或其本国政府）的要求。
苹果、英伟达或AMD是否会通过更昂贵的iPhone、游戏机或电脑的将成本再转嫁给客户，仍有待确定。但这对台积电来说并不重要。在许多方面，台积电愿意承担增加的成本，这就证明了其定价能力：该公司有信心能把钱赚回来。
然而，大多数行业并不像半导体那样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台积电当下的行为方式不应该被过度普遍化。
许多部门可能是“友岸外包”或“在岸外包”的“不错选择”，但去全球化并没有完全推翻单位经济学的所有基本逻辑，特别是对于那些竞争激烈但利润率和所需劳动力技能相对较低的部门。
位于俄勒冈州的前家具制造商Mastercraft Furniture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多年来与亚洲公司竞争的努力以Mastercraft的破产告终。当外国家具制造商需要一个解决方案来规避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时，在新的北美贸易协定下，“近岸”到墨西哥就绰绰有余，经济效益也会更好。其他行业，如汽车轮毂、建筑设备部件和小型电子部件，也有类似的动力条件，它们更像家具制造行业而不是芯片制造行业。
一个战略意义可能类似于半导体的行业是锂离子电池——这一产品也由中国（宁德时代、比亚迪）、韩国（LG、三星）和日本（重要性比前两者略低）公司主导。特斯拉是排行榜上唯一的美国公司，它主要为自己的电动车车队服务，不供应其他汽车制造商。
一些严肃的“友岸外包”规划已经在进行中。LG集团正在计划与本田合伙投资44亿美元在美国建设电池工厂，另一家韩国大型电池生产商SK集团则投入了70亿美元，与福特合作在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建设千亿级工厂。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福特汽车也正在密歇根州利用宁德时代的技术建造一座价值35亿美元的新电池厂。同时，通用汽车正在与Lithium Americas（这是一个有趣的“友岸外包”候选者，与阿根廷有密切关系，其股票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合作，在内华达州开采用于电池生产的锂矿。
随着《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对购买电动车进行补贴和全行业降价，消费者暂时不需要为锂离子电池生产的“友岸外包”付出更多。当然，联邦补贴只是将从纳税人那里征收的税款重新进行优先排序而已，纳税人才是这些成本的最终承担者。唯一的问题是：以国家安全和竞争力的名义将这些钱优先用于建立战略冗余而不是资助新的创新，这种代价是否值得。
6 如何成为“好朋友”？
在可见的未来，去全球化和 “友岸外包”肯定会继续存在，特别是在战略性产业中。然而，对于“战略性”这一概念并没有正式的定义。它的含义完全取决于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国内政治动态。在中美竞争中，“战略性的”似乎就是中国想要但不能拥有的东西，或者是美国想要但中国有很多的东西。
对于什么是“友岸”也没有正式定义。虽然像“QUAD”和“芯片四方联盟”这样宏大的联盟框架初步描述了谁是谁的朋友，但在非全球化时代成为“好朋友”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定期的峰会和拍照。
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冒险提供了一个路线图，说明了美国应当如何成为“好朋友”：投入资源缩小知识差距；不在支持和反对工会的州之间反复摇摆；通过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紧密配合，最大限度地减少繁文缛节以加快台积电的发展。凭借固有的竞争性联邦制度，美国的工作已经完成。
如果美国不是一个“好朋友”，它就可能被其他国家竞争淘汰。台积电同时在日本进行“友岸外包”，而日本曾在20世纪80年代承接美国出资主导了DRAM半导体制造，并且在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调整方面有更好的记录。在去全球化的时代，“朋友”也可能迅速变成 “友敌”。
台积电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去全球化的真正代价。美国下一个挑战是使地缘政治的“友谊”在经济上也更加合理。
*文章原刊于No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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