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不走的特朗普, 扯出了欧美政局最离奇的内情变动

导读：当地时间3月21日，美国大陪审团对特朗普涉嫌封口一案进行听证，分析认为这是所有对他的调查中最接近刑事起诉的一次。特朗普下台以来，新一届美国政府就不断尝试通过各种调查、曝光，阻止特朗普2024年再次参加竞选，但特朗普对美国共和党乃至美国政治、社会的影响并非能被轻易消除。最为明显的一点就在于：许多共和党甚至民主党的政客，正在走上特朗普树立的极端主义道路，而共和党原本的温和保守主义立场则逐渐消亡。本文通过梳理近年来西方政治的总体变化趋势，指出：温和保守主义的消失是存在于整个西方的普遍现象，而这种现象很可能带来危险的后果。

二战后，西方政治长期由温和保守主义主导，虽然不同国家、形态的温和保守主义有不同传统，但共享一些价值偏好：偏好社会市场经济更胜于纯资本主义或纯社会主义；温和渐进主义更胜于激进主义；大家长主义更胜于个人主义；社会和谐更胜于冲突。传统上，温和保守主义政党可以绑定高学历的社会主义保守派和富人的重商主义保守派，形成主导力量，但随着社会发展，温和自由主义更加占据了上风，年轻人也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转向保守。因此，温和保守主义失去土壤，原本保守主义政党中的温和派只能变得激进，或者转而与其他政党结盟，不再拥有原本的力量。

然而，温和保守主义的存在对于弥合社会矛盾，以及制定公共政策和维护民主延续有重要价值。但根据西方各国目前的形式看，政治必然将落入更为激进的政客手中。温和保守主义的失落与社会的极化，是相互缠绕的一组趋势。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转自“法意观天下”，仅代表作者观点。

温和保守主义的离奇死亡：欧美保守主义政治的困局

文｜‍‍Jeremy Cliffe

翻译｜熊宜安

来源｜New Statesman

▲ 图源：The New York Times

1935年出版的《英国自由主义的离奇死亡》（The Strange Death of Liberal England）讲述了自由主义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顶峰，到一战后无人问津的衰落过程。该书的英裔美国人作者乔治·丹格菲尔德（George Dangerfield）并不是通过分析选举统计，而是通过描绘英国社会生活中，一个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立场，被深刻而持久的社会转变所抛弃。作者认为如女权运动、工会和阶级政治的兴起等社会现象，是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资产阶级的衰落相吻合的。后者曾经具有强烈改革意识，相信“自由、自由贸易和进步”，并以“该民族所闻名的可敬及热情，来承载其自由主义”。

丹格菲尔德独特的视角，也可用于审视当今政治思潮的兴衰。关于温和自由主义政党的困境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和讨论了，甚至发明了如“Pasokification”等词汇，描述希腊温和自由主义政党Pasok在国家的危机中分崩离析。然而，当今温和保守主义政党面临的危机更为显著，很可能比温和自由主义政党曾经面临的麻烦更具破坏性和持久性。当前美国的乔·拜登、德国的奥拉夫·舒尔茨、西班牙的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ánchez）、澳大利亚的安东尼·阿尔巴内斯（Anthony Albanese）、巴西的路易斯·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均不是温和保守主义者。而明年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很有可能会领导英国，那绝大部分的西方国家的核心领导层中就再也没有温和保守主义的身影了。

然而，当前政治格局的变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正如政治学家蒂姆·贝尔（Tim Bale）和克里斯托弗·卡特瓦萨（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在2021年出版的《驾驭民粹主义浪潮》一书中写道：“近年来，学者们对社会民主派的衰落和民粹主义激进保守派的崛起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对主流右派的关注却比他们本应给予的要少”。

回溯21世纪10年代的政治景观，英国首相是大卫·卡梅伦，法国总统是尼古拉·萨科齐，德国总理是安格拉·默克尔，波兰总理是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基本上都是各国传统保守主义派的代表。类似的人物也在斯堪的纳维亚及伊比利亚半岛占主导地位，如瑞典的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Fredrik Reinfeldt）、丹麦的拉尔斯·拉斯穆森（Lars Løkke Rasmussen）、西班牙的马里亚诺·拉霍伊（Mariano Rajoy）。而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代表的正统保守派，也刚刚夺回匈牙利的总理职位。而在大西洋彼岸，入主白宫的虽然是巴拉克·奥巴马为代表的民主党，但其在2012年选举中的主要挑战者是米特·罗姆尼，后者是一位无可挑剔的主流共和党人。在其北方，主宰加拿大政坛的是自诩为伯克式保守派的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

而当今的情况确大不相同。在上述国家中，所有的温和保守主义派都退居二线了。当前的温和保守主义政党中，有四种转变正在发生：（1）被同一党内更强硬的派别所取代；（2）被另一个更保守的政党取代；（3）与强硬的右派合作；（4）在政治体系中被部分或全部边缘化。其中有一个值得警醒的案例，波兰的欧尔班为了迎合民众，而变成民粹主义激进保守派。正如丹格菲尔德所描绘的英国自由主义的消亡一样，上述案例不仅是民主政治摇摆的的自然规律，而是揭示了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变化。这说明了西方政治生活中，曾经为温和保守主义提供了生存基础的某个重要社会因素的衰亡。

温和保守主义政党的衰落有四种不同的模式：（1）内部更迭；（2）分裂；（3）萎缩；（4）激进化。在实行简单多票制的国家，内部更迭是较常见的，党派基本不会内部分裂，但会由党内的边缘份子逐渐取代温和保守派。在英国，曾经处于保守党边缘的脱欧派在很大程度上战胜了温和保守派。在美国，特朗普及其拥趸在共和党中占主导地位，其三分之二的注册选民认为拜登在2020年没有合法地当选总统。今年1月11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布雷特·斯蒂芬斯（Bret Stephens）和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之间的对话，在对话中，这两位中间派的共和党专栏作家，感叹他们的政治立场已经被社会所抛弃。布鲁克斯哀叹道：“特朗普带来了世界末日三骑士：无德、无实、偏执。而作为他的政治工具，共和党对我而言已经是一具僵尸”。

在比例投票制下，小党更容易获得立足之地，因此分裂现象更为普遍。例如在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因其Venstre党在2021年的激进化偏移，与该党决裂并成立了一个新的中间派政党，导致Venstre选票减半。在瑞典，温和保守主义的政党流失了大量选票到激进保守的瑞典民主党，以至于在去年的选举中被后者超越，不得不妥协进行联合执政。

在一些国家，温和保守党在激进保守党和温和自由党的夹击下，持久地萎缩。在巴西，温和保守党过去总是能进入总统选举的第二轮，但贾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所代表的更为保守的政治立场崛起后，令温和保守党被边缘化。在去年的选举中，温和保守党的候选人西蒙·特贝特（Simone Tebet）在第一轮中仅获得百分之四的选票，随后不得不支持温和自由党的卢拉。在意大利，即使是曾以民粹主义闻名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意大利力量党，也被更保守的乔治亚·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后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兄弟党吞并。

但是最普遍的趋势，是整个政党向更保守的方向漂移：保守党作为一个整体，抛弃了过往的温和立场，并逐渐变得更加强硬，这个趋势在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丹麦、奥地利和英国等国都出现了。而漂移的具体表现在于保守党的政策，如将难民遣返至卢旺达、扼制异议等。

西班牙和德国的情况虽然不如匈牙利极端，但矛盾也很突出。这两个国家的温和保守派政党以前都是由步履蹒跚的温和主义者领导的，分别是拉霍伊及默克尔。而当今，温和保守派失去了权力，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加激进的巴勃罗·卡萨多（Pablo Casado）及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西班牙人民党现在打着“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口号，经常指责桑切斯的温和自由派政府背叛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与极端保守派的Vox党达成协议。与此同时，默茨给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带来了挑衅性的新态度，这在默克尔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他指责乌克兰难民的涌入，消耗了给本国公民的福利；在新年前夕柏林发生暴力事件后，指责移民家庭放纵家庭成员扰乱社会秩序，还使用如“小巴沙”等具有强烈种族色彩的称呼。

而在法国，共和党虽然了继承的曾经强大的高卢派的温和保守主义传统，但四种模式却同时都出现了。以现任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Bruno Le Maire）为代表的高卢派自由派，叛逃加入了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为代表的中间派，同时导致了共和党有内部更迭及激进化的风险。而在当年年末，共和党选择了强硬派的埃里克·西奥蒂（Éric Ciotti）作为领袖，而西奥蒂则是有名的À Droite!（即“向右行！”）派系的领导人。之后，温和保守派更是遭遇了滑铁卢：该党剩余的温和派瓦莱丽·佩克雷泽（Valérie Pécresse）在去年四月的总统选举中，遭遇了耻辱性失败。佩克雷泽在更保守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埃里克·泽莫尔（Éric Zemmour）和居中的马克龙的挤压下，仅获得了百分之五的选票。如果说“Pasokification”总结了2010年代温和自由派的困境，那么“Pécressification”可能是2020年代温和保守主义困境的代名词。

当然，并非所有的温和保守派分子都在竞争中萎缩，如中间偏保守的自由主义者马克·吕特（Mark Rutte），自2010年以来一直作为首相领导着荷兰。在波兰，温和保守的公民平台党有可以赢得今年秋季的选举。在芬兰、拉脱维亚、希腊、新西兰等，相对传统的保守派表现得相当好。但温和保守派的衰落是大势所趋。

值得反思的是这种转变的历史意义。在过去的七十年里，温和保守主义一直是西方最强大和成功的政治意识形态。英国的“托利主义”贯穿了丘吉尔、伊登、麦克米伦、希斯和梅杰的任期，直到撒切尔夫人的时代也有深厚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美国艾森豪威尔所提倡的共和主义，为美国在20世纪后期的霸主地位奠定了政治和社会经济基础，直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仍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且，正如历史学家扬·穆勒（Jan-Werner Müller）所说：“在西欧大陆的核心国家，如德法意、比荷卢三国等，基督教民主主义是构建战后国内秩序的核心，特别形成了我们当今所认识到的福利国家、现代行政国家的基础”。而战后欧洲的重建，更是围绕着以法国的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德国第一任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和意大利的阿尔西德·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为代表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形成的。

伊比利亚半岛及中欧、东欧的战后发展规矩虽然略有不同，但温和保守主义依然发挥了重要社会作用。在西班牙、葡萄牙，建制派更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直至今日。而在苏联统治下的中欧、东欧自然也错过了战后几十年温和保守主义的鼎盛时期。但是，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至21世纪前20年，温和保守派在伊比利亚半岛及苏联解体后的中欧、东欧，也诞生不少代表性政治家，如西班牙的何塞·玛丽亚·阿斯纳尔（José María Aznar）、葡萄牙的何塞·曼努埃尔·巴罗佐（José Manuel Barroso）、波兰的耶日·布泽克（Jerzy Buzek）、爱沙尼亚的马尔·拉尔（Mart Laar）、以及最具有代表性的东德政治家——默克尔夫人。

尽管这些传统之间存在差异，但某些共同的偏好，长期界定了西方的温和保守主义：如偏好社会市场经济更胜于纯资本主义或纯社会主义；温和渐进主义更胜于激进主义；大家长主义更胜于个人主义；社会和谐更胜于冲突；以及在冷战期间，更靠近美国而非苏联。大多数的温和保守主义政党是基于战后工业经济体的文职和管理阶层，但有时也包含技术工人阶层。政党的社会基础与丹格菲尔德的英国自由党一样独特。诗人约翰·贝特曼（John Betjeman）曾这样描述1937年英国保守党中心地带的梅登黑德（Maidenhead）：繁荣的郊区和乡村、军队和教会、细条纹西装和小礼服、高尔夫俱乐部和小团体主义，常聊体育及汽车。西方的温和保守主义是扎根于一个稳定、恭敬、制度和秩序的世界。引用阿登纳的标志性口号，是一个“Keine Experimente！”（“没有实验”，即不做无谓冒险）的世界。

然而，近年可以观察到一些不太寻常的情况，如英国保守党首相宣称“去他妈的商业”、美国共和党总统煽动暴民冲击华盛顿国会大厦、皮埃尔·普亚德（Pierre Poujade）和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继承人将戴高乐和德·加斯佩里的继承人挤出政治竞赛。所以问题来了，谨慎的温和保守主义传统究竟是如何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呢？

对丹格菲尔德来说，妇女的选举权和工人阶级政治的兴起等因素推动了变革，而今天的政治变局也是各种相似的力量在发挥作用。第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增加，这与更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社会态度密切相关。第二，与此相关的是世俗化浪潮及传统宗教的衰落。第三，在几代人的大规模移民之后，大多数西方社会的多样性不断增加，包括多样性缓慢且并不均衡的融合。第四，是所谓的沉默的革命和非物质的文化政治问题的崛起，如种族认同、性别认同等。

上述四种因素的变革都是几十年的潜移默化。曼彻斯特大学的政治学家、《英国脱欧》（Brexitland）一书的作者之一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指出：“人口变化虽然很慢，但这是一种完全无法对抗的社会变革。直到最近，温和保守主义的核心是带有宗教色彩的负罪心理，但是这种因素再也不如过往那么重要了。虽然此因素的衰落已经持续了三十至四十年，但在过去的十年到二十年中，已经令温和保守派失去稳定的票仓了。而政党的适应能力，有可能赶不上时代的变革”。当今，英国有了第一位亚裔的保守党首相，这也是过往几十年来社会变革的产物。在西方其他国家中，保守党的变革速度远远落后于英国。还有些地方，如美国及法国，保守党的立场甚至在开倒车，不再是作为弥合社会分歧的政治团体存在，而是变成了本地白人对社会日益增长的多样性不满的政治代表。

即使在比例最高的选举制度中，温和保守党也无法通过社会中一个狭窄的特定阶层的支持，来获取政治权利。相反，政党必须创造出多党合作平台，在多个社会阶层之间建立共同的支持。战后几十年的传统温和保守主义政党，可以绑定温和的社会主义保守派及高收入者所喜欢的重商保守派来实现。但今天，这两个派别已与温和保守政党走越远：更富有的人更有可能上过大学，同时也更有可能崇尚社会民主主义；而社会主义保守派则更多地与较贫穷的群体相关。这使温和保守政党陷入了困境：在竞争中被迫进行变革，但却没有好的出路。温和保守政党可以强调社会主义保守派的特性，但是会让亲商业的大学生们流向中间派；或其可以淡化社会主义保守派特性来获得对前述团体的支持，但又会令较贫穷的群体流向激进保守派。

虽然温和自由主义也受到相似的压力，但是福特认为宏观的社会变革，对社会民主主义较为友善。自大萧条以来，年轻人受到较多的经济压力，因为他们出生于紧缩政策的最末期，同时住房的价格也被婴儿潮一代的需求而推高。同时，当代的年轻人普遍接受更高的教育、更世俗和偏好自由主义。因此，即使温和自由派在其老年选民中遇到困难，但更易通过经济和社会进步主义，使其年轻选民团结起来。而且从规律上来看，千禧一代似乎并没有继承前几代人因成长而逐渐趋于保守主义的倾向。正如《金融时报》数据记者约翰·伯恩·默多克（John Burn-Murdoch）所述，在英语国家中，选民随着年龄的增长依旧保留着进步主义的偏好。他写道：“如果千禧一代的自由主义倾向只是这种年龄效应的结果，那么在35岁时也应该比全国平均水平少五到十五个百分点的保守主义，在英国和美国都是迄今为止有史以来最不保守的35岁人群。”

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很少的政治党派或政治立场会完全消亡。甚至旧的自由党也在其“离奇死亡”之后继续存在，还在20世纪70年代略有复苏，并最终在1988年成为自由民主党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旧党派的残余部分也会成为继任者的组成部分，就像用罗马废墟的石头建造的中世纪大教堂。在英国，工党延续了自由党的福利国家政策。

在另一些地方，温和保守派虽然萎缩，但依旧存续。更常见的是，温和保守主义将融入新的居中或者保守政治的变种。大量以前温和保守政党采取了更严厉、更分裂的风格，或者至少与这种风格的政党合作，这表明保守派的中期未来在于温和保守和激进保守政治的混合体。

一个这样的例子在加拿大很明显。一年前，奥图尔辞去了该国保守党领袖的职务。他曾试图使该党扎根于传统的中间地带，但由于卡车司机对新冠疫情的限制感到愤怒而举行的示威浪潮以及相关的激进保守的人民党的崛起而错失良机。他的继任者皮埃尔·波利耶夫（Pierre Poilievre）拥抱了卡车司机的立场，并通过抨击觉醒主义和环境立法使该党急剧向右转。然而，波利耶夫也承诺：“我们的政党将在下次选举中提出一个支持移民的纲领，我们将为移民而战。”在一个人口中移民比例快速增长的国家，这是很聪明的政策。在波利耶夫的领导下，保守党在民调中超过了贾斯汀·特鲁多（Justin Trudeau）的自由党——这使他成为其他快速多元化社会中，保守派的一个不寻常但也许令人信服的案例。

梅洛尼是另一个混合案例。意大利的新总理拥有一个继承了新法西斯主义的平台：亲家庭的生育政策、对移民的敌意、对法律和秩序的不自由态度、混合着民粹的福利政策的正统财政政策。然而，她也向极端保守联盟的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学习，后者曾在在2019年的民调中飙升。因此，梅洛尼试图开创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特雷莎·科拉泰拉（Teresa Coratella）所说的“一种新的欧洲保守主义”：政治上实质上是僵化的，但在风格和方法上是克制和正统的。这并没有使梅洛尼变得更加温和或不那么危险，但确实使她具有更大的政治持久性和影响力。最近几周的情况表明，欧洲人民党（欧盟温和保守派的伞状组织）的核心人物与梅洛尼会面，讨论与欧洲保守派和改革派（她担任主席的更强硬的欧洲政策圈）的结盟——从长远来看，这种结盟可能会开启新一轮政治主张的合并。

在其他地方，这样的混合重组无疑也会跟上步伐。在法国，西奥蒂的共和党和勒庞的国民大会党之间的某种激进保守派的重新组合，现在看来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西班牙，人民党越来越被马德里地区主席伊莎贝尔·迪亚斯·阿尤索（Isabel Díaz Ayuso）的煽动性人格所支配，她把自己说成是撒切尔夫人和梅洛尼的融合体。该党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的选举后与Vox党结盟。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州长、潜在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也表现出梅洛尼式的策略，他将特朗普的政策与更加清醒、不那么无政府主义的举止相结合。

这种做法是否成功还有待观察。但是占据主流的温和保守主义似乎已经成为过去，它的一部分作为更多保守主义政党的派别继续存在，或者重新出现在居中的自由派中，或者继续以温和保守派的身份存在（虽然影响力变小了许多）。

自由主义者可能认为温和保守派的凋零是一件较为有利的变化。而且，选民们确实有相当多的恰当理由不为卡梅伦、默克尔、萨科齐、罗姆尼等人的政治生涯哀悼。但与此同时，正如贝尔和卡特瓦萨所述，一个可以代表温和保守主义的选民们，但同时也不主动挑拨离间的政党，会在制定公共政策和维护民主的延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个有效的民主制度中，自由主义极有可能在某个时候失去权力。但按照目前的局面，在西方大部分国家，权力将越过温和保守者们，并落到更保守、更极端的政客手里。

*文章转自“法意观天下”。

Jeremy Cliffe

作者：杰里米·克里夫‍‍‍

自由作家，主要研究欧洲与全球政治，曾任《经济学人》杂志专栏作家和布鲁塞尔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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