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怎样带领外事队伍做调查研究？
文｜郑锦炯、刘祺宝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部分工作人员在办公楼前合影。图源：《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周恩来总理长期主管外事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他在外事工作中，如同在其他工作中一样，一向十分重视调查研究。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周总理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为了将来掌握政权后开展外交活动，要由浅入深、由少到多地积累国际工作方面的知识，要坚持长期的学习和钻研。他多次指示当时的中央外事组和地方外事处编译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手册，并系统地研究几个专题。
建国前夕，他又指示在解放区一些重要城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内设置外交问题研究组，由一负责同志参加领导，吸收有关部门同志参加，共同研讨有关外国侨民及外交问题的各种情况，并搜集有关材料，负责向中央及中央局作定期报告，并提出应请示的问题。
新中国外交部一成立，周总理就把调查研究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在部内组建了外交政策委员会，亲自兼任主任委员。当时规定委员会研究的对象是：
（一）一般问题；
（二）专门问题牵涉许多国家而又不属于国际司者；
（三）特别指定的问题；
（四）我国外交政策问题。
总之，该委员会既须做系统的研究，又要研究临时性问题。可以说，外交部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研究，正是在周总理的指导下蓬勃开展起来的，他是新中国外事调研工作的卓越奠基人。
2 精辟的理论阐述
周总理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精辟地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功，强调“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 “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
他说，“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有了一个看法之后，也可以从反面去考虑。”
在1966年2月的驻外使节会议上，周总理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语重心长地对驻外使节们说：“要对驻在国的社会情况、经济情况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拿出像样的东西来。不能做了多少年还是懵懵懂懂呀！表面的话、一般的话，可以说一篇。我们彼此的认识差不太多，这不行。你们应该做我们的先生，这是老实话，我们要跟你们学习。你们就要从基本功开始呀！”
他还强调要学会抓时机。他说：“认识了事物的必然和偶然就会抓时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学习世界知识、毛泽东思想、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理论基础。这样就会在事物的运动中发现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重点。”
周总理的这些论述，至今对我们进行外事调研工作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3 调查研究的典范
周总理每作一项外交决策之前，总要进行认真的调查和思索，以便准确判断形势。以中缅边界问题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在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的。
为了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缅边界问题，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系统地搜集有关的历史文献，了解实际情况，并且亲自做了极为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查阅了汉朝以来的有关史料，弄清了中国历代对中缅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他仔细看了各种地图，弄清了各个时期地图的不同画法及其原因；他查考了19世纪以来中缅历次边界纠纷的情况和交涉经过，弄清了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他还研究了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关于处理边界问题的国际法论述和国际惯例。
关于历史资料，他提出三条原则：
（一）承认历史的客观事实，还它的本来面目；
（二）历史是发展的，要从发展来看问题；
（三）最主要的是要根据现在的形势和政策来看待历史资料。
为了“研究得更全面，讨论得更详尽，设想得更周到”，他多次邀集有关人士和专家进行座谈，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说，我们国家决定一个政策，凡是关系大的，能够尽量多讨论、多商榷，总是有好处的。
▲ 1960年，中国和缅甸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和条约先后在北京签字。这是新中国与邻国首次正式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图为1960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与缅甸总理吴奈温在中缅边界问题协定及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字仪式上热烈握手，相互祝贺。
周总理正是通过这样的调查研究，弄清问题的历史和现状之后，根据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联系两国关系通盘考虑，确定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方针，并提出了一个既考虑历史背景，又考虑当前实际情况，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此为基础，通过中缅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缅边界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同邻国解决的第一个边界问题。由此取得的宝贵经验，对我们解决同其他邻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而周恩来亲自抓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对于从事外事调研的人来说是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教益是极多的。
4 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周总理强调：“做调研工作的同志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既要根据中央和外交部的观点来看问题，又不能机械地根据上级划好的框框来套问题，要敢于打破旧框框，发挥独立的见解，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新的看法。
周总理不仅这样教导我们，而且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在极左思潮泛滥、形而上学猖獗的日子里，周恩来虽然身处逆境，仍然强调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力排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干扰，尤为鲜明地表现了他作为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
1967年6月，我驻民主德国使馆一辆汽车同德方一辆载重汽车相撞，我方死伤数人。当时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我使馆一些同志没有弄清情况就怀疑甚至断定这是政治谋害，擅自向民主德国外交部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派一个调查小组前往查明事故的原委。调查组离京前，周恩来特别叮瞩他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先入为主。调查的结果表明，那并不是一次政治谋害事件，而是一次车祸，主要责任在我方。
今天，我们国家的情况已同当年完全不同了。但在调查研究工作中，如何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仍然可以从周恩来的理论指导和具体实践中得到极大的启发。
5 渴求知识的态度和民主的作风
周恩来总理把出国访问和广泛结交各国朋友当作获得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有关国家的情况。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会见来访外宾2890多次（不包括礼节性会见），把他们看作“送上门来的老师”，宁愿放下手头的工作，也不错过求教的机会。
1970年，日本一农村代表团来访，他当时工作虽然十分繁忙，仍决定把许多文件暂时放下不批，抽出时间与这个代表团进行长谈，并批评有关单位说，“你们放着客人不管……送上门来的老师不请教，知识怎么得来？”
他经常教导我们的外交人员不要“闭门家中坐，担心鬼叫门”，而要多活动、多接触、多调查研究。他说，“要活动，但不是什么都做，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要交友，要调查。”他还说，“为了进行外交活动，首先必须学习，必须由学习进入活动。”
在调查研究中，周总理很注意集思广益。有重要问题需要研究时，他常常把有关人员，从部长、司长、处长直至科员、翻译，统统找去开会。会上鼓励大家各抒己见，他细心听取各种意见。他强调要依靠集体力量搞调研，要发扬民主，展开讨论和争论，鼓励发表不同意见，错了也不要责备，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要执行中央的决定。
周总理知识渊博、才华出众，这是举世公认的，对于一般人来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然而，他那种如饥似渴地寻求知识的精神，向一切有一技之长的人求教的精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的。
6 博采天下之长，为我国建设事业服务
外交要为我国的建设服务，要重视经济、科技调研，这是周总理的一贯思想。早在1956年，他就指示我驻西北欧国家的使节们（当时同我国建交的西方发达国家只限于西北欧）要尽可能多地参观人家的工业设施，了解人家工业技术的特长，介绍给国内。
1966年，他又强调，“驻西方的外交人员要学点科学。我们要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又要有很高的科技水平，这也是两结合。在西方做大使要亲自学些东西，自己不懂，可找一两个帮手，认真啃点东西。”他对驻西欧地区的使节们说，“你们回来汇报时，我要找你们谈科技情况。”他还说，“使馆回来的同志也应结合驻在国科技情况的特点，在国内参观一些我国有关的工业生产。”
是不是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才有值得学习考察的长处呢？当然不是。周总理用“天涯处处有芳草”的名句教育我们，要认真地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
▲ 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几内亚时参观中国援建的卷烟和火柴厂。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期间，花了很多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并一再指出：“不要以为非洲受几百年殖民统治就全都落后，非洲国家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学习。”
当时我国正在进行开发石油的大会战，为了借鉴人家的经验，周总理一路上非常留意参观炼油厂。他看到摩洛哥一家炼油厂设备先进，管理得很好，回国后就派石油部的总工程师专程前往考察。在加纳，他路经一家炼油厂时，主动要求参观，后来又将该厂的长处介绍给我国有关部门。在摩洛哥，周总理发现那里的桔子经过科学栽培，味道比我们的桔子好得多，回国后也派专人前往考察。
7 周总理的严格要求和外交部的调研风气
周总理自己抓外事调研一丝不苟，对外交部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强调外交干部要加强学习，努力钻研业务，成为熟悉情况的“活字典”。他提倡所有从事外事工作的人都要学一门外语，以便研究各国情况。他要求各单位经常积累有关各国的基础材料，制成卡片，不断补充。
他要求外交干部学会抓材料，要抓得恰当，抓得及时，不要多，但要有份量，要经过思考。特别要求大使们自己动手写调研报告，他说，动手写东西可以使你的思想得到发展，不写成套的东西，就不能在思想上有一个整理的过程。
总理强调，调研文章要开门见山，引人入胜，要有内容、有来源、有数字、有分析，有看法、有估计，要短而精，可以一题一分析。
周总理每次了解情况总要“刨根问底”。外交部的干部到他那里去，随时都要准备接受这种“考试”，常有负责干部由于答不上来而受到他的批评。
1971年8月20日，周总理向一些领导干部讲解当日的外交部声明，提到美国为了在联合国坚持制造“两个中国”而找20个国家开了一个会，他问一些与会同志，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各有哪些国家参加了这个会？被问者绝大多数答不上来。
周总理严肃地说：“我真有点恼火，你们报纸也不看，参考也不看，外交战线这样子不行啊。”接着，他一一说出了这些国家的名字，并指出，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在周总理那里开这样一次会，对大家教育有多深刻，是可想而知的。而在他主持外交工作的20多年中，这样的事例有很多。
在周总理的言传身教之下，当时在外交部确实形成了重视调研、认真抓调研的好风气。不少人注意苦练基本功，力争及时准确地掌握情况，详细地占有材料。许多同志身边备有小本本，随时记下与自己主管国家、地区或业务有关的基本情况和重要数字。在我们的干部队伍里，确实出现了一些熟悉情况的“活字典”，周总理十分重视这种人才。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必须大力加强调查研究。在这样的时刻，重温周总理关于外事调研的论述和实践，继承和发扬他所提倡的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文章转自“外交官说事儿”，原刊于郑锦炯、刘祺宝：《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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