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5月14日，2023年泰国大选拉开帷幕。这是后疫情时代泰国的第一次大选，自2014年军事政变以来，军人集团已在泰国执政9年之久，对泰国政党政治发展形成显著冲击。此次大选后，是由军人集团继续执政，还是由反对党变天，事关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政党政治作为泰国政治运作重要组成部分，在泰国持续的政治动荡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受到何种影响，将在今后发展中又将发挥何种作用？ 泰国政党政治发展以2006年政变为分水岭，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调整，泰国政党政治呈现出“泰式民主”的鲜明特征：非政党博弈方式占据主导地位，政党政治失去了总理人选的决定权、宪法修订的主动权以及国家政策的指导权。究其原因，“泰式民主”的回归植根于政治权力结构转型引发的“权力-利益”冲突与政治共识瓦解。在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保守阵营面临政治资源转化瓶颈，难以在以政党博弈为主的政治架构下获得与其政治资源相称的“权力-利益”地位，从而产生政治权力结构的持续张力，引发保守与变革冲突。未来，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将与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密切相关。这不取决于任何个体权威或政治派系的主观意志，而取决于包括保守派、地方豪强集团以及新兴资本集团等各派政治权力集团的彼此势力消长与利益取舍。 根据泰国选举委员会发布的最新结果，反对派政党“前进党”和“为泰党”在该国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和最大份额的普选票，军队支持的现任政府遭到重大挫败。但现行规则允许军方任命的参议院的250名成员投票选举总理，因此反对派政党能否成功组建下一届政府，以及未来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文章原刊于《东南亚研究》，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文｜周方冶
来源｜《东南亚研究》
▲ 泰国大选中斩获选票最多的两大反对党领袖分别为皮塔·林家伦和前总理他信之女贝东丹·西那瓦，两人均为80后，获得大量年轻选民支持。图源：互联网
21世纪以来，泰国先后于2006年与2014年发生两次军事政变，从而对政党政治发展形成显著冲击。近五年来泰国维护和平与秩序委员会推行的政治禁令，更是严重阻碍了政党政治的有序发展。尽管巴育总理（Prayut Chan-o-cha）于2019年初“还政于民”并举行大选，但2017年宪法对政党政治的限制性安排，却引起普遍质疑，再加上2018年新任陆军司令阿披腊（Apirat Kongsompong）关于“如果政局不稳，将不排除再次政变可能”的政治表态，更是使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蒙上阴影。那么，作为泰国政治运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党政治，究竟在泰国持续的政治动荡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受到何种影响，将在今后发展中发挥何种作用？这对于进一步理解和把握泰国政局走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政治权力集团的视角出发，立足于政治资源的“权力-利益”转化过程，探讨泰国政党政治面临的结构性瓶颈与发展前景。
“泰式民主”是20世纪60年代的泰国威权政府总理沙立（Sarit Thanarat）元帅提出的政治概念。对此，沙立曾形象地指出，“希望我们的民主能够像植物那样深深扎根于泰国的土地。它应当在风雨中茁壮成长。它应当长出香蕉、芒果、红毛丹、山竹和榴莲，而不是苹果、葡萄、枣子、李子或栗子。”其核心观念就是要坚持传统智慧，探索政治本土化发展道路，反对照搬照抄“西式民主”模式。1959年政变后，沙立政府指出，“导致此前政治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贸然将外来制度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而没有审慎准备，特别是没有正确考察我国国情以及国民的天性和特点。这就无可避免地引起了无序和混乱。回顾历史，不难看到我国在权威统治下运行得更好。这不是专制权威，而是能够团结国内所有要素的统一权威。与此相对，我国历史上的黑暗年代则深刻表明，如果缺少统一权威，各种要素就会趋于分裂，国家也将面临持续不断的灾祸。”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泰式民主”的理解日益分化，并被赋予更多内涵。一方面，对保守阵营而言，“泰式民主”很大程度上是泰国特色君主立宪体制的代名词，并充分体现了本土主义自豪感与传统主义自信心，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泰国成功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跨越式发展成就。对此，2014年政变上台的巴育政府在“还政于民”前强调指出，“民众应清醒认识到，真正的民主是保证社会安定，维护公共利益，以及保护民族、宗教与国王。”另一方面，崇尚西方道路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则通常将“泰式民主”视为专制独裁的修饰语，甚至斥责为权贵集团用以维护特权和压制人权要求的虚构谎言。不过，对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泰式民主”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价值观判定，仅是对政治现实的客观描述，以区别于西方国家的运作方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化发展，“泰式民主”已融入泰国政治生活各个方面。就政党政治而言，从政治权力集团视角来看，“泰式民主”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权力—利益”博弈过程中对政党载体的运用程度。如图2所示，政治权力集团进行国家资源分配竞争的过程中，通常会采取政党博弈和非政党博弈的两类方式。如果政治权力集团更多采取非政党博弈方式，例如政变夺权、非民选国会、司法干政等，那么泰国政党政治就更多表现为“泰式民主”，反之则更多表现为“西式民主”。
从最极端的情况看，泰国20世纪60年代的军人威权时期长期施行党禁，相关国家资源基本都是通过军政府的行政命令加以分配，因此在纯粹的“泰式民主”体制下，其实并不存在政党政治的生存空间。不过，通常情况下，泰国政治是介于纯粹的“泰式民主”与“西式民主”之间，从而使得政党政治的属性更多取决于图2中虚线位置是更加偏向左侧还是右侧。20世纪80年代的半民主时期，非民选总理掌握政治主动权，政党议员处于从属地位，政党博弈作用有限，因此总体上政党政治呈现“泰式民主”特征；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党议员政治影响力上升，特别是民选总理拥有宪法保障，再加上21世纪初泰爱泰党的强势崛起，使得泰国政党政治开始从“泰式民主”转变为“西式民主”。2014年军事政变后，军人集团组建了维护和平与秩序委员会，并以遴选方式成立国家立法会议，代行国会权柄，同时成立以巴育为内阁总理的临时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方式进行国家资源分配。由于施行党禁，因此在2014—2018年间，从政党政治层面来看，泰国遵循的是纯粹的“泰式民主”体制。2019年军人集团举行大选“还政于民”，但从2017年宪法及相关制度安排来看，政党博弈的作用范围受到显著约束，图2中虚线位置相较于他信执政时期更偏向右侧，非政党博弈对国家资源分配的影响力更大，从而使得政党政治呈现显著的“泰式民主”特征。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作为行政权的最高机构，政府内阁总理的职位归属具有显著的标志性意义。1992年宪法修正案出台前，泰国总理可以由非民选议员担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炳·廷素拉暖（Prem Tinnasulanon）。炳总理作为王室—保皇派与军人集团的政治代表，担任三届总理，两度连任，执政八年，每次都是以“局外人”接受各政党共同推举。“泰式民主”政党政治的非政党博弈方式，在政党拱手让出总理职位的过程中得到了直观体现。1992年的“五月流血”民主运动后，宪法规定泰国总理必须由民选众议员担任，从而标志着政党博弈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曾经被誉为“民主里程碑”的1997年宪法在第201条规定，内阁总理必须是众议员；在第202条规定，内阁总理必须得到众议院过半数议员支持；在第107条规定，众议院议员候选人必须在选举日之前连续90天以上隶属于同一政党。这就意味着，内阁总理的职位归属将完全取决于政党博弈，不仅要来自于政党，而且要得到多数政党支持，从而促成了图2中虚线位置左移。2006年政变后，保守阵营曾提出非民选议员担任总理的政治议题，但很快就在各派力量的抵制下出局。于是，2007年宪法延续了与1997年宪法相同的条款规定，仅是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如果任何总理候选人都未能赢得众议院过半数支持票，则由众议院议长提请国王任命得票最多的候选人担任总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政党博弈的技术手段，避免出现政治僵局。不过，由于2007年与2011年的两次大选中，代表新兴资本集团的他信派系都以明显优势胜出，并先后依托人民力量党和为泰党，相继推举前总理他信密友沙玛（Samak Sundaravej）、妹夫颂猜（Somchai Wongsawat）、幺妹英拉出任总理，使得保守阵营在2014年政变后，开始更多诉诸于非政党博弈方式，从而推动了图2中虚线位置右移。2017年宪法不再明确规定内阁总理必须由民选议员担任，并出台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总理推选办法。根据相关规定，各政党在众议院选举前，可以提交至多三名的总理候选人名单（第88条）；如果某一政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赢得5%以上议席，那么该政党提交名单上的总理候选人在获得10%以上众议员支持后，将成为正式的总理候选人；最后，通过众议院表决，获得全部500个议席半数以上支持的候选人当选总理（第159条）。由于相关规定在总理候选人资格问题上，并未限定是否要隶属于政党，从而为保守阵营的“局外人”效法炳当选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保守阵营为了限制政党博弈的影响力，还设置了环环相扣的过渡条款。其中，过渡条款第272条规定，依据2017年宪法产生首届国会后的五年内，将由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表决总理人选，而不是第159条规定的众议院表决；过渡条款第269条规定，依据2017年宪法产生的首届参议院，将由维护和平与秩序委员会负责遴选全部的250名参议员，其中包括陆军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最高司令、国防部次长、警察总监等六名法定参议员。这就意味着，根据众议院四年一届（第99条）与参议院五年一届（第109条）的相关规定，军人集团通过直接掌控参议院的非政党博弈方式，将在“还政于民”后至少在两届总理人选上拥有决定性政治优势。在两院联席会议的总理人选表决中，保守阵营支持的总理候选人将提前获得来自参议院的250席支持，仅要再争取众议院126席即25%的众议员支持即可胜出。与此相对，如果通过政党博弈方式争取总理职位，则需要在众议院争取多达376席即75%的众议员支持方可胜出。这对2006年以来空心化现象日益明显的掮客政党而言，存在显著难度。事实上，即使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他信派系，也仅是在巅峰时代的2005年大选中赢得过75%的众议院议席，此后在2007年与2011年大选中，所获议席占比分别为48.5%与53%。并且，保守阵营还针对他信派系的大党优势，在2017年宪法有关众议院选举的相关规定中采取了议席混合分配规则，使得任何政党所获议席理论上将与其得票率相一致，从而避免再次出现2005年大选中他信派系以61.2%的得票率获得75.4%议席的大党选举红利。虽然也存在其他政党与他信派系组建联合阵营的可能性，但从泰国掮客政党的行为逻辑来看，更有利可图的是与直接把持两院1/3议席的保守阵营结盟，不仅收益有保证，而且有助于规避保守阵营再次发动政变的非政党博弈风险。与此同时，2017年宪法过渡条款第272条规定，无论任何原因未能产生总理人选的情况下，不少于1/2的两院议员有权提请国会主席召开两院联席会议，并在不少于2/3两院议员支持下，废止原先生效的总理候选人名单，重新启动总理推选流程，原有的总理候选人可列入也可不列入新名单。面对政治僵局，2017年宪法选择流程重启的模式应对，而不是像2007年宪法那样直接选定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担任总理，很大程度上是为保守阵营提供非政党博弈的运作空间。首先在政治拉锯战的条件下，保守阵营的临时政府将继续把持国家权柄，相当于变相延长执政时间；其次有助于保守阵营安排更多“局外人”参与总理推选，特别是部分敏感的政治代表，将不必经过大选前的总理候选人名单公示，即可“插队”直接角逐总理宝座；再次是保守阵营将有更多缓冲空间来开展院外施压，特别是运用20世纪80年代的惯用策略，营造政变紧张氛围，以迫使中间力量就范。对政治权力集团而言，法律法规是用以划分彼此利益边界的重要方式，宪法在其中更具有提纲挈领的首要作用。因此，政治权力集团的“权力—利益”博弈结果，很大程度上直观体现为法律法规的立废增删，特别是宪法层面的相关条文修订。于是，泰国宪法修订规则变化情况，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理解和把握图2中虚线位置变化的重要窗口。从表1来看，如果就宪法修订议案的提请审议而言，相关限制条件并不严格，除了1991年宪法要求众议院或两院议员不少于1/3，其他版本的宪法都将要求降至不少于1/5，2007年宪法开始还增补了5万选民联名提起宪法修订议案的特别规定。相对于泰国5000万左右选民基数，5万选民的议案提请门槛可谓相当宽松。不过，虽然宪法修订在形式上启动程序并不困难，但要通过修宪达到调整利益边界甚至是权力结构的政治目标，却是相当艰难的博弈过程。
由于泰国各个宪法版本在参众两院议席的数量与产生办法以及宪法修订审议等方面的规定不尽相同，使得政党博弈与非政党博弈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呈现的“泰式民主”色彩也有所不同。具体来看，首先要把握泰国政治运作中的两个客观现象。第一个是任命制参议员的保守阵营属性。尽管在宪法起草过程中，参议员遴选任命制度被解释为保证参议员专业化与中立性的必要手段，但问题在于，从1991年宪法到2007年宪法再到2017年宪法，都是军人集团的政变产物，因此就本质而言，根本无从掩饰任命制参议员作为保守阵营政治代表的显著特征与客观必然。第二个是选举制参议员的政党属性。尽管在泰国宪法明文规定，参议员不得隶属于政党，从而形式上保证了参议员的政治独立性，但在选举过程中，由于参议员依托的选举网络与众议员选举基本重叠，使得当选参议员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众议员同根同源，成为非政党成员的政党代表。21世纪初的他信执政时期，他信派系的泰爱泰党不仅在众议院拥有绝对多数议席，并且与大多数参议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政治联系，从而引起保守阵营的强烈不满与联合抵制。基于上述两个认知，以通过政党博弈达成“不利于保守阵营”修宪目标的难易为判定标准，可以得到各版本宪法的“泰式民主”化程度差异如下：(1）1991年宪法呈现较强的“泰式民主”色彩。参众两院2/5议席是保守阵营遴选任命的参议员，因此保守阵营要阻止任何不利于己的修宪目标，仅需要获得1/6的众议院议席，就能保证修宪议案得不到1/2以上的两院议席赞成。这也就是为何在1997年宪法颁布前，虽有数次修宪，但始终未能改变20世纪90年代的泰国政治乱局，并最终引发1997年金融危机。(2）1997年宪法被誉为“民主里程碑”，基本不存在“泰式民主”色彩。参众两院都经由选举产生，因此修宪问题基本取决于政党博弈结果。事实上，2006年泰国之所以发生大规模的“反他信”政治运动，并最终引发政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信派系在2005年大选中史无前例地赢得了375个众议院议席，再加上与其关联紧密的参议院议席，使其有能力通过修宪达成任何政治意图，甚至将单极多元形态的政治权力结构制度化，并将保守阵营彻底边缘化（见图1）。(3）2007年宪法及2011年宪法修正案呈现较弱的“泰式民主”色彩。参议院有74席是保守阵营遴选任命的参议员，因此保守阵营在阻止不利于己的修宪目标时将会占据一定优势。不过，由于任命制参议员议席数仅占参众两院议席总数的11.7%与11.4%，因此在2011年大选后面对强势回归的他信派系，保守阵营在政党博弈方面依然表现得毫无招架之力。2013年英拉政府推动修宪议案，保守阵营被迫诉诸街头暴动与司法干政的方式才得以阻止，并最终演化为政治冲突与军事政变。(4）2017年宪法呈现很强的“泰式民主”色彩。参议院全部议席都是经由保守阵营遴选任命产生，特别是在军人集团“还政于民”后的首届参议院，任命制参议员的议席数从200席增加到250席，从而使保守阵营在参众两院拥有重要话语权。尽管从任命制参议员占两院议员总数的比例来看，似乎不及1991年宪法，但在宪法修订审议一读和三读程序中增补“必须获得参议院不少于现有议员1/3赞成方能通过”的条款规定，却使得在“不利于保守阵营”的修宪问题上，政党博弈彻底失去作用，根本不可能达成目标。作为较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泰国的国家资源分配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对政治权力集团而言，有效参与甚至主导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也就成为拓展利益边界，获取政治权力博弈红利的最直接方式。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保守阵营通过主导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制定与执行，曾经长期把持国家资源分配的指导权。不过，随着20世纪90年代步入全面民主化时期，民选政府对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开始更多取决于政党博弈，而不再遵从保守阵营主导的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21世纪初，随着新兴资本集团崛起，拥有众议院简单多数议席的他信派系开始全面主导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使得保守阵营在国家资源分配的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泰国在国家政策取向上形成了相互区别甚至彼此冲突的两条经济道路。其中，一条是由前国王拉玛九世提出的“充足经济”道路，得到了保守阵营的认可与支持；另一条是前总理他信奉行的“他信经济”道路，得到了新兴资本集团及农民群体的理解与拥护。由于他信派系在政党博弈方面拥有压倒性优势，使得“他信经济”道路在他信执政期间的国家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始终占据上风，从而引起保守阵营的强烈不满。2006年政变推翻他信政府后，保守阵营为保证通过非政党博弈获取的政治红利得到有效延续，特别将国家政策“应遵从充足经济哲学”明确写入2007年宪法第78条。不过，保守阵营此举并未取得明显成效。2011年他信派系的为泰党赢得大选胜利，他信幺妹英拉出任总理。尽管有宪法的原则性规定，但英拉政府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奉行的依然是“他信经济”道路，仅在表述与论证时冠上“充足经济”哲学的前缀词或修饰语。于是，2014年政变后，保守阵营试图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制度约束。为此，巴育政府一方面主导起草和颁布了《20年国家战略规划》，确立了有利于保守阵营的国家资源分配原则与方案；另一方面在2017年宪法第65条明确规定了国家战略的法定指导地位。与此同时，巴育政府还出台法律，设立国家战略委员会，负责监督“还政于民”后的国家战略落实情况。如果国家战略委员会认为民选政府的国家政策制定或执行“不符合”《20年国家战略规划》，将有权加以制止，并通过国家反腐败委员会追究主管领导的相关责任。根据相关规定，国家战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政府总理、众议院发言人、参议院发言人、副总理或内阁部长、国防部次长、最高司令、陆军司令、海军司令、空军司令、警察总监、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贸易委员会主席、工业联合会主席、旅游委员会主席、银行联合会主席等，从而切实保证了军人集团与曼谷政商集团的政治话语权，使得保守阵营不再需要通过政党博弈就能直接指导国家政策取向，构建更有利于自身的国家资源分配格局。
从2005年到2014年，泰国保守阵营在持续不断的政治冲突与社会动荡中，逐步推动了政党政治发展从“西式民主”到“泰式民主”的道路折返（见图1），曾在21世纪初的国家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博弈，经过2006年与2014年两次政变后，再次让位于非政党博弈方式（见图2）。如前文所述，从结构层面来看，泰国政党政治的“泰式民主”回归，根源在于政治权力结构转型引发的“权力—利益”冲突与政治共识瓦解。这一认知，有助于理解泰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但要把握前景趋势，还必须进一步理解政治权力集团的行为逻辑，特别是“政治资源转化—国家资源分配”的动态平衡过程。具体来看，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理解和把握：(一）“泰式民主”回归的直接原因，在于军人集团的国家资源分配能力持续下降，影响到政治资源的传统根基作为泰国保守阵营的核心组成部分，军人集团在推动“泰式民主”回归过程中，通过军事政变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尽管在1932年到2014年的近80年间，军人集团曾先后19次发动政变和12次成功夺权，但其高峰期主要集中在冷战期间，并且多数表现为军内派系的权力倾轧。随着冷战结束与民主观念传播，泰国军人集团在政变问题上面临的国内外压力都显著增加。近年来，作为军人集团的重要政治外援，泰国传统军事盟友美国对政变表达了强烈不满，甚至中止了军援项目，使得美泰关系落入谷底。那么，泰国军方为何要在1992年“五月流血”民主运动压力下退出政坛后，时隔15年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政变？最直接原因在于，军人集团在面对他信派系的政党博弈时，除非诉诸于军事政变，否则难以通过其他方式改变其在国家资源分配中能力持续下降的不利局势。对于政治权力集团而言，政治资源不仅是其藉以开展政治斗争，抢占权力地位，划定利益边界，获取国家资源分配的重要保证，更是其存在与发展的根本依托。因此，在图2所示“政治资源转化—国家资源分配”循环过程中，政治权力集团将会在政党博弈与非政党博弈的路径中选择最有效的政治资源转化方式，争取“国家资源分配>政治资源转化”的可持续增长结果，最不济也要保证两者持平。如果转化效率不足，长期呈现“国家资源分配<政治资源转化”的不利局势，那就有可能动摇政治权力集团的政治根基，进而在政治权力博弈中被边缘化。从构成来看，政治资源主要包括组织、话语与资金三方面要素。军人集团的政治资源中，最为核心的是等级森严且高度自治的武装部队组织，这也是其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方式开展非政党博弈的关键所在。相对于组织要素，军人集团在话语要素与资金要素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使其难以在政党博弈方面发挥作用。20世纪90年代，曾有部分军警高层人士投身政界，试图通过政党博弈为军人集团代言，但即使是被誉为“军中孔明”的前陆军司令差瓦立（Chawalit Yongchaiyut）上将，也仅出任总理不到一年就被迫下台，余者更不足论，根本无力为军方争取更多收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军方所惯用的冷战话语不合时宜，另一方面是缺乏市场化运作的资金来源，无力满足党内政治掮客的持续贿选需求。从图3可以相当直观地看到在政党博弈成为国家资源分配主导方式后，军人集团所面临的政治困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泰国军费开支的GDP占比呈现持续下行趋势。1997年宪法颁布前，军人集团依托参议院的遴选参议员——据统计，1991年任命的参议员中有154名为军警官员，占参议员总数的57%、两院议员总数的24%——尚能在小党林立的政治格局下对地方豪强集团主导的掮客政党形成一定制约，保证军费开支增长率略高于GDP增长率。但在2001年大选后，随着代表新兴资本集团的他信派系掌握了众议院，不再拥有任命制参议员支持的军人集团在国家资源分配中失去话语权，军费开支增长率不仅持续低于GDP增长率，而且在GDP中占比也降至历史最低点。
军费开支是泰国军人集团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后，曾经繁盛的军产体系遭受重创，使得军方预算外收入大幅下降。于是，军费开支也就成为他信派系压制军人集团的有效手段，每年不到2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根本不足以满足泰国多达40万武装力量的日常开销，更遑论建设发展。如果期望获得更多财政拨款，军人集团就必须做出政治让步，甚至是有可能动摇根基的关键让步。其中，最显著的是他信执政期间，曾介入泰国军方的人事任免，不仅将其堂兄猜西特（Chaiyasit Shinawatra）推上陆军司令宝座，而且将他信在军官预备役学校第10期的同窗好友相继提拔安插到军方领导岗位。他信执政期间，军人集团参与国家资源分配能力持续下降，从削减军费开支，到丧失传统人事自主权，再到剥离泰南地方管辖权，很大程度上陷入“国家资源分配<政治资源转化”的不利局面。事实上，如果军人集团未能在2006年的“反他信”运动中政变夺权，那么，随着他信派系在2005年大选后“一党独大”格局的巩固与发展，军人集团必将在政治权力博弈中被彻底边缘化，甚至失去长期以来的政治独立地位，成为新兴资本集团的依附力量。(二）“泰式民主”回归的前提条件，在于保守阵营的联盟有效运作，以及各派力量对政治权力结构的共识瓦解对于在政治上高度自治，并且直接掌握全国武装力量，特别是首都卫戍部队指挥权的军人集团而言，发动政变是驾轻就熟的政治举措；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变是否成功就不再是军人集团单方面所能决定的，还必须得到王室—保皇派及曼谷政商集团的理解与认可。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两次针对时任总理炳的政变夺权，但都在拉玛九世的干涉下功亏一篑，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王室—保皇派与军人集团在政治联盟中主从关系的倒置重构，改变了1932年民主革命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军人集团政治主导地位。
如图4所示，保守阵营在20世纪中后期寡头自律形态的政治权力结构下（见图1），通过权力博弈的政治磨合形成了“军人集团——王室—保皇派——曼谷政商集团”“铁三角”联盟。由于王室—保皇派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因此也被学者形象地称为“网络君主制”体系。其中，以前总理炳为主席的枢密院发挥了关键性的政治枢纽作用。枢密院在宪法上是国王的咨询机构，秉承国王意志开展工作。作为拉玛九世最信任的政治领袖，炳在枢密院主席位置上承担着沟通各方力量的国王代言人角色。2016年拉玛九世驾崩后，炳曾出任摄政王，代行国王权柄，为拉玛十世继位保驾护航。作为前陆军司令，炳长期以来都扮演着军人集团的庇护者角色，素拉育（Surayud Chulanont）与甲楞斋（Chalermchai Sitthisart）等炳的政治嫡系更是先后出任陆军司令要职，并在卸任后相继出任枢密院大臣，成为王室—保皇派与军人集团进行政治勾兑的重要纽带。与此同时，枢密院大臣通常会在泰国各大财团兼任董事会成员，从而有效嵌入财阀们通过联姻与相互持股构建的关系网络，成为王室—保皇派与曼谷政商集团开展政治互动的关键节点。保守阵营的“铁三角”联盟有效弥补了军人集团在政治资源方面的话语要素与资金要素短板，从而构筑了保守阵营在非政党博弈层面的传统优势。特别是在21世纪初的政治斗争中，拉玛九世倡导的“充足经济”哲学，更是为保守阵营提供了直接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方式开展政治权力博弈的正当性——旨在对发展道路的“拨乱反正”。不过，尽管保守阵营在政治资源方面的传统优势有助于政变成功夺权，但要进一步推动国家资源分配的体制机制改革，促成图2中虚线右移，还必须得到更多政治权力集团的认可与支持，否则很难达成目的。例如，1992年，军人领袖素金达（Suchinda Khraprayun）出任非民选总理，结果引发城市中产阶级的“五月流血”民主运动，最终军方被迫退出政治权力核心圈层；又如，2007年，泰国军方试图废止总理必须来自民选议员的宪法条款，结果引发各派力量一致反对，最终新宪法在重返“泰式民主”目标上取得进展相当有限。相较于前两次政变后并不成功的政治体制机制改革，2014年政变后长达5年的军人总理掌权，以及2017年宪法重返“泰式民主”的框架建构，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持续冲突导致的社会分化与共识瓦解，特别是反他信阵营“黄衫军”与挺他信阵营“红衫军”在造成大量伤亡的街头运动中形成的深刻政治裂痕（见图4）。诚然，在“红黄冲突”持续升级过程中，保守阵营发挥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特别是军方驱散集会以及王室成员公开表态，都存在明显倾向性，不仅无助于促和维稳，反而进一步激化了政治矛盾。但是，“红黄冲突”的长期化与扩大化，根源还在于“政治资源转化—国家资源分配”失衡引起城市中产阶级与地方豪强集团的结构性危机意识与不满情绪。从体制机制来看，1997年宪法框架下以政党博弈为主导的国家资源分配方式，原本对地方豪强集团与城市中产阶级最为有利。因为，作为政党博弈的关键政治资源，基层选票主要掌握在地方豪强集团与城市中产阶级手中。其中，城市中产阶级拥有大约三成选票，多数是城市中产阶级的本群体选民，并主要集中在首都曼谷地区，此外通过社会主流媒体的宣传和引导，也掌握着少部分曼谷周边及外府主城区知识精英的选票资源。地方豪强集团则长期把持着六成以上选票，特别是外府农村中下层选民，更是在传统庇护制体系下，成为当地政治掮客籍以在权力博弈中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虽然保守阵营拥有强势的非政党博弈的政治资源，但其影响力主要集中在中央层面与曼谷地区，很少与底层农民群体直接交流，从而在政党博弈过程中，长期以来都要依托地方豪强集团与农民群体进行沟通。尽管被誉为“农业国王”的拉玛九世在农民群体中拥有深厚的传统权威，并对地方豪强集团的贿选与腐败问题存在深刻不满，但依然要与后者保持政治合作甚至是共生关系，其目的就在于保证政治资源的有效转化。不过，随着新兴资本集团的强势崛起，曾经有利于城市中产阶级与地方豪强集团的基层选票归属格局发生了结构性改变。他信派系的民粹主义路线，使得农民群体的中下层选票开始大规模转向新兴资本集团，从而使地方豪强集团在政党博弈中的竞争力显著下降。他信派系的政治版图拓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地方豪强集团的压制、兼并与瓦解过程。相较于地方豪强集团，城市中产阶级在选票资源上的损失相对有限，但参与国家资源分配的能力下降却更为明显。地方豪强集团从来都是派系林立，在掮客政党运作模式下缺乏凝聚力，使得城市中产阶级在政党博弈时，很容易以小博大，通过平衡策略获取更大的国家资源分配话语权，但在面对他信派系“赢家通吃”的压倒性优势时，城市中产阶级选票有限的短板就变得显而易见，甚至连最基本的三成选票话语权都难以得到保证。作为新兴政治力量，新兴资本集团的政治资源优势不仅在于充裕的资金要素，更在于区别于原有政治权力集团的“政治资源转化—国家资源分配”模式，从而在话语要素与组织要素方面占据先机。如前所述，国家资源主要分为三类。通常情况下，传统政治权力集团进行分配的国家资源主要是前两类，基本都属于存量资源分配。于是，在自上而下进行层层分配之后，位于权力结构最边缘（见图1）和权力关系最底层（见图4）的农民群体所获国家资源长期以来都是入不敷出，难以满足其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对此，传统政治权力集团已经习以为常，甚至理所当然地将农民群体视为缺乏自主意识的政治依附力量。但是，新兴资本集团却通过改变国家资源分配模式，推动了农民群体的政治意识觉醒，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以“红衫军”为代表的政治联盟关系（见图4）。分配模式改变的关键在于引入第三类市场增量资源，使得新兴资本集团能在市场化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更丰厚的增量回报，从而有可能将更多的存量国家资源直接分配给农民群体。前总理他信执政期间，泰国政府推动了以“30泰铢治百病”、“乡村发展基金计划”、“一村一特产计划”、“贫者有其屋计划”等为代表的大规模扶贫开发项目，切实改善了农民群体的生活水平与生产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经费拨付与项目落实，曾经形同散沙的农民群体开始形成新的合作网络、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政治诉求，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生存状态，要求更多地分享国家发展红利。新兴资本集团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有效的基层动员和组织能力，并进一步完善了“他信经济”的话语表达。
对于城市中产阶级与地方豪强集团而言，无论是坚持政党博弈为主导，还是默认非政党博弈为主导，都是相当艰难的政治选择。前者要面对新兴资本集团的政治压力，连续四次的众议院选举反复证明，新兴资本集团—农民群体的政治联盟拥有压倒性的政治优势（见表2），使得城市中产阶级与地方豪强集团不仅被迫退出政治权力核心，而且存在进一步被边缘化的可能性（见图1）。后者则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放弃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斗争成果，重返更有利于保守阵营的“泰式民主”体制。2006年政变后，城市中产阶级与地方豪强集团在两难选择中采取了有限让步，使得保守阵营部分实现了“泰式民主”改革目标（见表1），如图2所示虚线开始右移。随后的2007年与2011年选举，以及红衫军在街头运动中所展现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以及强烈的政治诉求，促使城市中产阶级与地方豪强集团最终放弃了对政党博弈的长期共识，转而支持以非政党博弈方式对新兴资本集团—农民群体的政治联盟进行有效压制，以避免新兴资本集团主导下的单极多元形态格局进一步巩固（见图1）。(三）“泰式民主”回归的重要保证，在于官僚集团的非政治化运作，为政治改革提供了相对有序的社会经济环境作为1932年民主革命的两大政治力量，文官集团与军人集团曾进行过长期的权力博弈，并在二战后一度掌握了泰国政治主导权。不过，随着冷战开始，军人集团在美国支持下重新掌权，而文官集团则被迫退出泰国政坛，并转型成为非政治化的官僚集团。20世纪中后期以来，泰国一直都被誉为“不粘锅”，即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变化，都不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官僚集团相对独立的非政治化运作，使其在行政执行权的行使过程中，拥有较高的自主性与自由裁量权，从而有助于降低权力核心圈层调整的不确定性外溢。2014年政变夺权后，军人集团之所以拥有长达五年的相对稳定环境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促成政党政治重返“泰式民主”，除了军方武力威慑与国王政治背书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官僚集团在国家治理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尽管官僚集团作为群体而言是非政治化的，并不直接参与政治权力博弈，但是，构成政治权力集团的社会聚合体普遍存在重叠现象，为数不少的官僚集团成员同时也归属城市中产阶级，并对“泰式民主”持不同意见。于是，军人集团为保证官僚集团的非政治化运作，采取了“打拉结合”的政治策略。一方面，军人集团运用行政与司法手段，特别是国家反腐败委员会，对官僚集团进行定点清洗。为此，巴育总理甚至动用临时宪法第44条赋予的临机专断权，越过司法程序直接将涉案官员停职查办。另一方面，军人集团依托长期以来构建的传统庇护制网络，通过中高层技术官僚的节点作用，进一步加强官僚集团对军人集团的政治依附关系（见图4）。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通过国防学院的国防课程培训班建构的军政商庇护制关系网。20世纪50年代，军人领袖披汶·颂堪创办国防课程培训班（简称国防班），旨在加强军政双方中高层的相互理解与支持。根据规定，国防班学员是中高层的军警（上校以上部门指挥官）与公务员（厅局级以上部门主管）。学员们在为期一年的课程培训中，通过小组讨论、海外调研、定期聚餐等方式，构建互信互惠的私人情谊与部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庇护制关系。如果有学员晋升军政顶层要员，还会进一步编织跨部门的政治派系。80年代末，为顺应政治多元化趋势，军人集团增设了国家与私人部门联合国防课程培训班（简称联合班），其学员除了传统的中高层军警与公务员，还接纳商界精英，通常是各行业的领袖人物或豪门新生代。据统计，巴育政府内阁全部36名成员中，至少有22人曾参加过国防班或联合班，占比超过60%，并且其中有不少内阁成员还是同期学员。此外，值得留意的是，除了内阁成员本人之外，其亲朋好友也有可能是课程培训班的庇护制关系的网络节点。例如，巴育总理夫人娜拉蓬女士（Naraporn Chan-o-cha）曾是国防班2003年第46期学员，同期学员中就包括巴育内阁的内政部长阿努蓬（Anupong Paochinda）、交通部长阿空（Akhom Toemphitthayaphisit），以及副总理巴威（Prawit Wongsuwan）的政治顾问塔威（Tawin Pleansri），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巩固巴育政府的关系网络。
从短期来看，泰国政治权力结构在2017年宪法的“泰式民主”政党政治影响下，有可能形成保守阵营占据核心圈层主导地位的多元衡平形态（见图5）。但是，由于2017年宪法的共识基础相对薄弱，更多是保守阵营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方式建构的政治架构，因此F阶段存在明显的过渡性特征。从中长期来看，泰国或将在下一阶段形成更为稳定的多元衡平形态。
一条是从F阶段直接过渡到G阶段，各派政治权力集团在2017年宪法框架下，通过修宪等方式协商达成权力地位交替与利益边界划分，非政党博弈得到一定约束，政党政治的“泰式民主”色彩也有所下降。这一路径相对较为平稳缓和，将有利于避免社会经济动荡。另一条是从F阶段重返E阶段，再直接转型到G阶段。这一路径意味着反他信与挺他信阵营的再次冲突，以及新一轮的军事政变与街头运动；但是，这也意味着非政党博弈得到有效遏制，政党政治也将从根本上摆脱“泰式民主”的体制束缚。泰国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将与政治权力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密切相关。这不取决于任何个体权威或政治派系的主观意志，而取决于各派政治权力集团的彼此势力消长与利益取舍，特别是在“政治资源转化-国家资源分配”过程中的竞争力变化。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作为F阶段政治权力结构核心圈层主导力量，保守阵营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政治转型的路径选择与政党政治的发展前景。目前来看，保守阵营正在进行积极调适，试图更好契合政党博弈的政治资源转化，但从中长期来看，由于对第一类国家资源分配过度依赖，保守阵营将很难避免政治资源的相对衰退。如果衰退进程平缓，将有助于保守阵营接受相对平和的协商路径，推进政党政治稳步摆脱“泰式民主”色彩；但是，如果衰退进程加剧，甚至出现坍塌式的“权力—利益”边缘化，就有可能引发冲突路径。军人集团从2006年以来，不仅积极夯实政治资源，而且努力增强政党博弈的政治资源转化能力。从政治资源来看，军人集团通过修订《国防部组织法》，强化对人事自主权的制度化建设，巩固组织要素；通过增加军费开支，接管国有企事业部门，缓和资金要素压力；通过倡导核心价值观，填补话语要素短板。与此同时，军人集团还赋予内部安全执行指挥部（Internal Security Operations Command，简称ISOC）更多非传统安全职能，试图建构军人集团与农民群体的直接沟通渠道，籍以改变长期以来依托地方豪强集团的政治资源间接转化方式。目前来看，过去主要负责反共的内部安全执行指挥部，现在更多承担扫毒打黑、环境保护、抢险救灾、扶贫开发、维稳促和等新职能，甚至承担起2019年大选规则的宣传工作，从而成为军人集团在基层进行政治动员与组织的重要渠道。不过，军人集团在“政治资源转化—国家资源分配”过程中的根本瓶颈，在于其对第一类国家资源的高度依赖。从世界银行数据来看，军人集团政变夺权后，泰国军费开支从2005年的19.8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63.3亿美元，年均增幅高达18%。2018年，巴育政府的国家安全开支高达2740亿泰铢（约合85.6亿美元），并试图将2019年国家安全预算进一步增加到3291亿泰铢（约合102.8亿美元），从而引起各派政治力量强烈不满。由于军人集团很难像新兴资本集团那样从第三类市场增量资源中获取收益，因此在经济道路选择方面始终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采取保守化政策，那么在国家资源呈现存量分配的情况下，军人集团既要保证本群体的可持续收益增长，又要以民粹主义的福利政策争取中下层选民支持，瓦解新兴资本集团—农民群体的政治联盟，那就很可能影响到其他政治权力集团，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与地方豪强集团的国家资源分配，从而使其从“反他信”转而“反巴育”。事实上，近年来巴育政府推出的低收入群体福利卡政策，以及针对中下层民众的各类补贴项目，已引起城市精英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如果扎实推进“泰国4.0”改革开放政策，那么在增量发展过程中，获取红利最多的将是新兴资本集团，而不是军人集团。这就意味着，改革开放政策越成功，军人集团的政治资源增长速度与新兴资本集团的差距就越明显，从而使其难以避免政治竞争力相对衰落的必然前景。作为军人集团的长期政治盟友，王室—保皇派的政治衰落可能更为明显。尽管拉玛十世顺利继位，从而避免了曾经引起普遍担忧的王位更迭风险，但从政治资源来看，以拉玛九世普密蓬（Phumiphon Adunyadet）的个人魅力与权威为基础构建的保守意识形态话语权，却很难有效传承。于是，为弥补话语要素的政治资源衰退，拉玛十世近年来通过废止枢密院摄政王任命权、收回王室财产局管理权、掌控近卫部队指挥权等政治举措，着力巩固政治资源的组织要素与资金要素，并举办各类庆典活动，试图强化尊王观念。不过，总体来看，王室—保皇派难掩颓势，2019年5月的国王加冕仪式，很可能成为后普密蓬时代的王室—保皇派影响力全面衰退的历史节点。相对而言，曼谷政商集团的调适能力较强，不仅能有效获取第二类国家资源的分配收益，而且在一定情况下，也能从第三类市场增量资源中获取收益。事实上，以正大集团为代表的传统财阀，其全球化拓展与产业升级创新的前进步伐从未停顿，从而始终能在“政治资源转化—国家资源分配”过程中获得可持续的充裕资源。更重要的是，曼谷政商集团作为资金要素的提供者，将比军人集团的组织要素与王室—保皇派的话语要素更具有通用性，有助于在政党博弈框架下与地方豪强集团相结合，形成更强的政治竞争力，从而保证其在核心圈层的政治话语权。2019年大选前，保守阵营扶持的公民力量党（Palang Pracharath Party）在竞选筹资晚宴上一次性募集资金高达6亿泰铢（约合1.2亿人民币），其中相当部分来自曼谷政商集团的政治献金。作为联接保守阵营与农民群体的传统枢纽，地方豪强集团面临新兴资本集团的替代性压力，但是泰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农村地区根深蒂固的庇护制体系，为地方豪强集团延续政治影响力提供了充裕的生存空间。2006年以来，随着他信派系在保守阵营打压下的版图收缩，地方豪强集团开始收复更多的政治话语权。曾经在他信执政期间被泰爱泰党兼并的中小政党，相继脱离他信派系，再次成为掮客政党。目前来看，即使是他信派系主导的为泰党，新兴资本集团与地方豪强集团也开始由主从依附更多地转变为对等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保守阵营与地方豪强集团的政治互动也明显加强。巴育政府为在2019年大选后促成巴育以非民选议员身份连任总理，专门扶持组建了地方豪强集团的公民力量党，并由巴育政府工业部长乌塔玛（Uttama Savanayana）出任党魁，科技部长素维特（Suvit Maesincee）出任副党魁，商业部长宋提腊特（Sontirat Sontijirawong）出任秘书长，总理府部长孔博萨克（Kobsak Pootralkool）出任政党发言人。公民力量党还通过政治掮客，从其他政党挖角拥有选票资源的地方政客。例如，以前交通部长素里雅（Suriya Jungrungreangkij）为首的三友派系（The Sam Mitr）就为公民力量党从为泰党、民主党等挖角了70多名地方政客。值得留意的是，地方豪强集团当前正处于代际更迭的发展阶段。以前总理班汉（Banharn Silpa-archa）为代表的旧时代地方政客开始相继退出政治舞台，从而为新生代腾出发展空间。作为班汉的政治接班人，其女坎查娜（Kanchana Silpa-archa）继承了班汉在素攀武里府的政治遗产，出任泰国发展党（Chartthaipattana Party）党魁，并与2006年政变军人领袖颂提（Sonthi Boonyaratglin）结为政治同盟，试图在公民力量党与为泰党竞争的狭缝中获取更多政治收益。另一位颇具代表性的是春武里府的地方教父“甘南泊”（Kamnan Poh）颂猜（Somchai Khunpluem）的政治接班人颂塔亚（Sontaya Kunplome）。作为春武里府力量党（Phalang Chon Party）党魁，颂塔亚接管了父亲颂猜的政治资源，并以此为筹码与巴育政府勾兑，不仅使得因谋杀罪入狱服刑的颂猜获得假释，并且为四弟伊提蓬（Ittipol Khunplome）谋取了旅游与体育部长助理职位。至于颂塔亚本人，先是担任巴育总理的政治事务顾问，而后通过巴育动用临时宪法第44条的临机专断权，获得了帕塔雅市长职位。作为泰国政治权力结构的新兴力量，新兴资本集团还将在相当长时期内持续处于上升通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兴资本集团的高度市场化与全球化水平，从而能在第三类市场增量资源中获取更多收益，使其在“政治资源转化—国家资源分配”过程中始终保持相对优势地位。如果“泰国4.0”有序推进，那么新兴资本集团的政治资源增速还将进一步提升。因此，无论保守阵营如何进行制度化布局，新兴资本集团重返权力核心圈层都是大概率事件。不过，新兴资本集团的回归之路却并不确定，如果在“权力—利益”诉求方面相对自律，就有可能走上协商路径，反之则很可能引发冲突路径。新兴资本集团在过去20年的强势崛起，最直接地体现为他信派系的政治成就。从民选连任总理他信，到他信密友沙玛，到他信妹夫颂猜，再到他信幺妹英拉，他信派系已先后产生了4位总理。从目前来看，他信派系的为泰党，以及防范为泰党被强制解散风险而设置的为国党（Pheu Chart Party）、为德党（Pheu Tham Party）、泰保国党（Thai Raksa Chart Party）等后备党，依然掌握着泰国半数以上的中下层选票，即使在政党政治的“泰式民主”框架下，也将拥有重要话语权。尽管他信与英拉兄妹在军事政变后长期流亡海外，他信二妹、前总理颂猜的夫人、政治派系汪布班“Wang Bua Ban”领导人瑶瓦帕（Yaowapa Wongsawat Shinawatra）也在巴育政府压力下退出政坛，但是，随着他信儿子潘通帖（Panthongtae Shinawatra）加入为泰党，他信派系的新生代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新兴资本集团的代际竞争力。此外，值得留意的是，新兴资本集团除他信派系之外，也在形成新的政治派系。例如，泰国三友集团（Summit）继承人、社交媒体“网红”政治家塔纳通（Thanathorn Jungrungreangkit）创建未来前进党（Future Forward Party），正以新生代选民为支点，试图通过政党博弈，成为泰国政坛除保守阵营与他信派系之外的第三方势力。不过，相较于久经磨砺的前总理他信，塔纳通在政治上显得年轻气盛，甚至将动摇军人集团根基的裁军目标直接列为竞选纲领。从政治权力结构调整来看，新兴资本集团新生代力量的形成与发展，有可能成为引发冲突路径的不确定因素。*文章原载《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2期。限于篇幅，有所删节。
作者：周方冶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东亚社会与政治转型、泰国政治现代化转型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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