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自去年以来，因北科索沃的塞族自治问题，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近期，科索沃当局在投票率仅有3%的情况下任命阿尔巴尼亚族市长，导致塞族与北约部队和科索沃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并引发塞尔维亚方面的强烈反应。自从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以来，传统的“巴尔干火药桶”一直未能完全熄灭。2008年科索沃独立，但塞尔维亚一直拒绝承认，尽管欧盟不懈努力，利用“欧洲化”和入盟谈判来撬动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让步，却从未让塞尔维亚彻底改变立场。 本文描述了欧盟在缓和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关系所扮演的角色，分析了塞尔维亚对科索沃政策转变的内在原因。以往人们将转变归功于欧盟的变革力量：通过加入欧盟，像塞尔维亚这样的受援国就会采用欧盟价值观和标准法则，从而实现通常意义的“欧洲化”。但本文认为，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政策转变并不代表塞尔维亚发生了身份认同和规范价值体系的“欧洲化”，而是一种给予实际物质考虑的政策上的“欧洲化”。文章指出，欧盟曾采取了许多激励政策，都无法软化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政府的对抗立场，直到把与科索沃的关系进展作为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交换条件，才迫使其让步。关键原因在于，当科索沃问题成为焦点时，恰逢塞尔维亚经济严重衰退的时期，民众和精英意识到，留住科索沃的努力反而会推迟欧盟的资助，影响经济复苏。但也恰恰是因为欧盟设定了条件，并把获得成员国资格的激励措施作为一种工具，才促使塞尔维亚反过来也将科索沃政策当作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因此，塞尔维亚尽管在政策上作了让步，却从未愿意在主权问题立场上做出根本性转变。 巴尔干问题向来被欧洲精英视为关乎欧洲安全的大问题。俄乌冲突爆发后，塞尔维亚在俄乌问题上采取了更为平衡的立场，也更不愿意在科索沃问题上向偏袒科索沃的欧美让步，凸显过去以经济为主要筹码的“欧洲化”的失败。随着欧盟自身经济持续经历寒冬，欧盟在欧洲地缘政治中的领导作用必将进一步弱化，巴尔干地区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将随之增加。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文｜Spyros Economides; James Ker-Lindsay
翻译｜Ahsen
来源｜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 当地时间2023年5月29日，科索沃兹韦钱，北约的驻科索沃部队与塞族抗议者发生冲突。图源：澎湃
有人认为，塞尔维亚仍然是最不情愿的欧洲化者之一，在关于欧洲化的研究中被长期忽视。当然，欧盟和塞尔维亚的关系始终很艰难。过去多年来，紧张关系集中在塞尔维亚缺乏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简称ICTY）的合作。然而，自2008年2月科索沃宣布独立以后，对这一事件的深刻分歧对欧洲和塞尔维亚的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导致了塞尔维亚与欧盟之间的一系列对抗。情况从2011年突然开始好转。在欧盟对外事务部（the EU's External Action Service）的主持下，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于2011年3月8日开启对话。会谈第一阶段的主要重点是在三个关键目标上达成协议：改善人民的生活，在巴尔干地区实现更好的合作，使该区域朝着更接近欧盟的方向发展。这促成了关于交换地籍记录、相互承认文凭、整合边境/边界管理机制（IBM）以及允许科索沃参加区域组织会议的协议。接下来，欧盟将注意力转向更广泛的政治问题，包括科索沃北部塞族社群的融入问题，这些社群坚决不承认普里什蒂纳的权威。2013年4月，双方在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的监督下草签了共有14点的“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份协议”（a 14-point ‘First Agreement of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除了建立一个塞族自治市协会，该协议还规定，科索沃的塞族警察和法院将被纳入科索沃的治理结构。该协议在国际上受到广泛赞誉，其意义在于它有效地结束了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瓜分企图。同样，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承诺不再阻碍对方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意味着塞尔维亚接受了科索沃独立加入欧盟的选择。也许最重要的是，随着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关系的稳步正常化，欧盟也为塞尔维亚的加入打开了谈判的大门。这些谈判于2014年1月21日正式开始。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政策为何会发生这样的重大转变？学术界和政策界主要将其归功于欧盟的“拉动力”以及相关的欧洲化理论，即“受援国”采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价值观、标准、做法和程序，从而成为“欧洲人”。这一假设认为，加入欧盟的前景可以激励塞尔维亚的政治精英——尤其是被描述为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政府——软化对科索沃的接触立场并启动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理解并欣赏欧洲关于和解的价值观。正如《欧盟委员会扩大战略报告》（Enlargement Strategy Repor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所述：“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在2013年4月达成的历史性协议进一步证明了欧盟观点的力量及其在治愈历史深层伤痕方面的作用。”然而，“欧洲化”理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这些变化？显然，人们普遍认为欧盟具有“变革性力量”，凭借其价值、身份和物质财富——欧盟的“权力”——足以让有资格加入的国家发生根本性的行为变化。然而，把欧盟的变革力量，与塞尔维亚对科索沃态度的变化以，及塞尔维亚更普遍的欧洲化进程联系起来，这是否正确？本文认为，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政策转变是实际上是给予物质方面的考虑，而不是身份认同和规范价值体系的内在变化。如果这是欧洲化，也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欧洲化过程。相反，它更像是一种政策的欧洲化。借鉴乌利齐·塞德尔迈尔（Ulrich Sedelmeier）的概念，这一进程最好被描述为“加入欧盟前的欧洲化”。
在过去的20年里，塞尔维亚与欧盟的关系一直很艰难。导致南斯拉夫解体的一系列战争让塞尔维亚被国际社会孤立。1999年，为了结束科索沃的冲突，许多欧盟成员国在北约对塞尔维亚发动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0年10月，米洛舍维奇 (Slobodan Milošević，译注：时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 被赶下台，塞尔维亚和欧盟因此迅速和解。然而，随着2003年4月塞尔维亚总理金吉奇（Zoran Djindić）遇刺身亡，对塞尔维亚即将推进欧盟一体化的乐观情绪遭到了严重打击。此后，塞尔维亚和欧盟的关系未能取得预期的进展。尽管欧盟理事会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欧洲伙伴关系（European Partnership），但仍然担忧塞尔维亚内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民主化、司法改革、犯罪、少数民族权利等。最重要的是，塞尔维亚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之间的缺乏合作，以及科索沃地位问题陷入的僵局，都成了塞尔维亚融入欧洲的关键阻碍。2005年末，联合国宣布就科索沃的未来地位进行会谈。尽管塞尔维亚强烈反对，但在美国和一些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支持下，会谈很显然会导致科索沃获得某种形式的国家地位。塞尔维亚转而寻求俄罗斯的帮助，特别是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尽管塞尔维亚政府的高级联盟伙伴、总统鲍里斯·塔迪奇（Boris Tadić）的民主党（简称DS）发誓要继续捍卫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主权，但它仍希望与欧盟保持良好关系，并强烈期望加入欧盟。相比之下，联合政府中的次级伙伴、由总理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领导的塞尔维亚民主党（简称DSS）和主要反对党塞尔维亚激进党（简称SRS）对欧盟的敌意越来越大，他们认为欧盟是确保科索沃独立的最前线势力。因此，自2007年底，塞尔维亚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开始越来越多地受科索沃问题影响。2008年2月17日，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许多欧盟国家迅速承认了这个新国家。然而，有欧盟的五个成员——塞浦路斯、希腊、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西班牙——拒绝承认。成员国之间的这一巨大分歧，意味着欧盟不能将承认科索沃作为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条件。然而，由于大多数国家都承认科索沃的独立，被更新的欧洲伙伴关系条款呼吁塞尔维亚“在与科索沃有关的问题上进行建设性合作”。塞尔维亚则选择发动一场运动捍卫其对科索沃的领土要求。虽然武力不被允许使用，但塞尔维亚政府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广泛的游说活动，旨在阻止其他国家承认科索沃，并阻止科索沃加入各种国际组织。▲ 欧盟在科索沃独立问题上的分歧。深绿色：承认科索沃的欧盟国家；浅绿色：不承认科索沃的欧盟国家；蓝色：承认科索沃的非欧盟国家；黄色：不承认科索沃的非欧盟国家。图源：互联网。就在科索沃宣布独立的几周后，塞尔维亚举行了议会选举。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关于科索沃与欧盟一体化的公投。虽然DS在其竞选中选择了亲欧立场，但DSS和SRS则采取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路线。为了确保民主党的胜利，欧盟与塞尔维亚签署了《稳定与结盟协议》（Stabilisation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简称SAA），尽管如此，该协议被立即冻结，直到塞尔维亚被认为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充分合作以后才生效。正如时任欧盟扩大专员奥利·雷恩（Olli Rehn）所解释的那样：“我们不希望塞尔维亚放弃融入欧洲……《稳定与结盟协议》将是欧盟致力于实现塞尔维亚的欧洲未来的一个强烈信号”。然而，民主党后来的胜利并没有改变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塞尔维亚没有像许多人期待的那样更亲近欧洲，而是通过与俄罗斯和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阻止科索沃获得联合国会员国资格。外界认为，这表明塞尔维亚并不积极加入欧盟。2014年11月，一位塞尔维亚高级部长曾表示，对于民主党政府来说，按照某种形式的“新铁托主义”来建立与非西方国家的关系，实际上成为比加入欧盟更优先的事项。尽管科索沃总理曾自信地宣称，到2008年底，科索沃将被100个国家承认，然而截至当年12月，承认科索沃的国家只有52个。欧盟和塞尔维亚的关系最低点，是塞尔维亚决定将科索沃的独立宣言提交给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简称ICJ）时。这违背了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的许多欧盟成员国明确表达的意愿。尽管如此，欧盟仍然坚持鼓励塞尔维亚加入的政策。2008年9月，只有荷兰反对解冻SAA，它要求塞尔维亚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充分合作。2009年12月，欧盟同意取消对塞尔维亚公民前往欧盟地区的旅行签证限制，停留时间不超过90天。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缓和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立场。2009年12月22日，尽管科索沃问题仍让双方关系紧张，塞尔维亚还是提交了加入欧盟的申请。2010年7月22日，国际法院就科索沃的独立宣言发表了咨询意见。它没有明确表示科索沃的国家地位是否合法，而只是说，除非另有规定（例如安全理事会决议），一般国际法没有规定宣布独立是非法的。双方都将此解读为一场胜利。普里什蒂纳及其支持者认为，这将导致更多对科索沃的承认；然而，塞尔维亚宣布，它不仅将继续反对科索沃的独立，而且还将寻求一项新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来对科索沃的地位进行重新谈判。欧盟内部的科索沃支持者对塞尔维亚的这一呼吁相当愤怒。他们希望塞尔维亚接受欧盟在咨询意见后达成的共同立场，即需要一个新的对话进程来促进合作和改善该地区人民的生活。因此，塞尔维亚政府被明确告知，努力推动关于科索沃地位的新谈判将危及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前景。让许多人感到震惊的是，塞尔维亚让步了。塞尔维亚接受了欧盟提出的一项联合决议提案，该提案“承认” 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并欢迎“欧盟推动双方的对话进程；这一对话进程将是该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因素，对话将促进合作，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取得进展，并改善人民的生活”。该决议于2010年9月8日以协商一致的方式获得通过。
上述联合决议的通过，似乎标志着欧盟和塞尔维亚之间关系的转变。2010年10月，欧盟理事会同意将塞尔维亚的成员资格申请提交给委员会征求意见。在这之后，经过长时间的拖延（部分原因是科索沃的选举），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于2011年3月8日开始。随后的几个月里，尽管塞尔维亚国内有强烈的反对声音，但对话进程仍在继续，并就一些问题达成了协议，如跨越分界线的行动自由、与塞尔维亚持有的档案文件有关的问题以及大学文凭的相互承认。然而，仅仅几周后，科索沃就发生了暴力冲突，原因是普里什蒂纳试图将其官员安置在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两个过境点。作为报复，居住在科索沃北部的塞族人设置了一些路障，以阻止进入南部的道路，导致当地塞族人与北约的维和人员之间发生了多次冲突。在紧张局势持续数周后，默克尔（Angela Merkel）前往贝尔格莱德，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如果塞尔维亚想获得候选国地位，它应该恢复对话，并在对话中取得成果，使欧洲联盟科索沃法治特派团（European Union Rule of Law Mission in Kosovo）能够在科索沃的所有地区工作，并废除平行的组织结构，而不是建立新的。”谈判在9月重新开始。至此，塞尔维亚政府接受了不得不继续对话的现实，尽管双方已经陷入了僵局。同时，随着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起诉的前南战犯拉特科·姆拉迪奇 (Ratko Mladić) 和戈兰·哈季奇（Goran Hadžić）分别于5月和7月被捕，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前景大大改善。2011年10月，欧盟委员会建议授予塞尔维亚候选国地位，指出“塞尔维亚正在充分履行1993年哥本哈根欧洲理事会制定的政治原则和《稳定与结盟协议》的要求，条件是继续取得进展并为科索沃问题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案”。对话继续进行，在整合边境管理（IBM）方面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然而，几天后，欧盟决定，在有证据表明已达成的协议得到实施之前，不能授予塞尔维亚候选国地位。2012年初，在欧盟的持续施压下，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同年3月，塞尔维亚终于同意了一项允许科索沃作为“科索沃*”参加区域组织的方案，并在脚注中用星号表示：“这一名称不影响关于地位的立场，符合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和国际法院关于科索沃独立宣言的意见。”因此，根据欧盟理事会2012a年的报告，塞尔维亚于2012年2月正式获得候选国地位。2012年5月，塞尔维亚进行了投票，首先是总统选举，然后是议会选举。这场选举再次被视为亲欧洲的DS和由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Tomislav Nikolić）领导的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塞尔维亚进步党（简称SNS）之间的较量，后者已经脱离了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激进党。实际上，这场斗争与科索沃的关系不大，人们主要关注经济和腐败的问题。此外，与激进党不同，进步党致力于塞尔维亚加入欧盟。尼科利奇在总统选举中战胜了塔迪奇，经过数周的谈判，进步党和塞尔维亚社会党（简称SPS）组成了新的联合政府，这让许多人担心最糟的情况会发生。尤其是新总理伊维察·达契奇（Ivica Dačić）是前政府的副总理，因曾担任米洛舍维奇的发言人而在国际上广为人知。很快，事实证明，新政府加入欧盟的决心比人们预期的要坚定。总统、总理和副总理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他很快成为进步党及政府中的强人——都坚持认为，塞尔维亚将走欧盟一体化的道路，并将继续致力于与普里什蒂纳对话。更重要的是，事实证明，达契奇对普里什蒂纳的态度远比之前亲欧盟的民主党政府更大胆。与以往由高级官员监督的对话不同，现在会谈在两位总理之间进行。第一次会谈于2012年10月举行，这是自科索沃宣布独立以来，塞尔维亚政府的在任高级官员第一次与科索沃总理哈希姆·萨奇（Hashim Thaçi）会面。此外，与之前由欧洲对外行动署（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简称EEAS）参赞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监督的对话进程不同，新的对话由欧盟高级代表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主持。在这一背景下，塞尔维亚迫切要求获得正式加入欧盟的谈判日期。在2012年12月的会议上，欧盟理事会决定，将于第二年春天决定开始谈判的日期。随后的几个月，双方总理多次会面。达契奇和尼科利奇似乎越来越多地表示，塞尔维亚正准备放弃科索沃。达契奇暗示，科索沃最终可能获得联合国会员国资格。2013年4月，塞尔维亚政府还发布了一份《科索沃问题纲要》。尽管塞尔维亚的官方立场是永不承认科索沃，但该文件似乎是塞尔维亚在其划定的边界内接受科索沃主权的一份蓝图。当月晚些时候，这一点得到了证实，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签署了一项14点协议，即“第一协议”，旨在结束双方在边境上的领土争夺。2013年4月达成的这项协议被认为是重要的一步，尽管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问题。该协议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他们发现布鲁塞尔的谈判是“关于我们，没有我们”（ about us, without us）的谈判。这对塞尔维亚政府，尤其是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牺牲。然而，通过签署这一协议，当时的塞尔维亚政府比过去更“亲欧”的政府在科索沃问题上取得了更多的进展。这一变化的明显回报是开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在2013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欧盟委员会建议与塞尔维亚展开入盟谈判。2013年6月28日，欧盟理事会肯定了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努力，并赞同在2014年1月前开始成员国资格的谈判。入盟谈判最终于2014年1月21日开始。
哪些因素可以解释塞尔维亚行为的变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试图尽可能淡化科索沃问题上的分歧，并通过奖励和激励的措施，鼓励塞尔维亚采取更多的和解方式，这样的政策一般是行不通的。在国际法院发表意见之前的一段时期，当塞尔维亚采取的政策被许多国家视为一种敌对行为的时候，欧盟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来支持该国广泛的亲欧分子。欧盟在4月的选举前签署了《稳定与结盟协议》，彼时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紧张局势达到顶峰。此外，在2009年12月，欧盟放宽了签证制度。然而，这两项举措都没有给塞尔维亚带来重大的政策转变。相比之下，更消极的条件似乎对塞尔维亚的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国际法院的案件之后，欧盟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对话与接触的进展视为塞尔维亚进一步融入欧盟的条件。此后，随着协议数量的增加，协议的实施也被纳入了附加条件的程序。倡议进一步得到加强，因为塞尔维亚没有任何质疑的余地，除非完全遵守强制的要求，否则它就没有加入欧盟的前景。在欧盟的这些努力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德国。柏林明确表示，在对话没有取得显著进展前，不希望塞尔维亚获得候选国资格，更别说全面的入盟谈判了。这一态度在2011年8月默克尔访问塞尔维亚时尤为明显。她向塞尔维亚领导人传达的毫不让步的信息，让其他欧盟伙伴感到意外；甚至连过去对塞尔维亚语言强硬的英国，也对默克尔做出威胁的直接程度感到惊讶。然而，她的态度最终改变了塞尔维亚的行为。甚至塞尔维亚官员也承认，德国可能阻止塞尔维亚入盟的威胁是改变塞尔维亚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反过来，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科索沃问题显然是国家优先考虑的关键事项，为什么塞尔维亚在压力面前还是选择了妥协？塞尔维亚政策制定者给出的绝大多数理由是，这是迫于经济考虑。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科索沃问题成为焦点时，恰逢塞尔维亚经济严重衰退的时期。与东南欧大部分国家一样，塞尔维亚深受欧盟内部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影响。正如世界银行2013年所指出的，塞尔维亚一直在“努力从国际危机的影响中恢复过来，这场危机导致贫困率飙升50%，失业人口也出现了类似的激增"。与此同时，不断增长的债务和赤字以及经济衰退再次出现的风险上升，都让政府别无选择，只能从各处（特别是海湾国家）寻求优惠贷款，以减轻债务负担，填补日益扩大、使国家濒临破产的公共财政缺口。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加入欧盟已经被塞尔维亚官员们视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早在2012年，塞尔维亚当前政治精英中最具民族主义色彩的总统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Tomislav Nikolić）在当选后不久，就告诉塞尔维亚公众：“我们想加入欧盟，因为它能为我们提供项目、就业和投资。”总理达契奇也强调道：“我们的目标是尽快加入欧盟并巩固经济体系。”最近，总理武契奇在伦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也明确了这一点。这在更广泛的公众舆论中也得到了反映。随着塞尔维亚生活水平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人们不仅对科索沃问题的关注度下降（对科索沃立场最强硬的政党支持率却很低，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他们还意识到，为了留下科索沃而持续进行的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欧盟一体化的延迟，不仅会延缓国家经济复苏，还会延迟塞尔维亚通过加入欧盟的进程获得物质资助的速度。例如，邻国克罗地亚在加入欧盟之前的六年里，通过《加入前援助文书》（Instrument for Pre-Accession，简称IPA）从欧盟获得了超过10亿欧元的资金。2014年，塞尔维亚欧洲一体化办公室和欧盟驻塞尔维亚代表团在塞尔维亚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经济因素如今是人们赞成加入欧盟的主要原因。57%的塞尔维亚公民支持塞尔维亚加入欧盟，主要原因是经济性质的：更好的未来，繁荣（42%），改善生活水平（41%）和就业能力（32%）。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官员们在接受访谈时也认为，塞尔维亚根本没有选择。很明显，在捍卫其对科索沃的主张并失去加入欧盟的前景和欧盟的资金，与缓和对科索沃的立场并进一步加入欧盟之间，只能选择后者，尽管这对于民族自豪感是痛苦的伤害。关于“欧洲化”，这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实际上，传统上理解的“欧洲化”在改变塞尔维亚政策的实质层面发挥了很小的作用。塞尔维亚官员所做的任何选择几乎没有采用传统的欧洲化方式。他们的决定既不反映欧洲核心价值观，也不是对欧洲化的适应或社会化的过程。他们也没有暗示，塞尔维亚人的身份认同正在发生转变。塞尔维亚在国家和政策上的“亲欧”变化是在欧盟帮助下的 “民主化效应”造成的结果，这可能使塞尔维亚的政治更“兼容欧盟”，结果是在欧盟压力下的“不断适调”。没有证据表明，塞尔维亚的决策者只是为了更欧洲化而甘愿失去科索沃。恰恰相反，即使是现在，大多数人还坚信“科索沃就是塞尔维亚”。然而，必须在欧盟和科索沃之间做出艰难选择时，他们选择了前者。当然，也可以认为，塞尔维亚政府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体现了某种程度的欧洲化。即便如此，也必须谨慎对待。例如，虽然塞尔维亚政府在科索沃宣布独立时决定不使用武力，部分原因是认识到武力不是处理邻国分歧的“欧洲方式”，但也必须承认，这一决定还出于另一个考虑：使用军事手段夺回科索沃，将不可避免地和北约发生冲突。事实上，外交政策领域的另一个例子进一步表明，虽然塞尔维亚可能在科索沃问题上做出了让步，但这些让步都是出于非常具体的原因，而普遍的趋同尚未发生。最近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塞尔维亚对俄罗斯的政策与欧盟主流大相径庭——拒绝谴责俄罗斯的行动或参与欧盟/美国领导的制裁。总理武契奇对莫斯科进行了正式访问，总统尼科利奇继续赞扬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密切联系。这显然不是一个国家正在适应或采纳欧盟政策，与主流接轨的迹象。到目前为止，欧盟官员还没有试图把转变对俄政策作为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条件，否则塞尔维亚可能会改变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政策改变不应该用适当性的逻辑来看待。重点在于解释塞尔维亚政策变化在理性上和本质上的唯物主义动机。这是一个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的案例，工具主义在其中发挥作用。欧盟已经设定了条件，并把获得成员国资格的激励措施作为一种工具。从长远来看，这是塞尔维亚和欧盟关系的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决定因素，在塞尔维亚看来，只有通过与科索沃开启对话，才能改善与欧盟的关系。但是在工具意义上，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政策转变是否可以被定性为欧洲化，还有待商榷。这里说的是，该政府不顾公众舆论的压力，坚定地以非常出人意料的方式处理一个涉及国家利益的争议性问题，目的是获得物质利益。协定《布鲁塞尔协议》并带领塞尔维亚进行入盟谈判的政府，既不是标准的企业家，也没有利用入盟带来的外部压力，将不受欢迎的自由主义改革合法化。他们的行为“由内在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和规则所驱动”。塞尔维亚试图做的，是在经济危机日益严重且持续深化的情况下，从加入欧盟的谈判和前景中获得实质性利益。塞尔维亚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似乎正在推进反腐败运动，但这些都是最低限度的改变。对科索沃的态度开始变得宽容，持续而艰难的对话正在进行中，但除非承认科索沃，否则不可能达成全面的协议。因此，塞尔维亚正在发生的转变当然不是欧洲化。
自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以来，塞尔维亚对科索沃的态度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种转变是欧盟影响的直接结果。然而，把这种转变归因于传统理解上的欧洲化进程，是非常可疑的。塞尔维亚政策的转变并非基于价值观的欧洲化，相反，是欧盟对塞尔维亚成员国资格附加的条件造成的结果。贝尔格莱德决定与普里什蒂纳接触，最终促成了2013年4月的开创性协议。这种政策转变并不是因为希望以理想化的方式成为欧洲国家，而是出于现实的、客观的原因，需要加入欧盟。如果融合发生了，它就具有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功能。过去，欧盟的扩张与欧洲化常常被混为一谈。当然，一体化进程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规范化和欧洲化，因为遵守欧盟的法律，并与欧盟的政策和决策体系进行更多的接触，可能会带来思维、行为、决策、行动方式上的欧洲化。然而，在塞尔维亚与科索沃的关系以及欧盟的相关角色上，这一点尚不明显。塞尔维亚的案例，让我们对欧洲化的作用和国家外交政策提出了更广泛的问题，尤其是冲突问题或国家利益的关键方面，不管是潜在候选国、候选国、入盟国和正式成员国。传统上被视为规范的欧洲化似乎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一种相当不同的现象——“加入欧盟前的欧洲化”；一种基于理性地将欧盟一体化政策进行工具化的欧洲化模拟。正如塞尔维亚的案例所强调的那样，那些可以被解读为欧洲化实例的行为，也许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精心计算的步骤，旨在迎合欧盟规定的严苛条件，以满足国家决策者的特定利益目标，而无需发生任何规范或价值观上的转变。*文章原刊于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2015, vol 53），原题为“‘Pre-Accession Europeanization’: The Case of Serbia and Kos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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