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史学泰斗, 正忧虑当今美国战略思维的急速退化
美国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的“大战略”研究论析
文｜王申蛟
来源｜美国研究
▲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耶鲁大学Robert A. Lovett讲座教授，著名冷战史学家和大战略研究家。图源：互联网
据考证，“战略”（strategy）一词直至19世纪初才被广泛应用，“反映出启蒙运动中人们对经验科学和理性运用的日益增长的信心，甚至战争这种最难驾驭的人类活动，其研究和运用也遵循着同样的精神”。“大战略”一词的出现则提醒人们“在战争中除军事手段之外还可以使用非军事手段；视线应超越战争而看到战后的和平”。时至今日，“战略”“大战略”“国家战略”以及“总体战略”等繁多的概念已被视为同义词。
在当代西方战略学界流行这样一种印象，即“历史学家倾向于发现独特性，而战略理论家则几乎肯定会探求并找出行为中存在的固定模式”。然而被誉为“冷战史研究泰斗”的美国学者约翰·加迪斯却在国际大战略研究界也同样声名卓著。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亨利·基辛格全球事务杰出教授的哈尔·布兰兹就曾明确表示，约翰·加迪斯、保罗·肯尼迪和查尔斯·希尔在耶鲁大学开办的“大战略”研究课程给予自己巨大的启发。一向和约翰·加迪斯在观点上颇有分歧的另一位著名美国外交史学家劳埃德·加德纳也承认：“加迪斯已经巧妙地证明了‘防务专家’再不是政治科学家可以自专的称号了。”“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也对这位比自己年龄小得多的历史学家不吝赞美，称其充满智慧，比任何人都了解战后那些年的外交状况，并认识到了美国过去和未来的国际地位。
目前学界论及加迪斯在“大战略”研究领域学术成果的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他《遏制战略》（1982年第1版及2005年修订版）和《论大战略》（2018年第1版）的评介；另一类则是在叙述美国“大战略”研究界学术发展史时提及加迪斯的贡献，普遍视他为从历史角度进行“大战略”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甚至有人把他与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和威廉姆森·默里（Williamson Murray）合称为美国“大战略”研究界的“耶鲁学派”，认为其研究方法的特点在于重视每个国家独特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环境。
本文通过解读约翰·加迪斯涉及“大战略”研究的相关论著，结合其他学者对“大战略”的研究阐释以及对加迪斯的评价，试图勾勒出约翰·加迪斯本人开展大战略研究的实践发展过程，重点阐释这与他的历史学家身份之间的关系以及这段经历在他整个学术生涯中产生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可以为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提供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又存在哪些局限与不足。
据约翰·加迪斯自己回忆，他从事“大战略”研究的两段重要经历：一是1975-1977年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战略与政策”研讨课程；二是自2002年起至今在耶鲁大学与人合作开设“大战略研究”课程。
他于1977年和1980年先后发表两篇文章，对比了“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的构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战略设计，发现前者特别强调美国实力的有限性，因此建议必须将自身利益划分出主次，而确保美国、英国、日本、莱茵河谷地及其毗邻工业区这四个现代世界的军事力量核心区中的任何一个不再落入共产主义的控制，便是美国重中之重的战略任务。然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起草者们却认为苏联军事上的扩张和它采取的其他扩张形式间不存在区别，凯南对美国利益的主次划分无法成立。换言之，在凯南眼中，美国的重要利益很明确；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则认为必须参照苏联带来的威胁才能界定美国的利益。
在此基础上，约翰·加迪斯于1981年发表了《遏制的过去与未来》一文，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的战略手段可以归为“对称”（symmetrica）与“非对称”（asymmetrica）两种类型。前者强调在苏联发起挑战的同一时间和地点给予其同等程度的反击；后者则认为要善于转变实施遏制战略的场域和两国对抗性质，在美国擅长的领域以己之长克苏联之短。乔治·凯南最初的战略构想、艾森豪威尔政府、尼克松政府以及福特政府采取的对苏战略属于“非对称”类型；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构想、朝鲜战争期间的杜鲁门政府以及之后的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推行的战略则属于“对称”类型。
这种分析方式打破了传统上将“遏制”视为一套一以贯之的战略的认识窠臼。加迪斯继而以此为框架于1982年出版了《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一书，系统梳理了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末期至卡特政府时期的对苏战略，并进一步对两种战略模式的利弊加以总结道：“对称战略提供了抵抗累积性威胁的保护”，但这也意味着“让对手挑选竞争的性质和场所”，而且“要求有简直是无限的资源”，而强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的非对称性战略虽然有利于保持美国的主动权，“但代价是让出不易防守的阵地，或扩展对抗以开发利用能够守住的阵地”。这需要坚毅的头脑对利益的轻重程度做出足够理性的分析，然而“那在一个民主国家里一向是个难题”。
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世界见证了欧洲联合的深化、日本经济的腾飞、中美建交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与动荡，国际格局较冷战爆发之初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对历史的研究告一段落后，加迪斯很快将视线转向了对当时国际战略环境的观察与思考，他认为“世界可能很快就会朝着各种混乱的方向发展下去——民族主义、宗教、种族、非理性甚至无政府主义将会复兴”。这表明“权力并不等于影响力，大国所享有的影响力和它们所能展现的军事实力之间并不存在精确的相关性”，而且“我们用以度量权力的标准也将慢慢开始发生变化，除军事力量以外的其他形式的权力（如经济、科技、文化，乃至宗教）的重要性正在愈益凸显”。
世界格局的变化对美苏两国都产生巨大的战略压力。首先，不论是对称式还是非对称式战略，都无法在冷战的第四个十年提供令美国满意的遏制模式；苏联的情况更为糟糕，它自身的发展模式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就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丧失吸引力，“无论俄国人在安哥拉、越南、埃塞俄比亚、也门和阿富汗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不足以弥补他们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埃及、伊拉克以及西欧共产主义政党中丧失的影响力”。在面对日益多样化的世界时，西方比苏联更具有战略优势。
然而，加迪斯并没有因苏联的衰落而产生盲目乐观的心理，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重建世界均势格局的目标已然成功实现，苏联采取冒险行动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并愿意在某些领域与美国通过谈判解决分歧；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他认为两个超级大国在过去40余年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彼此心照不宣的相处准则，即“尊重势力范围”“避免直接的军事对抗”“核武器只能用作最后手段”“宁要可预测的疯狂也不要不可预测的理性”“不谋求破坏对方的领导”。正因如此，冷战虽然充斥着对抗，却“创造了20世纪众所周知的大国关系中最长期的稳定”。随着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到来，“我们将需要这样一种战略：它既不浪费时间与精力去改变无可挽回的变局，同时又有足够的创造力可以保证冷战赋予我们的稳定性。尽管这个战略可能有些许不足，但毕竟瑕不掩瑜”。
在加迪斯看来，上述战略目标的实现需要当下的美国政府除了要展现出维持世界均势格局的坚定信心外，还要学会灵活应变和抓住机会，在美苏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础上解决分歧。美国需要有意识地遏制反复无常的国内政治对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的稳定性与连贯性造成的干扰，更要在外交领域表现得谦逊有礼，因为苏联作为超级大国俱乐部的新成员，对他人的轻视与侮辱特别敏感。
他甚至向美国政府提出如下建议：利用当时苏联官方频频向美国咨询建议的机会，推荐它效仿当年戴高乐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做法，确保苏联的大国地位；与苏联合作确保两国相较于其他国家的核优势地位；尽力谋求西德和日本等西方国家与美国一道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展开经济援助，并鼓励西方企业进驻这一地区；不要谋求削弱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同时，应确保北约和华约这两大组织继续存在下去，因为二者虽然最初是冷战敌对状态的产物，但也在稳定欧洲秩序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让统一后的新德国在两个组织中各保持一个席位的做法来确保北约和华约在以后岁月里通力合作。
总而言之，约翰·加迪斯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涉足“大战略”研究，提出了遏制战略分为“对称”与“非对称”两种模式以及冷战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稳定期等富有开创性的学术观点，并据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至苏联解体前一直建议美国要把握机会同苏联改善关系乃至对其施以援手。
2 大战略家与历史学家间的“相通心智”
冷战期间，约翰·加迪斯主要通过具体的案例来探讨“大战略”相关问题，其研究还保留着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不过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逐渐意识到：“杰出的战略家就如同优秀的历史学家一样，都会力求将综合提升到这样一种水平：它既足以促进理解和防止思想停滞，又不会忽视、扭曲或轻视作为其基础的经验证据。”随着他在后冷战时期对“大战略”研究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对历史学理论思考的深入，优秀的大战略家和历史学家间相通的“心智”特征被进一步揭示出来。
首先，谦逊与审慎是两者共有的美德。这在杰出的大战略家身上表现为“宽容对待从前的对手”“不树无必要之敌”“在决策中避免感情用事和偏听偏信”并“乐于承认错误”。他们应时刻牢记“把权力与智慧混为一谈总是一种糟糕的想法，因为肌肉并不代表大脑”。穷兵黩武者发动的攻势的最高潮就是自己打败自己，而谨慎的战略家会像睿智的飞行员一样，在条件不允许时选择迂回、改变目的地或者干脆取消航班。
经历后现代思潮洗礼的历史学家们基本上都承认自己的研究总是难以摆脱“客观性”问题的纠缠，即自己所叙述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可触及但却有瑕疵的过去”，但他们仍然会尽全力做到最好，并把哪种解释最接近真相的评判权留给读者。因此，优秀的历史学家总是对新发现的档案文献资料十分关注，因为“它能格外清楚地阐明之前一直模糊的某类事件。它可突破历史学家那些强加于人的、日积月累形成的传统解释”。这种工作方法恰恰有利于纠正研究中那种盲目自大意识，即认为“他自己的观点必定要比他笔下的人物更为缜密”。
加迪斯自己的一段学术经历便是这样一个生动写照。他在1978年时曾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利用中苏之间不断增长的矛盾来为美国谋利。不过次年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获得的新档案使他改变了看法，原来“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如同杜鲁门政府内部一样，存在促进分裂的意图；而随后共产主义世界里所发生的情况也与华盛顿所追求的目标相一致”。换言之，“杜勒斯自己及他所服务的政府的战略远比我及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曾怀疑的要缜密得多”。
“大战略”的制定与执行者之所以会滋生出傲慢与狂妄的心态，其原因往往在于“常识就像氧气一样：越往高处走，它就变得越稀薄”。历史学家生产的“产品”，即历史知识恰恰正是一味必不可少的解毒剂，因为“它暗示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具有连续性，而我们绝大多数的解决之道也并非是破天荒的发明”。例如，俾斯麦宰相通过三场王朝战争完成德意志统一后，便迅速转向安抚被击败的敌人、紧张的盟友以及心有余悸的旁观者，而拿破仑、德皇威廉二世以及希特勒则跌入了迷信武力的陷阱，这项比较史学的研究足以提醒战略家注意思考何时该停止耀武扬威的做法，开始着手建立稳定的秩序。
其次，优秀的大战略家和历史学家都是“实干派”。“大战略”需要“宏大的话语”，但响亮的口号、宏伟的愿景和精密的理论从不是成功的绝对保障，因为现实世界中充满了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小事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一切并非已成定局。”因此，“大战略”的成功需要“计划”，即“基于对过去的认知，结合现实的状况，以实现某种未来的目标”，更需要执行者能够在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中做到因地、因时制宜和灵活把握机会。身处美国内战中的林肯总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便是这类大战略家的杰出代表，他们注重实效，敢于打破教条，从而为国家的发展争取到了宝贵的机会。
令人担忧的是，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似乎忘记了上述这项重要的战略原则。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都热衷于扩大北约成员国数量，后者更是在“9·11”恐怖袭击发生次年9月17日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公开宣称美国有权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来保卫自身的国内外利益，尤其要帮助伊斯兰世界建立温和的现代化政府，防止滋生恐怖主义的条件和意识形态在任何国家生根发芽。但随后的伊拉克战争却使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合法性受到了强烈质疑，人们普遍开始怀疑“美国是否已经是或者正在变成一个帝国，以及如果确实如此的话，确认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表达了它将自由和民主带给世界的天赋使命，还是在错误的时代将西方帝国主义最糟糕的特点强加于世界”。
在加迪斯看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便在于小布什政府虽然掌控了伊拉克，却不知道具体该做什么。军队甫一占领伊拉克时造成的破坏与混乱景象和入侵时的行军高效性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美国当局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盟友或旁观者都没有做出明确的承诺和保证。甚至在2005年伊拉克举行的三次大选中，这个国家的民众居然要在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外出投票。
尽管小布什政府对美国及其盟国在“9·11”事件后所面临的新国际形势的评估是正确的，而且其对中东地区进行改造的战略构想也为威尔逊总统未竟的事业找到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依据，但建立民主政体的美好愿望和对自由主义理念的信仰不足以确保美国的“大战略”目标能够成功实现，因为“避免无政府状态”“人身安全”“人际关系中的可预判性”与“经济可持续性”是人们生活中更加现实，更具体，也更基础的需求。
优秀的历史学家不会盲目无条件地信奉和遵从某种学说或教条，不相信任何“绝对化的标准”，他们“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注意“过程初始状态发生的细微改变也可能使结果产生巨大改变”，这就如同针对某些疾病的特定疗法在一定时期确实能够产生效果，然而病毒却可以通过变异产生耐药性，因此今日奏效的治疗方案在十年后可能就失效了。
因此，优秀的历史学家都属于“耐克学派”（Nike school），信奉“实践至上”。他们往往从现存的档案入手，进而构建起自己对某个或某一系列事件的独特解释。最终的成果可能会得到大家的认可，也可能遭到反对，但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这个产品可能会促使那些看到它的人更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以便推动形成新的批判性判断的基础，乃至建构起新的事实观”。因为在历史学家看来，“真正需要研究的正是那些由于在时间、空间和文化上与我们拉开了距离，因而不再被等闲视之的常识”。
历史学家不会拒绝使用具有综合性质的理论，但他们选择将“理论”嵌入“叙事”之中，追求建立一种“特定的综合”。这样得出的解释虽然往往必须依赖于特定的时空情境，但绝非是无用之物，因为如果对现实的判断动辄诉诸规律，那么我们便会将自身与绝大多数的现实事物隔绝开来。
不难发现，加迪斯心目中成熟的大战略家虽然重视响亮的口号和宏伟的愿景，但绝不会用二者束缚自己；他理想的历史学家即便对各种理论持开放态度，但仍会强调自己做出的解释是依赖具体情境的。这两类人所从事的工作尽管不同，但都重视脚踏实地的实践而不是追逐和遵循某种教条。
加迪斯的这种想法与他的老前辈，英国著名大战略家李德·哈特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者同样认为历史研究是克服战略思维惯性的重要方法，因为“就在你似乎能够盖棺定论时，又很可能会被令人难堪且无情的事实所羁绊或推倒”，这使得研究与写作历史成为一项充满趣味和刺激的工作，也是对许多刻板工作思维最好的矫正措施。战略家的创造性思维并非出自“战斗中的灵光一现”，而是来源于“很久以前就撒播下的种子”。
再次，杰出的大战略家和历史学家都是善于捕捉事物间联系的高手。克劳塞维茨便曾有这样一个生动的说法：“统帅就必须对全省和全国的地理概况都很了解，对道路、河流和山脉等的特点都很清楚，但这并不是说他就不必具有判断局部地区地形的能力了”。这也是加迪斯一直强调的：“大战略是一门生态系统式的学科，因为它需要我们有能力发现一个问题的各部分是如何相互联系，并进而与整体关联起来。”
冷战时期各国战略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全球冷战的兴起、各种僵局的产生与瓦解、美苏关系的缓和与紧张，直到冷战的和平终结都表明“这一成就不是由单一的战略、战略家或国家所造就的。相反，它们各自都适应于共同的生态系统中，并在其中发生变化。如果无能为力，它们就优雅地接受灭亡的命运。”因此，成功的大战略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大战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研究大战略需要研究世界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历史。”
优秀的历史学家“总是关注大众、制度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拒斥那种认为“一个人可以不参考在此之前发生的一切，便将某一事物确定为独立变量”的“纯粹因果教条论”，而是相信“事出总是有因。我们也许可以对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排序，但我们会认为，在面对复杂事物时，试图离析或‘梳理’出唯一原因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相反，我们认为历史是随着多个原因以及它们之间的交错互动而展开的”。这就如同“没有医生在治疗心脏时会不考虑血管、肺、肾脏和大脑可能受到的影响。即使在专科化的时代，医生也必须将病人的身体视为一个整体。他们自然不会对疾病或健康做出单一的解释，也不会想要通过单一的治疗方法便达到目的。”
“生态系统式”思维方式可以使大战略家深刻地理解“福祸相依”的真谛，譬如“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便展示了在‘丢失’越南的时候可能会‘得到’中国”，而小布什政府打响的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的实力在中东地区受到了更多的瞩目，但却严重削弱了人们对美国文化、制度和领导地位的敬意”，更可能迫使伊朗和朝鲜坚定拥核的决心；这种思维方式同样可以启发历史学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文安立、入江昭和迈克尔·亨特等一批学者在冷战结束后所引领的“新冷战史研究”和“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转向”潮流，强调注重利用多国多边档案，从多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多元主体以多种形式进行的联系与互动。如今这种方法在国际学术界已蔚然成风，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内外学者已对此有过详尽介绍和评价，本文无须赘述。
最后，“大战略”是一门“关于如何将所有你可以利用的方法与你心中的目标相联系起来”的学问。然而，由于“大战略”的制定与执行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人们在操作过程中很可能由于过度关注方法而忘却了自己所想要实现的目标。战略学界将此称为“狗与车综合征”（dog-and-car syndrome），即“狗耗费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并追赶汽车，但在真正追上的时候却又不知道要做什么”。
历史研究或许是治疗上述症候的一味良药，因为“如果一个人想要知道我们已经走了多远以及我们已经获得什么，那么便需要回想一下我们是从何处出发的”。与此同时，优秀的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更值得罹患“狗与车综合征”的战略执行者们学习，因为前者在从事研究时从不是某一种方法的狂热信徒，他们“（应该）对各种组织知识的方式持开放态度……在某一种叙事中，我们可以是兰克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者、韦伯主义者，甚至后现代主义者，这取决于这些表述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使我们接近自己试图解释的事实。只要能提高我们希望获得的‘契合度’，描述、唤起、定量、定性，甚至具体化等都是可以自由运用的技术手段。总之，凡是奏效的，我们都应该采用。”加迪斯本人的治学经历正是这样一个生动例证，他对遏制战略历史的研究就受到了“操作编码”（operational code）这一政治学概念的启发，而他为革新美国外交史研究方法所提出的许多建议和将冷战视为“长和平”的观点也得益于国际政治新现实主义（也称“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洞见。
成熟的大战略家时刻谨记“提升你自己的工具”；优秀的历史学家则坚信“我们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应该总是要比我们所使用的学习方法的纯洁性要重要得多”。两个群体的共同点在于都坚信凡是有助于实现“目标”的都是好的“方法”。
总之，在加迪斯看来，优秀的大战略家和历史学家（应该）具有相通的“心智”：他们怀着谦虚谨慎的心态，将精力投入脚踏实地的实践活动中去而非追逐空洞的口号和教条，并在这一过程中密切地注意着各种具体事物间的联系，灵活地利用各种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3 “坚定的刺猬”与“敏锐的狐狸”
加迪斯在“大战略”研究中体悟到的“原则”同时也成功地“反哺”了他有关冷战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他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的态度来深刻地理解这一点。
在美国学术界，与冷战史和外交史研究关系最为紧密的便是国际政治学，但由于“我们主要的世界政治理论对冷战的终结以及（目前为止）苏联的和平解体都没有表现出哪怕一点预见力”，故而这一学科在冷战结束后骤然陷入尴尬境地，以至于该领域学者在苏联解体十余年后还感慨：“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态发展和不断变化的解释不出所料地给情报界的谍报技术和学术界的理论都带来了冲击。”
这种忐忑难安之情和冷战时期美国的国际政治学者那种意气风发的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彼时这一“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学者深信“在每一领域都有一把万能钥匙”，因此其研究“自觉地试图效仿自然科学方法，通过严格的经验性程序，从逻辑上，甚至从数据上证明它们想要证明的东西”。
然而，在加迪斯看来，对冷战结局预测的失败恰恰是盲目追求国际关系研究“自然科学化”所造成的一个欲速则不达的结果。冷战时期美国国际政治学界构建理论的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和演化主义三种主要路径彼此排斥，并都坚信自己最具有“科学性”，但它们忽视了行为、结构与演化这三种要素在现实世界中是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实际上这三种理论路径都秉承牛顿时代的科学观，认为通过严格限定变量的数目和控制实验环境便可以发现规律，进而准确预测事物的变化和发展。
人类社会充满了偶然性、特殊性和主观能动性，其复杂程度远远高于自然界，教条式袭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国际关系只会驱使我们进入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无涉的柏拉图式理想化情境之中，反而对人类自身最基本的观察力所能捕捉到的东西视而不见。那种通过将研究对象与其起源和周围环境隔绝开来进而获取可预测性的做法，无异于要求一个人对过去和现在闭上眼睛，却要看到未来。
加迪斯的批评绝非虚言，冷战期间美国研究苏东问题的国际关系学家和战略学家总是着眼于经济发展、军事力量、农业产值等可量化问题，而对这一地区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对言论和宗教自由的渴望以及对当局的不满心理等不可量化的要素视而不见。甚至从美国高校博士候选人在1976年至1986年间以苏联政治为主题写就的毕业论文来看，其大多数作者甚至都不掌握俄语。与此同时，在追求对国际政治学进行“自然科学化”改造的过程中，有关方法论的争辩几乎达到了让这个学科瘫痪的程度，“讨论术语定义、编码过程和计量技术所消耗时间与花费在真正试图在该领域内提出新见解上的时间一样多”，以至于冷战都已经结束了，这些学者还在争论如何开始对冷战展开研究。
学界普遍注意到了约翰·加迪斯对国际政治理论所提出的上述批评意见，甚至将这视为他学术思想发生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加迪斯本人数年浸淫于“大战略”研究的经历，注意到他将战略定义为“目的与手段、意图与能力、目标与资源联系起来的一个过程”，并把历史研究也视为一项“大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过程的话，那么行为主义、结构主义和演化主义三种理论路径彼此排斥的做法不正是违反了优秀战略家对事物间联系性的强调吗？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那么一切可以增加有效知识积累的研究方法就都值得提倡，对研究方法是否符合自然科学标准的过分执着不正是陷入了忽略脚踏实地的实践，沉溺于“手段”，而忘却了“目的”的战略困境吗？
加迪斯在冷战结束后曾明确表示在研究和写作国际关系史时，若是能将文化与外交置于同等地位，那么就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话题也可以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冷战结束后，加迪斯的史学研究方法论由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转向了新文化史路径和同样强调文化作用的国际政治“建构主义”方法，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首先，他在1978年出版的《俄罗斯、苏联与美国：一部阐释的历史》中通过梳理1781-1976年间美俄（苏）两国关系演变的历史，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安全”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事务中的活动家们如何界定它。美俄两国界定“安全”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两种形式，前者强调只有按自己的样貌来改造国际环境才能消弭本国可能遭受到的威胁，而后者认为只有巧妙平衡实力、利益和敌意才能保障国家安全。两国同时秉持“特殊主义”安全理念的历史时期，它们的关系基本相对友善，然而这种局面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时段内逐渐被打破。20世纪的美俄（苏）关系充分展示了“普遍主义”安全观所激发的猜忌，两国都认为自己的对手意在彻底改造与自身安全休戚相关的国际环境。
上述研究思路与通过考察国际和国内体系的规范和认同来分析国家对外政策，并强调文化观念和价值诉求等要素作用的国际政治建构主义理论的确不谋而合。然而建构主义于20世纪80年代方才在西方学术界兴起，至20世纪90年代才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成为国际政治理论界的三大支柱。这也充分证明了加迪斯本人在冷战结束前的研究并没有完全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为准绳，而是在建构主义理论兴起前就已经“试验”了这种研究方法。
其次，加迪斯在2003年接受访谈时就曾明确表示，随着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蓬勃发展，传统的以研究“权力”为中心的政治史、外交史与军事史逐渐被边缘化。他无法认同这种现象，因为历史学家在老课题和新研究间应做到平衡，而非厚此薄彼。实际上，成熟的历史学家往往很难被简单归为某一“学派”或某种“主义者”。因为他们常常会对于现有的理论秉持“消费主义者式的”标准，这也正和擅长灵活使用各种方法来实现目标的大战略家的做法如出一辙；而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理论，他们虽未必是直接的提出者，但其研究却常常展现出“前理论”（pre-theory）特征，即“思想中本身并不构成理论的那些部分却可能为理论的形成提供可能的起点”。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将思想家分为两类：一类“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另一类“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取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无意乃至反对用统一性原则概括所见所识的事物。前一种思想家类似于“刺猬”，后一种则颇像“狐狸”。加迪斯借鉴了这一生动的比喻，把大战略家也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种类型：尤利乌斯·恺撒、拿破仑和威尔逊等人都属于“刺猬”型战略家，“他们都一清二楚地知道世界如何运转，所以更倾向于改变时势而不是顺应时势”；马基雅维利、林肯和罗斯福等则可以归为“狐狸”型战略家，他们“尊重时势，精心做出抉择，并在做出决定后对其细加斟酌”。
不妨借用这个比喻发问：“作为大战略研究者的约翰·加迪斯是狐狸还是刺猬？”从他对冷战起源和美国遏制战略史等每一个具体问题都进行了集中且精深的研究这点来看，他的确是只“坚定的刺猬”；然而，对既有研究路径与方法的敏锐反思和对新研究领域的不懈开拓毫无疑问又是“敏感的狐狸”的做法。“刺猬”与“狐狸”间的转化自然是这位“学术战略家”敏锐且审慎心思的一个表现。
约翰·加迪斯在冷战结束后更加注重把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美国现实国际战略问题的研判结合起来。他对自己最熟悉的那段历史——“冷战”——表现出了浓浓的“乡愁”，因为在那段岁月里，“在大部分其余世界看来，只要苏联是替代者，就总是有什么比美国霸权的前景更糟”，美国自身也处于“对他者的利益和建议十分敏感的状态”，这与冷战后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时期多边磋商不断减少，小布什政府又不断加剧单边主义做法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正因如此，加迪斯在2013年接受访谈时便对正在执政的奥巴马政府提出如下战略建议：鉴于当前的国际体系呈现出一个在短期内不会爆发战争的多极格局，而且美、俄、中、欧盟等大国（集团）都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内部问题，美国应该重新思考自身的核心利益所在并集中精力解决好国内的矛盾，而非对全球范围内的边缘事件做出过度反应。美国需要让大国之间天然存在的平衡机制发挥作用，并采取一种“‘基辛格式的’立场”，使自己能够轻松地倾向于某一个或另一个大国，进而使得美国与每个大国（集团）之间的关系都比它们彼此之间更为密切。
这种战略思想折射出后冷战时期西方人普遍的“怀旧”心理，即“从原来十分关注减少世界的不确定性、希望改变未来那明显的不可信任，转而把希望寄托于他们仍依稀记得的过去，他们认为稳定、可信任而有价值的过去”。
总体而言，加迪斯在冷战结束后系统总结了优秀的大战略家与历史学家间共通的思维与工作方式，并将之贯穿到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有力地证明了研究“过去”的学者同样可以对“当今”的问题提出精深的见解。
4 局限与启发
在历史上，“大战略”往往与战争的规划密切相关，但如果考虑到“无论在何时何地，无限的目标与有限的能力之间的组合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便不会认为“只有国家才有大战略，普通人并不具备”。加迪斯等学者在耶鲁大学开设“大战略”研究课程便经常收到学生撰写的，探讨如何运用“大战略”原理来顺利通过耶鲁大学课程、度过一个暑期实习，或是在橄榄球、足球和划船运动中取得成功的论文。加迪斯与保罗·肯尼迪也曾连同数位公共卫生和医学领域的专家就如何运用“大战略”思维在医疗中减少产妇死亡问题展开过研究。这启发所有关心历史学发展的人们思考：这门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存在哪些共通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教育又该如何促进这些思维方式被应用到更为广泛的工作、学习与生活中去？这样做又能够为人们带来哪些便利？
在约翰·加迪斯看来，和平意味着“秩序”先于“正义”，“与权力进行妥协”也比简单的是非评判更为重要。以美苏相处的经验来看，“稳定需要的是双方都保有谨慎、成熟和责任感。它需要能够将所有政治领导人都沉迷的装腔作势行为和真正的挑衅举动区分开来。它要求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际关系和大公司间的关系一样，竞争是其中的一种常态现象。不过这并不妨碍它们彼此间确定某些共同的——或共有的，或普遍的——利益。”
不难发现，加迪斯的“大战略”思想随处透露出鲜明的务实色彩。但他忽略了这一点：在他者的眼中，任何超级大国所宣讲的“务实”和提倡的“稳定”往往都不过是一种掩盖其自利政策的精巧诡辩。因而也不难理解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把加迪斯有关德国统一后在北约和华约中各保留一个席位的倡议斥为“那是我所听过的最荒谬绝伦的观点”。德国学者贝恩德·施特弗尔也嘲讽他把冷战视为“长和平”的观点完全没有看到冷战边缘地区连绵不绝的战争。
总而言之，约翰·加迪斯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涉足“大战略”研究，并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遏制战略包含“对称”与“非对称”两种模式以及“冷战是长和平”等富有挑战性的命题。冷战结束后，他在有关“大战略”理论的研究中强调优秀的大战略家与历史学家间（应该）共享一系列相通的思维与工作原则，而这些原则又内化于他对冷战时代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的学术反思之中。加迪斯依据自己的研究对不同时期的美国政府提出了诸多战略建议，他的“大战略”思想生动展现了当代一部分美国知识精英在美国霸权护持问题上的焦灼心态，但这种学术实践也为打破传统的学科间壁垒找到了一个切实可操作的起点。
*文章原刊于《美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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