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6月14日，德国联邦政府首次出台了《德国国家安全战略》。战略强调了德国安全的三大支柱：积极稳健的军事防御、复原力（针对经济依赖、网络攻击等）和可持续性（针对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危机等）。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将俄罗斯列为明确的首要威胁，却对中国采取了更为平衡的态度。文件多处强调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危机，也将德国更多定位在了推进多边主义治理的角色上。这让一部分期待德国战后以来的战略文化在俄乌冲突后发生急转的人大失所望。 本文指出：德国外交政策传统的连续性，来源于区域主义、和平主义、霸权主义和现实主义四种政策传统的互动结构，它们对应着德国作为欧洲一员、平民强国、不情愿的霸主和正常强国的四种形象。由于德国的历史问题，其决策者长期以区域的角度来解释其国家地位和自我意识，其领导地位产生于听取其他效果意见的协商过程。这种形象和机制使得德国一直呈现一个“反思的多边主义者”的形象。区域主义与和平主义长期压过现实主义与霸权主义的信念结构，使得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等事件都没有让德国外交政策信念模式发生变化。 但是，随着区域与国际形势急转，德国面临的安全责任比以往大大增加。作者指出，德国要若承担起这种安全责任，很有可能不得不打破传统，向现实主义的方向转变。从这一意义上讲，《德国国家安全战略》虽然被部分人批评为“目标雄伟、手段匮乏”，但却迈出了试探性的转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转自“国政学人”，仅代表作者观点。文｜Jamie Gaskarth、Kai Oppermann
翻译｜国政学人
来源｜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 图源：互联网
德国的区域主义、和平主义、现实主义、霸权主义四大思想传统的形成与相互作用与其历史罪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区域主义唤醒了一个后主权世界，其中民族特性被纳入了更广泛的区域框架内。和平主义意味着某些国家放弃军国主义并以非军事的方式定义自己。现实主义认为正常国家根据其物质能力和自我利益行事。霸权主义让人想起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拥有优质资源的人被迫充当霸主—采取行动来维持区域或国际体系并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在学术文献中，这些传统与四个描述符相关联：德国作为欧洲人、平民强国（civilian power）、正常强国、不情愿的霸主。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德国身份在欧洲区域框架内的从属地位一直是二战结束后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标志。与英法等保留了作为全球参与者的身份的区域大国不同，德国的决策者则完全从区域的角度来解释他们的国家地位和自我意识。德国欧洲身份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对一体化的承诺。一体化体现在内部制度化和联系的增加，以及政策协调的凝聚力。与欧洲一体化相关的工业基础设施和主权汇集使德国能够重新融入区域决策而不会显得占据主导地位，为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统一铺平道路。与这种框架同时出现的是德国作为“平民国家”的想法。由于欧洲共同体是一个旨在避免军事冲突的经济政治联盟，它为德国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论坛来施加影响，同时避免其历史上的军国主义。
塑造德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的传统通常被认为是对多边主义的承诺。这被视为该国从侵略性民族主义转向的象征。一般而言，德国外交政策有利于合作与对话，而不是胁迫，并且有强大的和平主义传统。然而，当谈到德国与其他区域大国结盟时，有一种现实主义的意味。在这方面有两个颇具影响力的概念，即大西洋主义（Atlanticism）和东方政治（Ostpolitik）。第一个概念框定了德国在与法国和美国组成的战略三角中的位置。在这种结构中，德法两国是欧洲一体化的推动者，确保经济安全并化解过去的仇恨。德国扮演着美国忠实盟友的角色，而美国扮演着欧洲和德国军事安全的保证人。总体而言，大西洋主义的立场是向西看，使德国与其他共享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发达经济体保持一致。与之迥异的东方政治出现在冷战期间，旨在与苏联、波兰和东德接触，从而缓和紧张局势、促进对话。这种参与并不意味着德国大规模调整外交政策方向——实际上，北约成员国资格和欧洲一体化巩固了德国的实力，而这正是东方政治传统的前提。但尽管如此，这却有时会导致与西方盟友的分歧，以及对东方大国利益的更大同情。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方政治演变成了“俄罗斯优先”政策。这个策略寻求通融俄罗斯，将之纳入北约、G7以及欧洲委员会的决策。2003年，德国与美国在是否入侵伊拉克这一问题上产生巨大分歧，向东的倾向达到了巅峰。但从那以后，随着俄罗斯与欧美的关系恶化，东方政治逐渐式微。此类概念中隐含的自利因素和功利计算，以及其交易的本质，展现出现实主义倾向。东方政治中不包含任何与俄罗斯的价值观趋同。同理，2000年代中期的大西洋主义转向也并非认同布什政府。不难看出区域主义、和平主义和霸权主义如何与当前这些现实主义的想象相互矛盾。虽然前三个思想传统把德国视作一个冲突后环境中的平民大国，但大西洋主义和东方政治提醒人们，一个敌对国家俄罗斯对德国来说近在咫尺；德国作为平民大国的身份最终取决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因此，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的困境影响重大，因为它们可能会暴露德国对外政策的矛盾之处。但总的来说，尽管德国决策者面临着这些挑战，四大思想传统之间存在矛盾，但是当前几乎没有必要改变现有的外交政策信念结构。德国的区域主义因与俄罗斯等行为体的双边关系而受到破坏；和平主义遭到欧洲边缘地区安全问题的挑战；现实主义因德国特殊的历史、和平者的身份以及对多边主义的承诺被拒绝；霸权主义也遭到抵抗，因为这可能会引起欧洲内部的安全竞争。
德国决策者对德国国际责任的信念从根本上受到德国对犹太人大屠杀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体负罪感影响。从外部来看，责任的概念也被用来对德国的外交政策进行道德判断。德国没有主导其他国家，而是被视为“反思性多边主义者”，实践着“背后领导”（leading from behind）。因此，虽然德国在应对国际挑战方面确实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但人们公认它的领导地位产生于一个听取小国意见的协商过程。当然，对德国的动机和行为如此乐观的评判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德国的确对区域问题进行了回应，但其中许多安全问题都来自欧洲之外—例如中非和黎凡特，并没有积极地提出解决方案。2007年一名学者说：“德国武装部队仍然是主要盟国中最不可部署、不可投射、不可持续的。”德国对北约所领导的任务的贡献与其规模、利益和责任不一致：事实证明，与50%的北约目标相比，德国武装部队可部署的武装部队只有10%。因此，在军事安全意义上，德国是其盟友中最不负责的。从外部看，德国仿佛在搭便车，受益于国际伙伴所提供的秩序和稳定而没有做出足够的贡献。在这个背景下，国际社会越发期待德国在国际安全领域承担更多责任，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资源相匹配。多年来德国官方话语重新解释了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从关注于克制使用武力，到强调在国际安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在冷战期间，援引责任主要是为了强调德国外交政策的局限性；从那以后它就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即支持德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主要的德国代表多次强有力地发声，认为德国的全球责任已经增加，其历史不应阻止它采取行动应对全球挑战。总的来说，德国决策者面临的困境是德国应该如何从军事克制过渡到自主裁决如何在海外行动。像在难民危机中那样的单方面行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欢迎，但也在国内外广受批评。在德国国内，有一部分人希望看到德国承担更多“正常”大国的责任，另一些人认为德国对区域和全球安全的主要贡献来自于拒绝现实主义，接受和平解决方案。目前看来，似乎和平主义传统在定义责任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德国官方演讲显露出了对于德国责任描述的霸权主义框架。这一思想传统期待德国承担更多的责任，采取更积极的外交政策，展现国际领导力，包括在军事安全方面。德国政客Steinmeier在一次演讲中认为德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加的责任应延伸到武力的使用。然而，这种对德国国际责任的描述与德国外交政策思想中的和平主义思想严重冲突。这一时期的德国官方演讲试图以两种互补的方式调和两种传统之间的矛盾关系。虽然发言人承认军事力量必须成为德国外交政策工具的一部分，但他们将军事力量视为最后的手段，需要融入更广泛的政治框架。这种观点最适合区域或霸权传统，因为它们不像和平主义传统那样完全回避暴力，也不像现实主义那样从自利的角度对待军事力量。其次，德国决策者重新诠释了和平主义传统对于当代外交政策的意义。具体来说，他们提出了一种论点，即德国促进和平的责任——和平主义传统的核心——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必须使用军事手段来防止生命损失和人权侵犯。这是在对德国责任进行重新构想。原则性立场不再是拒绝使用武力，而是让其服务于公共利益。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诸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英国脱欧等困境对区域和国际秩序产生了影响，但这些并没有导致德国外交政策信念模式发生实质性变化。四大思想传统之间不断碰撞，国内外也不断有呼声要求采取更加现实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策来应对安全问题，但是由于区域主义与和平主义长期存在，这些都被淡化了。涉及到德国的身份与互动的问题时，区域主义、和平主义和霸权主义联合起来共同促进对德国外交政策的特定解释并边缘化现实主义的替代方案。这表明德国外交政策将继续推动多边合作，在其他大国似乎转向单边主义的时候进行对话。德国会抵制英国脱欧后欧洲一体化内部可能会产生的离心力，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避免欧洲解体。然而，当德国在欧洲提供多边领导的雄心受挫并且未能像过去那样动员追随者时，对其外交政策方向的主流解读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有可能动摇关于德国身份和互动的共识，并将现实主义解释推向中心舞台。在谈到责任时，德国突然发现自己因为不具备足够的好战能力而被认为不负责任。德国外交同时也面临着人权危机，它扛起过应对难民的重担，结果引发了国内的强烈反对，也导致了一些沿着现实主义路线，强调国家自身利益和国内责任而非国际责任的政党的兴起。然而现有的信念结构使得德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成为可靠的军事安全提供者。德国要么必须打破其国内传统，为了成为安全的支柱采取对外交政策更加现实主义的认知，要么坚持传统，冒着失去国际支持以及削弱北约等安全组织的风险。*文章原刊于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转自“国政学人”。
Jamie Gaskarth作者：吉米·加斯卡斯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教授，曾为英国国家安全战略和战略防御与安全学术顾问小组成员。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情报和国防领域中领导力和问责制之间的道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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