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3年6月14日，德国出台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这份长达40多页的文件系统分析了德国的安全环境及应对策略，并将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7月13日，德国公布首个“中国战略”，据德媒称，该战略是德国政府内部激烈争论和协调后的产物。应当如何看待德国安全政策的时代转向及其对中德关系的潜在影响？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同时，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也在发生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 俄乌冲突使欧洲的“印太”转向进一步复杂化，一方面，欧洲的当务之急远非应对所谓的“印太挑战”，另一方面，冲突加深欧洲对美国的依赖，减轻了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行阻力。事实上，德国坚决反对“脱钩”的立场表明，其对华战略的首要关切依然在于经济领域。中国应审慎对待大国关系，避免德国和欧盟在技术与经济竞争领域完全倒向美国。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德国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文｜黄萌萌
来源｜《德国研究》
▲ 2023年6月1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率内阁出席记者会，介绍40多页长的德国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图源：路透社两德统一后，德国延续了联邦德国时期形成的“文明力量”与超国家组织欧盟的“欧洲身份”认同。作为“规范性力量”，德国注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规则性与规制性影响力，慎谈“权力政治”，谨慎投入武力，即使是海外派兵，也是嵌入欧盟、北约与联合国框架，在集体安全机制内有限度地配合联盟行动，拒绝单独行动。福尔克·里特伯格（Volker Rittberger）通过实证分析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不是新现实主义者所预判的“强权政治”，在解释德国外交政策时，建构主义视域下的外交认同、外交规范与外交角色才更具有说服力。
在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中，德法轴心以“欧洲模式”替代“北约模式”，通过德法俄乌“诺曼底模式”四方会谈，以外交手段解决危机，推动了俄乌《明斯克协议》的达成。自此，盟友对于德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期待也不断提高，德国自身实施“积极有为”外交的意愿亦有所上升。德国政界与学界不断反思“文明力量”外交角色的适当性。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德法先期斡旋失效，冲突爆发后仅三天，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院宣布做出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时代转折”（Zeitenwende）的决定，并打破德国二战后70年来的“军事禁忌”，向冲突地区乌克兰提供包括重型武器在内的军事援助，还承诺将国防军费增加至北约所要求的、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进一步提升德国在欧盟与北约内的军事贡献。由此，德国政界开启了有关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社会辩论。在俄乌冲突中，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突破“克制文化”的制约，除了因外部危机触发的德国社会各界的“威胁认知”影响，德国安全政策的新态势是否也有其内生动力？纵观德国的安全政策实践，其建构意愿与建构能力之间仍存在差距，那么，德国安全政策转型面临哪些制约因素？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在探寻俄乌冲突背景下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的基础上，分析德国安全政策变迁的内外动因与其制约因素。
近年来，欧洲在后冷战时期所享有的“和平红利”所剩无几，俄罗斯被视为欧洲的安全挑战，欧洲安全秩序从“合作型”向“对抗型”转变。德国作为欧洲领导力量无法再偏重地缘经济利益而回避地缘政治竞争与欧洲安全责任。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德国政界达成了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慕尼黑共识”，德国安全政策呈现一系列新态势。德国提升对北约与欧盟防务贡献，加强对印太事务的参与。无论是在国家、欧洲还是国际层面，德国实施“积极有为”安全政策的意愿均有所提升。2022年的俄乌冲突激发了德国与欧洲的安全恐惧，德国突破“军事禁忌”的做法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也加速了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型。德国不再是欧洲安全政策上的“刹车者”，而是逐步转变为“建构者”，但其政治实践与盟友期待仍有差距。（一）国家层面：从“谨慎有为”到“突破禁忌”的安全政策两德统一后，德国延承联邦德国时期的军事“克制文化”。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近年来德国承担更多国际安全责任的意愿有所上升，并发布了一系列战略文件，重新定位其安全政策。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德国外交政策从恪守“克制文化”迈向“积极有为”。时任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外交部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与国防部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达成“慕尼黑共识”，宣称德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同年，德国外交部开启有关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转型的社会辩论，涉及德国的领导作用、安全贡献以及预防国际危机等议题。2016年德国国防部发布《安全政策与联邦国防军未来白皮书》（下文简称《安全政策白皮书》），明确提出德国在安全政策领域的优先战略。2020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时代转折|转折时代》（下文简称《时代转折》报告）称，德国作为欧洲领导力量，将增强欧洲共同行动的能力，捍卫欧盟战略自主与欧洲利益，应对俄罗斯对欧洲安全秩序的威胁以及中国对国际秩序与规范的挑战。然而，德国安全政策上的“有为”意愿更多地停留在战略文件与政治承诺上，在安全实践上仍是“谨慎有为”，与其政治承诺存在较大差距。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德国并未在安全危机中发挥有效“领导力”，甚至持观望规避的态度。德国曾一度拒绝援乌武器，仅提供5000顶头盔，由此引起盟友的不满与嘲讽。德国寄希望于复制“诺曼底”外交斡旋模式，并抵制美欧盟友异见，反对冻结德俄“北溪2号”天然气项目。但俄乌冲突的爆发极大程度地激发了德国社会各界的安全恐惧，基辅与柏林仅相距1500公里，俄乌冲突被视为德国“家门口”的战争。德国国内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民意高涨，欧洲盟友也不断要求德国承担相应的安全责任。在内外压力下，德国最终突破了以往的“军事禁忌”。 一方面，德国打破了不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的原则，向乌克兰运送包括重型武器在内的军事装备。俄乌冲突爆发3天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院发表德国安全政策“时代转折”的演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防御性武器。2022年2月的武器清单包括1000枚反坦克火箭筒、500枚美制“毒刺”地对空导弹、10000吨燃料及14辆装甲车。该提案迅速获得联邦议院各党派的支持。同年4月，继轻型武器后，德国联邦议院批准援乌重型武器，包括防空坦克与装甲榴弹炮等，并允许在德国本土培训乌克兰士兵。其后，德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高价值的防御型重型武器，如“猎豹”防空坦克、Iris-T SLM防空系统、MARSII多管火箭炮等。2023年初，在经历了德国执政联盟内部的争论与美欧盟友施压后，德国最终为“豹2”主战坦克的转运与援助开启绿灯。另一方面，德国大幅提高国防预算，用于军备升级及参与北约“核共享”政策。美国从克林顿政府时期起就要求德国提高军费，历时五任美国总统，跨大西洋伙伴因为柏林过低的国防预算而争吵不休，特朗普总统甚至曾以退出北约为由向德国施压，要求德国增加军费，但多年以来德国国防预算始终未达标。俄乌冲突爆发后，朔尔茨总理一改长期以来德国在军费问题上的“踌躇”，承诺至2024年将国防预算提升至GDP的2%，还提议设立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联邦国防军军备升级。其意图是将联邦国防军从“威慑力量”打造成为一支“作战部队”，不仅从国防预算上补齐资金，促进联邦国防军的现代化建设，还参与北约的“核共享”政策。根据德国国防部预算，2023年将使用“特别基金”中的85亿欧元用于加强军队能力和数字化建设，包括部队指挥能力建设、军备数字化升级、采购护卫舰，以及继续支持由德、法、西共同研发的第六代欧洲未来空战系统项目（FCAS）。此外，德国不再“谈核色变”，而是承诺要加强北约的“核共享”能力。为此，德国国防部计划采购35架美制F-35战机，因为该战机具有承载B61战术核弹的能力。（二）欧洲层面：从联盟防务的“刹车者”到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的“贡献者” 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德国向来是“跨大西洋主义者”，主张欧盟与北约防务功能的嵌合与互补，而非互为替代，这与法国“欧洲主义者”所偏好的欧洲独立防务明显不同。冷战后，德国认为美国主导的北约机制仍是欧洲安全的最重要支柱，对法国倡议的建设“欧洲军队”半心半意，不认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北约脑死亡”论。然而，德国长期偏低的国防支出令美国频繁指责德国在安全上“搭便车”。2014年北约威尔士峰会后，德国对北约的安全贡献有所提升。2017年起，德国就负责领导北约“增强前沿”（enhanced Forward Presence，eFP）任务部署在立陶宛的多国部队战斗群，目标是增强北约东部边境的防御能力，以应对俄罗斯潜在的安全挑战。2019年，联邦国防军第九装甲旅领导了北约高度戒备联合特遣部队（VJTF）的多国演习任务。与此同时，德法轴心继续推动欧洲防务“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PESCO）建设。在德国的自我认知中，它已不再是联盟安全与防务政策的“刹车者”，而是逐渐转变为“建构者”与“贡献者”。但在北约盟友看来，德国的安全贡献仍不能满足联盟应对国际挑战的要求。 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承诺加强北约机制内的“欧洲支柱”建设，进一步促进欧盟防务与北约嵌合。一是德国助力加强欧盟防务，强调欧盟防务是对北约的补充而非替代。2022年的《欧盟战略指南针》要求从“行动、投资、合作与安全”四个方面全方位加强欧洲安全机制的建设，但仍明确北约是欧洲安全的基础，其“核心行动”是在2025年前建立包括陆、海、空军在内的拥有5000兵力的欧洲新型快速反应部队，而德国将为这支部队提供核心力量。2022年的北约马德里峰会计划增加北约在欧洲东部边境的驻军，将快速反应部队规模从4万人提升至30万人。德国承诺贡献1.5万名联邦国防军、25架战机与60艘战舰。 二是德美加强安全合作，但德国并未放弃“战略自主”诉求。二战后，联邦德国将自身嵌入美国霸权所创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通过“嵌入式崛起”成为基于规范和制度而非强制性实力的“塑造性权力”。冷战后，德国不再满足于“美主欧从”的旧模式，提出自身战略诉求，德美分歧逐渐增多。德国曾与中俄结成“反战同盟”，反对伊拉克战争。特朗普时期，德美多次因军费问题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行为而发生争吵。美国驻德军队规模曾一度从1990年的20万人削减至2020年的3.5万人。然而，德国本质上仍是西方价值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捍卫者”，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但由于德美战略文化差异，当美国退出部分国际机制留出“权力真空”时，德国随即接棒发挥“康德式”的规范性影响力，却又不可避免地与美国“罗马式霸权”的领导方式发生龃龉。在俄乌冲突中，欧洲安全秩序备受挑战，德俄关系陷入僵局，德美加强安全合作成为德国安全政策新趋势。时任德国国防部部长的克里斯蒂娜·兰布雷希特（Christine Lambrecht）曾是和平主义者，而在2022年3月，她访美的优先事项就是采购美式武器，包括战机、军用直升机和导弹防御系统，并且重申欧洲需要美国盟友，德国已准备为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时代转折”投入资金。其后，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内政部部长、德俄友好小组成员罗格·莱文茨（Roger Lewentz）访美，美国宣布对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鲍姆霍尔德（Baumholder）美军基地追加约2亿美元投资。2022年北约新版《战略纲领》明确了北约和欧盟防务的互补性。在德国看来，美国对于欧洲安全保障的作用不可或缺，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至印太地区，为此德国需要在欧洲集体防御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提升欧洲安全的自我责任意识。德国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优先用于订购美国战机，德国亦与欧洲14个北约盟友达成“欧洲天盾倡议”，旨在加强欧洲联合防空能力。虽然德国加强了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放弃了欧盟“战略自主”。俄乌冲突导致大国关系重新洗牌。德国继续利用七国集团（G7）等国际多边机制加强欧盟在贸易、数字、科技与全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维持欧盟在中、美、俄之间的“战略主权”。德国智库亦建议欧盟推进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简称CETA）谈判，这不仅是为了获取加拿大丰富的能源与原材料，也是为了避免欧盟在俄乌冲突后过于依赖美国。此外，德国倾向于在北约战略文件中使用更为谨慎的对华叙事，认为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仍需要中国的参与，北约《战略纲领》中也最终加入了对华“建设性接触”的内容。对德国而言，欧盟“战略自主”并不意味着要摆脱对美国与北约的安全依赖，也并非要回归冷战时期“美主欧从”的模式，而是要在大国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提升欧洲硬实力，减少对他国单方面依赖，维护欧盟地缘经济、地缘政治与广泛的安全利益，确保欧盟的国际话语权。（三）国际层面：从重视地缘经济到强调地缘政治以及参与印太安全事务 冷战后，从科尔政府到施罗德政府，德国和亚洲之间的联系较多地存在于经贸与科技等领域，在地缘政治领域的联系则较弱。默克尔时期，德国的亚洲战略文件开始关注德国在亚洲的利益，包括经济、政治与地缘战略利益，呼吁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构建亚洲伙伴关系。但在政治实践中，德国在亚洲对经济利益的考量往往超过了其他因素，德国对华经济依赖也不降反升。然而，从默克尔第四任期开始，不断有德国政客声称中国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近年来，除了确保德国在印太地区地缘经济上的竞争优势以外，德国政府还主张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参与，以及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进一步配合北约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参与。2020年德国出台《德国一欧洲—亚洲：共同塑造21世纪》文件，重塑德国的印太战略，将多边主义、气候环保、区域安全、人权法治以及维护“基于规则”的公平贸易列为优先性议题。德国的政治目标是：嵌入北约与欧盟机制，构建基于价值观的印太多元伙伴关系，维护自由航行、开放市场与自由贸易等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印太秩序，制衡中国在区域秩序上的影响力，确保欧盟在印太地区的话语权。在俄乌冲突中，德国印太战略中美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市场与欧盟战略自主之间的张力加剧。其一，在中美博弈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德国难以实现“等距中立”。美国塑造了以北约为依托的美欧联动制华体系，德国与欧盟作为“第二梯队”有限度地配合美国印太战略，这使得德国加大了印太战略与对华政策中对“安全”因素的考量。北约新版《战略纲领》中将俄罗斯列为最直接与最重大的威胁，并首次将中国视为在利益、安全与价值观上的“制度性挑战”，印太转向是未来北约战略转型的重要课题。德法智库联合建议，基于“民主共识”，欧洲应巩固与跨大西洋盟友的伙伴关系，重塑印太安全战略与手段。其二，中国市场红利与德国商界意见是影响德国印太战略的重要因素。在俄乌冲突中，德国致力于塑造多元化的印太供应链，但并不主张对华“脱钩”。2022年，德国总统与外交部部长先后出访日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后，继续出访新加坡和越南，旨在推动印太产业链和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华单方面依赖，但也反对对华“脱钩”。德国大型跨国企业最看重中国市场红利，对于联邦政府在对华业务上的预增干涉颇为不满。2022年上半年，德国对华直接投资超过100亿欧元，同比增长21%。其中，大众、宝马、梅赛德斯与巴斯夫等德国跨国集团对华直接投资占欧盟对华直接投资额的三分之一。根据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Ifo Institut）的统计数据，若德国产业链从中国完全回流至德国本土，德国GDP将损失10%。因此，德国企业大多反对对华“脱钩”，但也在探索“中国+”的供应链模式，即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各打造一套独立的供应链与信息技术系统，以增强供应链韧性，应对“商业政治化”与“国际地缘政治”风险。
其三，德国“印太战略”欧洲化，旨在以欧盟为依托，增强德国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德国嵌入欧盟机制，主张以开放性视角构建印太秩序，整体提升欧盟在印太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上的话语权。以德国、法国与荷兰国家层面的“印太战略”为蓝本，2021年，欧盟出台《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此后，欧盟致力于与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新西兰等国推进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谈判，并探索与东盟达成区域间贸易协定的可能性。相较于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零和博弈”二元思维，欧盟的印太战略手段更加多元化，其政治目标偏重于维护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印太经贸秩序与供应链安全。未来，德国也将在欧盟和北约机制内，在印太军事交流、经贸投资、气候环保、难民治理、供应链多元化等议题上继续发挥作用。
（一）外部危机的冲击：俄乌冲突触发德国各界“威胁认知”的改变 俄乌冲突带来的外部冲击是德国安全政策变迁的重要催化剂。冲突激发了德国社会各界的集体恐惧。德国政界对俄“威胁认知”伴随着对“新东方政策”的反思，东西方对抗的场景再次被拉回现实政治，德国社会“对俄理解”的声音渐弱。出于对欧洲与德国本土安全的担忧，德国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有关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辩论，普遍支持加强国防军建设、提升对联盟防务贡献，援乌武器被视为维护欧洲安全的必要手段。在德国政界，各党掀起了对“新东方政策”的反思浪潮。曾经的对俄政策被视为是“幻想、俄罗斯浪漫主义以及历史责任”的混合体，但德国的历史责任不应只针对俄罗斯，还包括对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以及乌克兰等国的责任。德国社民党率先反思由其创立的“新东方政策”，朔尔茨宣称该政策从来不是、未来也不会是德俄建立“特殊关系”的工具，任何被视为德国“特殊道路”的事物，都会损害欧洲安全。他还宣称欧俄之间是“自由欧洲秩序”与“新帝国秩序”的分野对抗。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承认“新东方政策”未能将俄罗斯纳入欧洲安全体系。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因在四个俄油气公司担任高管，而遭遇党内孤立和舆论批评。德国政界还对默克尔的对俄政策进行清算，批评其既忽视了军备投入及对俄能源依赖风险。现任基民盟主席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甚至用“碎片废墟”来形容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德国社会，危机导致德国民众对安全政策的认知发生改变。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民众因担忧战事蔓延与核威胁而产生了集体“恐俄症”。冲突爆发之初，70%的德国人担忧战火外溢至欧洲其他国家，赞同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民意从冲突爆发前的20%飙升至60%，其中大部分支持者承认是俄乌冲突导致他们对安全政策认知的改变；70%的德国人赞成将联邦国防军派遣至北约的东欧驻地。在德俄关系上，德国民众对俄罗斯的信任度降至历史最低点，90%的德国民众认为俄罗斯不可信，即使社会福利损失也支持对俄实施制裁的民众多达79%。俄乌冲突持续超过半年后，仍有86%的德国人认为俄罗斯是世界安全的威胁，担心俄罗斯会攻击欧洲其他国家的民众超过60%。基于安全上的“威胁认知”，德国开始质疑战后坚守的“和平主义”外交偏好。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DGAP）认为德国奉行的“和平主义”外交实则助长了俄罗斯的军事强权，建议德国政府走出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和平主义”舒适区，在现实政治中重新思考德国的外交角色。它还言称若德国在军事上继续恪守“克制文化”，就无法维护欧洲安全秩序，也会令欧盟在大国竞争中无法拥有一席之地。（二）外交角色的变迁：从“文明力量”到“建构力量”的演进德国历史上与大屠杀和二战相关的“历史记忆”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的社会反思，促使德国形成了外交上的“克制文化”，塑造了其融入西方、避免单独行动以及奉行多边主义的国家认同，使德国多采用外交手段而非武力方式解决国际冲突。两德统一后，两极格局限制消失，但德国仍延续了联邦德国时期的“克制文化”。为避免触发欧洲邻国对于德国重归军事“特殊道路”的担忧，德国通过制度性与规范性力量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并借助国际多边机制，推动国际关系规范化、法制化与文明化，自我定位为使用软实力的“文明力量”外交角色。实际上，一国的外交角色是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由社会内部的自我理解与外部期待二者互动建构而成。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德国近年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自我理解与外界盟友对德国的期待均有所改变。德国开始反思严格的“克制文化”的适用性，并逐渐展露出成为“地缘政治”与“全球力量”角色的意愿。在政治实践上，德国在寻求“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上更加积极有为，盟友对德国领导作用的期待也不断上升。由此学界对德国外交角色的变迁展开争论，认为德国外交角色正从“文明力量”向“建构力量”转变。德国“建构力量”外交角色主张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加强国际参与，提升联盟防务贡献，并且积极构建国际合作网络，主动承担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责任。在“权力政治”上，“建构力量”运用“灵巧外交”，撬动联盟权力资源，维护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与“价值观”的国际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作为“建构力量”，既具有“规范性力量”的底色，也有“权力政治”的逻辑。因此，“建构力量”并非是对“文明力量”的颠覆，而是在吸纳“文明力量”部分规范的同时，承认“权力政治”的不可超越性。具体而言，“建构力量”在延续了“文明力量”中基于价值观的多边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规范的同时，又扩展了在地缘政治上的“权力资源”以及在联盟安全上的“责任意识”。但“建构力量”是致力于塑造联盟共识的“合作型权力”（Power with），这不同于“大国力量”或者“霸权力量”产生的“压制型权力”（Power over），德国也缺少作为“霸权力量”的硬实力。由此，在分析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内生动力时无法脱离对其外交角色变迁的分析。首先，欧洲安全环境发生变化，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增多。从欧债危机、克里米亚危机、难民危机再到新冠疫情，德国作为欧洲的“危机管理者”，不断行使“倡议权”“制约权”与“否决权”，扩充自身在欧盟内的权力资源，其领导作用也从地缘经济领域延伸至地缘政治与安全领域。正如斯蒂芬·萨博（Stephan Szabo）所言，德国正从地缘经济行为体向地缘政治行为体演进，其经济利益不时让位于更为广泛的欧洲安全利益。其次，德国致力于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克制文化”的作用有所弱化。德国政界与学界积极互动，呼吁加强德国的国际参与度，反思“克制文化”与“文明力量”在应对国际挑战时的适用性。2014年，德国时任总统高克批评“克制文化”已沦为德国置身事外的“自我特权”。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时代转折》报告质疑“文明力量”角色的适用性，建议德国在自由主义秩序受损的“转折时代”，推动外交政策的“建构式转变”。“文明力量”派学者汉斯·毛尔（Hanns Maull）则提出德国发挥有效的国际影响力须从调整外交角色入手。在俄乌冲突中，德国学者进一步反思“克制文化”，批评德国总是怀有“和平主义”理想情怀，而不愿去正视所谓的俄罗斯“新帝国主义”的征服计划；长期以来，德国缺少地缘战略思维，因为“历史记忆”的包袱，德国偏好人道主义参与，却往往将地缘战略思维视为帝国主义的丑陋遗产，德国此举引起了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等盟友的极大不满。从民意上看，克里米亚危机中仍有60%的德国人支持德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克制”，至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支持“保持克制”的民意不足40%。2014年至2019年，过半的德国人支持德国奉行“积极有为”的外交政策，加强国际参与（见图1）。在政策实践上，德国历史记忆的克制作用也逐渐弱化。从2014年到2022年，德国国防预算从324亿欧元上升至503亿欧元。2014年北约威尔士峰会后，德国加强了对北约的防务贡献。截至2022年，联邦国防军共执行13项海外驻军任务，派驻约3500名士兵，活动范围涉及欧洲、亚洲与非洲。在俄乌冲突中，德国进一步推动北约与欧盟防务的功能嵌合。再次，德国对“权力政治”的认同发生变化。德国撬动盟友的“权力资源”，实施基于西方价值观的“有效多边主义”外交，维护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塑造对他国的影响力。德国将法国、美国与欧盟盟友视为最重要的“多边主义”伙伴，而与其西方身份认同、价值观和治理模式不同的国家则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他者”。近年来，德国对华政策中的“价值观外交”倾向加重。中德经济利益越来越受制于对地缘政治与安全维度的考量。在欧盟框架内，德国还加强了与美国的对华战略协调。2021年成立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与科技标准等方面重塑西方规则，应对中俄挑战。最后，盟友对德国承担欧洲与国际责任的期待有所上升。德国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罗德（Andreas Rödder）曾言：“欧洲对德国有一种新恐惧，这种恐惧集中在经济领域而非军事领域。”鉴于德国二战后持续的历史反思，欧洲盟友对于德国重归“军事强权”的担忧下降，转而期待德国承担更多的欧洲安全责任。它们认为德国的“克制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欧盟发挥“地缘政治力量”作用，并使北约机制处于危机之中。若德国仍然是个“犹豫领导者”，就不符合盟友对德国的期待。从2015年到2020年，欧盟各国民众对于德国发挥领导作用的支持率整体呈上升态势（见图2）。2021年，三分之二的波兰受访者认为波德关系应着眼于当下和未来，而非历史性问题。俄乌冲突中，东欧与波罗的海国家不断向德国施压，要求加强对俄制裁。德国在援乌武器、对俄制裁以及乌克兰入盟议题上往往被东欧盟友“裹挟前进”。此外，自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欧洲不再是美国关注的焦点，美国也不断向德国施压，要求德国提高国防军费，加强欧洲安全的自我责任。▲ 图2 欧盟各国民众德国发挥欧盟领导作用的支持率近年来，无论是美欧对华战略协调、德国追求基础设施与供应链安全，还是德国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与安全参与，事实上都是德国安全观变化的结果。俄乌冲突在挑战欧洲安全秩序的同时，也促使德国安全观中的泛安全化、价值观化以及对抗性态势进一步加重。其一，德国树立“综合安全观”，拟议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泛安全化趋势明显。冷战时期，鉴于德国历史记忆的“自弱”与两极格局中的“外制”，“安全议题”在德国国家战略中居于次位。德国也缺乏“正常国家”所需的国家安全战略。1955年成立的联邦安全委员会（Bundessicherheitsrat）本是协调国家安全政策的机构，但长期以来缺乏统筹各部门资源的能力，最终沦为德国政府“武器出口”的秘密决策地。随着近年来国际环境的改变，2016年德国的《安全政策白皮书》提出“混合型威胁”概念，要求提升“国家综合安全”的防御能力。2021年德国“交通灯”执政联盟在《联合执政协议》中约定出台战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俄乌冲突中，德国政界、学界与公众共同参与国家安全战略辩论，重新审视欧洲安全威胁，统筹联邦各部门资源，重塑国际伙伴关系。德国政界的辩论呈现出以下动向：一是确立综合安全观，“泛安全化”态势明显，“传统安全”议题与经贸、科技、供应链、能源、网络与发展援助等领域逐步链接；二是提升联邦安全委员会职能，高效统筹联邦政府各部门与联邦议院的资源，并加强与国内军工业的沟通以及与价值观盟友之间的合作；三是放松德国的武器出口管制，加强德法武器出口政策协调，建议未来德国武器出口不再奉守严格的“克制”标准。而在德国社会辩论中，“安全”议题也外溢至其他领域，公众的主要关切包括联邦国防军防御能力、德国的联盟安全责任、气候保护与环境安全、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与供应链安全，以及国际危机预防与管理等。其二，德国的欧洲安全观从“合作型”到“对抗型”秩序演进。从冷战时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到德国统一后实施“以商促变”政治战略的转变，表明德国曾怀有“以贸易求接近”的政治愿景，并试图通过加强与俄经贸联系促使俄罗斯政治“欧洲化”，致力于构建有俄罗斯参与的“泛欧洲安全合作秩序”。但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越发被视为欧洲安全的“挑战者”。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就曾提出不再确信俄罗斯可以作为“负责任的参与者”融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呼吁加强欧洲安全防御能力。2022年的俄乌冲突中使欧洲人改变了安全秩序观以及对俄认知，俄罗斯被视为欧洲安全秩序的主要威胁。德国由此放弃了“以商促变”的战略，德俄关系发生范式转变，开始走向对抗。在安全上，德国政客多次强调俄罗斯不能赢，对乌克兰持续提供军事与人道主义援助。在经济上，德国参与到西方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孤立俄罗斯的行动中。即使国内通胀高企，德国仍参与了欧盟对俄罗斯的九轮制裁，并对俄实施金融SWIFT制裁。在能源上，德国逐渐摆脱对俄能源依赖与经济联系，冻结“北溪2号”能源管道，并在美国、挪威和卡塔尔寻找替代能源。2022年上半年，德国对俄出口同比下降34%。2023年初，德国宣布摆脱对俄石油、天然气与褐煤的进口依赖。其三，德国强化国家安全议题与价值观的链接。在俄乌冲突中，除了位于政治光谱两侧的左翼党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德国选择党，过半的德国主流政党主张即使利益受损也要实施“价值观外交”，超过七成受访者支持减少对俄与对华依赖。德国的安全利益更多地为价值观所塑造，德国外交部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曾多次提出降低对华依赖，要求尽快出台《中国战略》。德国对华政策越发强硬，对华三维战略中的“竞争性”与“对抗性”权重上升。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两年内召开三次会议，其功能定位也从美欧经贸规则与科技标准的协调机制，发展成为应对中、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挑战的跨大西洋协调中心。
从政治意愿上看，德国安全政策朝着“质变”的方向演进，但在政治实践中，德国安全政策转型仍面临规范、制度与现实层面的制约。随着德国政客与选民群体的代际更迭、人口结构变化以及新危机的出现，德国反思战争的“历史记忆”对德国安全政策的“克制作用”有所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克制文化”的牵制力完全消失，德国政客与社会民众在外交认知上仍有历史包袱。不仅如此，在现实层面，德国军事资源短板、经济顾虑以及政治精英间的意见分歧也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进度。为此，德国完成安全政策转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开展大规模社会运动反思纳粹战争历史，“再无战争”与“再无奥斯维辛的杀戮”成为德国外交的座右铭，“克制文化”外交认同自此形成。冷战后，德国延续了以往的外交政策，新的“文明力量”外交角色也有显著的“克制文化”特质，德国社会上“反战情绪”与对军事行动的抵触心理较强。然而，随着国际环境的改变，德国政治精英也历经代际更替。近年来，德国对“权力政治”的诉求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向“建构力量”转变，“克制文化”的作用有所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历史记忆的消失，“克制文化”仍有社会韧性。“克制文化”对德国安全政策转型起着牵制作用，德国安全政策难以瞬间“扭转船头”，而是需要历经社会化过程，经社会辩论后才能形成更广泛的规范认同。
近年来，德国对于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仍较为谨慎。2015年巴黎暴恐袭击发生后，德国议会通过派兵打击“伊斯兰国”的决议，但相对于英法两国，德国承担的军事贡献较少，支持德国参与空袭“伊斯兰国”行动的德国民众虽然接近半数，但大多数主张德国应承担军事上的辅助责任。2014年至2021年，德国国防预算稳步上升，占GDP的比例由1.15%升至1.35%，但仍未达到北约2%的标准。俄乌冲突背景下，德国政界迟疑观望，历史记忆的“克制”影响犹存。冲突爆发前，联邦政府内部就是否突破不向冲突地区运输武器的原则产生分歧，担忧德国直接卷入冲突。德国总理与外交部部长曾作为“调解人”穿梭于华盛顿、莫斯科与基辅之间，试图重启曾经的“诺曼底模式”谈判。冲突爆发之初，德国强烈谴责俄罗斯，并突破“军事禁忌”承诺援乌武器，但在政治实践中，德国却并非武器运输的“急先锋”。联邦情报局甚至指出，应警惕德国对乌军事援助带来的德国政要与军工行业联系日益紧密的风险。2022年3月至5月，乌克兰只收到两批次来自德国的少量轻型武器。此后，德国始终处于盟友施压与自我说服的循环之中，政治决策进入一种螺旋模式：先是犹豫或者拒绝提供，之后又以“执政联盟共识、盟友协商共进、避免单独行动”为由坚持德国的谨慎决定，当内外压力积至上限后才批准武器运输。冲突持续三个月后，德国实际援乌军备额仅为所承诺的35%。即使美欧盟友不断施压，德国援助武器的数量与弹药配给期限均与所承诺的不符，重型武器交付时间也一再拖延。至2022年底，德国的援乌武器金额为23亿欧元，占其GDP的0.1%，远低于美国229亿欧元与英国41亿欧元的援助额。在德国学界，反战倡议与援乌倡议“分庭抗礼”。德国总理宣布做出外交与安全政策“时代转折”的决定后，反战代表如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与女性主义者爱丽丝·施瓦泽（Alice Schwarzer）主张德国在俄乌冲突中维持各方力量平衡，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只会使德国卷入冲突或加剧冲突升级为核战争风险。政治学家拉尔夫·福克斯（Ralf Fücks）等人的联名信则呼吁朔尔茨尽快向乌克兰交付重型武器，认为只有构建欧洲“可信威慑力”，才能削弱俄罗斯的战斗力，增加止战和谈的筹码，维护欧洲的安全秩序。在社会层面，“克制文化”加大了德国民众对安全政策转型的认知分歧。二战后，德国发展成为较成熟的西方代议制民主国家，外交与安全政治转型需要历经社会辩论，争取民意共识。近年来，德国政界实施“积极有为”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意愿上升，然而政界却并未与社会民众就安全政策转型进行充分沟通，也未引领社会辩论，外交与安全政策讨论大多止步于政界与学界。在2016年的《安全政策白皮书》与2018年的《联邦国防军构想》提出国防军现代化的任务后，有关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社会辩论便被搁置，而且上述安全战略文件的受众群体主要是专业人士，并非普通民众。俄乌冲突激发了德国社会各界的“安全恐惧”，也是德国突破“军事禁忌”的催化剂，然而改变长期以来的“克制文化”认同并非朝夕之间。冲突爆发前，德国社会展现出明显的“克制文化”偏好，53%的德国人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71%反对援乌武器。俄乌冲突中，虽然大部分民众支持提高国防开支以维护欧洲安全，但68%的受访者仍反对德国在欧洲担任军事领导角色。在向乌克兰提供“豹2”主战坦克这一问题上，德国民意也呈分裂态势，支持者达到46%，但反对者也有43%。从俄乌冲突持续半年以来的民调可见，德国“克制文化”与安全政策的“时代转折”倡议发生激烈碰撞。在援乌武器与对俄制裁是否应该“克制”的问题上，德国社会意见分歧一直较大（问题1和问题4），但在对北约安全保障作用与德俄关系的认知上则共识性较强（问题2和问题3）。概言之，俄乌冲突令德国不得不走出舒适区以推进安全政策转型，但摆脱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已历经社会化过程而形成的“克制文化”并非朝夕之间可以实现。
▲ 表1 俄乌冲突中的德国民意调查（2022年）
由于德国安全决策机制的分散性，各党派在安全议题上呈现出“脆弱的团结性”，对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速度起到制约作用。德国安全政策缺乏高效的决策机制与资源统筹。长期以来，联邦各政府部门各自为政，部门之间难以整合资源。20世纪80年代后，联邦安全委员会功能不断缩水，并未承担起德国安全政策协调中枢的职能。联邦议院也缺少有关国家安全政策的跨部门协调机制，议院中的外交、国防与经济委员会各行其是，始终未就德国安全政策成立综合分析决策部门。
首先，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交通灯”执政联盟需顾及各自选民的偏好差异，在分歧与妥协中寻求共识。各党派选民对于援乌武器与对俄制裁的意见不一（见表2）。其中，社民党选民属于“谨慎平衡”派；德国绿党的“价值观外交”则超越了其原有的“和平主义”标签，在支持武器援助与对俄制裁方面表现最为积极；自民党选民则由对安全政策转型的积极支持回归“谨慎平衡”的立场。朔尔茨虽然发表了德国安全政策“时代转折”的雄心勃勃的政治宣言，但在政策实践上却是“谨慎前行”。朔尔茨在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表示，德国在武器运输上没有“绝对永久战略”，需要根据安全风险和军事效率进行综合权衡。▲ 表2 德国各政党在援乌武器与对俄制裁上的意见分布（2022年） 其次，执政联盟内部的权力之争十分激烈。俄乌冲突中，朔尔茨在援乌武器上呈现出明显的“迟疑”特征，受到执政联盟内绿党与自民党的批评与施压。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自民党的玛丽-阿格内斯·施特拉克-齐默尔曼（Marie-AgnesStrack-Zimmermann）多番批评德国政府在安全事务上的长期不作为，外交部部长贝尔伯克率先为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辩护。在外交政策上，社民党领导的总理府与绿党执掌的外交部及经济部之间的话语权与决策权之争也越发激烈。社民党倾向于实施“务实性外交”，而绿党偏好“价值观外交”，往往以“价值观对抗”突出中俄对西方秩序构成威胁的叙事。德国外交部主持《国家安全战略》与《中国战略》的制定，却将“人权”置于中德关系的中心位置，引发总理府与经济界争议，导致战略出台延迟。德国经济部拟议更强硬的对华经济政策，减少对德国企业在华投资的政治担保，并加大对中国企业在德投资的安全审查。德国总理府往往是绿党过度实施价值观外交的“纠正人”。朔尔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文明确反对“孤立”中国。2022年11月朔尔茨访华前，联邦总理府也与外交部、经济部就中远集团收购汉堡港集装箱码头一事展开激烈争论。再次，执政联盟与议会最大反对党联盟党之间博弈激烈。俄乌冲突中，朔尔茨提议拨款1000亿欧元“特别基金”用于军备升级，为此需要议会三分之二的支持以修改《基本法》。但联盟党不断设置障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基民盟主席默茨针对“特别基金”的来源、具体用途以及还款机制提出严格的条件，要求联邦政府确保“特别基金”专项专用，使其仅用于国防军现代化升级，而非延展至绿党所建议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如网络安全、气候安全以及卫生防疫等。俄乌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就越容易受到经济与社会成本的相互牵制。换言之，德国联邦政府需要在安全政策转型、政治成本与社会经济代价之间寻求平衡，任何激进的措施都将令德国执政联盟付出过多政治代价，若失去平衡，德国安全政策的“时代转折”也将陷入窘境。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受到经济与社会成本制约。德国作为贸易国家，其相对强大的国际地位主要是基于良好的经济表现与出口优势。长期以来，德国工业受益于全球化红利与廉价的俄罗斯能源。然而俄乌冲突爆发后，受对俄制裁与反制措施的影响，居高不下的通胀率严重影响了德国的出口、工业生产及消费者购买力。一方面，由于进出口产品结构不同，德国无法将价格上涨的压力完全转嫁给国际客户，导致德国贸易顺差大幅减少。即使联邦政府一揽子救助计划可以部分减轻能源价格飙升对企业生产成本的负担，德国经济前景仍较为黯淡。欧洲中央银行加息与美国出台具有浓厚保护主义色彩的《通胀削减法案》也对德国出口造成了压力。另一方面，德国的高通胀率导致居民经济状况恶化，执政联盟选票流失。德国经济五贤人委员会预测，2022年德国通胀率为8%，GDP增长仅为1.7%，2023年GDP预期还将回落至0.2%。俄乌冲突、能源危机与通胀高企的叠加效应为德国家庭与企业带来负担，引发了民众对自身经济状况的不满以及联邦政府支持率的下降。2022年10月的民调显示，只有20%德国人对当前的德国经济形势满意，66%的德国人担忧持续高通胀会使自己无力支付账单。同年12月，68%的德国受访者对“交通灯”执政联盟表示不满。此外，朔尔茨提升国防军费的承诺也受到德国经济制约。持续的高通胀将导致联邦国防军用人、运营以及军备升级的成本大幅上升。因此，相对于援乌武器升级导致冲突加重，以及德国付出的经济代价与能源成本超出社会预期，德国仍寄希望于冲突各方回归外交谈判。为此，朔尔茨曾明确表示希望继续通过谈判为乌克兰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在2022年11月的民调中，也有86%的德国人期待可以通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联邦国防军的建构意愿与建构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赤字。两德统一后，德国不再是两极阵营对抗的前沿国家，而是作为“贸易国家”享受着欧洲的“和平红利”，削减国防开支的幅度也超过其大多数盟国，缺乏扩充军备的意愿。因此，联邦国防军很难在短期内补齐军事资源短板，这也延缓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速度。首先，联邦国防军的人员缺口短期内难以补齐。国防军规模从1990年的约50万人缩减至2022年初的约26万人。2011年，默克尔取消义务兵役制后，军队人员因缺乏社会尊重，短缺情况更为严重。其次，德国国防预算仍存在长期缺口。德国国防预算大致分为三部分：人员50%、运营30%、军备20%。但近年来持续攀升的人员与运营成本挤占了原本用于军备升级的资金预算，阻碍了军队的现代化进程。此外，德国国防预算的波动性也导致国防军难以启动长期军备研发项目，复杂的军备项目往往持续10—15年，很多长期项目因资金不到位而不得不暂停。尽管在俄乌冲突中，德国拨付1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军备升级，但通胀高企导致军备采购成本上升，2022—2023年德国国防预算仍存在约180亿欧元的缺口。尤其是在2026年“特别基金”耗尽后，联邦政府并未就如何维持北约要求的占GDP2%的国防军费标准做出长期规划。再次，联邦国防军军备老旧，库存不足。俄乌冲突爆发时，有60%的直升机不能执飞，而且200多辆坦克中只有一半可以随时启动。德国陆军中将阿尔方斯·迈斯（Alfons Mais）直言，联邦国防军没有为承担北约义务与国土防御做好充分准备。俄乌冲突中，德国宣称在北约快速反应部队中担任领导角色，但在陆军装备方面，18辆德国“美洲豹”装甲运兵车在演习中问题频出。最后，德国军备采购程序复杂，改革步履维艰。近年来，受疫情影响，德国军工企业本就面临供应链与人员短缺问题。而联邦国防部、联邦议院以及联邦装备、信息技术和现役支持办公室（BAAINBw）的三方官僚审批机制复杂繁冗，这导致德国军备采购效率低下，订单稀少加剧了军工企业高技能人才流失与产能低下等问题。对“美洲狮”（Puma）步兵战车的采购曾拖延数年，预计到2030年才能完成。即使在俄乌冲突中，德国议会通过了《国防军加速采购法案》，但军备采购流程仍无法适应现实需求。
近年来，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总理发表“时代转折”政治宣言，进一步凸显了德国安全政策的新态势，促进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了不向冲突地区运送武器的原则，不仅援乌武器，还拨付“特别基金”用于军备升级。在欧洲层面，德国积极促进北约与欧盟防务的嵌合，加强德美安全合作以及北约机制内的欧洲“安全支柱”建设。在国际层面，德国以多元化手段加强印太参与，从地缘经济延伸至地缘政治与安全领域。德国安全政策的新态势不仅源于外部危机触发的社会各界“威胁认知”，也受到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的推动。一方面，近年来在欧洲安全环境变化的过程中，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改变，盟友对德国的期待也在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迈向“建构力量”。在国际责任上，德国致力于加强国际参与，提升联盟防务贡献，并积极构建国际合作网络，承担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责任；在权力政治上，德国撬动联盟权力资源，维护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与“价值观”的国际秩序。但德国作为“建构力量”，并非要颠覆“文明力量”，而是吸收其“规范性力量”的底色，遵循“权力政治”的逻辑。另一方面，德国安全观中的泛安全化与价值观化的趋势越发明显。德国的欧洲安全秩序观也从“合作型”向“对抗型”的范式演进。从政治意愿上看，当前德国安全政策转型涉及德国的安全观范式以及战略文化与外交角色的转变，已展现出“质变”的特性，德国政界的“权力意志”构成了战略性的“建构意愿”。但从政治实践上看，德国在安全与防务上的实际作为与其政治承诺之间仍存有一定的差距。正如克里斯蒂安·哈克（Christian Hacke）所说，德国在“时代转折”中有些迷失方向，德国的“建构能力”不足。事实上，德国安全政策转型面临规范、制度与现实层面上的制约。大船转弯不易，德国完成安全政策转型非一日之功。在规范层面，因欧洲安全局势的变化、德国政治精英代际更替、人口结构变化以及盟友对德国认知的改变，德国因历史记忆产生的“克制文化”作用有所弱化，但“克制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并未消失。在俄乌冲突中，德国“克制文化”与安全政策转型对冲，牵制了转型的幅度。在制度层面，鉴于德国安全决策机制的分散性，各党派在安全政策的权力分配上博弈激烈，牵制了转型的进度。在现实层面，俄乌冲突、能源危机与通胀高企的叠加效应制约了德国经济发展，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就越容易受到经济与社会成本的相互牵制。此外，联邦国防军补齐军事资源短板并非一日之功，这也延缓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速度。最后，德国安全政策中的“泛安全化”与“价值观化”趋势为中德关系增添挑战。在俄乌冲突中，美欧加强了对华战略互动与机制性协调。然而，笔者认为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与美国对待国际关系“他者”零和博弈的思维不同，德国主张与“他者”构建灵活的、多维度的关系，加强以共同承担国际责任为导向的全球治理合作。在经济上的竞争规则仍是德国对华政策中的重要关切，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也成为德国拟议《国家安全战略》时最具争议的部分，德国政治界与经济界在“对华战略”上的意见齣龋不断。未来，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我国需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首先，中国应冷静对待美欧对华战略协调，客观评估“脱钩”前景。近年来，美欧加强对华战略协调，但在对华政策上德国与欧盟有自身考量。鉴于德国商界特别是德国大型跨国企业深植中国市场，德国反对对华经济与技术“脱钩”，只是减少单方面的产供链依赖。在全球治理领域，德国也支持中国的积极参与。实际上，德国较为担忧的是美国继续对欧盟施加压力，要求美欧一道推进“对华脱钩”。鉴于此，德国智库建议利用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保持磋商，寻求解决方案。实际上，德国既不会紧跟美国步伐对华实施“技术脱钩”，也不会在政治层面上鼓励加大对华依赖，而是以供应链“多元化”的手段应对国际地缘政治的风险。因此，中国应稳住德国与欧盟，保持对话，避免它们在技术与经济竞争领域完全倒向美国。其次，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德国总理朔尔茨是疫情后欧盟首位访华的领导人，并由德国企业家陪同，这对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带来示范效应。德国对华政策仍是欧盟对华政策的风向标，即使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德国企业仍活跃在中国市场。由此中国应以德国企业为抓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冲“商业政治化”风险。最后，中国应拓宽中德绿色合作渠道。中德在全球治理领域的目标与利益互动有较高的协调性。欧盟提出至205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宣布至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德国是中国对欧盟绿色贸易的最大伙伴国。中德绿色合作前景乐观，双方可深化在绿色金融债券领域的合作，打造“绿色+数字”协同发展伙伴关系，将中德“绿色合作”落实到企业与金融层面。*文章原载《德国研究》2023年第1期。限于篇幅，文章有所删节。
FIN 点击图片链接阅读更多文章全球网络最重要的13个基础设施, 到底控制在谁手中?
北约峰会同时“点名”中俄? 欧洲流出的调研泄露另一真相
22位地质专家呼吁: 中国应尽快建立这份关键矿产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