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打造“中国模式”? 金砖新成员埃塞的宏图与挫折

 导读：2023年8月，金砖国家组织扩容，邀请埃塞俄比亚和埃及这两个非洲国家加入。其中，埃塞俄比亚虽是无可争议的非洲大国（人口位列非洲第二，国土面积位列第10），但是人均GDP却排在非洲50多个国家的中下游水平。但这不影响人们对埃塞的发展寄予厚望，尤其是2000年以来，埃塞通过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率的亮眼成绩。然而，2020年爆发的内战打断了埃塞的黄金增长时代，埃塞经济如今面临严峻挑战。曾经踌躇满志的埃塞，能否克服困难，迎来新生？长期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访学的青年学者江源在本文中介绍了埃塞当下的政治经济状况，并从长时段的视野分析了埃塞的发展经验和未来潜力。

埃塞在非洲国家中，属于农业禀赋突出而矿产禀赋不足的国家，这样的自然条件带来了一系列历史、社会、文化效应。自然环境使得埃塞拥有3000左右的历史文化，古文明和宗教的教化效果，影响了埃塞社会中“独立自主发展”的意识。这种积极独立自主的总体观念，成为埃塞发展前景最重要的希望所在，也是埃塞上一轮高速发展的基础因素。埃塞上任政府为埃塞建立了清晰的发展路线，为埃塞带来了近20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也在埃塞特殊的社会、民族结构背景中，埋下了社会矛盾加剧的暗线，导致内战爆发。

当前，埃塞内战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政府也将注意力重新转回到经济发展上来。然而，原有发展路径的中断和内战消耗，使得埃塞经济面临三大难题：政府赤字、外汇储备和进口资源不足、原有欧美市场流失，这些经济难题也直接影响着大量在埃塞投资建厂的中国企业。埃塞尤其希望通过金砖国家组织这一平台，获得解决最紧迫经济问题的新渠道。

埃塞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发展中断，为许多预设经济永恒“线性”增长的乐观理论提供了不一样的经验。埃塞的情况表明，宏观规划、模式、环境之外，具体计划如何执行、发展阶段性红利如何分配、计划执行中的具体矛盾如何解决等问题，可能会成为影响长期、稳定、韧性发展的因素。这是任何发展经验都难以直接移植、且都需要多元化和在地化的战略定位和制度创新的根本原因。本文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新媒体“新兴国家在地观察”系列访谈，内容仅代表被访者观点。

在非洲打造“中国模式”? 

埃塞俄比亚的宏图与挫折

讲述｜江源‍‍

访谈&整理｜谈行藏、述垚

▲ 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街景。图源：互联网

 1   下一个中国？埃塞的工业化野心

问：您为何与埃塞结缘？可以介绍一下埃塞的整体社会与文化状况吗？

江源：我是学语言出身，毕业了之后做老师和翻译，因为工作机会，去了很多非洲和东南亚国家。之后因为任教的北外开设小语种师资储备的项目，我就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提格雷语，一开始目的是为了研究厄利特里亚，这里几乎是全世界最封闭国家，至今没有网络，不跟外界交流。我想去看一看，结果发现那边完全联系不上，就接受了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邀请，2016年时来到了埃塞。

到埃塞之后，我发现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亚的斯亚贝巴的自然气候很好。它地处高原，海拔2400米，全年最高温度维持在20度出头，除了雨季，基本都是阳光明媚。我到埃塞的时候，已经是埃塞上一轮高速经济发展的末期，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在首都的体现还是很充分的。这里基本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也足够便利。

埃塞有非常不错的农业自然禀赋，这是发展的基础。首先是幅员辽阔，国土总面积110万平方公里。其次，气候条件非常优越，跟我们国内的云南类似，适合很多农作物的生长。最后，原有的生物多样性很强，物产非常丰富。这样的条件本身就适合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人类祖母”Lucy的发现地，就在埃塞北部。历史上，埃塞的小农经济发展一直较为良好，有农耕、游牧文明的积累。

但是，埃塞的矿产资源禀赋并不突出，目前探明的矿产只是在南部索马里州和甘贝拉州的一些金矿和奥罗米亚州的稀有金属矿。但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坏事，这种条件避免了埃塞陷入“资源诅咒”，也塑造了埃塞发展基础的主观条件。

埃塞有近3000年的文明史。埃塞北部的阿姆哈拉州、提格雷州，以及现在的厄立特里亚所在的广大地区是文明最早的发源地，在公元前975年就建立了王国。现在去北部遗迹旅行，可以看到近两千年前竖立起来的阿克苏姆方尖碑，由30到40米高的完整石块雕刻而成，非常令人赞叹。西方开始全球殖民的时候，埃塞这片地区由阿比西尼亚帝国统治。19世纪末，孟尼利克二世皇帝带领埃塞人民反击了意大利的殖民入侵，意大利被迫承认埃塞独立。之后，皇帝把首都南迁到了现在的亚的斯亚贝拉。这个名字在阿姆哈拉语里是新鲜花朵的意思，描述这里鲜花盛开。

这段历史让埃塞成为了非洲少有的没有被长期殖民的独立国家。这让埃塞人建立了一种比较强烈的自豪感，也让埃塞老百姓跟其他非洲国家、南方国家的人相比，自尊心更强。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是，我在埃塞从没有遇到过海关索贿、警察当街索贿等问题，而这些现象在非洲很多国家，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都是存在的。

有历史就有宗教。埃塞当地最主要的宗教是正教，继承的是基督教东西分化之前的宗教传统。在他们的传说里，希巴女王并不愿意与所罗门王结合，所罗门动用了一些手段才跟希巴女王结婚，他们的长子曼涅里克一世后来成了埃塞俄比亚的第一代皇帝，曼涅里克在前往以色列拜见所罗门时，将约柜（存放上帝和以色列人契约的柜子）偷偷带回了埃塞。现在，埃塞主流至少45%的人信仰正教（作者注：根据资料，正教教堂在册信徒占埃塞人口的44%，在册穆斯林约占35%，还有少部分信仰基督教的其他派系，而我在当地感觉到有一些没有在册的埃塞人也是信仰正教的，真正的无神论的人在埃塞似乎一个都没碰到）。

正教对埃塞社会的塑造力是非常强的。在各地，教堂基本都是最好的建筑，也都是由当地人出资修建的。宗教活动融入了埃塞人的生活，就我观察来看，教会是组织各种节日庆典的主要主体，日常的教会活动还是埃塞人接受社区教育和进行社交的主要场合，教堂会教授很多东西，包括语言、生活技能、人生哲理等等，当然也包括宗教道德要求。我现在认识的大多数埃塞年轻人，虽然不会去认真研读正教经文，但还是会参与教会的活动，婚礼等重大事项也是在教堂举行。

▲ 教堂神职人员的日常公众教育。图源：作者提供

我在埃塞社会中体验到一种自立自强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跟独立国家的国民自尊和宗教的社会教化紧密相关。这种风气体现到国家层面，就是一种独立发展的集体意愿，埃塞国内对于外来的援助甚至体现出较为谨慎的态度。我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读了社会学和社工学的硕士，上课时给我们讲课的教授就把外国援助叫做“aid-string”，说援助就像绳子，外国给予援助之后，受援助国会被外国牵着走。他们强调这不是埃塞所希望的。

除了自主发展的意愿，埃塞的现代教育相对来说也是自主发展起来的。这里没有西方宗主国建设的现代大学和教育体系，但从海尔·塞拉西皇帝开始，就模仿西方建立大学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建立之后，海尔·塞拉西皇帝把自己的宫殿捐出来作为大学校址，成为如今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所在地。到梅莱斯担任埃塞总理时（注：梅莱斯于1990年当选埃塞总统，1995年当选埃塞总理，领导开启了埃塞的高速经济发展时期），也积极发展现代教育体系，包括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一定程度、范围内将受教育设定为国民义务。为了配合经济发展计划，还强制要求学习成绩足够好的人必须接受高等教育，进入国家急需的专业，比如土木工程、医疗等等，并给予了这些专业特殊的扶持。

高等教育体系和教堂组织的日常教育之外，埃塞政府还整合民间资源进行社区职业和生存技能培训。我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学习的时候，就参加过学校组织的社区扶助活动，去给基层妇女自助小组讲课，教他们怎么做一些小生意，参与劳动和工作。

问：过去二十年埃塞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GDP增长了十倍以上，成为非洲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之一。经常有评论称这是埃塞学习“中国经验”的成果。您可以介绍一下埃塞的经济发展战略吗？

江源：在新世纪开始的这20年的时间里，埃塞就进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1995年，走出推翻门格斯图军政府的内战泥沼的埃塞俄比亚颁布宪法并举行大选，选举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为执政党，埃革阵最高领导人梅莱斯为内阁总理（注：埃革阵时1989年梅莱斯以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为核心，联合埃塞另外3个主要民族的政党组建而成，2020年内战前被现任埃塞总理阿比踢出提人阵，改组为埃塞繁荣党）。梅莱斯当选总理之后，先用了几年时间稳定了埃塞政局，恢复农业生产，并在2002年大旱经济增长减缓之后，从2003年开始逐步推动埃塞的工业化经济转型，从2003年起一直到2019年内战爆发前，埃塞实现了年均两位数的经济高速增长，成为那一时期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梅莱斯政府制定了两个经济增长与转型的五年计划，扩大农产品商品化、增加农产品工业附加值、鼓励推动农业和工业领域的链接、发展农产品加工等出口型和进口替代型工业。

埃塞的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其农业生产占其GDP的一半以上，农产品出口占比超过百分之六十，农业从业者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80%。因此，在产业规划上，梅莱斯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与转型计划主要强调增加农产品工业附加值的制造业，例如以甘蔗种植为基础的制糖产业，从以畜牧业为基础的皮革生产，咖啡、鲜花、芝麻等农作物的加工出口，以棉花种植为基础的纺织业等。而在与国家命脉相关的重点产业领域，例如基础工业设施、电信、通信、航空等，则建立国有企业。

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梅莱斯政府的规划是进行逐步的产业升级：先以基础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然后逐步引入加工制造产业，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进一步创汇，再逐步过渡到现代制造业，建设出口型和进口替代型工业。由于资源有限，当时的策略是集中建设工业园和产业集群，打造区域内的工业基础设施，带动工业化快速发展。

在上述规划以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埃塞政府和中埃学界都曾明确提到过，埃塞的发展借鉴了中国模式。这些经验包括大力加强农业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国有企业，通过国家力量建设核心基础产业；集中有限资源，发展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制定五年计划，完成出口导向的经济转型等。例如，埃塞俄比亚前驻华大使、提人阵主要领导人之一、已在内战中牺牲的塞尤姆·梅斯芬就曾明确表示埃塞在意识形态和具体操作两个层面都充分借鉴了中国经验，一方面是解放生产力的宏观理念，另一方面则是具体的操作手段和方式。

这些所谓的“中国经验”未必完全是中国经验，也未必是真正的中国经验。但这些说法一定程度反应了埃塞政府和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解，在梅莱斯政府时期，也帮助埃塞实现了相当亮眼的发展成绩。

▲ 埃塞俄比亚的制糖厂。制糖产业是埃塞利用自身农业禀赋发展加工业的典型代表。图源：作者提供

 2   动荡时代：内战与危机

问：2020年，埃塞忽然爆发内战，造成国内严重的政治动荡，去年，埃塞政府和提人阵终于停火。埃塞内战被认为是埃塞经济增长的转折点。内战的成因是什么？为什么偏偏是经济发展势头相对好的埃塞爆发如此严重的国内冲突？

江源：埃塞内战的原因首先跟埃塞政府的结构有关。1989年，以梅莱斯领导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简称提人阵）为核心，加上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和南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阵线，组建了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简称埃革阵）。1995年，埃革阵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开始了梅莱斯时代的政治整合、经济发展时期。

作为埃革阵的核心，提人阵的主要成员是提格雷人。提格雷民族在埃塞只占人口的8%左右，但提人阵领导人担任总理的政府，许多关键岗位都由提格雷人担任。而梅莱斯在组建埃革阵政府时，为了争取支持和配合，对许多地方、民族力量，做了较多的妥协，地方州拥有较强的自治权。这些都给后来的矛盾爆发埋下了隐患。

梅莱斯本人是极具领导力的政治领袖，他较为有效地整合了埃塞不同民族和区域，通过一些政治妥协弥合了矛盾，使得国内力量、资源可以根据经济政策的引导进行集中。但2012年，梅莱斯去世，埃塞国内的种种矛盾开始逐步显现出来。

其次，虽然埃塞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人口增长也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2000年到2018年前后，埃塞人口从不到七千万迅速增长到1.1亿，年增长率接近3%（世行数据）。今天埃塞人口年龄中位数是19岁，60%以上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儿童。迅速增长的青年人口，需要大量工作岗位，但埃塞当时的经济发展速度还没有能够完全满足工作机会的需要。经济增长的红利被快速增长的人口稀释，仍有很多人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长此以往，积累了许多经济分配方面的矛盾。

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一些产业升级调整、资源调配，必然会触及部分人群的利益。比如2016年，埃塞俄比亚就曾经爆发过中央与地方冲突，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导火索是中央政府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附近的奥罗米亚州规划工业园，进行征地，当地政府和民众强烈反对，发生了冲突。埃塞首都以南的奥洛米亚州以及南方各州是非常水草丰茂的区域，地广人稀，当地人依赖自然生长的作物和畜牧业，就可以活得很不错。在这样的条件下，当地人对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工业化计划缺乏兴趣，征地活动在他们看来就是严重侵害自身利益的行为。

最后，上述的各种经济、政治方面的矛盾，以民族矛盾的形式爆发了出来。梅莱斯去世以后，提人阵在埃塞的领导能力逐渐不足，其他民族和地方逐渐认为，经济发展的利益被少数提格雷人把控了。

在这些矛盾不断涌现和激化的背景下，2018年，现任埃塞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当选之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埃革阵改组为埃塞繁荣党，把原埃革阵的核心成员提人阵排除在执政党之外；释放海外政治犯回国；国内实施国有经济私有化；对外则和曾与提人阵政府断交的北部邻国厄立特里亚复交。阿比总理上任之后短时间内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例如政治上大规模撤换原提人阵领导班子、经济上改变此前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方针、外交上向厄立特里亚妥协退让等，激起了原联邦政府执政者提人阵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矛盾一层层激化。加上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本就危机重重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最终将埃塞推进了内战的深渊。

问：内战后，埃塞政府的执政思路和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怎样的调整？当前埃塞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如何？

江源：目前埃塞的国内局势基本稳定下来。部分区域偶尔有一些小规模冲突，但基本不影响日常生活。埃塞当下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

第一，三年内战造成了国家严重赤字和国内经济通胀。中产的处境在这三年内迅速下滑。跟三年前对比，埃塞基本物价上涨了三到四倍，原本每月七、八千埃塞比尔收入，可以让中产家庭生活得比较优渥，但现在生活成本骤然提高，很多家庭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肉。新政府一方面因为财政赤字、资源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内战之后政治形势改变带来的组织调整，大批新上任的政府公务人员还在学习如何管理日常行政事务，所以国内行政、经济的运行情况受到很大影响。

第二，内战影响加上外部条件改变，导致经济发展的循环出现问题。我们之前已经提到，此前埃塞经济发展规划的思路是先以基础农产品出口换取外汇，然后投资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实现以农业为基础的工业化转型。而内战不仅消耗了大量本应用于工业转型的外汇，且仅在2020年11月至2021年11月期间，就对基础设施造成了227亿美元的损失，以及60亿美元的生产力损失。雪上加霜的是，2022年，美国以埃塞北部内战和涉嫌侵犯人权为由，暂停了与埃塞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AGOA，注：美国政府于2000年5月通过这一法案，给予非洲国家对美国的贸易优惠政策）关系，取消了埃塞出口的免税优惠待遇。由于之前埃塞的对外出口主要面对的是欧美市场，贸易优惠待遇的取消对埃塞出口造成很大打击。我了解到，有一些企业因为优惠取消、利润空间严重缩水，已经在考虑离开埃塞。外汇的损失、出口的暴跌，对于想要打造出口导向型工业经济转型的埃塞来说，无异于是釜底抽薪。

第三，埃塞外汇不足和汇率管控之间的两难矛盾，增加了其脱离经济泥潭的难度。目前埃塞为了稳定对美元汇率，减少外汇消耗、遏制通胀，进行了汇率管制制度。目前，埃塞官方对美元汇率，跟货币购买力转化后的市场汇率，二者差异大概在两倍左右。汇率差异使得持有外币的企业、个人，不愿意将外币换成埃塞比尔，同时贸易结算中，也几乎都要求以美元结算。这导致埃塞的外汇消耗居高不下，外汇储备越发短缺。为控制短缺而管制，管制又加重了短缺，外汇问题陷入难解的死循环。

经济上的赤字、外汇问题，已经给经济带来了严重影响。目前，埃塞制造业，除了工艺较简单，原材料和生产工具都可以从埃塞国内获取的行业外，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上游断点。影响更大的，是许多生产线、机械的零件和维护，受到经济运转阻塞的影响。例如，我最近的亲身体验，亚贝巴的城市轻轨列车因为零件短缺无法维修，目前只有十几辆车可以运行，轻轨班次的间隔从三年前的10几分钟一班延长到了现在的近一小时一班。我在一些访谈中也得知，亚吉铁路的机车运维以及多个工厂车间的运维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目前来看，阿比政府亟待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克服此前导致内战的政治问题，让埃塞避免陷入长久的冲突泥沼，重回之前经济发展的良性环境；而是如何解决眼前的经济困境，让埃塞突破经济发展瓶颈，重新走上发展之路。

政治上，阿比总理的执政理念为“መደመር”（阿姆哈拉语中意为增进）。他希望通过以更为包容的方式承认埃塞现有的问题，以此为未来的合作奠定基础。首先，通过承认现有问题来获得各方支持；其次，基于超越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的共同追求来构建团结协作。然而，即便内战已经结束，地区民族冲突依然持续不断，政府行政治理依然低效，这些似乎都表明其执政理念与实践差距之间存在的鸿沟很大。

经济上，一方面，政府将原有的国有企业进行了私有化，允许国内外投资者购买此前长期由国有资本垄断的埃塞电信、埃塞航空、埃塞电力和埃塞航运和物流公司的股权，希望以此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当前政府对产业发展的规划，向本土经济做了一定程度的倾斜。埃塞政府2021年制定的2021-2030十年发展计划指出，希望将经济发展的动力由以往的依靠大规模基建投资与外来援助转为自身经济需求。

对于埃塞目前的经济困境来说，外汇短缺是最为紧迫的困难，而解决外汇问题自然成为了政府目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增加外汇储备，埃塞央行将埃塞出口企业外汇收入中的70%即期强制兑换为埃塞比尔，同时暂停了酒精、香烟、巧克力、假发、汽车等消费品的信用证发放，以期将“外汇用在刀刃上”。然而，强制兑汇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打击了出口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使得更多的企业考虑离开埃塞。不过埃塞政府两天前给出的消息是即将允许出口企业设立离岸账户，这或许可以让出口企业寻求到强制兑汇之外的资金解决途径。

 3   撬动地缘经济机会：金砖及其他

问：经济面临客观困难的背景下，埃塞今年积极申请加入了金砖，表明埃塞把拓展和新兴国家的合作关系视为重要的破局之道。具体而言，金砖机制对埃塞的经济能起到什么作用？除了全球性的金砖机制，埃塞有没有可能通过区域整合激活经济？

江源：目前，除地区间小规模冲突之外，埃塞政治局势基本稳定，社会层面的经济发展共识依然存在，学界和民众都在积极寻找机会，恢复经济和生产。想要恢复经济运行，必须要解决如上提到的赤字、外汇和市场三大问题。埃塞政府积极加入金砖国家组织，兼具三方面的诉求考量。

首先是融资问题。埃塞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中东的资金流入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目前这些流入资金的体量还有限，主要流向也是价值更高、经营情况更好的稳定行业，而非政府亟需扶持和希望发展的产业方向。此次金砖国家扩员，沙特、伊朗、埃及、阿联酋四国都是中东国家，通过金砖平台，埃塞可以与他们进一步深入合作。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也可以为埃塞的问题解决提供帮助。

如果金砖国家之间可以建立相互本币结算关系，或者实现金砖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等规划，埃塞目前因美元结算要求而经济运行严重受阻的局面将有根本性的改变。最近我去在埃塞的许多中国企业调研，这些企业最大的痛点也在结算问题上。但是由于汇率问题，企业大多不太能够接受埃塞本币进行结算。

另外，埃塞也希望可以通过金砖平台，获得类似AGOA这样的外贸优惠政策，打通金砖国家的新兴市场，对欧美市场形成替代。目前美国方面还没有明确的恢复埃塞AGOA资格的消息，所以金砖市场和非洲周边国家市场，对埃塞经济的意义十分重大。

到目前为止，阿比政府已经基本解决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区域经济方面也有一定进展。埃塞与埃及之间，因为埃塞复兴大坝等水利工程带来的水源问题产生矛盾，最近已经通过电力输送等安排达成了初步的解决意向。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的亚吉铁路在2018年正式开始商业运营，今年已经实现盈利，这条铁路是“一带一路”支持的重要项目，联通了埃塞和吉布提港口，平衡了埃塞作为内陆国家的劣势，为埃塞联通中东、欧洲和更广泛的全球经济、产业链提供了更多可能。

总体来看，埃塞的经济发展前景还是充满希望的。但是，埃塞周边的非洲国家目前还未形成明确的制造业产业链，而埃塞自身的产业经济发展还在非常初期的阶段，因此在区域经济规划方面，埃塞更多的是考虑如何解决自身经济问题，发展成为区域制造业中心，获取周边市场。

▲ 亚吉铁路亚的斯客运站。图源：作者提供

 4   从埃塞重思发展经验

问：近年来，我们越来越看到，传统的西方援助模式已经逐渐被证明难以支持真正的经济发展，东亚以发展为导向的产业战略越来越为发展中国家重视，但却少有能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案例。结合近年来的全球经济和政治动荡，甚至有人认为全球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在您看来，埃塞的经验可以提供什么有益的教训？我们如今应该如何正视发展道路中的挫折？

江源：我来到埃塞的时候，埃塞已经处于黄金发展期的尾声，随后这个国家经历的种种政治动荡和经济困难，其实反倒可以让我们正视发展过程中的反复和倒退，并且更冷静地审视之前的经济发展奇迹为何没有持续。埃塞的案例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一定是绝对持续向前的，国内政治的动荡，国外环境的调整，很多现实的因素都可能使得一个国家的经济困在某一个平台期，不能继续前进，甚至出现倒退。就埃塞目前的经济情况而言，如果外汇问题拖延太久得不到解决，经济滑坡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埃塞就会一蹶不振。独立自主发展的社会共识非常重要，埃塞具有较好的发展共识条件，社会风气较为良好，这也是我在埃塞资源禀赋并不突出的情况下看好埃塞经济发展潜力的重要原因。问题是，外部支持是否注重推动当地自主经济能力。从工人的培训到产业链上下游的完整建立，这些都不是能一蹴而就的事情。我在调研的过程中其实也发现，一方面有的时候外国的企业（包括一些中企）进入埃塞的初期会缺乏耐心，不愿意花比较长的周期来培训本地员工，而另一方面埃塞在全产业链的建设规划上也存在不合理性。这就导致了技术转移成果不显著，产业链上下游断点多，无法摆脱进口依赖，外资投资没有能充分转化为自主经济发展的有效动力。这要求我们进一步补充和丰富发展理论，在南南国家间建立和推动发展共识。

从埃塞的经济实践中，有三个方面的经验极其需要重视。

第一，发展模式应当尽可能全面，层次丰富。埃塞原本的经济规划中，出口几乎是经济运行的唯一关键点，外汇获取、产业升级，都依赖出口经济的有效运行。出口型经济规模增长快，帮助埃塞形成了快速发展，但一旦出现问题，非常难以解决。没有国内经济循环和周边经济联动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没有替代方向，使得埃塞当前走出泥潭的方案选项非常有限。

第二，发展规划要适度、可持续。上一轮经济规划中，埃塞许多工厂、园区、相关设施的设计规划都非常庞大，而实际上的生产、运营中，这些规划的使用率大多数从未超过50%。今天的埃塞工业园区，依然存在大量工厂生产率只有满负荷的30%左右。这代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收益和资源，有许多过于提前地投入到了增加产能的方向上，这部分增加的投入事实上成为一种浪费。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浪费也间接加剧了分配矛盾。

第三，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发展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发展成果如何做到普惠，让更多民众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进而增强全社会的发展共识，是一个需要妥善处理的课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民众的认知和政治意识其实非常单纯，很容易被简单的说法和一些主观感受所左右。在提人阵政府时期，矛盾不断积累，埃塞许多普通人的矛盾聚焦对象是提格雷人，但到今天，执政者身份不同、政治结构发生变化，其他民族、人群之间的矛盾对立又有抬头的趋势。弥合矛盾和促进共识，是每个追求经济发展的国家都必须要妥善解决的问题。

*文章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组织的专题访谈内容。

作者：江源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在读博士。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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