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聚焦美国大选, 焦灼背后是一股无形的信任“瘟疫”?

 导读：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优先政策极大损伤美国声誉后，拜登政府采取修复策略，试图重新建构美国的正面外交形象。2024年大选年特朗普卷土重来的可能性，让人们怀疑美国是否能持续信守原来的多边主义承诺。然而，美国国际声誉的透支不能完全归因于民粹领袖。2023年，国际上的和解与冲突浪潮反复冲击着原有的话语体系和人们对各国价值观的认知。“美国故事”曾经引领着全球，却在各种计划的破产和巴以冲突的表态中，显得漏洞百出。拜登政府虽然高度关注国际声誉的维护，却也存在“脱实向虚”的问题，最终，无法实现的高调承诺和无法坚守的价值观，反而暴露了美国问题的所在。

自拜登上台后，一直致力于修复特朗普时期破坏的国际关系。通过建立“美国回来了”的拟人化外交叙事，积极恢复与盟友关系，参与多边合作平台，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印象。然而，在实际事务处理上，美国体现出截然不同的利益判断和价值取向，无论是对多边机制的“选择性回归”，还是在经济问题上的“美国优先”本质，都在瓦解美国外交叙事的基础，加上美国内政不断极化，“否决式政治”无法缓解的现实，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担忧，美国无法实现和延续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

美国外交叙事的实际现状表明：外交叙事不仅要关注“叙事”，更需关注“现实”，叙事是外交工作，也是内政的延续。因此，建立外交叙事，必须立足全面把握国情，同时深入了解国内外背景，清楚外交政策实质。近年来，讲述“中国故事”成为热点，而美国外交叙事的实践，提供了重要反面经验。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现代国际关系》，仅代表作者观点。‍‍‍‍‍‍‍‍‍‍‍‍‍‍‍‍‍‍‍‍‍‍‍‍‍‍‍‍‍‍

拜登政府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外交叙事

文｜胡文涛&郭振雪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

▲ 图源：互联网

叙事是话语、特定意义以及事件的一种组织结构，是关于世界本质与人类体验的特定理解。外交叙事是外交话语的一种特殊形式，要求外交实体从一国外交话语的特点和需求出发，用“故事化”的方式生动准确地宣传其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实现与其他行为体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自现代民族国家诞生至今，风格迥异、话语多变的外交叙事就成为国家塑造、传播和维护其国际声誉的关键变量和重要途径。国际声誉（international prestige）是指“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一国的持久特征或特性的一种信念与判断，主要功能为利用国家过去的行为来预测、解释其未来行为”。一国的“持久性特征或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软实力的外部演绎和体现，但从他者的视角看，也与外交叙事的话语、风格、视角等镌刻在其他行为体心中的集体记忆密切相关。

美国非常注重形象政治，其历届政府都把建构和传播美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作为重要使命，并将国际声誉等形象力量纳入国家软实力范畴。但是，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的国际形象屡遭破坏，国际声誉持续下跌，“山姆大叔”的魅力和光辉大为消退。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包括德国和英国在内的许多传统盟友对美评价皆跌至历史最低点。美国民调智库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0年10月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美国在主要盟国中的支持率创20年来的历史新低。其中，仅20%的加拿大人表示对特朗普有信心，更只有10%的德国人表示对特朗普有信心。在被调查的13个国家中，平均只有16%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有信心。可见，拜登政府不仅要谨慎处理国内政治极化、社会撕裂、民粹主义泛滥等内忧，还必须有效应对特朗普政府遗留的美国国际声誉下滑这一外患。

 1   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外交叙事的修正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89年即提出“印象管理理论”（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y）。该理论认为，塑造他人对自己形象感知的行为和（或）信息控制，并逐步应用到组织层面，这种印象管理对危机后组织形象修复有很大的正面影响。拜登政府的外交叙事正在有意无意地验证上述理论。为重构其他行为体对美国的形象感知、行为认知和信息解读，摆脱特朗普政府遗留下来的美国国际声誉负资产，从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开始，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拜登就通过演讲、辩论和接受媒介采访等方式和渠道，对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叙事进行全面批判和猛烈攻击。2021年1月，拜登入主白宫后，其外交团队更是全面修正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叙事，力图尽快挽回和修复美国的国际声誉。

（一）拜登政府以“美国回来了”（America is Back）的拟人化外交叙事引领美国回归多边主义，重返国际社会，全力打造美国“合群遵约”的国际形象。

人称政治素人的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少见的另类总统，其任职给美国及整个国际社会造成强烈冲击和巨大影响。特朗普在第72届联合国大会演讲时声称，“作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我将永远把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导向下，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的单边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引发了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美国严重不适应。为扭转这一不利局面，2021年2月初，美国总统拜登在国务院发表讲话时宣称：“美国回来了，美国回来了！外交又回到了我们对外政策的中心。”拜登政府这种拟人化的外交叙事有意“通过重拾对多边主义及国际规则的重视，恢复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在全球事务上持续展示多边主义的外交努力，同特朗普政府的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外交遗产进行切割”。

实际上，拜登政府明确表达了美国重返国际多边机制和国际社会的诉求，如“美国将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以观察员身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七国集团首脑共同提出“重建更好世界”倡议等等。同时，拜登在公开场合以显性或隐性叙事表现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遵从。2022年11月11日，拜登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上表示：“我们立即重新加入了《巴黎协定》，还召开了重要的气候峰会，我对我们曾经退出协议感到抱歉。”2023年9月，拜登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强调，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持续支持多边主义、人权、民主、自由等核心价值观。拜登政府以“美国回来了”的拟人化外交叙事取代和中止了特朗普政府在国际社会的单边主义论调，力图为美国塑造合群遵约的国际形象。

（二）拜登政府运用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积极修复与欧洲盟友的关系，为美国重返西方“民主同盟”的“盟主”宝座“清障”造势。

特朗普在任期间，创造了跨大西洋关系的多个历史纪录：第一位公开表态“欧盟是一个敌人”的美国总统，第一个公开反对欧洲一体化、支持欧盟解散、威胁欧洲说“美国有可能退出北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离经叛道”、偏激乖张的外交叙事使不少欧洲盟友对美国的国家信誉产生了严重质疑和强烈不满，从而导致其在西方世界的声誉不断下滑和“盟主”地位岌岌可危。早在2020年，拜登就在美国《外交》期刊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世界——特朗普下台后，拯救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该文指出：“自从2017年奥巴马总统和我卸任以来，美国的信誉和影响力一直在下降。”他还指责“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贬低、削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抛弃了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拜登要求下一任美国总统“必须挽回我们的声誉，重建我们领导层的信誉”。2021年2月，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时宣称，“欧美伙伴关系是而且必须继续是我们希望在21世纪实现的一切目标的基石，就像我们在20世纪所做的那样，”为拉紧美欧关系纽带，美国支持“建立一个完整、自由与和平的欧洲，完全信守美国对北约盟国的承诺，同时也欢迎欧洲不断增加军事能力建设投资，强化美欧共同防御”。对此，有学者认为：“在政治和学术界，人们暂时乐观地认为，拜登总统将开启一个欧盟——美国合作的新时代，有助于证明跨大西洋纽带的韧性。”相比之下，在对待欧洲盟友时，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叙事充斥负能量和否定性，拜登政府的外交叙事则相对温和、正面，因而更能引起欧洲盟友的共鸣，缓解或淡化盟友对美国的负面评价和敌对情绪。

（三）拜登政府重构美国参与全球气变治理的外交叙事，塑造美国参与全球气变治理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为修复美国国际声誉进行话语铺垫。

随着气候变化（气变）带来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严峻，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气变的真实性和威胁性，气变治理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愈发提升，主要大国对全球气变治理的关注度、参与度以及其间的利益争夺都在升级。美国是全球温室气体累计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对全球气变治理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但是，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全球气变治理议题上采取全面倒退政策，曾一意孤行退出《巴黎协定》，致使全球气变治理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和困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拜登政府在全球气变治理议题上的大踏步前进预留了广阔空间。早在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之初期，拜登作为候选人就承诺将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为其上台后的“优先事项”，并提出了“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气变治理外交叙事。

在多边层面，美国努力提升和强化气变治理议题在外交战略棋盘上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全球气候危机称作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中心”。此番表态无疑给美国盟友和不少对全球气变治理持观望态度的行为体打了“强心针”。为了争夺全球气变治理规则的制定权，并吸引更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变治理进程，拜登政府提出“绿色债务减免”（Green Debt Relief）倡议，以恢复美国在全球气变治理中“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双边层面，美国委派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拜登执政百日内相继出访欧洲和亚洲，以发表联合声明等方式向国际社会传递美国参与全球气变治理的“雄心”。2021年3月，克里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他国实现2050年零碳排放进程”。与中国达成的《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强调中美携手“为解决气候危机采取进一步行动”。

 2   拜登政府外交叙事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初效

拜登的执政团队汲取特朗普政府外交叙事重创美国国际声誉的教训，上台之初就着力采取修正举措，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尤其利用“美国回来了”拟人化外交叙事稀释国际社会对美国的不满和怨气，重构美国参与全球气变治理外交叙事改变非盟友国家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认知。2021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拜登担任总统的第一年，大多数西方国家受访者都对他给予积极评价。总的来说，74%的人对美国总统在世界事务中做正确的事情有信心。”

（一）拜登政府“美国回来了”拟人化外交叙事显示出平等的姿态，帮助美国在国际上缓解了一些不满和怨气。

作为执政团队的核心人物，拜登丰富的社会阅历、坎坷的人生经历与亲和宜人的个性特质促使其果断抛弃前任特朗普高调直白、锋芒毕露的外交叙事，代之以“美国回来了”的外交叙事。“美国回来了”以拟人化的叙事风格向外界宣示，美国要重回盟友“怀抱”，倾听盟友意见，重登“盟主”之位，拜登治下的美国将摒弃特朗普时期的“独行侠”形象，重返国际社会大家庭。针对拜登政府宣布重返《巴黎协定》的决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拜登宣誓就职后发表推文表示：“我欢迎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欢迎回来！”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对拜登政府的做法也都给予积极评价。2021年1月，面对美国“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继续为该组织提供资金支持”的表态，时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当即回应称：“世界卫生组织是世界各国的大家庭，美国留在这个大家庭中，我们都很高兴。”谭德塞本人更是将全面负责美国防疫工作的知名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亲切地称为“我的托尼兄弟”。2月，拜登政府宣布美国以观察员身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此举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认可。有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是重归多边主义的行动之一，值得肯定。

总体而言，拜登政府“美国回来了”外交叙事的一系列表态赢得了大多数国际行为体的理解和肯定，“拜登政府必须通过公共外交、国家品牌以及对国际组织、机构和条约的投资来恢复美国的形象。为了在国际组织内部保持一定的影响力，华盛顿将不得不支持这些倡议，即使他们不直接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回来了”的拟人化外交叙事显示出尊重、亲和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其他行为体对美国“持久性特征和特性”的信任、信念和判断，有助于美国与各方转向良性互动。

（二）拜登政府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在一些重大或争议议题中帮助美国笼络住了盟友的支持。

2021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在首次出访欧洲时高调宣称，此行的目的在于履行之前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承诺，团结欧洲以共同应对“新威胁”。拜登政府对盟友的重视远不止于此。在安全问题上，与特朗普关于北约“过时”的看法和“威胁退出”的姿态不同，拜登政府认为，北约是所谓“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堡垒，是更持久、可靠、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是现代历史上最有效的政治军事同盟。拜登政府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换来了欧洲不少盟友紧跟美国的回报。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至今，有关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财政和人道主义援助的研究表明：乌克兰的支持者首推美国，其次是波兰、英国、加拿大和德国。在全球性的公共议题上，拜登政府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使其在盟友中有所得分，收获了不少响应和支持。

以全球气变治理为例，美欧在参与全球气变治理的目标、原则、重点、路径等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和矛盾，但作为美国传统盟友的欧盟还是出台并实施了一些与美国步调比较一致的做法。为响应和支持拜登政府提出的本国2050年“碳中和”目标，2021年4月，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已达成共识，表示共同支持“2030年减排55%”目标。此前欧盟发布的《欧盟——美国新全球变革议程》呼吁将2050年实现“碳中和”作为跨大西洋的目标和共识，加强欧美在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下的合作，同时联手塑造碳关税体制、绿色金融规则、绿色贸易议程等一系列气候相关的国际经济规则。2021年3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与到访的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发表联合声明，主张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内”，联手“敦促他国实现2050年零碳排放进程”等。较之于特朗普执政期间让美国盟友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太多惊世骇俗之语和任性乖张做法，拜登政府的外交叙事相对温和、正面，部分回归之前对于盟友“负责任、有担当”的“盟主”形象，重燃众盟友“同舟共济”的希望。

（三）拜登政府重构参与全球气变治理的外交叙事改变了非盟友国家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美国国际声誉的基本面。

特朗普执政期间坚持国家主义和孤立主义、坚持“美国优先”，引发美国与非盟友关系持续紧张而跌入低谷。以与东南亚关系为例，特朗普三次缺席东盟系列峰会，双边互动稀少，双边关系始终比较冷淡，美国在东南亚的声誉随之下降。拜登入主白宫后，多次强调东盟居于其“印太战略”的核心位置，同东盟加强气候变化合作是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内容。由于拜登政府重构美国参与全球气变治理的外交叙事，美国与东盟的气候合作进入活跃期。2022年5月，美国和东盟举行特别峰会并联合发布愿景声明，共同表示将在增强东盟抗灾救灾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等方面加强合作。2022年11月，在第10届美国—东盟峰会上，美国和东盟宣布将继续在气候和能源领域扩大合作，包括发起美国—东盟电动汽车倡议、支持东盟气候变化中心建设等。受此影响，东盟一些国家逐渐改变对美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和态度，双边关系持续升温。2021年8月，印尼外长蕾特诺·马尔苏迪在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首次战略对话上表示，“作为东南亚最大的民主国家和最大经济体，印尼与美国强大的伙伴关系将成为美国强化地区参与的重要资产”。随着美国与东盟气候合作的不断深化和气候异常的威胁加剧，气候合作成为越南与美国关系发展的新动能。2022年2月，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在与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会晤时表示，“越南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美越战略合作的核心内容”，“推动与美国等合作伙伴建立公平的能源转型伙伴关系”。2023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美越双方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3   拜登政府修复美国国际声誉的前景

目前，拜登政府已进入执政的“下半场”，而其通过外交叙事变革以修复美国国际声誉初见成效但未能持续。有评论指出：“改善形象很重要，但美国既需要致力于更有效地讲述故事，也需要创造一个更好的故事来讲述。底线是不要指望拜登政府（的形象）会很快反弹。”相比于执政初期的雄心壮志和动作频频，当下的拜登政府在修复美国国际声誉方面似乎呈现躺平的迹象，在拜登讲话或美国政府文件中越来越少见具体、专门的相关建议或措施。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即便拜登政府（包括美国下一届政府）持续推动外交叙事“创新”，也未必能彻底扭转美国国际声誉总体不佳和缓慢下滑态势，遑论再次将美国的国际声誉推高。

（一）拜登政府外交叙事的话语“创新”和包装无法掩饰其虚伪性和言行相悖真相。

以拜登政府“美国回来了”外交叙事引领其回归“多边主义”为例。拜登执政后，阿富汗国内的现实情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拜登政府对各方的呼吁和意见置若罔闻，“义无反顾”地按照前任特朗普既定时间表强行从阿富汗仓促撤军。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塔利班再度进驻喀布尔之后，七个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恶化，美国在英国的净支持率更是下降了10个百分点。2023年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至今，拜登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停火止战、对加沙实施人道主义救援”的强烈要求，无条件支持、纵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连续两次否决作为世界最大的多边组织联合国的安理会关于巴以问题解决方案草案，以赤裸裸的单边主义行径诠释了拜登政府选择性回归“多边主义”的虚伪本质。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亦如此。2021年，拜登在就任总统后第一次外交专题演说中明确提出，“我们在国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考虑到美国工薪家庭。推进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迫切需要把重点放在国内经济复苏。”为此，“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更多倾听来自地方的声音，了解外贸政策对地区和地方经济的影响，让政策制定更能反映中产阶级心声，不能仅仅服务于商界。”从中产阶级的政策期待出发，拜登政府强调要着眼于占全球比重95%的非美国市场，提升美国自身的制造能力，确保美国可以制造出最好的产品销售到全世界；“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制定对美国最为有利的规则”，“强调经济全球化中的‘公平’高于‘自由’。这个所谓‘公平’体现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推进符合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劳工待遇、人权、环境保护以及所谓透明度等标准，确保美国企业、中产阶级在所谓‘公平竞争’中的获胜。”在外交实践中，拜登政府无法落实顺应全球化的“中产阶级”外交理想，依然推行在权力场胜出的“美国优先”理念，坚定奉行霸权维持政策。据此，有学者认为，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只是“美国优先”的“2.0版”，是改头换面的“美国优先”外交叙事再出场。

（二）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引发位置焦虑，使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很难实现与其他行为体的良性互动，从而削弱外交叙事对美国国际声誉的修复效果。

位置现实主义的核心原则是：国家首先应该准确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然后确定合理的位置性目标，这样有利于制定理性的外交政策。在百年大变局持续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衬托出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及其国际地位的动摇。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8.6%，同期美国为18.6%。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18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5.46万亿美元）的70.7%，而1978年这一比例仅为6.36%。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其对自己全球第一的位置产生了极大的担忧和焦虑。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美国外交叙事的头等大事和首要议题将是采取一切手段防范与打压任何可能威胁其地位的行为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优先”成为贯穿美国外交叙事的主线。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以高调直白的“美国优先”“使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外交叙事将美国凌驾于整个国际社会之上，而拜登政府则以委婉含蓄的“美国回来了”和诸多相对温和、正面的外交叙事包装其继续秉持的“美国优先”理念、维护美国霸权的战略意图，但终究难以获得其他行为体的信任。国际声誉“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是一个关系型的概念（relational concept），而不是私有或属性概念”，即一个国家的国际声誉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后天内生的，而是在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互动中形成、获得的。美国与其他众多行为体的翻脸、决裂使其无法与其他行为体形成良性互动，更无法使其他行为体建构起对于美国“持久性特征和特性”的信念和判断，从而导致美国政治精英利用外交叙事修复国际声誉的努力极易陷入“出力不讨好、出力难出彩”的困境。

（三）美国国内政治的持续极化和“否决式政治”盛行导致美国政治精英修复国际声誉的外交叙事往往仅停留在叙述层面，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政治极化并非一种新鲜的政治现象，可以追溯至建国伊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极化在跃升式演进中翻新。2017年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固化，并引发政治和社会的撕裂。有学者认为，美国政治极化最显著的消极影响就是，在许多重大政策举措背后，美国两党很难达成共识。与之紧密相连的就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否决式政治”盛行，其核心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政治实践表明，美国式民主政治不断陷入政治僵局，否决式政治正日益取代早期的民主政治，美国式政治体制不可避免地陷入功能性失调。其走向日益背离美国权力制衡设计者所宣称的践行和保障“权力在民”初衷——保护个人权利、约束国家权力。拜登就任总统以来，曾多次呼吁以民主党内部以及两党之间的妥协来弥合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裂痕，但相关数据显示美国社会围绕两党政治所产生的结构性撕裂没有消失。一个典型案例就是，2022年6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就“西弗吉尼亚州诉环保署”案作出最终判决，认为国会没有授予环保署监管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定权力，环保署监管发电厂碳排放的权力过大，违宪。这对拜登政府实现“到2035年实现100%零碳电力”的气候目标构成巨大挑战，拜登向世界展现的新气候政策叙事因内部“否决式政治”遭遇重挫。因此，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修复国际声誉的外交叙事都难以善始善终，其对美国国际声誉的修复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4  结语

国家的外交叙事是外交话语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既有高度的学理性，更有生动的实践性。外交叙事具有能够向外部世界全面、精准地阐释国家外交理念和对外政策的重要优势，但外交叙事能否有效塑造、传播和维护国家国际声誉不仅仅取决于外交话语的内容、质量和议题选择，更取决于外交叙事主体是否能做到言行一致。拜登政府旨在修复和提升美国国际声誉的外交叙事变革与创新有得有失，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外交叙事已成为大国外交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无论是传统大国还是新兴崛起国家，鉴于形象政治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凸显，外交叙事尤其具有修复和提升国家国际形象的功能，因此，美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特别重视在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议题上的政策叙事、话语传播。国家的外交叙事越是有利，对外交事务就越是构成助力，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就越是会得到提升。

其次，国家外交叙事与外交做事要同向、同行，人们既“听其言”更“观其行”。外交叙事起自谋划和设计，在总体上应该顺应世界发展大趋势、服从国内发展大计，在具体实践中应该既把握好场景、技巧和风格以开展精准阐释和及时宣介，又切实贯彻叙事的政策导向，并努力做到言行一致，从而使得叙事与做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拜登政府曾联手英国抢夺法国订单帮澳大利亚建核潜艇，这一事件曾引发法国朝野强烈不满，与拜登上任之初“开启一个欧盟——美国合作的新时代”的叙事背道而驰，如此表里不一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其国际形象和与法国的合作关系。

最后，外交叙事只有立足现实、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收到服务国家需要之效。外交叙事属于外交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内政的延续，必须立足全面把握国情、深入了解外交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精准掌握外交政策实质。外交叙事需要针对不同议题、不同对象进行策略设计。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外交叙事需要考虑不同议题和不同国家、地区、场域的特定情境及条件，充分尊重交往对象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合理运用和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力与外交叙事能力，开展针对性的精准叙事。因此，外交叙事要从交往双方面临的客观现实和交往对象的合理需求出发，既不能自说自话，还应避免无端抹黑交往对象或对其进行攻讦，以使其对叙事听得进、听得懂和能理解、能接受，真正收到叙事效果，最终服务于国家发展与世界和平事业。

*文章原刊于《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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