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4年伊始，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兰地区达成双边合作协议。埃塞俄比亚通过该协议获得柏培拉港口50年的租用权，并暗示作为交换，将于未来承认“索马里兰共和国”。协议引发巨大争议，尤其因索马里兰作为分离主义地区并未获得普遍国际承认，对此，索马里指责此举侵犯了索马里主权，并召回了驻埃塞大使。埃塞争取出海口的努力还具有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是埃塞对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与海湾国家近年来在东非红海沿岸港口战略布局的交汇。埃塞的案例无疑是在全球联通时代港口与通道政治重要性不断上升的缩影。 埃塞俄比亚是东非地区无可争议的大国。1993年厄立特里亚独立后，埃塞成为事实上的陆锁国，高度依赖邻国出海口特别是吉布提以进入国际市场，而这种依赖性严重阻碍了埃塞实现其地区抱负。埃塞一直寻求降低对吉布提依赖性的替代方案，索马里兰的柏培拉港则成为埃塞重点发展的出海通道。与此同时，出于红海沿岸的也门战争，和与伊朗竞争在东非的影响力，以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对非洲之角的参与度急剧上升，催化了地区权力格局的调整，并与埃塞俄比亚的地区抱负不谋而合。为此，埃塞俄比亚赴阿联酋展开远征外交，将投资引向能够为自身带来巨大战略优势的柏培拉港，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吉布提当前垄断埃塞贸易和货物过境的地位。可以说，埃塞与索马里兰最新的交易，乃是长期政治与外交布局的结果。 埃塞期面向红海沿岸的一系列扩张举措充分体现了埃塞的地区雄心，但同时也给本就不甚平静的非洲之角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本就面临国内经济危机的埃塞不仅受到域内国家的强烈抵制，同时也面临着“红海封锁”行动持续升级以及活跃在非洲之角的大国的外部干预。非洲之角因其战略重要性以及安全形势的复杂，始终存在随时爆雷的潜在威胁，未来的地区局势走向有待长期观察。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Rising Powers Quarterly，仅代表作者观点。文｜Brendon J. Cannon；Ash Rossiter
翻译｜ 李半田
来源｜Rising Powers Quarterly
▲ 2024年1月，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兰签署租借柏培拉港的谅解备忘录。
近期，海湾阿拉伯国家对非洲之角沿海地区的参与度呈上升趋势，导致该地区港口开发活动急剧增多。因此，非洲之角各国纷纷采取措施，以促进对本国有利的地区权力分配。其中就包括“陆锁国”埃塞俄比亚通过改善、开发和利用苏丹的苏丹港、索马里兰地区的柏培拉港和肯尼亚的蒙巴萨港，来降低对吉布提港口进出口依赖的战略驱动。其中，柏培拉港的开发对地区权力动态和国际法产生了最为激进的挑战。从地缘战略视角审视，埃塞俄比亚对柏培拉港的关注显得尤为合理。在上述三个港口中，柏培拉地理位置最接近埃塞俄比亚本土，这为埃塞广阔且相对偏远的东部地区带来了潜在的贸易契机，尤其在畜牧业和农业出口方面。然而，鉴于该港口位于索马里兰，对于期望与其建立实质性联系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棘手的政治和法律难题。（译注：索马里兰于1991年宣布从索马里独立，但迄今为止，其独立地位仍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近期港口交易的发展态势并未引起专家们的高度关注，然而，这些事态可能带来广泛的影响，如吉布提实现海上贸易的实际垄断、索马里呈现事实上的巴尔干化，以及埃塞俄比亚崛起为地区霸主的前景。尽管非洲之角国家在此进程中利益攸关，但现有评论多聚焦于外部力量的参与，认为这些事件由外部驱动和控制，从而忽视了非洲之角国家的能动性。埃塞俄比亚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地区强国，在港口开发方面具有重大战略利益。对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之角港口，尤其是柏培拉港口的行动进行研究，可为我们揭示一个有抱负的地区强国如何借助外部力量介入其地区事务提供新的视角。本文首先深入剖析了埃塞俄比亚对于地区领导地位的热切追求，特别关注其与缺乏出海口相关的议题，以及对于柏培拉港的关注程度。随后，文章阐述了海湾国家在非洲之角加强活动所带来的影响，如何催化了该地区港口布局的调整，并与埃塞俄比亚的区域雄心相契合。在此基础上，文章回溯并剖析了埃塞俄比亚为实现自身利益及应对潜在威胁所采取的策略性行动。
冷战结束后，以地区为关键单位进行国际政治分析的趋势日益凸显。部分学者从各国紧密相连、安全状况相互关联的层面来理解地区，并主张大部分地区可划分为地域安全综合体。非洲之角，包括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和索马里在内，安全互动密切，成为上述观点的典型例证。学者们以地区为分析单元，进而更加关注地区内部的权力分配。一个尤为关注的研究领域在于，新兴大国在摆脱两极国际体系的制约后，是否能够主导其所在地区并崛起为地区强国。首先，地区强国需具备相对于周边国家的基本实力优势。其次，权力分配须呈现不平等态势，使地区大国能够对所在地域产生影响。最后，地区强国必须具有支配邻国或者至少成为地区事务领导者的政治抱负。埃塞俄比亚，一个拥有庞大人口规模、强大军事力量和优越经济地位的国家，相较于其邻国，具备成为地区强国的充分条件。其人口接近一亿，远超周边国家；拥有非洲之角最大规模、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且其经济增长速度超过邻国。埃塞俄比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尤其是丰富的水资源，是促成其发展的因素之一。总体而言，非洲之角的权力分配对埃塞俄比亚极为有利。然而，埃塞俄比亚的领导层所追求的抱负又是怎样的呢？埃塞俄比亚显然希望主导非洲之角的权力结构，但埃塞俄比亚与邻国的冲突关系对其抱负造成了阻碍。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都发生过战争，厄立特里亚与索马里的反埃塞俄比亚派别结盟（译注：1977-1978年，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因索马里对欧加登地区的领土要求爆发欧加登战争，欧加登是埃塞俄比亚东部的一块土地，当地主要居民为索马里人，战争最后以索马里撤出欧加登地区告终。1991年，厄立特里亚脱离埃塞俄比亚独立，1998-2000年，两国因边界争端开战，边境冲突持续到2018年埃塞总统阿比最终推动一项和平协议，划定了边界并同意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作为非盟的所在地，埃塞俄比亚在该地区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其作为领导者的合法性却因高度贫困、种族冲突和粮食安全等内部问题而受到损害。尽管埃塞俄比亚是该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但迄今为止，其试图确立地区领导者地位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都遭到了邻国的拒绝。可以说，埃塞俄比亚渴望成为地区领导者的最重要制约因素是缺乏出海通道。只要埃塞俄比亚在进入国际水域方面高度依赖邻国，其愿望与作为地区强国的能力之间就会始终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从古到今，港口一直是货物由船舶转移至其他运输工具的重要场所，反之亦然。因其低交易和运输成本，港口成为生产和制造的节点，并在国家经济规划中占据核心地位，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然而，内陆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不利条件。无直接出海通道阻碍了它们融入全球经济，运输成本也高于沿海国家。海运过境成本的降低和物流技术的进步更有利于拥有发达港口的沿海国家，从而加剧了这种不平衡。此外，内陆国家的贸易须经主权过境国才能进入国际航运市场，使其面临政治脆弱性。若内陆国与过境邻国发生冲突，后者可通过封锁边境、实施贸易阻碍的监管变革或提高关税进行施压。即便没有直接冲突，内陆国也极易受制于过境邻国政治局势的波动。埃塞俄比亚曾因对邻国出海口的过度依赖而遭受严重困境。1991年，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LFP）攻克阿斯马拉，并于1993年宣布从埃塞俄比亚独立。此次独立使得埃塞俄比亚失去厄立特里亚领土以及红海港口马萨瓦和阿萨布，成为实质上的内陆国。尽管埃塞俄比亚曾短暂地临时继续使用阿萨布港（直至1997年，四分之三的埃塞俄比亚贸易均免税通过该港），但随后被迫将贸易路线转移至铁路运输不畅且港口设施有限的吉布提港。因此，吉布提对埃塞俄比亚普通货物和石油产品的吞吐量在短时间内翻了两番，迫切需要升级港口设施。随着埃塞俄比亚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扩大进出口能力的需求也日益旺盛。
▲ 埃塞进入红海的三个方向：通过厄立特里亚、吉布提或者索马里。图源：互联网
在超大型港口运营商迪拜环球港务（DP World）的支持下，吉布提于2000年代后期成功开发了世界一流的港口设施，一度满足了埃塞俄比亚迅速发展的经济需求。杜哈雷港（Doraleh）于2009年投入使用，成为该地区唯一能够处理15000吨以上集装箱船的港口。为解决内陆国家货运服务成本高昂、进出口货物运输时间较长的问题，埃塞俄比亚致力于发展吉布提走廊管理局（DCA）。跨国基础设施建设比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更难安排。作为一个一站式边境口岸联合发展项目，由于实施和发展进度缓慢，以及与吉布提在过境和税收问题上频繁发生争议，DCA的经济成效有限。相较之下，由中企承建并运营的吉亚铁路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果。吉亚铁路全长750公里，将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的陆路运输时间从3天缩短至12小时。然而，在这些大体上积极发展的背后，埃塞俄比亚对吉布提港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其95%的货物均通过吉布提港进出口。自从2006年起，埃塞俄比亚一直在寻求减少对吉布提依赖的替代方案，以降低对单一贸易节点的过度依赖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因此，埃塞将重点放在了确保通往邻国港口的通道上，尤其是柏培拉港。从地缘战略的视角审视，埃塞俄比亚对柏培拉港的关注显得尤为合理。增加埃塞东北部进出柏培拉港的贸易量，将有助于推动基础设施的发展，进而可能进一步加强埃塞在该地区，尤其是主要由索马里人和奥罗莫人居住的东北部的治理地位。然而，受法律、物流及政治因素制约，埃塞俄比亚直至近期才得以充分运用柏培拉港的资源优势。柏培拉港位于索马里兰。鉴于埃塞俄比亚在非盟和政府间发展管理局（IGAD，由东非八国组成的贸易集团）中的领导地位，与索马里兰的接触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和法律问题。此外，作为一个曾失去大量领土、历经部族冲突和分离主义叛乱的国家，埃塞俄比亚对正式承认索马里兰的立场保持沉默无可厚非。然而，自1991年以来，索马里兰的存在（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已得到埃塞俄比亚不同程度的支持和利用，以推动其地区利益，基于开发柏培拉港及促进与索马里兰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考虑，埃塞甚至在索马里兰的哈尔格萨设有非正式但实质性的大使馆。同时，柏培拉港的开发和扩建也符合埃塞地区政策的两大支柱：一是孤立厄立特里亚，以削弱其势力；二是维持内战后索马里的现状。这两大支柱对埃塞俄比亚实现国家完整性、霸权愿景和生存至关重要。一个虚弱且分裂的索马里意味着埃塞俄比亚可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安全问题，并持续对厄立特里亚施压。国际社会的分歧以及索马里内部政治动荡的加剧，使得索马里联邦政府难以对事实上独立的索马里兰以及几乎完全自治的东北部邦特兰地区采取实质性的措施。这些因素有助于埃塞俄比亚实现其意图。在此背景下，埃塞俄比亚对柏培拉港的发展及准入问题保持密切关注。然而，鉴于与索马里兰的接触可能引发法律和政治纠纷，以及关键资源和人力资本的短缺，埃塞俄比亚在扩大影响力和实力方面面临诸多困难。举例来说，早在2005年，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兰便签署了关于利用柏培拉港及过境服务的双边机构协议。2008年，埃塞俄比亚通过埃塞航空（ESL）再次表达了对柏培拉港的兴趣，然而，由于埃塞航空缺乏港口改造和运营的技术专长和资源，这一举措并未取得成功。此外，从埃塞至柏培拉的道路基础设施薄弱，这对货物运输造成严重影响。柏培拉港至今仍未开发，部分原因是埃塞俄比亚难以找到愿意承担与索马里兰业务相关的巨大政治和法律风险的投资者或公司。另一方面，与索马里隔海相望的也门战争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为埃塞俄比亚带来挑战与机遇，使得地区秩序重构成为可能。
阿拉伯半岛与非洲之角在贸易和人员流动方面拥有深厚的历史联系。近年来，出于争取有利贸易和资源的需求，以及应对伊朗强化地区存在的举措，海湾国家对非洲之角（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地缘政治关注度日益提升。2008年，厄立特里亚同意伊朗使用阿萨布港，为伊朗在红海和印度洋的海上行动提供了便利。沙特和也门政府尤为担忧伊朗可能利用厄立特里亚，尤其是红海的哈尼什群岛，作为向也门胡塞武装输送武器的途径。海湾国家对伊朗在红海/亚丁湾地区的海上军事力量不断壮大，尤其是与厄立特里亚的政治关联表示关切，进而愈发坚定地进行海外干预。2011年“阿拉伯之春”导致地区秩序瓦解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采取了更为强硬和干预主义的外交策略。另外，由于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并不关注伊朗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海湾国家认为如今它们唯有自力更生。2015年初，在也门北部断断续续叛乱多年后，胡塞武装及其盟友最终掌控了也门首都萨那。当胡塞武装进一步向南推进，向亚丁发起攻势时，沙特阿拉伯宣布发起泛阿拉伯军事行动，旨在击退胡塞武装，恢复也门政府。在初期，沙特阿拉伯与阿联酋将吉布提视为也门南部行动的支持中心。然而，2015年4月下旬，行动展开仅数周，阿联酋与吉布提因外交官之间的争执导致双边关系破裂。吉布提试图迫使迪拜环球港务重新谈判为期30年的港口合同（2006-2036年），并在谈判无果后，指责迪拜环球港务涉嫌严重腐败，使得两国关系日益紧张。因此，阿联酋（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沙特）转向厄立特里亚，厄立特里亚终止了与伊朗的正式合作协议，转而与海湾国家达成共识，同意将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阿萨布的设施租赁给阿联酋，租期为30年。此举作为更广泛的阿联酋-厄立特里亚安全协议的一部分。随着协议的签署，阿萨布成为阿联酋在阿拉伯半岛以外的主要力量投射基地。尽管阿萨布的起点较低，但阿联酋对其进行了大规模开发，现已拥有现代化的空军基地、军事培训基地，以及一座正在建设中的深水港。尽管阿联酋与厄立特里亚进行交易的原因在于也门冲突以及曼德海峡对岸港口的战略优势，但这可能导致有利于埃塞俄比亚的微妙地区力量平衡被打破。埃塞领导人认为，厄立特里亚实力的任何扩张都将导致埃塞俄比亚相应实力的减弱。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的担忧具有实质性依据。埃塞政府发言人将2016年底首都周边的骚乱归咎于厄立特里亚，他强调：“有些国家直接参与了武装、资助和训练这些分子。”鉴于阿联酋与厄立特里亚关系日渐紧密以及阿萨布港的建设，埃塞领导层担忧阿联酋的关注重心已转向厄立特里亚。为此，埃塞俄比亚于2015年10月派遣高级官员赴阿布扎比，游说阿联酋集中精力改造和利用柏培拉港，而非继续与厄立特里亚展开交易。埃塞俄比亚交通部长表示：“相较于在厄立特里亚投资，我们更希望阿联酋能在索马里兰进行投资……我们不希望看到任何投资流向厄立特里亚。”长期以来，埃塞俄比亚致力于吸引阿联酋及迪拜对柏培拉港的关注，此次紧急对话并非埃塞俄比亚首次就柏培拉港与阿联酋展开接触。2015年4月双方在阿布扎比举办了部长级联合委员会会议，当时两国贸易额已超过10亿美元，据埃塞俄比亚统计报告，阿联酋在埃塞俄比亚的外国投资中排名第八。此次会议是阿联酋外交部长于2013年访问埃塞俄比亚后，双方加强双边关系的共识体现。尽管官方公报未明确提及柏培拉，但阿联酋外长当时的声明清晰明了：阿联酋与埃塞俄比亚将在非洲之角地区开展具有互惠互利性质的项目。也门冲突为厄立特里亚提供了利用其战略地理位置争取外部支持并摆脱孤立的良好契机，同时也为埃塞俄比亚创造了迄今为止难以获得的机遇空间，而埃塞俄比亚也适时地把握了这些机会。2015年3月，迪拜铁行轮船公司（P&O）与索马里兰当局就开发该地区港口，尤其是柏培拉港展开了初步探讨。这些讨论早于2015年2月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兰当局就港口开发达成协议。尽管两者可能并无直接关联，但从时间顺序上看，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尤其考虑到埃塞俄比亚期望撤销阿萨布协议，并承认自身在港口有效利用或扩大方面尚缺乏充足资源和专业知识。埃塞俄比亚交通部部长强调：“根据2010年发布的五年规划，埃塞俄比亚期望在2015年7月之前，实现30%的贸易通过柏培拉港。”他将开发柏培拉港的愿景与减轻埃塞俄比亚对外部依赖联系在一起，并表示：“由于柏培拉港口的吞吐能力和条件限制、连接埃塞俄比亚的道路状况不佳以及索马里兰的建国诉求尚未获得国际认同，高达97%的货物仍通过吉布提进行运输。”在埃塞俄比亚致力于推动柏培拉港的开发并成功劝说阿联酋放弃阿萨布港的过程中，两大关键事件对阿联酋及迪拜的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是吉布提与迪拜环球港务之间的纷争；其二则是阿联酋在也门军事行动重心的逐步东移，尤其集中在亚丁以东的哈德拉毛地区。鉴于阿联酋在也门的军事战略调整以及与吉布提的紧张关系，阿联酋及迪拜环球港务对柏培拉港的关注度随之提升。在经济层面，鉴于埃塞俄比亚对进出口业务的保障以及港口升级所需的融资规模相对较小，柏培拉港的开发具备一定的盈利潜力。在政治层面，柏培拉港临近亚丁及东部地区，其对阿联酋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阿萨布港的地位。埃塞俄比亚的外交推动及经济激励策略与亚丁湾两岸的发展目标高度契合，进而实现了埃塞俄比亚期望达成的目标。2016年5月，迪拜环球港务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负责开发和管理柏培拉港长达30年。迪拜环球港务不太可能在缺乏长期商业利益的情况下签署柏培拉协议。迪拜环球港务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拉耶姆（Sultan Ahmed Bin Sulayem）将柏培拉港誉为未来东非航运的引力点，有望刺激地区经济发展。他在签署协议时表示，对这一天然深水港的投资将吸引更多航运公司进驻东非，港口现代化进程将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此外，该协议还涵盖了政治和军事领域。首先，迪拜与索马里兰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内容，迪拜将支持索马里兰的渔业发展，协助修建索马里兰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道路，计划在索马里兰的哈尔格萨或柏培拉兴建一家四星级酒店，并为索马里兰提供优惠的移民政策，使其能在阿联酋谋求工作。除迪拜环球港务交易外，半自治的索马里兰当局在2017年2月同意阿联酋在柏培拉建立军事设施。该基地距离也门海岸仅90公里，旨在助力阿联酋军队强化对也门的封锁。针对军事基地的投票以及与迪拜环球港务签订的柏培拉港口协议，在索马里兰引发了各异反响，民众对马哈茂德（Ahmed Mohamed Mohamoud，2010-2017年任索马里兰地区总统）及其家族成员表示强烈不满。据媒体报道，他们在此事中谋取了个人利益；索马里兰最高法院正有意对该事进行审查。索马里民众的愤怒更加明显。鉴于索马里政府对与索马里兰的任何正式往来持有敏感态度，这将对索马里在索马里兰主权问题上的主张产生不利影响。再加上美国、土耳其等其他国家强调支持索马里统一的外交立场，使得索马里兰在柏培拉港口交易之前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孤立境地。实际上，索马里的愤怒恰恰凸显了埃塞俄比亚主导的柏培拉港口交易所引发的震动。索马里政府公开质疑索马里兰与任何国家签订官方协议的权限，这种愤怒情绪如此强烈，以至于阿联酋于2017年3月不得不召回其驻索马里大使。据悉，索马里兰与阿联酋之间的交易也触发了索马里的法律诉讼，索马里国会议员已开始动议就柏培拉基地协议起诉阿联酋。尽管阿联酋与索马里兰的交易充满争议，但埃塞俄比亚已在暗中策划另一个港口，以强化其安全及经济利益。事实上，随着埃塞俄比亚过境货物年吞吐量的持续提升，埃塞亟需寻求吉布提之外的出海替代路线。柏培拉港将获得总计4.42亿美元的投资，用于运营和管理一个世界级的多用途深海港项目。据报道，阿联酋还承诺在柏培拉港与索马里兰/埃塞俄比亚边境城镇瓦查莱（Wachale/Wajaale）之间建设一条现代化公路，并与埃塞俄比亚边境一侧的公路相连。此外，在迪拜环球港务与索马里兰签署协议时，埃塞俄比亚将通过其航运公司确保在港口运营和发展中具有实质性地位。据悉，埃塞俄比亚航运公司将持有19%的股份，远超其最初预期。索马里兰总统发言人部分证实了这一消息，并表示迪拜环球港务已将港口近五分之一的吞吐量分配给埃塞俄比亚船运。索马里兰外交部长进一步确认了这一比例，并表示迪拜环球港务向埃塞俄比亚出售了14%的股份，而索马里兰当局向埃塞俄比亚出售了5%的股份。最终，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兰与阿联酋之间达成了一份正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此举进一步巩固了埃塞俄比亚在索马里地区的地位，并有望为索马里兰最终获得国际认可奠定基础。
柏培拉事件并未证明埃塞俄比亚在非洲之角确立了一个公认的、无可争议的权力等级。然而，埃塞俄比亚已不再是一个因地理位置而受到过度限制的崛起大国。柏培拉为埃塞俄比亚市场提供了一条友好通道。本文旨在聚焦埃塞俄比亚相对于更大范围的外交政策，试图弥补关于非洲之角近期地缘政治发展，尤其是港口发展的文献空白。通过关注埃塞俄比亚及其近海目标，本文试图规避非洲国家被认为是被动的、缺乏能动性的观点。然而，以下几点需注意：首先，本文并未充分关注索马里兰政府官员和商界人士在柏培拉港发展方面的作为，这些分析超出了本文范围，可能成为一个后续研究项目；其次，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埃塞俄比亚的国内政治，部分原因在于内政问题不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部分原因在于获取埃塞俄比亚的可核实数据极为有限；最后，鉴于在索马里开展行动的地区和国际行为体众多，本文仅关注埃塞俄比亚和阿联酋似显不足。但我们认为，土耳其、英国、美国、卡塔尔、意大利和肯尼亚等国家聚集在远离索马里兰的摩加迪沙，他们的战略利益取决于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动态，以及他们与索马里不断变化的关系。地区大国应该能够对邻国的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埃塞俄比亚地处内陆，尽管本地区的物质权力分配对其极为有利，但却无法发挥大国影响力。2008年，由于对吉布提港口的高度依赖，埃塞俄比亚曾就柏培拉港事宜展开远征外交，以谋求利益。然而，在厄立特里亚有望摆脱国际孤立之际，埃塞俄比亚展现了卓越的外交手腕，通过政府和次政府层面的关系，引导阿联酋选择柏培拉而非阿萨布港口。尽管埃塞俄比亚未能说服阿联酋放弃厄立特里亚港口，但它成功促使迪拜环球港务公司翻新并进一步开发柏培拉港，以处理更多埃塞俄比亚的贸易和货物过境。目前，埃塞俄比亚仅有2%的进出口货物经柏培拉港，该港仅有五个泊位。然而，在未来三十年内，迪拜环球港务公司将开发柏培拉港，这将减轻埃塞俄比亚对吉布提的依赖，并意味着非洲之角最发达的门户将不再享有与该地区最大经济体和未来霸主之间贸易的实际垄断权。阿联酋与索马里兰就柏培拉港的交易无疑为埃塞俄比亚的地区利益注入了强大动力。在此过程中，埃塞俄比亚进一步巩固了其地区安全目标，即确保一个分裂和虚弱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巧妙地规避了任何可能引发厄立特里亚、联合国或非盟误解的公开行动。相反，厄立特里亚的愤怒情绪指向了索马里兰和阿联酋。在这一过程中，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进一步分裂意味着埃塞俄比亚已成为该地区无可争议的主导力量。随着索马里北部沿海地区港口及矿产开采权交易的持续推进，埃塞俄比亚可能会根据需求与索马里兰、邦特兰自治区及索马里政府进行官方或非官方谈判。埃塞俄比亚将进一步加强对索马里兰的控制，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以实现其目标。尽管埃塞俄比亚在引入大量外部投资和认可索马里兰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其对索马里兰内部事务的干预也日益增多。例如，当索马里兰代表团应邀访问埃及时，埃塞俄比亚对埃及这个主要尼罗河竞争对手提出了严厉的外交抗议，导致索马里兰取消此次访问。索马里兰一方面发现自己越来越敢于作为一个独立行为体行事，另一方面又受到埃塞俄比亚的限制。随着埃塞俄比亚开始将越来越多的货物和服务通过索马里兰新建的高速公路运往翻新后的柏培拉港，索马里兰可能会对港口协议的关键条款产生质疑。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埃塞俄比亚在该地区的实力和影响力正逐步上升。*文章原载Rising Powers Quarterly，原题为：“Ethiopia, Berbera Port and the Shifting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Horn of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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