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北京时间2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开启为期三天的访华之旅，意在推进中美关系稳定和中美沟通渠道开放。据外界猜测，布林肯还将就中俄关系和中国对外出口问题表达关切。布林肯此次出访正值美国参议院通过涉及950亿美元援助法案，该法案不仅为乌克兰和以色列分别提供608亿和264亿美元援助，还为“印太安全”分配了81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中国台湾地区。在缓和中美关系的表象下，一个更大的断层线随之出现：以维护美国主导地位为目标的“秩序工程”，正越来越导向“冷战式”的政治集团对抗。 当前世界秩序战略前景的探讨，主要聚焦于全球霸主地位的激烈争夺，或是各大国家在21世纪的和谐共处，但本文看到了“地缘政治集团回归”这一势态：世界秩序正在回归到由各大势力范围所划分的集团时代，并将当今地缘政治集团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阵营：全新但规模缩小的西方，庞大但缺乏领袖的欧亚大陆，以及不受任何霸权束缚摇摆国家。在分别剖析三方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同时，本文分析了这种趋于分裂的地缘政治格局的世界外部冲突与西方内部挑战，这些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西方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能力，但作者依然认为，考虑到西方在政治凝聚力和经济实力方面尚存的优势，只要能够摆脱特朗普式的孤立主义，西方仍能在解决关键战略，乃至维护国际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 与冷战不同，三大集团之间的壁垒远远没有建立，尽管潜在的危机有可能促使这些壁垒加深。正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美国重塑全球秩序的努力是保守的，西方目前为止尚未迎来复兴或显著的经济再扩张。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新兴秩序的动力仍然将持续不断地从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亚洲浮现。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转发本文，供读者思考。文章原刊于Survival，由“法意观天下”编译，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文｜Zeno Leoni & Sarah Tzinieris
翻译｜唐儒雅
来源｜Survival
▲ 图源：Politico
2024年1月，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Grant Shapps）在上任后的首次演讲中谈到，西方已经从冷战中“走了一圈”，现在正从“战后世界”转向“战前世界”。作为执政保守党的资深部长，沙普斯描绘出一副暗淡的图景——“世界秩序的基础正遭到撼动”，西方正处于由新旧对手引发的生存威胁之中。他预测，“未来五年，我们可能会面临与多国的全球性冲突”。虽然沙普斯这一大选之前的言论有大肆渲染外部威胁之嫌，但他对全球政治分化的担忧与人们与日俱增的共识是一致的，即世界正在从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转向新的秩序。显然，战略竞争的焦点在全球化与保护主义之争、美元的主导地位以及全球贸易控制权的争夺，尤其是在战略技术和关键矿产方面，其中大部分将集中在广阔的印度洋-太平洋海域，也会出现在北极和外太空等新领域。然而，这不仅仅与能力和资源有关，还涉及到追求以经济和军事资源为主的狭隘国家利益与促进价值观、思想和规范之间更根本的争端，表现为集团政治的重新出现。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集团相比，新型地缘政治极点不那么明显，也不那么受意识形态驱动，有着相关的势力范围，包括规模有所缩减的新西方集团、庞大但支离破碎且缺乏领导的欧亚集团，以及不受制于任何特定霸权但有可能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摇摆国家。此外，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冲突再起，美国与中国之间竞争加剧，这两大全球趋势塑造着2024 年起世界秩序。主流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印度等经济体的崛起，美国正失去威慑力。然而，仔细审视这三个新兴集团就会发现，西方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但需要满足一大前提：美国能够提高能力捍卫其秩序。
20世纪90年代，丹尼尔·德德尼（Daniel Deudney）和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宣称，冷战协议正在“解体”。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震惊西方，也决定了乌克兰的命运，即乌克兰成为介于自满的西方和卷土重来的俄罗斯的竞争中势力范围之间的“灰色地带”。正如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所言，“认为冷战结束……是将冲突简化为苏联的存在”。传说中的后冷战时代只持续了短短二十余年，当时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发展到顶峰。这一理论建立在战略暂停的假设上，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假设实在是过于乐观。冷战时期的竞争态势一直在理查德·萨克瓦（Richard Sakwa）所谓的“冷和平”表面下酝酿着，并在2014年重燃，局面看起来与当年冷战十分相似。
为何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点较为突出。首先，在美国政府领导国际秩序的75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大战略一直侧重于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的首要地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保护、培养美式政权。这些努力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往后。随着中国崛起成为经济大国，美国也开始致力于遏制其影响力的上升。然而，美国的目标始终是维持现处的主导地位，而非实现真正的力量平衡。其次，乌克兰危机是冷战时期两个传统竞争载体的结合。与此同时，其他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国家持中立立场，比如印度这一重要新兴经济体，进一步弱化了俄罗斯外交被孤立的可能性。
倘若以新的断层线划定东西方，可以发现，西方集团正“重振旗鼓”。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大战略着力于培养小多边框架——由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组成的、具有共同战略目标的离散群体。虽然在前几十年的自由国际主义下，东西方差异逐渐减小，但新的西方地缘政治集团正发展得更加排他。其主要原因在于与全球贸易有关的一系列规则越发严格。美国正试图通过秩序工程（order-engineering）重新确立主导地位，而非加强自身力量进行抗衡，这本质上是一种保守的战略。尽管乌克兰危机致使国际形势再度紧张，实际上，重构的东西方断层线为拜登政府建立美国的联盟关系提供了超乎众人想象的有利外交环境，这将导向北约的复兴，具体表现为强化共识、增加国防开支以及芬兰和瑞典的加入。七国集团（G7）也正向着达成共识而努力，正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将其形容为“自由世界的协调委员会”。西方的信念，构成了这种名为团结的意识形态粘合剂，即认为国家间的关系应由各自的政治框架决定，民主体制应得到青睐与推广。这种“民主国际主义”“再现了冷战逻辑”——集团逻辑，鲜明地将世界划分为两种国家体制。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正试图通过排挤其他国家来确立自身领导地位，并在志同道合的盟国和伙伴之间探索更深层次的一体化，从而建立新的自由国际秩序。在实际操作层面，两大因素似乎在美国的秩序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澳英美联盟（AUKUS）不仅是战略技术加速器，也是旨在遏制中国影响力的一系列广泛目标的框架，还是加强盎格鲁核心（Anglospheric core）以维护美国首要地位的初期信号。其次，西方军事力量的传统载体，巩固着集团政治回归的趋势。北约在“战略概念文件”中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声称“中俄之间不断深化的合作企图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甚至有说法称，北约“触角”正伸向东亚。与此同时，美国借助一系列“小多边”协议与亚洲伙伴达成安全合作，复兴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与菲律宾续签了防务合作协议，还增加了在印-太地区进行的航行自由演习。尽管如此，相较于十年前，西方的政治结构已然缩小，因此不得不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接触，例如，中美政府在2023年秋季举行了建设性贸易谈判。从与印度关系的改善中也能看出，美国本身已转向更具包容性、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然而，虽然这一名义上的秩序具有广阔的潜在地理范围，但其规范范畴尚且存在争议。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界限十分明确，但当代两种体制的国家竞争之间的界限却模糊得多，此外，西方与亚洲大部分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又进一步复杂化这一界限。纵使面临这些挑战，当前政治领导层的整体弱势对于西方是有利的。正如伊肯贝里（Ikenberry）所说，西方不可能长期充当“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巨人”。然而，凭借其政治凝聚力，庞大的资本、商品、技术知识库，以及军事能力和实力，西方仍将保持强劲的竞争力，也能更好地相互协作。
欧亚大陆正在形成的新地缘政治集团，它们联合在一起，共同抵制北约势力的进一步扩张，并反对在亚太地区拼凑“封闭排他的集团架构，制造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大陆新地缘政治集团的主要外交论坛。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集团还可延展到金砖国家（BRICS），即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五个新兴经济体组成的国家间组织。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金砖国家，可见金砖国家可以成为欧亚集团的重要政府间框架，乃至打入“全球南方”。可以想象，扩员后的金砖国家将占据30%左右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石油产量的43%，从而对国际力量平衡产生深远影响。然而，新欧亚集团的形成还存在制约因素，需要一定时间去克服。首先，尽管欧亚国家希望世界多极化，但尚未对此达成长期共同愿景，彼此的关系仍然非正式。除在联合国安理会相互支持外，几乎没有表现出联合外交力量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其次，中国的大战略相互矛盾，让人怀疑任何欧亚集团能否具备足够的政治凝聚力，以维持其有效运作。中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时，仍不明确自身在全球政治领域中想要扮演的角色，中国政府在国际争端中的领导力仍然不够。第三，金砖五国的主要方向是经济增长而非地缘政治，许多潜在成员国会对政治化走向感到“不寒而栗”。最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组织原则，主权国际主义并不适用于大多数欧亚大陆国家。或许他们能在反对美单极主义等特定问题上团结一致，但只有在利益恰好一致的特定问题上才能实现。总的来说，欧亚集团更像是软性的的集团，而非硬性的联盟。新的欧亚集团高度分散，但依然难以明确其中的成员。巴基斯坦也有可能参与其中，但这将对印度构成严峻的战略挑战，势必将新集团的地缘政治复杂化。
金砖五国近来的复兴，与另一潜在地缘政治集团的出现相关，即由巴西、印度和其他经济大国所领导的“全球摇摆国家”（延伸阅读：全球摇摆国家：巴西、印度、印尼、土耳其与全球秩序的未来）。摇摆国家通常与全球南方相提并论，与中等强国大致同义，被定义为“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同时在国际合作方面表现出不同偏好”的国家，倾向于多极化。印度就是一大典型案例，它奉行“战略自主”原则，也已加入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金砖国家（BRICS），并建立起中印俄三边关系。印度还与巴西、海湾国家建交，与法国达成技术和防务协议，同时与俄罗斯、美国保持着稳固的军火贸易关系。摇摆国家虽然重要，但形成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实体并非易事。它们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集团的一部分，更不用说试图巩固一个集团了。尽管如此，自乌克兰危机以来，大国对小国的影响力不断减弱，联盟在灵活性上的优势日益突出。在联合国大会就乌克兰危机进行表决时，保持中立而不站在西方一边的国家数量远超预期。许多非西方国家认为，西方国家经常虚伪地违背其价值观和规则，尤其是忽视全球人道主义危机。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摇摆国家认为自己受制于它国的“霸权”。此外，在寻求自主权的过程中，出于对当地安全和政治的优先考虑，小国很难在地缘政治上施加影响。其目标或许是在协助制定世界秩序规则中保留自主性和选择性，而不干涉他国则是一贯的原则。这些因素与伊肯贝里的论点——为了争取全球南方的认可和支持，西方和中国可能会展开“创造性”斗争——相悖。假若摇摆国家能长期维持政治自治，西方和欧亚集团的灵活性将被限制。摇摆国家之间不存在统一性，也不存在“铁板一块”的全球南方。团结这些国家结成真正的联盟，需要用好外交手段，需要了解对地区环境和国家利益，而这两者都难以实现。不结盟运动是冷战的产物，是基于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形成意识形态上的凝聚力，与之相比，当今的摇摆国家不仅更加强大，也更为注重交易，所关注的重心在于保护自己免受大国竞争的波及，甚至可能以“同时从西方集团和欧亚集团中获益”为最终目标，这样就可以建立伙伴关系而非结成联盟。对它们而言，“非结盟”（unaligned）乃至“多盟国”（multi-aligned）可能是比“不结盟”（non-aligned）更好的形容词。
大量证据表明，存在三个集团，每个都在寻求途径与其他集团开展利己合作。与东西方的铁幕相比，中美关系大概率继续带有“竞争与合作的勉强并存”的特点。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一种共治格局可能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正如让·卡奇加（Jean Kachiga）所说，美国和中国将拥有同等“吸引力”，因此，处于一方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仍有可能倒向另一方。虽然中美不太可能恢复到曾经短期“权宜婚姻”式的合作，但双方都在探索前行道路，2023年秋季中美双边经贸会谈透露出，一个新的双边框架可能已“箭在弦上”。因此，像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那样全面冻结合作与对话似乎不太现实。正如理查德·希戈特（Richard Higgot）和西蒙·赖克（Simon Reich）所说，“分叉”将是“模糊的”。当前的秩序与冷战时期有几处明显不同：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更大；参与者范围更广，包括著名的非国家参与者；联盟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密不透风；大国对小国战略选择的影响降低，从而削弱了大国建设世界秩序工程的能力。那么，这三大集团在地缘政治上的决定性作用究竟有多大，尚且存在很大争议。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问题会导致一个集团与另一个直接发生冲突，也没有任何一个问题会迫使各个集团采取一致行动。但危机已经出现，从长远来看，这些危机可能会在各集团间形成更坚固的政治壁垒。摇摆国家政府的更迭也会对国际事务产生重大影响。例如，由于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赢得2023年阿根廷总统选举后拒绝加入金砖国家。地区、国家和地方冲突随时可能破坏地缘政治的凝聚力。主导地位的最大挑战很可能来自摇摆国家或是想要控制战略竞争的全球南方。一个公认的霸权国再也不能声称自己自动享有传统势力范围的权力优势，换言之，大国将小国逼入绝境是不明智的。尽管西方相对的政治凝聚力让它在全球保持着重要的领导地位，但在一些其他集团或其领导人影响力更大的特定问题上，西方需要妥协。构成西方主导地位的最大显性威胁不是任何敌对集团，而是国内右翼势力对美国民主与日俱增的挑战。特朗普再任总统将引发全球动荡而非秩序，一个致力于民主、持久的自由国际主义美国极有可能化为乌有。美国对西方承担实质性责任，这不仅对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胜至关重要，也对盟国和伙伴国在随后数十年冷战中相信美国至关重要。作为志同道合的超级大国，即使美国不时与盟国产生政策分歧，仍会向其提供可靠保护予以回报。澳大利亚核潜艇事件，就是战后协议持久性的最新例证。当澳大利亚取消与法国的潜艇协议，转而从美国和英国采购核动力潜艇时，法国政府“勃然大怒”，召回驻美澳大使。然而，为了更大的西方战略利益，法国很快就与澳英美联盟这三个盟友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在特朗普的影响下，所谓的美国价值观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在11月获胜，西方盟国可能会面对一个“不自由的美国——在国内越来越反民主，在国外则是粗暴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拒绝外交”。2024年2月，他公开表明，将默许俄罗斯总统普京攻击未给美国交“保护费”的北约成员国。作为总统，他的这种行为将增大西方与其他集团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因此，11月的美国大选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然而，一个不自由的、准孤立主义的美国并非完全由特朗普造成，更广泛的右翼部落主义和暴力化的党派纷争扩大了美国政治鸿沟。看好美国的盟友们“打赌”美国将保持自由主义，也在近来得以被佐证。确实存在一些结构性制约因素，可以避免美国右翼破坏自由国际秩序。2023年12月，国会两院通过了《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Fiscal 2024 Defense Spending Bill），其中包括一项禁止任何美国总统在未经参议院批准或国会通过法案的情况下，让美国退出北约的法案。同样，在特朗普的领导下，鉴于两院的一致支持，四方安全对话和澳英美联盟等小多边主义合作也不太可能完全瓦解。此外，只要特朗普的目标不太“刺耳”，如北约成员国的国防支出至少要占国内生产总值2%，欧洲各国政府很可能会答应。而且，战后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之力延伸到了西方地缘政治集团，这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特朗普最激进的冲动之举。然而，在西方已经处于历史低谷并面临激烈竞争之际，特朗普再执政四年将折损其力量。随着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受到侵蚀，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出现松动，重建独特的地缘政治集团更趋显然。然而，现有组织构成真正的集团还为时尚早。在西方与快速崛起的亚洲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欧亚集团内部脆弱的领导力和薄弱的一体化、摇摆国家所缺乏的一致性等动态因素的影响下，地缘政治的极性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新出现集团的巩固与划分都不可能像冷战时期那般容易。亚洲人口众多、工业发展迅速、自然资源丰富，还有着技术研发卓越中心，有朝一日可能会引领世界秩序。然而，欧亚大陆几乎没有政治凝聚力。面对多重危机，美国政府已然设法为西方重注活力，再加上西方还保留着大量金融、军事资源。只要美国能够摆脱特朗普主义（Trumpism）与孤立主义，西方仍能在解决关键战略问题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而引导世界事务有序展开。*文章转自“法意观天下”，原载Survival，原题为“The Return of Geopolitical Bl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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