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惊人指标暗示, 美国正在重走苏联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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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都是苏联人了
文｜Niall Ferguson
翻译｜李祎琳
来源｜法意观天下
▲ 图源：互联网
我设想着这样一个场景：如果有一天，美国的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附近沉没，两名美国水手可能会自问：我们是不是成了苏联人？
是的，我知道您可能会提出异议。斯大林建立并留给后人的计划经济体系运作不善，戈尔巴乔夫试图对其进行改革时，这个体系便崩溃了。而美国人则为他们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系感到自豪。苏联的体系浪费资源，几乎总是导致消费品短缺。苏联的医疗体系因为医院破败、设备长期不足而陷入瘫痪。那里普遍存在极度贫困、饥饿和童工现象。
如今在美国，只有经济分配最底层的五分之一人口中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但其严重程度令人震惊。苏联解体时的婴儿死亡率约为25‰。而到了2021年，美国的婴儿死亡率降至5.4‰。但对于那些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或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单身母亲来说，婴儿死亡率却高达13‰。
与苏联相比，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比较有些荒谬。但请仔细审视。苏联体制的主要弱点是公共部门长期存在的“软预算约束”。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美国赤字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超过GDP的5%，并在2054年不可避免地上升到8.5%。以及中央政府干预投资决策？尽管拜登政府大肆宣扬其“产业政策”，我也在美国看到了这一点。
经济学家们不断向我们保证，信息技术（最近是人工智能）将带来生产力的奇迹。但自2007年以来，美国非农业企业部门的生产力年平均增长率一直停滞在1.5%，仅略高于1973年至1980年的低迷时期。虽然如今美国经济可能让世界其他国家羡慕不已，但请想想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专家们是如何高估苏联经济的。
然而，您坚持认为，苏联与其说是一个超级大国，不如说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而美国在军事技术和火力方面无人能及。事实上并非如此。正如罗杰·威克（Roger Wicker）参议员新近发布的报告所表明的那样，我们的军队不仅昂贵，而且无法胜任所面临的任务。当我阅读威克的报告时（我建议您也读一读），我不禁想起苏联历任领导人直到最后都坚持说：红军是世界上最大、因此也是最致命的军队。
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但苏联熊最终被证明是由纸做的。苏联甚至无法赢得阿富汗战争，尽管在死亡与破坏中耗费了十年。（为什么这听起来很熟悉？）
从表面上看，美国国防预算的确超过了北约所有其他成员国的总和。但这个国防预算到底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正如威克所言，这个预算远远不足以抗衡反对美国的联盟。
威克曾这样表述：“美国军队在现代化装备上存在不足，训练和维护的资金也显得捉襟见肘，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兵力分散，装备简陋，难以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下完成所有任务。我们的对手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变得更加敢于冒险和采取激进行动。”
正如我在其他场合所指出的，今年联邦政府用于偿还债务的支出几乎肯定会超过国防预算。
情况还在继续恶化。
根据美国预算办公室（CBO）的数据，到2041年，联邦债务的利息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是我们用于国家安全支出的两倍，部分原因是债务成本的上升将导致国防支出从今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降至30年后预计的2.3%。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发现美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与苏联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老年统治是苏联晚期领导层的一个显著特征，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切尔年科等老一辈领导人的统治便是例证。
但按照美国当前的标准，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并不算特别年长。勃列日涅夫在1982年去世时74岁，但他在7年前就经历了第一次中风。安德罗波夫在接替勃列日涅夫时68岁，但他上任几个月后就患上了肾衰竭。切尔年科上台时72岁，已经病入膏肓，患有肺气肿、心力衰竭、支气管炎、胸膜炎和肺炎等多重疾病。
美国的领导人比他们更老、更长寿，这反映了美国人享受的医疗质量。然而，正如《华尔街日报》最近所尴尬地指出的，乔·拜登（81岁）和唐纳德·特朗普（78岁）也不再年轻。拜登甚至有时会混淆他的两位拉美裔内阁成员亚历杭德罗·马约卡斯和哈维尔·贝塞拉。特朗普也曾将尼基·黑利和南希·佩洛西搞错。如果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还没有看过《斯大林之死》，现在补看也为时不晚。
苏联晚期生活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公众对几乎所有机构都持有一种彻底的愤世嫉俗态度。莱昂·阿隆在其著作《通往圣殿之路》中描绘了20世纪80年代的生活是多么凄凉。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glasnost）改革所引发的“回归真理”运动中，苏联公民得以向新近获得自由的媒体倾泻他们的不满。他们所表达的一些内容具有苏联特色——尤其是对苏联历史真相的揭露，包括斯大林时代的罪行。但当我们今天重读俄罗斯人对1980年代生活的抱怨时，会发现其中许多内容惊人地预示了美国的现状。
例如，在1990年写给《共青团真理报》（Komsomolskaya Pravda）的一封信中，一位读者痛斥“苏联国内民众的道德沦丧现象令人震惊、令人痛心”。道德沦丧的表现包括冷漠、虚伪、愤世嫉俗、奴性、打小报告等。他写道，整个国家都被“赤裸裸且无休止的公共谎言和煽动性言论的阴霾所笼罩”。到了1988年7月，莫斯科新闻社对44%的受访者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认为他们的社会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
反观盖洛普最近对美国公众意见的调查，我们会发现类似的幻灭感。公众对最高法院、银行、公立学校、总统、大型科技公司和工会组织的信任度在25%到27%之间。对报纸、刑事司法系统、电视新闻、大企业以及国会的信任度甚至低于20%。特别是对国会的信任度，仅为8%。公众对主要机构的平均信任度大约只有1979年的一半。
目前，众所周知，美国的年轻人正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乔恩·海特（Jon Haidt）等人将其归咎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影响。而美国的老年人则面临着所谓的“绝望之死”（“death of despair”），这一概念因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研究而广为人知。尽管凯斯和迪顿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美国中年白人中绝望死亡的激增——他们的研究为J·D·万斯（J.D. Vance）的《乡下人悲歌》（Hillbilly Elegy）提供了社会科学上的补充——但最新的研究显示，在因吸毒过量导致的死亡方面，非裔美国人已经赶上了他们的白人同龄人。仅在2022年，因芬太尼过量而死亡的美国人数量就超过了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三大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总和。
美国近期的死亡率数据令人震惊。在过去十年中，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出现了下降，这种程度在其他可比的发达国家中是极为罕见的。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的说法，主要原因在于药物过量、酗酒和自杀导致的死亡人数激增，以及与肥胖相关的疾病增加。具体来说，在1990年至2017年期间，药物和酒精导致了130多万劳动适龄人口（25至64岁）的死亡。同期，自杀也导致了569099名劳动适龄美国人的死亡。代谢和心脏疾病（如高血压、Ⅱ型糖尿病和冠心病）的致死率也随着肥胖症的增加而飙升。
这种预期寿命的逆转现象，在其他发达国家中是从未发生过的。
彼得·斯特林（Peter Sterling）和迈克尔·L·普拉特（Michael L. Platt）在他们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西欧国家以及英国和澳大利亚之所以能够更好地应对社会问题，是因为这些国家在“为生活的每个阶段提供公共援助”方面做得更多，从而为个人和家庭提供了多种选择，帮助他们避免陷入绝望的境地。
他们写道：“绝望的每一个症状都被错误地定义为个人内在的失调。这种错误的界定方式迫使个人独自面对挣扎。”他们还指出，这种做法过分强调药物治疗，为焦虑、抑郁、愤怒、精神病和肥胖症提供了无数的药物选择，同时也在治疗对旧药物成瘾的新药上不断推陈出新。”
肥胖？那就试试司美格鲁肽。
多年来，美国人大规模自杀的悲剧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本周，我突然想起了在哪里见过这种情形：那就是苏联末期和后苏联时期。在20世纪末，所有西方国家的男性预期寿命都有所提高，而苏联的男性预期寿命却在1965年之后开始下降，在1980年代中期短暂回升，然后在1990年代初急剧下降，并在1998年金融危机后又出现了下滑。例如，在1989年至1994年期间，俄罗斯35至44岁男性的死亡率增加了一倍多。
解释起来就像斯托利奇纳亚伏特加（Stolichnaya）那样直接明了。1994年7月，两位俄罗斯学者亚历山大·涅姆佐夫（Alexander Nemtsov）和弗拉基米尔·什科利尼科夫（Vladimir Shkolnikov）在国家日报《消息报》（Izvestia）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是活着还是喝酒？》的文章。涅姆佐夫和什科利尼科夫（正如最近一篇评论文章所言）证实了“饮酒与寿命之间几乎完美的负相关关系”。他们所缺少的，或许只是一篇续篇——探讨“是活着还是抽烟？”的问题，因为肺癌同样是导致苏联男性早逝的重要原因。在苏联时期，香烟价格低廉；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后，酒精的价格也变得便宜，这进一步助长了酗酒和吸烟的文化。
这些统计数据，与我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亲眼目睹的情景一样令人震惊，甚至让我感觉我的家乡格拉斯哥相比之下都显得相当节制。1990年至2004年间，对西伯利亚25000例尸检的分析显示，21%的成年男性死于心血管疾病，且血液中的乙醇含量达到了致命或接近致命的水平。2001年，吸烟导致的死亡占到了俄罗斯男性死亡总数的26%。1994年，50至54岁男性的自杀率达到了每10万人中有140人，而到了2015年，45至54岁的非西班牙裔美国男性的自杀率则为每10万人中有39.2人。换句话说，凯斯和迪顿所描述的绝望之死，与20到40年前的俄罗斯相比，只能算是一个苍白的翻版。
苏联人的自我毁灭行为更为严重。然而，这与美国人自我毁灭的行为之间的相似之处，难道不同样引人注目吗？
表面上看，这两种医疗体系似乎截然不同。苏联的体系仅仅是因为资源匮乏。而美国医疗体系的问题在于，尽管其医疗支出在国际上高居榜首——相对于GDP而言——但其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然而，正如整个美国体系一样，美国医疗体系也在不断演变，目的是为了让一大群既得利益者从中获益。《南方公园》（South Park）在最近的一集中，对那种臃肿、低效的官僚机构进行了尖锐的讽刺——这种机构对体制内权贵（nomenklatura）有利，但对普通民众却不利。与此同时，就像苏联晚期一样，“乡巴佬”——实际上是工人阶级和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因酗酒和吸毒而死亡，而政治和文化精英们却对一种没人真正相信的奇怪意识形态加倍推崇。
在苏联，最大的谎言是党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服务，而美国及其盟友则是帝国主义者，并不比纳粹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好多少。但实际上，体制内权贵（也就是精英）迅速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拥有自己的世袭特权，而工人和农民则陷入了贫困和奴役。在苏联晚期，美国也有类似的虚假说法，即（民主党）控制的机构——联邦官僚机构、大学、主要基金会和大多数大公司——致力于提升边缘化种族和性少数群体的地位，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正如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所说）“在不派遣美军参战的情况下”帮助其他国家进行自卫。
实际上，促进“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政策对贫困的少数群体并没有帮助。相反，唯一受益者似乎是一群DEI（多元化、公平、包容）的官员。同时，这些措施显然正在破坏教育标准，甚至是在精英医学院，并鼓励以“性别确认手术”的名义对数千名青少年进行不必要的手术。
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当前方向，与其说是帮助其他国家自卫，不如说是煽动其他国家作为代理人与我们的共同敌人作战，却不提供足够的武器，让他们几乎没有获胜的机会。这种策略在乌克兰尤为明显，对美国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美国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发现，它自诩强大的军队在二十年的努力后甚至无法击败乌合之众的塔利班。但盲目相信美国的承诺最终可能会使乌克兰、以色列步入南越和阿富汗的后尘，被世界遗忘。
谈到气候变化，如今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板已经遍布全球。相比之下，我们政策精英对气候变化的关切却导致了战略上的严重失误。实际上，自从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出生（2003年）以来，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34%，其中四分之三的增长来自中国；煤炭消耗量增加了48%，其中三分之二的增长也来自中国。
要了解美国统治阶级与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鸿沟，可以参考去年9月拉斯穆森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这项调查旨在探究常春藤盟校毕业生与普通美国人态度的差异。该调查将常春藤盟校毕业生定义为“拥有研究生学位、家庭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居住在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超过10000人的地区，并且曾经就读于‘常春藤联盟学校或其他精英私立学校，如西北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人”。当被问及是否支持“对汽油、肉类和电力进行配给”以应对气候变化时，89%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表示支持，而普通民众中支持的只有28%。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为应对气候变化多支付500美元税款并承担更高的成本时，75%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表示愿意，而普通民众中愿意的只有25%。对于“教师应该决定教什么，而不是家长”这一观点，71%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表示同意，这几乎是普通公民的两倍。对于“美国是否提供了过多的个人自由”这一问题，超过一半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表示同意，而普通民众中只有15%的人持相同看法。精英们对国会议员、记者、工会领袖和律师的喜爱程度大约是其他人的两倍。也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88%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认为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正在改善，而普通民众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认为财务状况有所提升。
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几乎无人真正信服，但每个人都必须随声附和，否则就要被贴上异见者——抱歉，我指的是那些可怜的人——的标签？打勾。不再将爱国主义、宗教信仰、生育观念或社区参与视为重要的社会价值观？打勾。一场大规模的灾难揭露了各级政府的无能和谎言的泛滥，您怎么看？将切尔诺贝利换成新冠病毒疫情。尽管我并非法律专家，但当我在纽约的法庭上目睹法律制度遭到滥用，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监禁，更在于污名化政治反对派的领袖时，我看到了苏联式司法。随着绝望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美国统治阶级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我越发不确定我们国内的这些问题是否会来得更缓慢一些。我们是否正变得像苏联人一样？环顾四周吧。
*文章转自法意观天下。
Niall Ferguson作者：尼尔·弗格森
英国历史学者，现任职为哈佛大学的提胥讲座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等大学机构的资深研究员。他的专长是与世界史、经济史、恶性通货膨胀、基金市场、美国暨英国的帝国主义等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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