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寻常的“双重外访”, 正呼应中亚外交的特殊意味?
新形势下的中国中亚外交与中亚研究
文｜杨恕、王术森（访）
来源｜俄罗斯研究
▲ 图源：互联网
1 认知中亚
王术森：杨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是研究中亚的学者，现在公众对中亚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可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亚地区和中亚地区对我国的重要性。
杨恕：中亚地处亚欧大陆中部，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学术界，中亚的空间范围有多种界定。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成为对“中亚”最为普遍接受的界定。同时，也有将阿富汗列入中亚研究的情况。中亚五国面积约400.8万平方公里（不同资料有差异），人口约为7719万，GDP约为3315亿美元（2021年数据，大致与我国山西省相当）。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中亚峰会顺利召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达到新的高度，中亚在我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总体来看，中亚对我国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地缘位置来看，中亚处于亚欧大陆的中部，历来是东进西出和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古丝绸之路也经过这一地区。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亚北邻俄罗斯，东接中国，南与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等国接壤，西濒里海及俄罗斯。应该说，中亚是欧亚大陆的几何中心，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独一无二的。第二，从经济层面来看，中亚五国是我国互利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伙伴。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我国与中亚五国的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增长了上百倍，经济合作稳步推进。中亚国家的资源，尤其是油气和矿产资源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从安全层面来看，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十分复杂，深受“颜色革命”、“三股势力”、水资源争端、边界领土争端、毒品、跨国犯罪等多种安全威胁。中亚局势事关我国、特别是西北安全与稳定，我们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安全合作，如打击“三股势力”、防范“颜色革命”、禁毒等。
21世纪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工作布局。首先，尽管中亚并无全球层面的大国，但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参与度很高，且参与的大国数量多，这使中亚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牵动着中国的大国外交。其次，中亚国家是我们的周边国家。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是我国的陆上邻国；而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是邻国的邻国，在“大周边”之内。中亚国家作为中国周边国家、近邻国家的位置是不会改变的。再次，中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处于同一水平或阶段，有诸多合作的可能性，这为我国与中亚五国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最后，在多边外交中，中国与中亚国家都共同参与了多个国际组织，中亚国家也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给予了中国很多支持。最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合作组织，包含了中亚五国中的四个，各国在上合组织中相互支持、务实合作，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王术森：中亚国家自苏联解体至今，独立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国内对中亚的研究历史也不久，大家对国内中亚研究的情况很少了解，能否介绍一下国内中亚问题研究状况？另外，能否谈一下中亚国家对中国的研究状况？
杨恕：1991年，中亚五国相继宣布独立，建立在国别研究基础上的中国中亚研究由此诞生。北京、上海、新疆和兰州等地成立了研究中亚问题的科研机构，中国的中亚研究初具规模。自此，国内有关中亚问题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现。不过，由于研究基础薄弱，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介绍中亚国家的国情、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等常识性论著。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学界对中亚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化，关注焦点包括地区安全问题、经贸合作、“三股势力”对新疆的影响、新疆面临的“双泛问题”、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关系等，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2001年前后，中国在中亚地区开始有实质性投入，中国的中亚研究也进入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对中亚国家政治、安全、经贸和外交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国别研究也受到重视。2010年前后中国与中亚国家相继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13年中国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提高了中亚研究的重要性，研究成果涉及的范围也更为广泛。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对中亚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具体表现在国别研究、分领域研究明显增多，学理化水平明显提高，并取得了一定的国际认可和国际影响力。
尽管如此，中国的中亚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孙壮志、肖斌、许涛等学者曾对此进行了评价，认为中国的中亚研究存在的问题包括：人才成长缓慢、后继乏人；缺乏对特定领域或议题的持续关注；重政策取向，轻基础研究；主要关注宏观议题，原创性成果较少，等等。我和曾向红在《中国中亚研究三十年进展评估》一文中，提出了基于观察视角和研究主题的区域研究成果评估框架，将研究成果分为基于主位视角的区域内研究成果、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内研究成果、基于主位视角的区域关联研究成果、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关联研究成果四类。而通过梳理国内中亚问题的既有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学术界集中关注的是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关联研究成果，但基于主位视角的区域内研究成果、区域关联研究成果与基于客位视角的区域内研究成果都比较有限。鉴于此，我们认为，未来中亚研究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改进：一是拓展中亚研究议题的研究范围；二是鼓励研究者进行理论创新；三是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四是推进与中亚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合作。以此为基础，逐渐弥补当前国内中亚研究的不足，推动国内中亚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
至于中亚国家对中国的研究，简单地说，可以追溯到帝俄和苏联时期。例如，帝俄时期著名的哈萨克学者瓦里汗诺夫的天山考察就涉及中国。苏联对汉学很重视，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的机构分布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伊尔库茨克、塔什干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等城市。中亚国家的不少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当年都曾在塔什干大学的东方系学习。目前，中亚国家的中国研究队伍尚未形成规模，严谨的学术成果还不多。以哈萨克斯坦为例，其中国研究主要在高校。在大学里，有以中国历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但缺少关于中国历史或双边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哈萨克斯坦著名的汉学家哈菲佐娃（К. Ш. Хафизова，1939—）曾在塔什干大学学习，其著作涉及哈中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但她的成名之作《14—19世纪中国在中央亚细亚的外交》主要是在苏联时期完成的。整体来讲，中亚有关中国的综合性或分领域的研究成果都不多，研究队伍尚在形成之中，而且各国之间的情况差异明显。
中亚国家对于中国研究的不足，可能导致中亚国家对中国外交政策和战略意图的误解，以及对中国的认知出现偏差，使其在与中国互动中产生误判或误解。因此，支持中亚国家开展中国研究，提高中亚国家中国研究的水平，不仅有助于中亚地区更好地理解中国，也能够减少其对中国的认知偏差，促进中亚地区与中国的合作性互动。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王术森：您介绍了中国和中亚国家相互研究的基本情况，但我想，学术研究只是相互了解的一个方面，涉及面比较窄，您能不能从另外的角度，比如认知的角度，谈一谈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情况？
杨恕：相对于学术研究，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相互认知在智库、媒体、大众层面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先谈一下中亚国家的情况。就智库而言，中亚国家的智库建设始于1960年代苏联建立的各种分析中心。苏联解体初期出现了智库数量减少的情况，大致从2007年又开始恢复和发展。自2007年以来，中亚国家的智库建设开始迅速发展，数量快速增长，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增长了1倍多，到2016年就分别达到了210家和110家。独立以来，中亚国家在推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道路上不断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中亚国家智库数量的快速增长及其在全球智库排行榜上的名次上升，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智库在中亚国家政府决策中的作用正在日益提高。然而，除土库曼斯坦外，中亚国家的智库类型非常复杂，除了政府型智库外，还有不少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库、民间智库等，其中部分智库与西方的NGO联系紧密，甚至直接受到西方某些机构的资助。中亚国家智库构成情况的复杂性，客观上就造成了它们在对中国的认知上出现较大差异。从公开资料来看，政府型智库往往是从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阐释该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库更多的是分领域对中国进行研究，这也使中国学近年来在中亚地区发展较快，并在研究目的、研究力量、研究机构、研究内容、学科建设等方面出现了与传统汉学不同的变化。然而，这两类智库的研究成果受众面有限，反而是民间智库的一些报告在中亚民众中影响较大，成为社交媒体对华认知的重要表达。
与智库情况类似，中亚国家的官方媒体基本上不会发表对中国进行评价的内容，主要是进行新闻报道；而私营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对中国进行的评论比较多，而且往往涉及国家的对外政策、国家间关系等内容，其中有不少负面评价，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类与西方的类似，是输入品；另一类则是基于文化、历史、宗教、民族、经贸关系等因素产生的对中国和对华关系的负面认知和评价。情况复杂，举几个例子。几年前在一个国际会议上，我与一位吉尔吉斯学者谈起中吉关系，他对两国关系做了积极评价，同时说道：我们独立初期，经济状况很糟，公众生活很困难，这时候，大量质次价廉的中国商品进入吉尔吉斯，坦率地说，这对我们渡过难关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也败坏了中国的名声，“中国货是假货”的说法至今存在。同时，大量中国货的进入，也严重妨碍了我们民族工业的发展，我希望通过双方努力来改变这一状况。这位吉尔吉斯学者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应该重视。在塔吉克斯坦，由于多个独立媒体片面报道来自中国的债务压力、土地租赁、劳务移民等问题，不少塔民众对中国外交政策持消极态度。事实上，这类评论的出现和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西方支持的民间智库的影响。我想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在中亚各国表现出的形式和程度是有明显差异的，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把它看作主流。
从我们国家的智库、媒体和大众对中亚的认知情况来看，首先，在这三个层面，中亚从来都不是主流。这跟学术界对中亚的研究情况一样。从一些涉及中亚问题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智库报告来看，主要内容是从“一带一路”倡议、上海合作组织这样的视角来介绍中亚整体或部分国家的基本情况，其影响力主要在国内学术界。近年来，主流媒体上对中亚的报道有所增长，特别是2023年5月“中国-中亚”峰会期间，大量报道在民众心目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使普通老百姓对中亚有了新的认知。以往，我们普通民众对中亚国家的认知是比较模糊的，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对中亚的印象就是“西部邻国”、“五个斯坦”、“小”、“穷”、“乱”、“差”。现在，随着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中亚”峰会的举办等，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知道中亚国家的具体名称、它们的发展程度、资源情况、民族文化状况以及对我外交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然而，我国民众对中亚的认知总体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
2 双边与多边视阈下的中国-中亚关系
王术森：苏联解体时，中国立即与中亚五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很快派出了使节，并租用场地，作为大使馆临时办公场所，说明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中亚国家的关系。三十余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双边关系发展状况如何？
杨恕：苏联解体后，中国遵循“睦邻平等、互信互利”原则，在第一时间与刚刚独立的中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逐步发展到与中亚各国建立起不同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近几年，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大国博弈激化、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多种挑战，在各领域保持了“稳中求进”的合作态势。如果拿“五通”来叙述，大致情况是：
在政策沟通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92—2001年）着重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边界问题，确立发展双边关系的前提和主要原则，围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达成共识。第二个阶段（2001—2013年）致力于共同打击“三股势力”以及与偷运武器、贩卖毒品有关的跨国犯罪活动，政治互信在上海合作组织和睦邻友好条约的双轨框架下得以增强。第三个阶段（自2013年起），依托常态化的高层互访和政府间合作机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中亚国家发展战略的务实对接。
在设施联通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已形成集铁路、公路、航空、能源、电力、信息和服务为一体的合作。中欧班列、中吉乌铁路等项目，对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以及提升中亚地区区位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中哈原油管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有力地推进了供应国、过境国、消费国的发展。此外，还产生了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等新合作领域，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智慧丝绸之路将成为中国与中亚合作的新动力。
在贸易畅通方面，经多年发展，中国已成为中亚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和投资来源国之一。1992—202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从4.6亿美元增至702亿美元，三十年间增幅达到150倍。在运输网络、海关程序、电子商务平台等不断便利化的同时，双边贸易结构也不断优化，进出口互补性日益增强。以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为代表的大型示范项目，拉动了数以千计的合同和大量就业岗位。
在资金融通方面，中国与中亚的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中亚作为欧亚重要走廊，其基建工程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都需要资金支持。丝路基金、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平台符合中亚的需求。在中亚地区使用本币结算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空间。加强金融合作、货币合作和监管合作，将推动中国与中亚金融合作进一步发展。
在民心相通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认知程度较建交初期有了明显加深。近些年，中国与中亚五国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论坛、媒体合作论坛、国际艺术节和国际电影节等文化交流活动。目前，中亚地区已开设13所孔子学院，学习汉语和来华留学人数越来越多。中国与中亚国家已签署了相互承认学历和学位的协定。除了教育合作，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合作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推进了联合考古和古迹修复、应用技术合作、建立学术交流机制等工作。
这里我想说，在“五通”之中，不少人认为民心相通是另外四通的条件和前提，但我认为，更大程度上它是结果，是衡量双方关系的最终标准。
在苏联解体以来的三十余年中，中国与中亚国家通过交流协商，排除干扰，建立了互利互信的良好关系。同时也要看到，在中亚不同国家，程度不一地在社会层面也存在着对中国的不了解或负面评价。新形势下，中亚国家内外政策的自主性正在显著增强，同时，域外大国也加大了对中亚各国的关注和投入，这是驱动中亚地区秩序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既是机遇也有挑战。
王术森：在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杨老师，请您谈一谈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机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发展状况。
杨恕：上合是一个新型的多边区域合作组织。与双边合作相比，多边合作既可以避免与中亚五国合作时“厚此薄彼”的问题，也可以有效应对中亚作为一个整体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因此，中国十分注重创建和运用多边机制，来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关系。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与中亚各国发展双边关系和进行多边合作的最重要平台。借助这一平台，中国与中亚各国先是解决了边界划定和边境互信等问题，又拓展到打击“三股势力”、推进经贸合作、深化人文交往等多个领域。在上合的助力下，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稳定、沟通顺畅、合作密切，成效也十分显著。尤其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它更是发挥了实施载体、协商平台和融资渠道等多重作用。中国与中亚各国以多种形式展开共建，同时为中亚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安全与经贸公共产品，使之成为“一带一路”核心区与示范区。
2019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后，上合组织的这种关键作用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一是上合组织的议题自然会延伸至南亚地区，对中亚的关注也就被稀释。二是印度在上合组织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宣言中缺席，成为成员国中的另类，而且在对巴基斯坦的关系方面也未保持克制与和平。虽然这些不会直接冲击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对上合组织的整体运行及重大多边合作倡议的落实仍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当前大国博弈加剧，中亚的地缘政治地位再次凸显，加上“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已到关键时期，这种情况对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所以，“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制的出现恰逢其时。2020年“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建立，至今已举办四届，2023年升级为“中国与中亚五国”元首会晤机制。这一机制为中国与中亚合作提供了全方面、宽领域、多层次、长周期的合作平台，也使双边与多边合作更具针对性，面对合作的重点难点时更有执行力。比如2023年“中国-中亚峰会”宣布启动沉寂25年之久的中吉乌铁路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和开工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同时，全面总结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成果、擘画未来发展新蓝图，受到外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价。这也说明，中国和中亚各国高度重视与期待这一平台。
当然，“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制并不会取代上合组织的作用，而是与之相互配合，共同构建以上合组织为主要平台、“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制为重点抓手、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双边与多边共同推进的合作格局。
王术森：上合组织和“中国-中亚五国”合作机制都是中国与中亚合作的重要平台，您对如何调动中亚国家的积极性、共同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有什么考虑或建议？
杨恕：中亚是“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在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中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带动作用。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叠加效应的影响，中亚地区政治、安全与经贸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与中亚国家发挥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调动中亚国家的积极性，这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中亚各国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近年来，中亚国家纷纷制定了面向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规划，并根据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加以调整，旨在促进国内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途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中亚国家积极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规划。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政治互信达到了建交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中亚国家权力交接陆续完成和政治经济改革进入新阶段，加强“一带一路”倡议同中亚各国发展战略的深度对接，完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下一个十年，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在合作共赢的前提下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国家多层次需求相契合。国家需求层次对于理解中亚国家对于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预期、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中亚国家的需求层次涵盖安全、发展和社会和谐等多个领域。近年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热点问题和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爆发，给中亚国家的多层次需求带来了严峻挑战。在合作共赢的前提下，选择一批契合中亚国家需求、示范效应强的标志性项目进行合作，将有利于调动中亚国家参与的积极性。
再次，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增强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粘性”。中国与中亚国家需要进一步扩大相互开放水平，拓宽相互投资领域，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通过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最后，积极利用各类合作平台和制度安排，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与沿线国家建立了多个高水平、多层次的合作平台和制度安排，如中国-中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丝路基金、中国-中亚合作论坛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成立的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和多个合作协议。应充分利用这些合作平台和制度安排，加强与中亚国家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国际产能、跨境旅游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3 中亚“新博弈”与中国的独特位置
王术森：历史上，中亚就是一个大国博弈的场所，苏联解体后，大国都制定了自己的中亚战略，您如何看待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中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杨恕：当前大国在中亚的博弈不同于历史上的博弈，如果称其为新博弈的话，可以说它始于中亚国家独立。中国、俄罗斯、美国、德国、印度等大国都在中亚国家独立后的第一时间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很快制定了自己的中亚政策。近年来，域外主要行为体积极调整中亚战略或政策。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11年正式提出组建“欧亚经济联盟”的设想，2015年正式开始运行；中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而中亚国家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境外首选区。2019年6月，欧盟出台了新的中亚战略；2020年2月，美国公布了新中亚战略。印度、韩国、日本、土耳其、伊朗等也有各自的中亚合作倡议或计划。为描述大国在中亚地区展开的博弈，早在1994至1995年，一些学者就提出“新大博弈”（The New Great Game）一词，用以描述中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和大国在中亚地区的博弈态势。
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是中亚地区最主要的域外行为体。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政策竞争有了更多内容。美国中亚政策的目标在于遏制俄罗斯与中国，致力于将中亚国家整合到西方自由主义秩序之中，塑造中亚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地缘政治方向。俄罗斯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在于，在抵御美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扩大的同时，竭力维持恢复自身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而中国中亚政策的战略目标是，通过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等行为体合作，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进而保障中国西部边疆安全，同时以中亚为支点建设“一带一路”。这些积极参与中亚事务的主要大国，它们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不同。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于美国的形象和整体实力优势；俄罗斯与中亚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经济联系，其传统优势体现在军事、能源、安全、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而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比较优势在经济领域。总体来看，近年来，军事安全领域的竞争主要在美俄之间，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有所下降，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经济和能源领域，美国、俄罗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均有所增强，但整体来看，中俄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存在，在增幅上要超过美国，而且，中国近年来的态势也超过了俄罗斯。在人文领域，俄罗斯与中亚地区的联系虽然近年来有所减弱，但仍强于中美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同时，美国宣扬的西方民主与人权等价值观在中亚国家社会中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中处于独特的位置。第一，就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而言，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力图建立“稳定的中亚、繁荣的中亚、和谐的中亚、联通的中亚”。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合作关系，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与这些国家独立初期相比增长了上百倍，而且中国将中亚地区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组成部分。
第二，就中国与其他域外行为体的关系而言，中国在中亚地区始终遵循非对抗原则，不把中亚地区视为“新大博弈”下的“棋局”，而是致力于在中亚打造为诸多行为体互利共赢的“和谐地区”，推动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国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加强“一带一路”与各国国家发展战略或区域合作方案的对接，积极寻求大国在中亚的利益汇合点，推进相互合作。总体而言，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大国博弈中采取了务实、合作、开放的态度，这也是构建和谐、稳定、繁荣的周边环境方针的体现。
王术森：您以上谈到的中国对中亚关系的理念和原则应该是双方关系的重要基础。与中亚国家建交以来，双方关系发展良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您认为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关系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有哪些？
杨恕：在有利因素方面，第一个因素是地理位置优势。中亚与中国毗邻，之间又建设了铁路、公路、航空、管线、电路、网络等通道，非常有利于人员、物流、信息等的大规模、高速度、低成本的交流，这是美西方国家无法相比的，也是不可能改变的。
第二个因素是政治联系密切。上海合作组织、“C5+1”部长级会议与中国-中亚领导人峰会等合作机制使我国与中亚国家政治联系密切；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亚地区虽然同样发展了类似的合作机制，但限于地缘政治和其他条件，美国和西方国家并没有获得使其与中亚的关系超过中俄的成效。
第三个因素是经济贸易合作基础和效果良好。202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达70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约40%；而2022年中亚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额仅仅为44亿美元。在西安峰会上，我国提出给予中亚国家36亿美元新的发展援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份访问该地区时，仅承诺提供2500万美元资金支持经济增长。
第四个因素是基础设施投资优势明显。我与中亚国家相继建成了中吉乌公路、中塔公路、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等，使中亚国家成为亚欧陆路交通枢纽；而美西方国家对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参与少。
第五个因素是能源资源合作成果明显。在能源方面，仅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自2009年投产以来已累计向我输送天然气4232亿立方米（截至2022年底），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管道天然气是从中亚进口的，同时，也从哈萨克斯坦累计进口了超过1.5亿吨石油。中国—中亚能源合作已成为双方全方位合作的重要领域。
第六个因素是互联互通扩大。我国不仅与中亚国家建立了陆运交通运输路线，也与中亚国家逐步建立了“空中丝绸之路”。目前我国与中亚五国均已签订政府间航空运输协定，其中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放开第三、第四航权，今年还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互相开放；目前已有十家航空公司开通中国至中亚五国航线航班。
第七个因素是人文交流初具规模。一方面，我国已成为中亚国家留学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之一；另一方面，我国境内生活着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等跨国民族，这对于双方关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关于互免签证的协定已于2023年11月10日生效，这将促进我与中亚国家的民间交流。
除了以上谈到的有利因素，我国与中亚国家合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在教育合作方面，高学历留学生比例较低。从2018年公布的数据来看，博士研究生仅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2%左右，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而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公布的数据，2019—2020学年，美国新招收的国际学生，硕、博留学生占学历留学生总数的53.4%。美西方国家近来有意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教育合作，美国计划为中亚未来领导人提供教育奖学金；日本政府也希望增加中亚国家学生留学日本的人数，计划扩大参与“人力资源开发奖学金计划”的日本大学名单。
科技合作范围不大，水平不高。尽管中国与多个中亚国家签署了科技合作的协议，但实际执行的情况远不尽如人意。突出表现在合作项目少，成果自然不多。相比之下，西方与中亚国家的科技合作水平较高。如美国对哈萨克斯坦中度铀浓缩项目进行了投资，并提供现成产品；欧盟多年前就深度参与了咸海问题的研究，德国加强了与中亚国家在气候变化、水资源以及绿色资源方面的技术合作，等等。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亚民众对我国存在诸多误解。根据中亚一家有影响的媒体中亚晴雨表（The Central Asia Barometer, CAB）的调查，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受访者对中国的看法从2017年到2021年趋于负面。在吉尔吉斯斯坦也基本如此，表示对中国持“非常不利”看法的人数有所上升。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中亚国家和国家的不同地区，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中国威胁论”，其原因很复杂，需要我们正视，而不是忽视。
第三方的不利影响：美西方国家的不断介入给中亚地区局势带来不确定性。受俄乌冲突的影响，美国、印度、欧盟国家以及日本相继提出旨在加强与中亚国家合作的计划，欲提升自身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这些国家可能在中亚地区形成以美国为首的“互动联盟”。
域外国家运输通道建设，可能影响我们与中亚国家的合作。土耳其提出的“中间走廊”得到了欧盟的支持，印度也意欲加快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STC）的建设。这些运输通道建设对“一带一路”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从长期来看，可能会增加西方及相关国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美国提出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明显具有与“一带一路”竞争的意图。但应该看到，中亚区域合作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不是排他的，这些规划只要中亚国家欢迎，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反对，以实力进行有序的竞争才是可取的。
王术森：我们注意到，您从事中亚研究多年，在您的研究内容中，既有中亚这个区域的，也有各个中亚国家的，兼顾了区域和国家两个层次。当前，国家设立了交叉学科类的区域和国别学一级学科，这为国内中亚问题研究带来了哪些机遇？有哪些问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经验和体会。
杨恕：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为国内中亚问题研究带来了机遇，这是没有疑问的，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丰富研究领域。之前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从外交、国家间关系、国际政治等视角观察相关地区与国家，对于对象国和区域本身的研究很不足。区域国别学跳出政治学的范畴，其研究内容不仅涉及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还包括历史、语言、宗教、社会等领域。这为中亚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研究领域和思路，有助于全面深入地了解中亚国家和这一地区。
第二，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域国别研究强调对特定地区进行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研究，这需要不断加大对相关领域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支持，致力于形成既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又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团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而更好地揭示中亚地区的整体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第三，促进跨学科交流，强化理论和方法论创新。一方面，区域国别学强调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为中亚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学科交流机会。通过与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流合作，中亚研究可以更广泛地融入国际学术界，提高研究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强调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这种创新可以推动中亚问题研究在理论深度和方法论上取得突破，从而更好地解释和解决中亚地区面临的各种问题。
第四，扩大国际合作的范围和内涵。区域国别学主要研究区域和国家的内部问题，这更需要和当地学术界进行交流和合作。通过合作，可以借鉴对方的理论和方法，共享研究资源和信息，推动中亚问题研究的国际化发展。理想的状况是：科研团队由国内外成员组成，成果可以国内外共享，研究工作在中亚与国内（也包括其他国家）并行开展；主客位研究的换位深化和交流。通过与国际学术界的合作，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国际社会对中亚地区的看法和研究进展，同时也可以将中国的中亚研究成果推向国际舞台。
总体而言，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为中亚研究带来了机遇，有助于推动中亚研究向更高水平发展。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中亚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从多个方面推进：在历史与文化方面，需深入研究中亚地区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以及民族关系，研究各民族的起源、发展、演变以及与其他地区（如中国、印度、中东、俄罗斯等）的人文交流。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需进一步分析中亚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结构，研究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革和发展。这有助于了解中亚地区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在地缘政治领域，需探讨中亚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分析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以及中亚在全球能源、交通和贸易等方面的战略地位。在能源与环境领域，需探讨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生态环境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尤其是中亚国家高度关注的问题，如水资源问题，需要加强研究。在中亚，几乎无例外地认为，水资源是影响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在一些地方还变得更严重了，突出的例子是咸海危机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生态环境热点。此外，还应关注中亚地区的社会问题，如贫困、教育、卫生、性别平等、人权等。
最后谈一点。作为一个区域，中亚与世界上其他区域相比，其同质性是比较高的，这是一个优点。但要看到，独立以来，中亚国家区域认同度不高，合作水平一直很低，虽然近年来有所改善，但距离一体化的前景还有很大距离；而同时，中亚国家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异也明显扩大。下面两组数据集中说明了这一点。
1989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五个加盟共和国的GDP和人均GDP之比分别是（设塔吉克斯坦为1.0）：
GDP：6.6∶1.3∶1.0∶0.9∶4.6
人均GDP：2.0∶1.5∶1.0∶1.4∶1.2
总量差别最多的达6.6倍，人均差别只有2倍，说明苏联时期五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比较接近。
2017年，中亚五国的GDP和人均GDP之比分别是：
GDP：22.8∶1.05∶1.0∶5.3∶6.95
人均GDP：11.03∶1.52∶1.0∶9.18∶1.88
GDP总量差距最多的已近23倍，人均差距已经达到11倍。差别之大、差别扩大之迅速，反映了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深层原因，很值得关注。同质性较高和差别的扩大，会向区域国别研究提出更多问题和要求，这无疑是好事。交出合格的答卷，是我们的责任。
*文章原刊于《俄罗斯研究》2024年第2期。限于篇幅，有所删节，小标题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所加。
作者：杨恕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国社科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高级顾问、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被教育部聘为上海合作组织教育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亚、反分裂、反恐、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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