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1969年北京高干大疏散

来源：《党史博览》

编者按：经常有人拿一九六九年北京及各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等地疏散干部说事，并称之为迫害。经查，全部被疏散的人员，为中共中央准备在国家遭受苏联的核武器攻击情况下，安全保护这些人员不受伤害，做出的英明之举，这批人员均因受到精心保护而被疏散，此为中共干部政策之经典。

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核大战——阴云笼罩中国上空时的往事揭秘。 　

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大军压境的苏联于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

中央发出疏散令

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战备紧锣密鼓开展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的全部消灭。”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说，党中央命令你们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持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八二八命令”的发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争、武斗和打砸抢等混乱局面的地区。

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如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家协会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农村。

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西甘泉。

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各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

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

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疏送到内地去；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老同志沿京广线安排

10月17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观众近2万人，其中被邀请观看的外宾有2000余人，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应邀参加。会前，他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晚会请务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则是单独通知的。

10月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铸，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

17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

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

其他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汉寿。

秦基伟回忆：“一天深夜，突然来人找我们逐一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我们离开北京去外地。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昆明军区的我、李成芳、张子明、胡荣贵、张力雄和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这6个人被通知到广州军区。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

部分疏散人员去向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军委办事组派人来到患病的徐海东床前，要求他离开北京：“你必须疏散离开北京，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21日，陈毅离京。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日，邓小平离京。

离京的老同志，一般是夫妻同行，也有单身的，如聂荣臻，他的妻子张瑞华已下放到吉林省干校劳动；徐向前的妻子黄杰在纺织工业部；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已去中科院的湖南衡东干校。经批准，有的带有少数亲属，如邓小平带了继母夏伯根，张闻天带了10岁的养女，王稼祥带了失去丈夫仍自愿跟随公婆疏散的儿媳。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十分清静。

邓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区一座将军楼里，在附近的一家工厂每日参加半天轻微劳动。

张闻天被疏散，住在军分区宿舍大院里。

秦基伟等被送到湖南省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

刘少奇、陶铸等在疏散地去世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在三四月间返京。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都陆续返回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人于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

患病回京治疗，得到中央领导批准都回到了北京。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间先后回京治疗。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后回京。贺诚给毛泽东写信，得到毛的批示：“我意应予工作。”不久贺诚便从山西回到了北京。

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因病去世在疏散地，没能返回北京。

刘少奇因急性肺炎去世于开封。陶铸因癌症去世于合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去世于无锡。徐海东因肺炎转心力衰竭去世于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