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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教我们如何出主意?

2017-10-19 中华民族复兴梦


毛泽东是公认的出主意的高手,早在江西苏区时期,红军里就广为流传:“毛委员有主意。”

可以说,正是由于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善于出主意,能出好主意,才使他在众多的革命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党的领袖。


怎样才能有主意?


“主意”是属于思想层面的东西,而思想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毛泽东认为,它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读书治学。

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形象地比喻:“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他为中国革命出的许多好主意在某种程度上都与读书有关系。

据跟随他的人回忆,毛泽东上井冈山时,戎马倥偬,口袋里仍然装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水浒传》。正是因为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农民战争的传统,他才产生了“工农武装割据”这个主意。

他还曾忠告党校的学员:“一面做工作,晚上看两页书,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说,毛泽东不单是一个领导者,还是一个高级学者。这与他酷爱读书是分不开的。

世事磨炼。主意还来自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荀子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毛泽东发展了古人的思想,强调人们经过世事磨炼才容易产生主意。

青年时期他就有意识地通过实践提升自己,1917年,他和一个同学身无分文,竟在湖南乡下游学一个多月。所谓游学,实际上近似沿村乞讨,此间主要靠帮人写点东西、出点主意之类解决生活问题。但是,这样可以非常深入地了解下层社会。

要产生好主意,就必须到社会的熔炉里去陶冶。总结经验是出主意的重要基础。“解放军打仗,一个战役以后,总来一次总结,克服缺点,发扬优点,继续乘胜前进。”这确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许多高明的决策,就是这样来的。


怎样出好主意?


主意有好坏之分,什么样的主意是好主意呢?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毛泽东的实践和论述来看,好主意主要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高瞻远瞩抗战时期,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延安考察,多次向各方面的人询问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战胜他的许多对手,成为众所公认的领袖?结果,他得到的答案几乎一致:毛泽东高瞻远瞩”。就是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

毛泽东本人也说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但必须看清前途和方向。正像海伦·斯诺讲的:“他顺应历史,又走在历史的前头。”

比如,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向战士说:“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稍后,他又提出了那个激动人心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49年后,在具体工作中,毛泽东特别提醒领导干部,要善于识别风向。树叶一动,就知道风往哪里吹。特别是要善于识别社会的风向,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当问题一有苗头,就能发现它,掌握它。


2、敢于出奇。毛泽东年轻时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就叫“毛奇”。俗话说,出奇制胜。毛泽东一生中出了很多“奇主意”,创造了很多奇迹。

比如,四渡赤水。当时,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红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但是,毛泽东率领军队在赤水两岸间来回奔走了四次,可谓军事史上的奇迹。

再如,1947年,面对国民党的强大攻势,命令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1948年,强令林彪占领锦州,在东北造成关门打狗之势;

1971年,利用乒乓外交打开中美交往的大门,等等。

出奇,就是想别人所未想,超越常规,于劣势中取胜,于困境中开出一片新天地。


3、留有余地。出主意,要留有余地,多想几种可能性。俗话说,要有后手。不管什么事,即使能做得到,也要谨慎些。这是毛泽东出主意作决策的一个原则。

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希望领导干部都要做到:安排工作计划时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余地上下都有好处

过去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也得记住这一点。如果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

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意思是说,好的主意,都有可以变通的空间,从而能让领导者进退自如,可伸可缩。


4、设想最坏。领导者出主意时,不能只考虑有利的、好的方面,还要考虑到不利的、坏的方面。诸葛亮说过:“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毛泽东出主意,就是一方面争取最优,一方面又总是想到最坏的可能性。

党的七大以“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当时,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大讲“要准备困难”,什么困难呢?

他一口气讲了十七条,诸如挨外国人骂、国内大骂、失去几大块根据地、爆发内战、外国干涉、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等。

他解释说:“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这十七条困难,后来有的是果然遭遇了,有的是部分地出现了。然而,因为早有估计,毛泽东和党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1949年后,他仍然强调,“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有了这种设想,就可以从容应对一切,做到心中有底、遇变不惊。


从毛泽东评史看“出主意 ”


1、领导出主意,最常见的是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发挥关键作用提出主意的快慢和好坏,体现决策水平和谋断能力的高下。毛泽东在1959年3月的郑州会议上,曾比较三国时期几个主要集团势力核心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别。

他认为:曹操多谋善断,最厉害;刘备也很厉害,却稍逊一筹,“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袁绍则根本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属不称职的领导。


2、见事早,得计早,是提出好主意的一个前提为了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曾举了蒋介石在辽沈战役中的一个例子。

他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到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平。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这个评点,符合辽沈战役的战场实际,指出了国共双方统帅部的决策快慢之别。


3、见事早、得计早的谋断力,总是在实践中包括总结失误的经验教训中积累和增长起来的。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对有的事情可能见事早,得计早,对有的事情则未必。毛泽东曾经坦言,新中国成立后,对有些事情自己也没有料到。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说有两件事没有预料到,“一个是反斯大林的大风潮,全世界的共产党跟着倒霉,连我们也无光彩,苏共也没有光彩。再一件就是没有预料到经济指标定高了。1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小会,陈云同志讲估计完不成,这种话应该听。”反思在见事、得计问题上的不足,本质上就是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出主意。所以毛泽东1941年就讲到,“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可见,总结经验也是“出主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最终提出好主意的重要认识基础。


4、出主意、做决策不是一个人的事,通常情况下要有一个听取别人意见、汲取别人智慧的谋断过程。按毛泽东的说法,要“多召集几个会议商量,然后才能有断,所断便是善断”。刘邦被毛泽东视为“从谏如流”的一个历史典型,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详细讲了刘邦纳谏善断的几件事情:

一是听张良劝说,把已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韩信封为齐王;二是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三是刘邦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齐人刘敬建议,定都关中长安。这些见事早、得计早的主意,虽然不是刘邦提出来的,但他能及时采纳决断,作出明智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总有人给他献计,改变或完善他的想法,不能不说与他平时注意营造“出主意”的氛围有关。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的批注中,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这个判断的依据,恐怕与刘邦在“出主意”这个问题上远远超出项羽紧密相关。


5、最重要的出主意,当然是确立路线方针对执政者而言,尤其如此。西汉初年,刘邦、萧何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等政策,是符合大乱之后基本国情的聪明选择。

继任者曹参“萧规曹随”,打下了“文景之治”的基础。此后汉武帝改行以法家之术为主的积极进取的执政方略。他的孙子汉宣帝坚持这一执政路线,但汉宣帝的太子(汉元帝)却劝宣帝改变这一执政方略,多用儒生,以行德教仁柔之道。宣帝很不高兴,骂道:“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很注意汉宣帝父子的这场争论。

1966年3月,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汉元帝用《诗经》治国,“儒学”治国,汉宣帝对他说,汉朝要亡在你的手啊!西汉一代,也确实是从汉元帝手上出现衰变的。由此看出,执政者确定的路线方针这个大主意,是如何鲜明地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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