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上）
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
文丨王力
为着发展祖国的文化，我们必须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收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要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就必须先读懂古书。现在高等学校文科许多专业所订的教学方案中，都以“能阅读中国古籍”“能够阅读一般古籍"、“能阅读中国古典哲学文献"等，作为培养目标之一。古籍的注释工作，越来越显得重要了。注释上的问题，牵涉的面很广，不仅是语言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各方面的专门知识，所以古籍的注释工作应该由各方面的专家们担负起来。在自然科学中，有关天文、数学生物学、医学等古籍，当然由自然科学家来注释；在哲学、社会科学中，有关文学、史学、哲学的古籍，也应该由文学专家、史学专家、哲学专家来注释。但是其中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语言问题。必须正确地了解古人的语言，我们所作的解释才是正确的，否则即使把句子讲通了，也可能只是注释人自己的意思，而不是古人的原意。因此，训诂学的重要性，就被提到日程上来了。
训诂学是中国很古老的一门学问。前人把“小学”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个部门，而训诂一门则以讲述故训为目的。训诂一类的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搜集和保存“故训"，很少参加作者的意见。到了清代，训诂学稍稍超出了故训的范围，也就是注意到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之间的联系。按照现代的科学系统来说，训诂学是语文学的一个部门，它是从语言角度去研究古典文献的。
训诂学有它的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清代有些学者不甘心墨守训诂学的成规，从古音通假等方面对古籍进行研究，获得了不少新的成就，但也引起了不少的流弊。自从胡适提出了“大胆假设，细心求证”的实用主义观点，许多人受了他的影响，抛弃了清代学者朴学的优点，而在前人主观臆测的缺点上变本加厉，以达到实用主义的目的。于是大禹变成了一条虫，墨子变成了印度人！训诂学上的实用主义，至今没有受到应得的批判。在这一篇文章里，不可能全面地讨论训诂学上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专门批判训诂学中的实用主义，只是把我最近在工作中产生的一些感想，随便提出来谈谈。我觉得，古籍中的注释虽然是零碎的，但是也往往表现着注释家的学术观点特别是治学方法。所以值得提出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来讨论。
新颖可喜还是切合语言事实
从前常常听见说某人对某一句古书的解释是新颖可喜的。其实如果不能切合语言事实，只是追求新颖可喜的见解，那就缺乏科学性，“新颖"不但不可喜，而且是值得批评的了。当然每一位持“新颖可喜”的见解的注释家，都不会承认自己是不根据语言事实，而是凭空臆测的，但是他们的根据是那样站不住脚，甚至仅仅是语音的偶合，那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了。
举例来说，《诗经》里面有许多难懂的句子。从前的经学家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对《诗经》进行了歪曲，连句子也加以曲解。现在这种歪曲可以说是已经被廓清了，再也没有人相信《关雎》是颂扬后妃之德，《柏舟》（《鄘风》）是颂扬寡妇守节的诗了。但是，虽然破得相当彻底，立起来还有困难。主要的原因是研究《诗经》的学者们住往着意追求新颖可喜的意见，大胆假设，然后以“双声叠韵”、“一声之转”、“声近义通"之类的“证据”来助成其说。
《诗经》以外，对别的古书在不同程度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假定这种研究方法不改变，我们试把十位学者隔离起来，分头研究同一篇比较难懂的古典文章，可能得到十种不同的结果。可能这十种意见都是新颖可喜的，但是不可能全是正确的。其中可能有一种解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从语言出发去研究的；但是也可能十种解释全是错误的，因为都是先假设了一种新颖可喜的解释，然后再乞灵于“一声之转"之类的“证据"，那末，这些假设只能成为空中楼阁了。
就一般情况说，这些新颖可喜的解释往往得不到普遍承认，聚讼纷纭，谁也说服不了谁。有时候也有相反的情况，由于某一位学者的声望较高，他的新说得到了学术界多数人同意，差不多成为定论了，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好事。我们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简单地要求学术界对某一个问题赶快作出结论。如果在训诂学上没有充分的科学根据，所谓定论也是建筑在沙滩上的。
从思想上去体会还是从语言上去说明
语言是代表思想的。我们读古人的书，必须很好地体会古人的思想。但是，当我们阅读一本古书的时候，是应该先体会古人的思想呢，还是应该先弄懂古人的语言呢？这个先后的分别非常重要，这是有关方法论的问题。古人已经死了，我们只能通过他的书面语言去了解他的思想；我们不能反过来，先主观地认为他必然有这种思想，从而引出结论说，他既然有这种思想，他这一句话也只能作这种解释了。后一种做法有陷于主观臆测的危险。有人说，现在研究老子的人，如果他认为老子是唯物主义的，他所注释的《老子》就变成了一个唯物主义的老子；如果他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的，他所注释的《老子》就变成了唯心主义的老子。这句话也有几分道理。一般人把某些想当然的解释说成是“断章取义"，其实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什么“断章取义”，而是有意无意地曲解古人的语言，使它为自己的观点服务。这样，即使把古书“讲通”了，也不过是现代学者自己的意思罢了。
上面就整个思想体系来说的。至于就文章的逻辑性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就一篇文章来说，前后的思想有没有它的连贯性呢？连贯性肯定是有的。但是连贯性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你猜想应该是这样连贯的，古人也可能是那样连贯的。脱离了语言的正确了解而去体会文章思想的连贯性，就会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总之，当我们读古书的时候，所应该注意的不是古人应该说什么，而是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如果先主观地肯定了古人应该说什么，就会想尽各种方法把语言了解为表达了那种思想，这有牵强附会的危险；如果先细心地看清了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再来体会他的思想，这个程序就是比较科学的。所得的结论也是比较可靠的。
“并存"和“亦通”
人们在注释古书中某些难懂的字句的时候，往往引用了两家的说法，再加上一句“今并存之”，或“此说亦通”。我们可以把这些情况称为“并存论”和“亦通论”。
并存论显然是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注释家不愿意表示自己的意见，所以并存两说，以供读者参考。有些“集解”、“集释”、"集注”之类，也是罗列各家的解释，自己不置可否。这种做法，如果读者对象是一些专家们，那是未可厚非的，因为罗列了材料也是一种贡献；如果对象是一般读者，这种客观主义态度是值得批评的，因为两说不可能都是对的，注释家应该拿出自己的意见来，即使是不十分肯定的意见，表示一点倾向性也好。注释家总比一般读者的阅读水平高些，有责任把读者引导到比较正确的路上去。
最糟糕的是“亦通论”，这等于说两种解释都是正确的，随便选择哪一种解释都讲得通。这就引起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我们所要求知道的是古人应该说什么呢，还是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呢？如果是前者，那末不但可以“并存"，而且可以“亦通"，因为两种解释可能并不矛盾，在思想内容上都说得过去；如果是后者，那末，“亦通论”就是绝对荒谬的，因为古人实际上说出了的话不可能有两可的意义。
真理只有一个：甲说是则乙说必非，乙说是则甲说必非。注释家如朱熹等，他们可以采用“亦通"的说法，因为理学家的目的只在阐明道理，只要不违反他们的道理，都可以承认它“亦通”。我们如果要求知道古人实际上说了什么，那就必须从两种不同的解释当中作出选择，或者是从训诂学观点另作解释，决不能模棱两可，再说什么“并存”和“亦通"了。
原载《中国语文》1962年1月号；
又《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王力文集》第19卷
（未完待续）
校对、编辑：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