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中）

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

文丨王力

本文的第一部分参见“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上）”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上）

语言的社会性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词的意义是被社会所制约着的。远在两千多年以前，荀子就说过：“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正名篇》）任何个人都不能创造语言。如果作家用一个词，用的不是社会一般所接受的意义，读者就看不懂，语言在这里就失掉它的作用。

固然，在语言中也有新词新义的形成，我们也承认语言巨匠们能创造新词，但是，那也不是偶然的。第一，必须有旧的词根（或词素）作为新词的基础；第二，必须为社会群众所接受，让它进入全民词汇的仓库里。因此，即使是新词新义，也必然是具有社会性。如果某词只在一部书中具有某种意义，同时代的其他的书并不使用这种意义，那末这种意义是可怀疑的。如果某一作家多次使用这个词义，虽然别的作家不用它，还可以设想是方言的关系。如果我们所作的词义解释只在这一处讲得通，不但在别的书上再也找不到同样的意义，连在同一部书里也找不到同样的意义，那末，这种解释一定是不合语言事实的。作家使用这种在社会上不通行的词义，只能导致读者的不了解，为什么不用一个能为社会所接受的词呢？实际上，作家并没有使用这个词义，而只是注释家误解罢了。

举例来说，《左传》庄公十年所载《曹刿论战》有这样一段话：“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有一部书把“间”字解释为“补充或纠正①”。这种解释也许是讲得通的。但是上文说过，问题不在于是否讲得通，而在于是否合乎语言事实。《左传》用“间”字共八十一处，其他八十处都不当“补充、纠正”讲，除《左传》外其他先秦两汉的古书的“间”字也不当“补充、纠正”讲，左丘明在这里不可能忽然为“间”字创造一个新义，因为这样的“创造"谁也不会看得懂。作为一个原则，注释家不会反对语言的社会性。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注释家却往往忽略了这个重要的原则。

① 我在这篇文章里不想批评某一位注释家，也不是批评某一部书（一二处错误也不一定就降低了全书的价值）。举例都是顺手拈来的，所以不必注明出处。

词义是不是由上下文决定的

法国语言学家房特里耶斯说过：“确定词的价值的，是上下文。"①这句话我们是可以同意的，因为他在下文接着说：“尽管词可能在意义上有各种变态，但是上下文给予该词独一无二的价值；尽管词在人的记忆中积累了一切过去的表象，但是上下文使它摆脱了这些过去的表象而为它创造一个现在的价值。”②

一词多义，这是词汇中的普遍现象。所谓一词多义，是指它在词典中的价值说的；到了一定的上下文里，一个词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词义是由上下文确定的。岂但多义词，即使是独义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它的词义也会产生不同的色调。我们不能否认：词在上下文中，才真正体现了它的明确的价值。但是跨过真理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如果认为词到了一定的上下文中才临时产生一种意义来适应上下文，那就不对了。

一词多义，无论多到什么程度，绝不能认为词无定义。何况所谓多义词也不会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多，那样杂乱无章。大家知道，多义词一般总有一个基本意义，其他意义都从这个基本意义引申出来，而且在同一时代不会有太多的意义。实词如此，虚词也如此。例如杨树达的《词诠》在“于”字下面罗列了二十个意义，那是用现代汉语去翻译后所得的幻象，实际上是不会这样复杂的。更重要的是：一个词即使有很多的意义，我们也不能说，词在独立时没有某种意义，到了一定的上下文里却能生出这种意义来。

仍以“间”字为例。依《说文》，“间"本作“閒"。“閒”字的基本意义是间隙，其他意义（除假借义外）都是由这个基本意义引申出来的。段玉裁说得好：“閒者，隙之可寻者也，故曰閒厕，曰閒迭，曰閒隔，曰閒谍。"③《左传·曹刿论战》“又何间焉”的“间"，其实就是“间厕"的“间”。杜预注：“间，犹与也。”《经典释文》："间，间厕之间。”孔颖达疏：“间谓闻杂，言不应间杂其中而为之谋，故云‘间犹与也。’”杜注所谓“与”就是“参与”，“参与”实际上是“厕身其间”。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引用了《左传》这一篇文章④，选集的注释说：“又何间焉’是‘何必厕身其间'的意思。”⑤这个注释跟上文所引那个注释（解作"补充或纠正"）比较，真是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就原词的意义本身作出注解的，是正确的；一个是简单地让上下文来“决定”词义的，是错误的。

古人望文生义的情况较少，因为他们一般总是遵守故训的；近人望文生义的情况较多，甚至在字典辞书中也在所不免。例如《辞海》“摧”字下有一个意义是：”犹悲也。司马光诗：‘空使寸心摧。’”其实“寸心摧"的“摧”也就是”摧折"的比喻用法，不应该另立一个意义。否则就使青年人误人迷途了。

总之，我们只应该让上下文来确定一个多义词的词义，不应该让上文来临时“决定”词义。前者可以叫做“因文定义"，后者则是望文生义。二者是大不相同的。因文定义是此词本有此义，我们不但在这个地方遇着它，而且在别的许多地方也经常遇着它。例如“间”字解为“间厕"，不但在《左传·曹刿论战》中讲得通，在别的许多地方也都讲得通，这就合于语言的社会性原则。至于望文生义，那是此词本无此义，只是从上下文推测它有这个意义，我们只能在这个地方遇着它，在别的地方再也遇不着它。例如“间"字解为“补充”或“纠正”，只在《左传·曹刿论战》这一个地方似乎讲得通，在别的地方这个意义全用不上，这就不合乎语言的社会性原则，这种解释是错误的。

因文定义比较有客观标准，各家注释容易趋于一致；望文生义则各逞臆说，可以弄到“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因文定义和望文生义是学术观点方法上的分歧。要划清二者之间的界限，就要有训诂学的修养。

①② 房德里耶斯：《语言论》，法文本，页211。

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閒”字条。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页197~198

⑤ 同上，页235

僻义和常义

人们在读古书遇见难懂的字句时，一般总是查字典来解决。人们查字典，看见了一个字有许多意义，往往有下列两种情况：不是不知所从，就是主观地选择一个自己认为适合于这一段上下文的词义。不知所从自然解决不了问题；但是胡乱选择一个词义也不见得妥当，有时候反而引起误解。

注释家们查字典，和一般人不同。他们可能查《说文》、《尔雅》、《广雅疏证》、《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群经平议》、《经籍籑诂》等（有些已经超出了字典的范围）。但是，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果没有训诂学的修养，就会不知所从，或者是主观地选择一个自己认为适合于这个上下文的词义，而其实是错误的。

这里关系到僻义和常义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语言的社会性的问题。

从语言的社会性来看，语言的词汇所表达的，应该都是经常的意义，而不是偏僻的意义。一句话中用了僻词僻义，就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思想的交流，妨碍了交际；如果僻词僻义用得多了，就变成不可懂的语言，失掉语言的作用了。那末，为什么语言中还存在着一些僻词僻义呢？除了方言和行业语之外，主要是那些过时了的词和意义还残存在语言里，或者在不自由的组合中出现，或者在仿古主义者的笔下出现。这种僻词僻义在语言中毕竟占极少数，如果拿它们来和常用的词义等量齐观，那就是错误的。假定一个词有十个意义（严格说起来不会那么多），在同一时代和同一语言区域中，只有少数意义是常用的意义，其他就都是僻义，其中有些僻义还是不大可信的。我们在注释一句古书的时候，除非有了绝对可靠的证据，否则宁可依照常义，不可依照僻义。依照僻义，曲解的危险性是很大的。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连僻义也谈不上。那就是：字书中虽然说某词有某种意义，但是在古人的著作中无从证实。例如《说文》：“殿，击声也。”又如《广雅·释言》：“都，救也。”根据语言的社会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愿不相信字书。

原载《中国语文》1962年1月号；

又《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王力文集》第19卷

（未完待续）

校对、排版：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