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6年，特鲁多的联邦自由党究竟有无将你的钱包鼓起来？（二）

就业状况

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对自己在就业方面的业绩津津乐道。2019年，加拿大15 岁以上工人的失业率降至 5.7%，为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 2015 年的 6.9%。

弗雷泽研究所执行副总裁Jason Clemens对此不屑一顾，指出自由党的就业增长表现中等，因为人们找工的参与率也很低（即好多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放弃找工）。然而，未来工作中心主任Jim Stanford反驳说，参与率多年来一直下降，但特鲁多上台后就不再下降了，这意味着失业率的下降不是因为工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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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特鲁多的自由党6年执政时劳动力紧俏，但工人收入却没有增长。经通胀调整后，从 2016 年到 2019 年，包括加班在内的工人平均每周收入平均每年增长只有 0.4%，远低于哈珀保守党执政那四年的 0.66% 。

Jim Stanford说，零工经济的兴起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失业率下降和工资上涨之间的脱节。而特鲁多头四年的执政就是如此。

尽管如此，自由党在就业增长方面的记录可圈可点：失业率下降，参与率下降的趋势停止。

财富分配不平等

特鲁多的自由党上台时的工作重点是减少儿童和老人的贫困。此外，自由党要提高高收入者的所得税，同时削减加拿大中产阶级的所得税，从而平息对人们日益对财富分配不公的不满。

特鲁多于 2016 年推出了加拿大儿童福利金，这是一项针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每月免税补贴。这一改革取代了保守党实施的抠门的应税福利，同时保留了那些对有孩子的家庭的其他一些福利。左倾加拿大政策替代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的高级经济学家David Macdonald说，自由党的改革政策对减少儿童贫困产生了显着影响。

自 2015 年以来，无论是按购买力还是与其他人口相比，儿童（18 岁及以下）的贫困率都显着下降。用低收入作为衡量标准可以显示有多少儿童能像有中等收入家庭一半收入的情况下生活。这是一个相对的衡量标准。如果家庭收入增长不如中位数家庭增长那么快，则该家庭可能会转变为低收入家庭。

从 1995 年到 2015 年，衡量儿童贫困的低收入指标几乎没有变化，从 18 岁及以下加拿大人的 16.3% 下降到 15.2%。但从 2016 年到 2019 年，这一比例急剧下降，降至 11.4%——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然而，布罗德本特（Broadbent Institute）社会民主智库研究所的项目主任 Katrina Miller表示，加拿大儿童贫困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治。她说：“我们无法乐观，我们不知道加拿大是否正朝着解决儿童贫困的正确方向前进。”

使用购物篮衡量贫困的方法，即衡量家庭对一系列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来衡量儿童贫困程度更加靠谱。也就是加拿大统计局所说的“适度、基本的生活标准”。

自由党 2015 年上任时，16.4% 的加拿大儿童生活在基本生活标准线上。到2019年底，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9.7%。

自由党在减少老年人贫困方面的业绩并不那么明显。几十年来，历届联邦政府都提高了低收入老年人的收入，使他们摆脱了晚年的贫困。到 2015 年，根据低收入衡量标准，65 岁以上的加拿大人中有 14.3% 被认为是穷人，不到 1976 年的一半。

尽管自由党增加了老人的保障收入，但在自由党执政的头四年里，老年人贫困没有得到改善。到 2019 年，15.2% 的老年人被认为是低收入。这比哈珀政府的最后一年有所增加。

然而，如果用购物篮来衡量贫困，老年人的情况是有所好转。2019 年有 5.4% 的老年人被视为低收入，低于 2015 年的 7%。这两种衡量标准之间的差异归结为最贫困的老年人享受了一些收入补贴，但这些补贴低于其他群体。

新冠疫情期间，自由党进一步提高了对老年人的补贴，包括增加基本收入（ GIS）。但自由党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在六年前做出的，即取消保守党计划在 2023 年至 2029 年之间逐步将退休年龄从 65 岁提高到 67 岁。如果自由党没有扭转这一决定，它将可能会将一些未到67岁的老年人推入穷人的行列，直到他们达到 67 岁时有资格获得 OAS（老人金） 和 GIS。

Katrina Miller说，在她看来，财富分配不平等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加拿大国会预算官 2020 年的一项分析显示，在自由党执政期间，财富分配对富人更有利：2019 年，最富有的 1% 的家庭占国家财富的 25.7%，高于 2016 年的 25.6%。

尽管对税率进行了一些调整，但自由党并未对这种分配不平等采取太多行动。特鲁多现在已承诺要堵住高收入纳税人逃税的一些漏洞。

联邦赤字和债务

2015 年特鲁多获胜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自由党放弃平衡预算的政治共识，这是特鲁多与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竞争对手不同的地方。

在2015年大选拉票期间，自由党说他们要实施三年有限的赤字，并在 2019-20 财年（渥太华的财年为 4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恢复适度盈余。这一承诺没能实现。在于2016 年春季提交第一份预算案时，特鲁多干脆违背有限赤字的承诺，将国债规模与经济产出挂钩。

这意味着渥太华在预算方面永远不需要平衡。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支出也跟着加大。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党一直这么干。在6年的执政期间，渥太华的收入占 GDP 的百分比仅略有增长，从 2014-15 财年的 14.3% 微升至 2018-19 财年的 15%。但在支出方面，从 2014-15 年的 14.4% 上升到 2018-19 年的 15.6%。

鉴于疫情前几年的国债水平相对较低，皇后大学经济学教授Thorsten Koeppl认为渥太华在 2016 年至 2019 年的赤字微不足道。

Jim Stanford同意这一说法，称 2016 年至 2019 年的预算赤字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微乎其微。他说：“那个年代的赤字与宏观经济无关。”。他还补充说，两年前关于平衡联邦预算的必要性的政治辩论似乎不合时宜。他认为“担心在哪一年平衡预算似乎很奇怪。”

包括Jason Clemens在内的其他观察家们指出，加拿大在特鲁多6年执政期间平淡无奇的经济表现让政府在长期控制赤字方面埋下了祸根。

Thorsten Koeppl教授警告说，过去两年的巨额赤字意味着渥太华从哪里来钱去应付下一次经济危机？这可是要认真讨论的、棘手的大问题。

后新冠疫情和将来咋办

全球健康和经济危机不是特鲁多在 2015 年秋季所发号令的一部分。新冠病毒的出现、由此导致的经济直线下落、渥太华对此的应急反应是对自由党疫情前四年经济业绩的压力测试。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特鲁多的自由党在很大程度上能应付危机是因为渥太华在过去二十年保存了财政实力，这都是自由党的克里靖和马丁领导有方，加拿大联邦财政避免了与债券市场发生冲突。

特鲁多上台前，无论谁执政都可能会选择严格控制开支的政策。2016 年至 2019 年有相对能承受的赤字。疫情爆发前，加拿大的债务与 GDP 之比为 30% 的水平。

这给特鲁多的自由党留下了巨大的花钱空间，而且他们就那么花了。渥太华的赤字在 2020-21 年飙升至 3347 亿元，是 2018-19 年的 12 倍。国会预算官预测，新财年赤字将降至 1382 亿元，并在 2025-26 财年降至 246 亿元。

预算官的数据没有考虑自由党和其他人在竞选过程中做出的要花钱的那些承诺。但根据自由党的执政纲领计算，如果继续执政，自由党到 2025-26 年的财政缺口为 320 亿元。因此，自由党政府将背上 700 亿元的债务，这还是在提高主要针对富人、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税收后的数字。

对此，自由党计划将渥太华的债务与 GDP 的比率慢慢降下来，从今年的 51.2% 降至 2025-26 年的 49.2%。特鲁多表示，他将继续致力于减少债务占经济中的比重。

按照自由党的数字，他们将债务与 GDP 的比率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需要很多年，且任务艰巨。渥太华大学财政研究与民主研究所认为，自由党的计划“将确保联邦财政的可持续性”。

丰业银行的 Rebekah Young 女士表示，她对自由党联邦政府在应对疫情初期的挑战方面给予了“相对最高的评价”，尤其是在选择不过早取消工资补贴。

她说，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下一届政府能否及时减少面对疫情的各种补贴？

Thorsten Koeppl教授说，渥太华需要紧盯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以确保加拿大有能力应对另一场类似新冠疫情的灾难。他问道：“下一次危机来袭，我们两手空空怎么办？”。

除此之外，上台的自由党仍有许多尚未解决的巨大挑战。解决这些问题代价昂贵，甚至花钱也难解决。

在现有的基础上，各省每年都需要增加数百亿元的医疗保健支出，部分原因是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迫在眉睫的劳动力紧俏也将会让新政府头疼。自由党的扩大和降低全国儿童育儿费用的计划将有所缓解这一问题。但自由党尚未提出更好的想法来刺激人们出来工作。一个明显的和不太受人们欢迎的办法是：恢复前保守党的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

另一个挑战是气候变化，以及为应付气候变化而摆脱化石燃料依赖的代价。

加拿大所面临的最大经济挑战，也是当前竞选中各党无法明确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有什么高招能长期让经济逐步增长，提高加拿大的生产力和繁荣，而不是简单地、更公平地分配国家的财富，或在短期内提高 GDP。

应对这些挑战意味着，借用特鲁多的那句话，那就是，谁上台都要每一分钟、每一天专注于加拿大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