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杰|台湾手记

台湾手记

文 | 冯杰

散

文

这一组文字是冯杰先生写他在台湾的所见所遇所闻所想。他在台北街头一棵一棵去“写树”，夜访诗人罗门的“灯屋”，与80岁的老诗人管管喝飘着桂皮香的咖啡，等等，等等，充满着诗意的偶然性，又那么自然而然。

人与人的相遇，有时候也像人与一个地方的相遇，与一棵树的相遇，与一段历史的相遇，也许是一种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吧。

                                                          酸枣小孩

从悬铃木到白千层

1

在台北街头漫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挺入云端的101大楼，不是熙熙攘攘的人流，是那些低于大楼而高于人类的树木。花秀叶绿，郁郁葱葱，它们在一个现代化闹市的缝隙里，自然从容地展示自己的姿势和手语。

台北因为有树而增加了魅力，有树的绿而多了一种“韵”，像一个人有了所谓的“气质。”如《浮生六记》里主人公说的那句美学观———“美且韵”。

台北的树该称作“树民。”它们一棵一棵在腰间都挂一面独属自己的小牌子，一条黑绳子系着一块褐色名片，像树的一份身份证明，上面有自己的籍贯，姓名，归属，管辖组织。看一下，一目了然。是一种“草木护照。”我在别的城市里不曾见到。

我下榻在师大会馆的和平东路，散步时看到路两边生长有同一种树，树姿不挺拔，开着白绒绒的素花，像挂上几片北方的雪花，花朵一点不起眼，树叶油绿，大小如中原的夹竹桃叶。在北方，11月份树木一般花败叶落，早已落幕退场等待下一个春天轮回。我就请教一边店铺里的人员，她们热情地告诉我：这树叫白千层，一年脱一层皮。

我后来还在树上找到挂的一个小牌子，上面果然标有树名：白千层。像一道宣纸的名字。

2

以后在路上再遇到我不认识的树种时，我就转一圈在树身上找那一枚小牌子，在台北街头的树上一般都能找到答案，不须问树问人，看一眼牌子就一清二楚。

后来看到更多的“树的护照”。譬如重庆南路两边的树牌子上面写着茄笗树，香樟树。中山大道两边写是椰子树，总统府前大道边写的是榕树，蒲葵。在台北捷运站的终点淡水小镇，一个中年学者在真理大学校内，对着一棵叶子宽大造型奇异的树告诉我：这棵树叫面包树，是100多年前台湾第一位传教士马偕某年某月某日栽种的。我问一棵树的时间能有那么准确？他说马偕有写日记的习惯。

我看到马偕纪念馆绿草坪里，对树木关注的细节更是精致，行道花池边立一牌子，上面标明：主花：皋月杜鹃，别名皋月，夏鹃，五月杜鹃。边缘：黄金露花，别名，金露花。

可惜我是11月底来台北，据一位售酸梅汤的小老板说，五月杜鹃花开放时，像火，能把一座台北都点燃。

我边走边记，一个孩子好奇，问我，我说，我在“写树”。

3

在国父纪念馆，一位现代诗人告诉我，说台北的市花是杜鹃，市树是榕树。

我想到中国南方有许多城市的市树都与榕树有关，选择是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在广州，在漳州，在福州，在整个南方，榕树像一种符号，它代表着一座城市，一座村庄，一条街道。也许一棵榕树的记忆就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就是一座村庄的记忆，就是一条小街的记忆。榕树是南方的“外公树，”“外婆树”，它像长发，像长须，像一个故事，像一道家谱，每一棵榕树都能讲述自己漫长幽深的树史。

我去中央研究院拜谒胡适故居，不料只有星期三、六开馆，那次没有看到胡适，我却看到一路上的榕树，还有周围绿山上的榕树绿盖，上面栖息着几只白鹭，在绿海之中，那几点素白更是分外醒目。

像两个意象：一个苍老，一个现代。

4

小时候听大人们说“独木不成林”，是比喻说群体团结的力量，这话不能对一棵榕树而言，看到榕树会改变这种认识，草木世界里，榕树是可以独木成林。一颗榕树能成倍地扩大，它在用草木加法，用草木乘法。榕树根盘显露，树冠秀茂。榕树的魅力在于根，盘亘错节，起伏不定，根还是漫游在空中的树干，树干和树根没有区别，今日是根，明日为干，一条条纵横交错，一时分辨不清。

我看到向下的“气根”一条条垂落大地，那些飘浮的“气根”一定在抓着空气里的点滴水分。触及到土地的根须，一旦站到泥土之上，就会紧紧抓住泥土，向下扎根，然后向上生长，又成了另一棵树。

在台北桃源街小巷漫步时，我看到一棵榕树在倚着一道砖墙生长，它的一条大根别出心裁，富有创意，竟寻着两米高的墙缝，执着地往前蔓延，在墙上竟前行四、五米长。我领悟到了榕树的毅力，停下照了一张关于榕根的照片，题目我已想好，叫“平行”，与天地平行。

我还诗意地担心:会不会在我的相机里蔓延？

5

在台北的街道两旁，看到标明这样的组织“台北树木保护委员会”，在月夜或黄昏，那些高低不同的树们读到这些文字，也许会心安理得。

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地，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宿命，它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生长在战火纷飞瓦砾上的树和生长在宁静之地的树绝对不同，生长在台北的榕树和生长在大漠里的胡杨不同。

树的让人敬重处是它不同于叱诧风云的政治家。树不行走不会张扬，不会为自己利益滔滔不绝高谈阔论，树无蓝绿红白之分，树只善于站着默默思考，吸尘吐氧，树与一座城市相依为命，其它的都是驿马，都是过客。

下次再碰到一棵未名之树，我会像见到一位新朋或旧友，问一声“别来无恙”，它心里一定明白。

夜访罗门“灯屋”

在台北泰顺街一座楼的楼梯口，还没登楼，里面就音乐骤然大作，节凑有点突然。提前预约并领路的摄影家陈文法对我说：

“这是罗门先生欢迎你的一种礼仪”。

大凡诗人，皆有异样。

我认为中国当代诗坛有两个诗人对诗歌的态度最为决绝和傲慢：一个是昌耀，一个是罗门。昌耀在青藏高原飞翔走了，罗门在台湾孤岛独守灯屋。

他们都相信诗歌。

想起十二年前我去西藏，路过青海西宁，数次去叩昌耀先生的那一扇孤门,每次结果岿然不动，无缘而返。十二年后的2009年一个秋夜，在我第二天就要离开台北的这个最后的夜晚，有缘见到罗门一面。

两个诗人无缘地被我联想扯到一起。

他在配制阳光。这是诗人罗门的“灯屋”。全部被各种灯具装饰起来的一座诗屋。墙面四壁，走道两边，都是罗门的作品。诗歌，灯具。灯具，诗歌。最高顶的那一层竟摆满一些机器部件，我说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收废品的，这些废品也被诗人设计成现代艺术品。点铁成金了。

罗门和他的诗侣蓉子女士，四十年生活在诗里，蓉子出来了，微温尔雅，在诗集上签名。

罗门身上洋溢着充沛的生命热情和艺术奇想。罗门的“灯屋”之所以能日渐成为一个传奇的名字，是因为诗人用雕塑、绘画与建筑三种艺能、建构成一件近乎是“视觉诗”的空间艺术作品，40多年来报刊与多家电台专访报道，加上海内外艺文界诗人、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与学者及文艺青年来访，给“灯屋”带来不少知名度与传奇性，增加了“灯屋”的特色光彩，深化了一座诗的“灯屋”存在历史记忆的印象，也使这对“穷文人”诗人夫妇，在内心生活中多少感到一些来自精神的富足。

罗门对我说：他的灯屋是“美”的“集中营”。

大概灯屋里少有大陆诗人造访，罗门兴致不减，翻开相集，一张一张告诉我：到这里来的有马悦然、高行健、李远哲、北岛、聂华苓等等。说到高兴时，他嘴里不时弹出两声声响，是顽童高兴时发出的哪一种响声，就像一个移动硬盘从电脑里拔出来的声音。

“我可以得罪朋友，但我不能得罪艺术。好了，到点了，走吧。”

这就是罗门，这就是诗人，最后给我下逐客令。

罗门蓉子夫妇送到门口。楼上乐声已停。这时是子夜的台北。

窗外霓虹闪烁，门前市声喧哗。灯屋是一个诗人坚守的符号，是诗海里的一盏灯塔，标明海水的高度、语言的高度，某处有语言的暗礁。

诗人自己认可就好。

我从台北回到河南一年后，在某一个夜晚,，我夜半正在听荷草堂睡梦里，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罗门的，他说此时他在海南，参加一个诗歌活动，忽然想起了我，就打一个电话。

桂皮之香·与管管喝咖啡

读过两个版本的《管管自传》，那简直是一篇单口相声：

“本名管运龙，中国人，山东人，胶县人，青岛人，台北人。写诗三十年，写散文二十年，画画十八年，喝酒三十一年，抽烟二十六年，骂人四十年，唱戏三十五年，看女人四十年七个月，迷信鬼怪三十三年，吃大蒜三十八年零七天，单恋二十九年零二十八天，结婚八年，妻一女一子一，好友三十六，朋友四千，仇人半只。”

“有子女各一，爱吃花生米、鱼、水果、酒，喜欢素食，爱小孩、女人、月亮、春天、山水、树苍草自然，爱稀奇古怪事物，喜欢超现实，喜欢八大，梁楷、米罗克利、陶潜、王维、寒山、李白、秦砖、汉瓦古诗及原始艺术，喜欢一切原创性东西。有香港脚一只，牙少了四粒，痔疮潜伏期。爱京剧、国乐笛琴琵琶；嫉恶如仇，天生善良。出生时有异香是菩萨转世，不太相信，但有慧根，正在修行辟谷，以便将来羽化成仙或成陈搏开张天岸马奇异人中龙，一九九七夏。”

不可当真，这文字里面肯定虚虚实实，真假莫辩，但妙趣横生。难怪管管被称为现代诗坛上的孙行者。心想，何时见识一下这位诗坛怪侠？也是作诗人的一大乐事。

如今，管管就坐在国父纪念馆后门的一段石栏杆上等我。

台北的暮晚如一大片慢慢流动的黄铜汁液。国父纪念馆里，黄昏的夕阳从琉璃瓦上滑落，悄然无声。我认为这被忽略的才是历史里的细节。

他刚从彰化回来，在那里开完他的一个作品研讨会。他正吸着一种叫“宝岛”牌子的香烟。他说平时不吸烟（这倒和自传矛盾），是上个月到湖北开一个诗会，提前在松山机场免税店买了一条香烟，结果一路上也没有送出去，宝岛牌子香烟在大陆旅游了一圈，最后完璧归赵，又带回来了。干脆就自己抽，他说5 0台币一盒，不贵，让我看看包装。抽出一支让我，我只看到“行政院卫生署”提醒：吸烟会导致口臭、口腔疾病，性功能障碍。我笑。

这是一个80岁的诗人，高大，奇异，洒脱，童心，另类。背着一方黑颜色的旅行包，穿一身牛仔服，灰白的小辫子上扎着一条耀眼的红绳。这个老牛仔如一匹驿马，好像时刻都要远游。在暮晚回家的熙熙人流里，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还会写戏剧的诗人。

路上，摄影家陈文发要回家开摩托车，临走给管管留下一本淘到的旧书让他写字。街头剩下我和管管。

来到一家咖啡馆，管管先问我喝何种咖啡。要请我喝咖啡吧，他在柜台上排出一把硬币。

我一远方客，咖啡可有可无，也不懂咖啡。我说和你喝一样。

座位盘子里端坐两杯咖啡。上面，竟撒有一种桂皮粉，发出奇异之香。

“1949年，我才19岁啊，哪里出过远门？平时还和妈妈睡在一个炕上，就被抓了壮丁，从山东出发，在海上，坐船四天四夜，一路吃发霉的馒头，地瓜干，你们河南叫红薯吧？我妈妈临走前给我一块手帕，里面裹着一块大洋。”话语飘在桂皮气息里面。弥漫60年前的一个片段。

60年前的往事，让管管说起来，如昨晚一次绝版的告别。懵懂的妈妈还在昨天门槛上等着归来。我在60年后的台北。我看到一张饱经沧桑的方脸上有纵横的航海线，上面是两岸硝烟。看到一双濡湿的眼眶，红红的。

这家店里的咖啡怎么会有桂皮粉的气息？

“一路坐船，后来到海南岛服役，后来进军校。龙应台刚写的一本新书《大江大海》，里面关于诗人，就写了我和痖弦两个人。”

咖啡飘着浓郁的桂皮之香。“后来就开始写诗，让我成为一个诗人。在军营里我不如痖弦，痖弦会说普通话，讲得好听，他在军营里开始还说评书。”

我纠正说“是河南坠子吧？”

“就是《水浒》《三国演义》那一类。”

咖啡飘着桂皮之香。他拿出陈文发在旧书肆上淘到的一册袁琼琼的小说集《春水船》。上面有他旧日的一篇序言，但是他早就忘记了。我看到管管拒绝的态度，原先大概他不想在这本旧书上写字，这时还是执笔开始专注地用那种“管体字”落款：

“见到此书

恍如隔世

似水流年

如花美眷

春梦是有痕的

管管2009，11，7，”

行文作风果然是“管管风格”。不是写字，那是画字。偏旁部首里有记忆，有消失。有叹谓，有时间，还有历史的碎屑。我知道袁琼琼女士是他前妻。我闻到一咖啡屋子桂皮之香。浓烈。异香。幽玄。

管管告别，消失台北暮色。华灯初上，这个城市开始演绎另一种世界。

人生有许多不确定缘故，譬如在短短的一个小时前，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楼上，看到前面站着一个留着灰白长发、扎着一截小辫子的高大男人，人群中如此另类，他只留给我一个背影，我就喊了一声“管管先生。”果然是他。

记录风声与苔痕的方式

诗人转身走过去了。后面有一个收集捡拾诗人影子的人。

诗人把自己的诗句在风中消逝，陈文发把诗人的神采定格留下。

摩托车，相机，苦旅，等待，耐心，加上一份执著，组成陈文发手下“咔嚓”过后的一个黑白世界。

陈文发是我的新朋。那一天在台北长沙街国军馆牡丹厅里，坐的都是诗人，满满的“一圆桌诗人”，只有他一个是不写诗的“非诗人”，他坐在我和诗人张默中间，隔开我俩，让我和张默分行，我想建议文发和我调换一下位置。

后来，他由新朋成了我的旧友。

陈文发有着与其年龄不太符的稳重，言语少，却句句有内容，对于摄影家来说，行动才是最好的语言，用脚思想，用手思想。近几年他在对台湾诗歌进行梳理，拍照，归类。发表出版过许多台湾诗人肖像。他在《创世纪》杂志策划的“诗人的一天”固定栏目，逐渐成台湾诗坛展示诗人诗艺、人格与生活的一个平台。为我们留下文化整体和个体的剪影，风格独具。

1970年出生在台北的陈文发，先后举办过“城市百年联展”、“前辈诗人摄影展”、“眼底的风景摄影展”“诗光流影——诗人群像摄影展”“巴黎时光”……已是记录台湾人文景象的最活跃的现代优秀青年摄影家之一。

华灯初上，我们坐在永康街公园的一棵大树下，一人面前一杯咖啡，他说：“其实我们两个有许多话要说的。”灯光里，他忽然给我掏出来厚厚一大册《向岁月致敬》摄影集，这是一本记录台湾前辈诗人肖像的摄影集，更有史料价值，由谙熟当代诗史的张默先生配文，前面有龙应台、蒋勋作序。

我对陈文法说：“由其中一个人作序就足矣。”我知道蒋、龙二者在台湾的文化分量。

坐在许多作家笔下描述过的永康街，我一页一页在翻看，时光在我指缝流逝，时间游动在永康街的灯光里，诗人面庞在我眼前清晰，模糊，重叠。我翻到某一页，有时心惊，有的相主已成绝版，许多人在风中消逝。

他昨天拍摄的时候，主人风采在眼前，今日翻看之时，主人安在？如巫永福，如柏杨，如文晓村，如大荒。有的我还曾有因缘一面之交。

陈文发说；“有时连自己都感到伤感，没有办法，拍那些文化老人，每一次好像都是最后一次见面，拍一个去世一个。”他找到时间刻骨的痛处。

我安慰说：你即使不拍，时间依然照样流逝，落叶照样飘落，你是在写另一种诗。

他是一个摄影家，和写诗无关，诗人是飞翔的,，他是来“固定诗人的诗人”，与其说以摄影家的身份在拍照，不如说他是以一个诗人的立场在作一种诗歌的抢救和挽留。陈文发抓住了诗人瞬间，让片刻成为永恒。

龙应台说，“诗人虽然刚走，但是马上回来”。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一千年，诗人们还会回来，桌上茶杯恍惚还热。使得我们今天还能和苏东坡相坐而语，把酒临风，闲话桑麻。

陈文发自由游走在岛上诗坛大佬之间，需要有耐心秉性。在路上，陈文发随意说了一句提醒我的话。

我听后，忽然笑了，为文发的智慧和另一面，这可是镜头表达不出来的一种明白。必竟诗人还有的三分之一的童贞，三分之一的烂漫，三分之一的个性。诗人写诗有时分行，有时不分行。

蒋勋为陈文发摄影集《向岁月致敬》序言中有一句：“因为诗和诗人的面容，我们的城市开始有了记忆。”

没有陈文发，一个叫台北的城市照样有记忆，不同的是，摄影家陈文发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来了穿越城市的风声与石头上的苔痕。

淡水镇的马偕和许多牙齿

在台北之北，捷运车坐到终点的尽头，就是“一汪水”——淡水。

那一天，我凭一张地图，一个人在淡水镇丈量时光。一张在车站取到的地图被我前后翻烂了，缝隙间流出导游文字和淡水河平静的水声。

淡水像它的名字一样清淡，一匹纱，是水一样干净。

顺着山路，我来到红毛城，修复闭馆。就随山路上真理大学。在时间里，在这里遇到一个创办真理大学的异乡人马偕。

马偕是台湾第一个传教士，这位受约于加拿大长老会的传教士来东方传教，他先后到过广州，香港，汕头，像一颗孤独的蒲公英种子，飘摇之后，一座岛屿接纳了他，马偕最后踏上台湾这块肥沃土地。这一年是1871年。辛未年，属羊。肯定要吃草。

马偕是听到过上帝耳语的人，他把全部要献给台湾，决定娶一台湾女为妻，马偕在台北县，发现他的另一半——张聪明女士，并于1878年结婚。

一个异乡人融入本土需要一种奉献，牺牲的精神。他学习方言，集资办学堂。马偕成了台湾一棵树，一棵草。

在故居，我看到一则资料，是关于马偕与牙齿。

马偕曾在日记上记载他昨天拔了多少牙，今天又拔了多少牙，终其一生，马偕总共为台湾人拔了超过两万一千颗牙。

我就想到莎士比亚说过一句：世界上的哲学家最怕牙痛。何况不是哲学家的平民。

这是一个疗痛的马偕。

1900年马偕最后一次巡视后，回到淡水后自己创办的这座牛津学堂。这时，喉癌导致声音沙哑，再也无法教课，到后来喉咙溃烂，吞食都穿过牙齿，从喉咙破洞里流出。他知道上帝召唤时刻来临，趁大家不注意，跑到学堂敲钟，钟声惊起飞鸟，他把学生召集来，吃力的上完最后一堂课。

马偕下课了，马偕却上天堂。

那是马偕的最后一课。

这个黑须男人，像我四十年前在另一个乡村小学里读的课本上，读到的那一个大胡子恩格斯。两者胡子茂密，像雨季的樟须。不同的是，两者传授不同的教义。

我第一次来淡水，记住一个人叫马偕。还有与他有关的那两万一千颗牙齿。密度像星星，一枚枚牙齿，曾经冰凉或温暖。

作者简介

冯杰，诗人，作家，文人画家，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作家书画院副院长，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著有诗集《一窗晚雪》《布鞋上的海》《讨论美学的荷花》《冯杰诗选》《在西瓜里跳舞》，散文集《丈量黑夜的方式》《泥花散帖》《一个人的私家菜》《说食画》《田园书》《捻字为香》《猪身上的一条公路》《马厩的午夜》《九片之瓦》，书画集《野狐禅》等。获过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台北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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