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加诺夫：保卫全世界或可成为俄罗斯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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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世界和对我们自己来说，俄罗斯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提供者，应该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总体思想之一。
——西方正在失去作为其数百年来取得全球主导地位基础的军事优势，俄罗斯则正在成为新的稳定之源。
——在全世界，寻找外部敌人以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趋势正在加剧。
——每个社会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法则发展，民主只是管理复杂社会的一种方式。
——能否培养出独立于互联网的精英，可能是未来国家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
10月3日俄罗斯《观点报》刊发了该报记者对俄政治学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的专访，卡拉加诺夫提出，保卫全世界可能成为俄罗斯的新使命。现将该文全文译出。文章不代表本工作室观点。
政治分析家卡拉加诺夫表示：“对全世界和对我们自己来说，俄罗斯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提供者，应该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总体思想之一。”这或可成为俄罗斯内外政策的使命。
西方正在失去作为其数百年来取得全球主导地位基础的军事优势，俄罗斯则正在成为新的稳定之源。在当今世界精英水平下降以及他们对莫斯科采取的行动感到恼怒的情况下，如何避免一场大战？为什么在和平时期民主是危险的？为什么我们总是需要外部敌人？
在“瓦尔代”国际讨论俱乐部年会期间，高等经济学校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接受了《观点报》的专访。不久前卡拉加诺夫与政治学家德米特里·苏斯洛夫共同发表了《关于加强多边战略稳定的新认识和新途径》的报告，作者对军事战略格局的地缘政治变化进行了描述，对核战争风险作出了评估。
《观点报》记者：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发布这份报告？
卡拉加诺夫（以下简称“卡”）：两年前就应该撰写这样一份报告，当时就已经非常清楚了，除增加战争危险的诸多负面因素外，又出现了军控体系崩溃问题。军控体系不是最重要但却是加强稳定性的根本要素。我们思考了大约一年半之久，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还有一个前提：我们明白，俄罗斯不仅在内政而且在外交政策上都缺乏战略思想。首先，我们希望自己成为西方国家，然后得以生存下来，然后站立起来，然后重新成为一个大国，而现在，自2016年以来，一无所成……对全世界和对我们自己来说，俄罗斯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提供者，应该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总体思想之一。
记者：成为国际安全的提供者需要有先决条件吗？
卡：我们现在已成为国际安全的提供者。广义和狭义的国际安全是什么？您已经看到苏联解体时发生了什么。被爱好和平的人所重视的国家瓦解了，西方开始对南斯拉夫施暴，开始攻击伊拉克、利比亚，造成大量人口死亡，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眼前。如今俄罗斯回来了，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广义上讲，我们是安全的提供者。我们在恢复战略潜力和有效的遏制能力后，取得了在西方看来不可能取得的军事优势。这意味着，在西方丧失其军事优势的漫长过程中画上了一个句点，准确说是画上了一个省略号，在过去五个世纪，军事优势一直是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基础。我们解放了世界！现在需要逐步开始确认这一事实，同时要避免战争。眼下战争威胁已非常之高。
记者：您的担忧基于哪些判断？
卡：新武器，加上网络武器，再加上可以配备核弹或其他炸弹的无人机。胡塞武装已经使用了无人机！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从技术上看，比30-40年前冷战时期更具爆炸性。简略地说，还出现许多国家精英阶层水平和素质急剧下降、精英阶层因失败而绝望等问题。
记者：您是指西方国家吗？
卡：主要是指西方国家，也指全世界，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俄罗斯，都出现了“战略寄生”现象，人们对和平已经习以为常。在基因层面上惧怕战争的一代人已经远去，人们习惯了已维持了70年之久的和平。
记者：已经很久没有战争了…….
卡：已经很久没有战争了，人们都忘记了战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和平是正常的。这很好。但是，为了在技术和政治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和平不被打破，我们需要积极地争取和平的政策。
记者：有什么疫苗吗？
卡：有疫苗，有预防，也有宣传。我们的后续作品将主要阐述争取和平问题，但不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理解——倡议和口号，而是要更加深入。俄罗斯成为和平与战略稳定的主要堡垒这一观念，应成为团结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关键思想之一。
记者：这就是俄罗斯的使命吗？
卡：这是俄罗斯的使命之一。对我来说，这是绝对显而易见的。我很高兴，在过去的几周（自报告发布以来）已经有大量的文章面世。人们凭直觉已经感觉到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神经显然也很紧张。
记者：您如何评价不久前俄罗斯向欧洲和北约提出的暂停部署中短程导弹的提议？
卡：要起立鼓掌，早就应该这样做。
记者：但是西方对这个提议没有作出任何特别的反应。
卡：你听听，人们已进入战壕，人们正在迷失，人们正在嘶哑地嚎叫。但要不断地推动。这不是同时发生的。首先，争取和平的斗争是一个过程。其次，我们以普京发表声明的形式，对军备部署和军备竞赛设置了一个障碍，不仅是对欧洲的军备部署和军备竞赛。
我们要创造一种局势，使人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部署新一代中程导弹不仅会改变平衡，而且还会增加战争危险。确实如此。这些武器与其他许多武器相比，更具有破坏稳定的力量。
记者：不久前英国一位将军称我们正处在网络战状态，您对此如何评价？
卡：这是近期的未知领域之一。有这样一种感觉，已经有一些国家借助网络武器对彼此造成战略损害。网络武器也可以成为穷人的武器，因为随着发展，恐怖集团可能会获得破坏和挑衅的可能性。这个领域没有任何监管。15年前，当我们提议达成协议时，美国人认为，他们能在这一领域保持优势，因此拒绝了我们的建议。现在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情况显然已完全失控。我们不知道如何管理这个领域，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管理互联网。请注意，现在所有国家都存在互联网国有化的趋势。
记者：在诸多危险因素中，您不仅提到人们对战争已经不再感到恐惧，而且还提到了精英阶层的衰落和道德沦丧。
卡：请您想一想，雅克·希拉克已经离开了。如果回到40年前，将希拉克和那个时代的欧洲领袖排成一排，然后再把现在的欧洲领袖排成一排。这完全是在生理上已经被改变了的两种类型的政治家。
记者：那是什么原因呢？
卡：这是因为生活美好……民主是一种反精英的制度。
记者：听起来有些矛盾！
卡：这种矛盾仅适用于那些消费西方意识形态产品的人。人们不是选择最好的，而是选择适合的或认为较好相处的。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民主总是选择最糟糕的。
现在世界更加民主了。但是欧洲，特别是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正在朝我所说的“无领袖民主”的方向发展，走下坡路。
记者：这是民主制度不可避免的进程吗？
卡：不可避免。我向你保证，如果三四十年后还有和平，我们也将选出昏庸的领导人。
记者：战争把其他人“清洗”掉了吗？
卡：战争会杀死最好的人，但在战争期间人们通常会把领导人推得很高。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丘吉尔。战争期间，人们凭直觉选出了丘吉尔，但战争一结束，就把他赶下了台。
记者：您提到现在是“电视一代”掌握政权，但我们很快就会等到“iPhone一代”。这会如何影响精英的行为呢？
卡：我们了解“电视一代”，他们已经掌权了。这一代人会对画面作出反应。在俄罗斯也是如此，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精英圈子里很多人会说：“看起来怎么样？”他们习惯于像电视一样思考，并且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幸运的是，在我们的高层，有能从战略角度思考问题的一群人。
但是我们对“iPhone一代”完全没有了解。当这一代人掌权的时候，还有会其他一些人。这不是判决，但是，习惯于眨眼之间就出手“点赞”的人，他们将会做什么，将会如何管理国家？我在其他作品中曾表达过这样的意见，能否培养出独立于互联网的精英，可能是未来国家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
记者：这是一个乌托邦……
卡：确实没有类似的情况。我口袋里也有一部iPhone，我很想摆脱它，我也有按键电话，我想重新使用它，因为iPhone降低了我的智力水平，它缩小了我的视野，浪费了时间。它正在影响我，我开始有意识地重新使用键盘电话。
记者：您能举一些“电视一代”精英的例子吗？
卡：在欧洲，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代人。最坏的是马克龙。是的，特朗普更加令人震惊。这就是“电视一代”。我们也是，但程度较小。我们的“电视一代”掌权较晚，我们更穷，再加上苏联电视很枯燥无聊。但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看过电视上的所有节目。
记者：在全世界，寻找外部敌人以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趋势正在加剧。但这是一个过时的策略，它在苏联和美国都曾奏效。
卡：在苏联时期，如果没有敌人，我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在现在的俄罗斯同样如此，因为从基因上讲，我们是一个在防御上成长起来的国家。如果我们剔除这个基础，一切就会崩溃。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我们倒台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认为任何人都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因此，非常遗憾，为了实现社会的自我组织，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外部威胁。
人们认为民主并不需要外部敌人，但可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为地和有意地制造敌人！关于“俄罗斯干预”的整个故事是为了自我组织。美国一些人提出“俄罗斯干预”问题，目的就是为了抱团反对特朗普，也是为了控制那些脱离政治精英控制的社交网络。社交网络使特朗普获胜成为可能，为非精英集团上台提供了机会。
记者：这并不总是一个理智的政策......
卡：需要理解并知道我们正在与谁打交道，也需要认识自己。如果我们中的许多人相信西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么我要说西方并不是一切都是美好的，民主需要敌人，尤其是在软弱的状态下，甚至发达、富裕的民主国家也需要敌人。
记者：您说过，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制度更不在意社会的即时需求。这也是一个因素吗？
卡：我们都更加威权，部分地更有管理。这就是我们的优势，这就是我们的地缘政治对手如此担忧的原因。要知道将民主强加给我们，不仅是意识形态问题。
民主是一种死亡之吻，特别是对贫穷国家，特别是对大国而言。民主政体的管理性较差，尽管它为人的生活创造了更舒适的环境。
记者：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应该追求民主吗？
卡：应该追求民主。民主国家也存在强大的趋向强制的因素，也有批评......但在中国建立民主，就是对中国的毁灭，而俄罗斯的民主......我们有了民主。每个社会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法则发展。民主只是管理复杂社会的一种方式。现在很明显，我们在基层没有足够的民主。这是过去30年的主要错误。如果再发生90年代那样的情形，我们还会崩溃。
记者：您说战略稳定体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瓦尔代俱乐部”最新报告也提出一个问题，即是否需要这样一个严格的体系。
卡：这个问题争议很大，很复杂。俄罗斯在战略知识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这很好。过去我们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但现在我们开始发挥领导作用了。至于世界将会怎样，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隐蔽的辩论。我认为总体趋势迟早会被打破。大约20年以后，这种体系会稳定下来，将会建立新的军事平衡和新的基础。现在，这个基础已经被摧毁了。
记者：新的军事平衡会以新技术为基础吗？
卡：新的军事平衡将以新技术、核武器和后核武器为基础。现在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努力淘汰西方旧国际关系体系的基础。这是引起西方愤怒的深层原因之一。我们剥夺了西方的优势。
记者：精英应该变得更为理性，更负责任。但是我们看到了格雷塔·滕伯格的例子。这是新的精英还是别的什么？（格雷塔·滕伯格，瑞典以激进方式倡导环保的网红少女。——译注）
卡：这是一个折磨人的故事。是的，他们应该是精英，但他们能成为精英吗？我认为，我们需要专门来培养新的精英。
记者：是要建立一种特殊的优选制度吗？
卡：在具有互联网保护功能的封闭式精英教育机构中培养新的精英。
记者：但是今天格雷塔·滕伯格影响着政治。加拿大总理在与她见面后支持度下降了。
卡：这是因为“iPhone一代”已经到来。这个可怜的女孩被人们利用来推动自己的议程。但是我不认为格雷塔·滕伯格会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对个别国家和精英除外。这是新文化的一种体现。
记者：我们还是回到战略稳定危机这个话题吧，您能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个危机呢？
卡：我们提出了几种解决方案。首先是要积极争取和平。第二，要过渡到新的哲学：不是解决核武器问题，而是要加强多边核威慑。就是说，我们应该以这样一种哲学为指导，即我们希望美国威慑我们，而不是害怕我们，美国也应该希望我们威慑他们，而不是害怕他们。中国同样如此。第三，要对话和接触。最终形成俄罗斯-中国-美国之间的三重对话。
记者：关于中国，我们的社会存在一些担忧：它太大了，比邻而居，而且难以理解。可是，一方面两国不想成为盟友，另一方面我们却看不到中国的威胁，为什么？
卡：我们不想成为盟友，因为对于我们和中国人来说，主权就是一切。我们不能成为盟友。中国人和俄罗斯只能成为特定意义上的领导者。第二，事实上，我们彼此非常需要对方。中国用经济实力强化了我们的实力，而我们用军事力量增强了中国的实力。第三，我们不怕中国，原因之一是我们拥有巨大的核优势。中国也应该希望我们保持核优势，使我们永远不害怕他们。如果我们害怕他们，那么就会产生猜疑和恐惧，甚至最终可能引发冲突。
记者：那么如何与美国相处呢？您主张恢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联系。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处在50年代以来的最糟糕的水平。如果谁都不信任谁，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卡：可以从象征性的问题开始。比如可以像萨曼塔·史密斯那样.......（萨曼塔·史密斯，美国女孩，20世纪80年代曾给安德罗波夫写信，期望明白为什么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会如此紧张，后来成为美苏两国之间的“亲善大使”，但不久就因飞机失事遇难。——译注）
记者：这不就是格雷塔·滕伯格吗，要让她来谈核裁军问题吗？
卡：这件事当然最好由成年人来做。我希望，特朗普获得大选胜利后，美国整个体系会稳定下来，我们也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记者：这么说特朗普当选对我们是有利的吗？
卡：不，当然是希拉里·克林顿当选对我们更有利，她可以毁掉美国，而特朗普将使美国强大起来。不管怎么说，美国是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
（文章来源：Новой миссией России может стать защитавсего мира, https://m.vz.ru/politics/2019/10/3/10010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