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来的俄罗斯：一个全面评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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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资深研究员卡德·里利克（Kadri Liik ）在该机构网站发表长文，对新冠疫情以来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社会情绪、外交等进行了全面评估。我们编译了该文，以飧读者。因全文篇幅较长，分三期发表。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续前：
疫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冠状病毒似乎并没有改变克里姆林宫对其外交政策目标的思考，尽管它暂时迫使许多追求这些目标的努力暂停。例如，在春季和初夏，俄罗斯外交部把绝大部分精力放在遣返滞留公民上——传统的领事工作似乎遭到了俄罗斯政府其他部门的抵制。根据莫斯科的小道消息，负责处理疫情的国家机构起初不愿意让潜在感染者入境——因此，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不得不向普京抱怨以解决此事。
对外政策逐渐恢复了重要性。但有人认为，病毒将国内议程提升到了外交政策之上，并改变了外交政策的执行方式。不过，外交政策的议程基本保持未变。而且，正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普京可能觉得他的世界观已经得到了印证。一位俄罗斯分析人士在2018年12月表示，"从本能上讲，（普京）是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交易型的"。"因此，他觉得自己与欧洲那些同样有这种世界观的政治力量关系密切。对他来说，这就是世界的运行方式，他希望其观点能被承认。他希望能够告诉西方，他一直都是正确的。"
疫情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特列宁3月20日写道，克里姆林宫认为，“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分裂，自由主义秩序的消退，全球主义的脆弱性已经凸显出来”。“国家重新成为全球舞台上的主要角色。”
莫斯科看到，民主国家并不比威权国家更有能力应对这种病毒。而且，致力于自由流动的欧盟在哲学上就不适合应对这一挑战。特列宁认为：“欧盟国家之间重新出现的内部边境管制，在莫斯科被解读欧盟难以应对挑战的证据”“俄罗斯可能会将最近的事件理解为对其在这个由个别国家自身利益驱动的全球化世界中自力更生的确证。”
这些(疫情早期的)见解大体上坚持到现在，即使危机的进程提供了一些相反的证据。最终，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经历了类似程度的感染，这使得普京难以坚持将危机定性为“外部威胁”。但是，任何认为这场危机会让俄罗斯更容易接受与欧洲合作的欧洲人——因为病毒是一个共同的威胁，而欧盟最终的果断表明它可以成为一个强大而一致的行动者——都是错误的。莫斯科的建制派几乎没有注意到欧盟对疫情的更大胆的反应，他们仍然相信，在世界变化的情况下，俄罗斯的损失可能比其他国家要小。科尔图诺夫写道："如果你确信时间对你有用，在退出危机时你的状况会比你的对手更好，那么同意（任何事情）的刺激就会降低"。
克里姆林宫认为，在欧盟中“没有人可以谈”——马克龙并不代表欧洲发言，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即将离任，这就更加坚定了这种观点。俄罗斯精英们对拜登也感到矛盾，一方面预期拜登政府会与俄罗斯进行对抗，但或许也会推动一些军控协议。无论哪种情况，他们大都倾向于认为拜登即将到来的总统任期是自由主义秩序的最后一搏，鉴于他的政策不可能持续到任期结束，人们不应该急于参与。
俄罗斯政治版图的下层确实对欧洲重新产生了一些兴趣：在俄罗斯工作的外交官提到，俄罗斯公司越来越热衷于与欧洲就医疗卫生问题进行接触，或者希望参与《绿色欧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寻求维持对欧盟能源出口的方法。然而，大多数这样的企业无法将这些愿望和诉求带到克里姆林宫，而那些可以的企业则非常谨慎。因此，目前仍不清楚这些议程是否能够在短时间内影响克宫的决策。这一进程越来越受到特殊部门和强力部门的影响，这些部门专注于硬安全事务，并且通常很少有动力同欧洲接触。此外，自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来，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对峙一直持续着，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和舆论动力，而疲惫但仍然自信的领导层不想破坏这种动力。
俄罗斯和西方几乎没有进行过与疫情有关的合作。而在他们短暂地进行过合作的地方，这种合作还是巧妙地或公开地内含着竞争的意味。例如，3月份，当俄罗斯（与中国一起）向面临口罩和呼吸机短缺的西方国家提供援助时，它发出了一个微妙的信息。"我们有能力帮助你们，因为我们的情况更好"。这种援助的目的在于展示软实力和优越性——即使这种优越性是短暂的，因为俄罗斯只有在疫情发生的头几周才有多余的物资，后来自己也在与短缺作斗争。
而就莫斯科与欧盟的关系而言，克里姆林宫选择在3-4月将其有限的帮助直接送到意大利，而不是向布鲁塞尔伸出援手，这可能并非偶然。尽管这样的姿态对欧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表明俄罗斯希望利用疫情来修补与欧盟的关系，而不是通过那些被怀疑用以侵蚀欧盟集团的方式与欧盟成员国接触。
这种竞争在生新冠疫苗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俄罗斯将其产品命名为"Sputnik V"，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竞赛。该国不顾世界科学界的疑虑，也不顾俄罗斯民众的强烈不信任，贸然生产疫苗。正如普京8月首次谈到疫苗时无意中强调的那样，对克里姆林宫来说，重要的是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正式注册的疫苗。
疫情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展望未来，人们不禁要预测更多类似的事情。疫情后的俄罗斯可能会变得更加内向，但正如白俄罗斯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当它认为其利益受到根本性威胁时，它将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俄罗斯也将继续扮演地区的权力平衡手角色，就像它最近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所做的那样。在那里，俄罗斯选择迁就阿塞拜疆的利益，而不是采取完全支持亚美尼亚的传统做法，并不一定意味着影响力的减弱。相反，这是其战略转变的一部分，这种转变植根于疫情之前，在疫情结束后也将持续下去。
也不要指望危机造成的经济压力会影响到俄罗斯在更远的地方（如叙利亚）的活动。事实上，克宫现在认为参与叙利亚战争不仅是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功案例，也是经济上的成功案例。卢基扬诺夫指出："认为俄罗斯在叙利亚亏损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在叙利亚成为一个严肃的角色，俄罗斯永远不可能与沙特在石油价格上达成一致。多亏叙利亚，沙特认真对待了我们，并满足了我们的愿望。"
诚然，并不是每一次努力都能以胜利告终。第二波疫情让克里姆林宫敏锐地意识到俄罗斯医疗体系的缺点，以及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一领域投入更多。同样，在2020年，西伯利亚的炎热的夏天导致了新的环境灾难，当时永久冻土的融化造成了重大的石油泄漏。与医疗系统一样，克里姆林宫意识到这是一个长期问题。
然而，尽管疫情和气候变化都影响了俄罗斯人对精英阶层的看法，并慢慢削弱了政权的合法性，但却未能推动外交政策的转变。几个欧洲国家有意利用疫情这一共同面对的威胁加强与俄罗斯的 "选择性 "接触，包括而且可能主要是在医疗和环境领域。但到了初秋时节，随着纳瓦尔尼中毒事件和俄罗斯对卢卡申科的支持，这样的想法已然幻灭。不过，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事件扼杀了这些对俄接触的计划，克里姆林宫很可能也有接触的意愿。
在短期内，克里姆林宫与西方国家进行的任何合作都将基于自己条件下，并且会受到其认为西方体系的长期可行性还没有定论的影响。普京每年在瓦尔代俱乐部的演讲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承认了疫情的严重性，以及人类普遍迷失方向这一事实。他认为，"这场危机不能通过外交谈判甚至大型国际会议来解决。它要求我们重新确定优先事项，重新思考我们的目标。而每个人都必须从国内开始，从每个人、社区和国家开始，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可能朝向一个全球性的布局。"
尽管承认这一点可能令人不快，但在某些方面普京是对的。气候变化等挑战仍然需要全球尽快做出回应。但俄罗斯只有在欧洲甚至美国人表明他们已经安顿好内部事务，确保他们的政治制度是健全和可持续的情况下，才会把他们当做全球伙伴认真对待。（全文完）
（翻译：蓝景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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