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套博弈：俄罗斯欧亚政策的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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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教授伊琳娜·布西季娜（Irina Busygina）和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副教授米哈伊尔·菲利波夫（Mikhail Filippov） 在PONARS网站刊文，对俄罗斯全球和地区层面外交政策的不一致性进行了分析。我们编译了该文，以飧读者。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国关界和俄罗斯研究界的学者一直在争论，普京时代俄罗斯外交政策选择的背后是否有着某种"大战略"作为支撑。例如，美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威廉姆森-默里（Williamson Murray）认为，事实证明，普京总统只是一个高明的战术家，他“活在当下，很少考虑未来”，缺乏战略眼光。查塔姆研究所的安德鲁·莫纳汉（Andrew Monaghan）强调，对战略的分析应当看到“整体的所有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俄罗斯战略的全面讨论可能涉及到对广泛的、不断发展的、细节性的问题的探讨——包括经济、军事、社会和政治等方面。
事实上，重建俄罗斯“大国”形象的尝试，已经导致俄罗斯在后苏联地区的影响力下降。尤其是，俄罗斯越是以“大国”自居，其尊重前苏联各共和国国家主权的承诺就越不可信，后者就越没有理由信任俄罗斯。想要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维持影响力，即使不是不可能，其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所有后苏联一体化项目的主要问题就在于俄罗斯无法做出可信的承诺。具体来说，基于欧亚经济联盟内部（相对）平等关系的一体化方式（类似于欧盟模式）成功的几率非常低。因为其他成员国不信任俄罗斯，他们坚持进行有限的一体化项目。与多边机构相比，俄罗斯更有可能利用不对称的双边关系在后苏联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正在衰退的影响力？
如果俄罗斯确实有一个 "大战略"，那么这种战略的成功取决于从地区到全球的不同层次的子战略的一致性。根据米尔斯海默的观点，任何大国的首要目标同时包括了确保影响力和地区霸权。因此，争夺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必然是任何俄罗斯外交政策战略的优先事项。然而，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在增加。我们通过俄罗斯的地区议程和全球议程之间的权衡取舍和不一致性来解释这种矛盾。
在全球范围内，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一直在稳步下降，尽管在不同的次区域和具体领域中下降的速度有所不同，这些领域包括：经济和对外贸易、外交政策和安全、文化和媒体以及俄语的使用。这种影响力的下降是后苏联空间在多重维度上解体的一部分，其标志性的事件是俄罗斯多次试图通过区域一体化项目将其周边国家重新组织起来，但都没有成功。
有学者指出，从经济到能源到安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罗斯这样发起了如此数量的政府间条约。“条约行动主义是俄罗斯调整与后苏联国家关系的核心。”俄罗斯发起了许多区域性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向政府间机构下放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同样，特列宁在2019年观察到，最近的项目——欧亚联盟 "并没有成为莫斯科所希望出现的欧亚大陆的权力中心"。就连白俄罗斯也对俄罗斯推动武装力量一体化的努力进行了抵制。
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已经不被外界认可为地区领导者，其他外部大国无需通过它来建立与本地区国家的关系。虽然俄罗斯把欧亚经济联盟和 "一带一路 "倡议说成是具有同等意义的一体化项目，但其言辞无法掩盖愈发扩大的中俄经济实力的差距。
不信任、对冲和寻求主导的代价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暴露了莫斯科建立地区主导权的决心。不过，虽然许多后苏联国家不信任莫斯科，但它们也不信任甚至害怕其他试图谋求在该地区领导地位的全球和地区大国——特别是美国、中国和土耳其。如果与俄罗斯合作的预期获益大于其他的可行选择，这些后苏联国家可能会选择接受俄罗斯的主导地位，即使冒着莫斯科背弃尊重其主权的承诺的重大风险。
总体上说，对俄罗斯而言，使用“硬主导”（“hard” dominance）政策工具的选项始终是保留的。然而，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选择，在缺乏互信的情况下，"硬主导"的代价很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以至于达到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这其中既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实践上的原因。
理论上的原因在关于不信任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的文献中有详细的解释。简而言之，在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国家试图最小化其与别国发展关系时面对不利结果的风险。在没有互信的情况下，首先，国家只接受对国际制度的有限参与，因为他们不相信合作伙伴会尊重制度，遵守规则并作出妥协。其次，国家会规避风险，以避免“更坏的情况”。事实上，理论文献认为，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水平可以通过国家接受的国际制度形式和观察到的对冲水平来估计。
在文献中，对冲最常见的理解是一种“保险”方法，即策略性地采取旨在保持国家选择权的反制政策。采取这一策略的国家不会清晰的表明自己最终的庇护人，也不站队。他们希望从全球和地区大国之间为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展开的竞争中获利。有学者指出，“对冲策略本质上是‘平衡-追随'策略的组合，旨在降低完全依赖一个大国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在周边地区谋求主导地位的企图引发了全球和地区其他大国的争夺，其形式往往就是支持后苏联国家对俄罗斯的对冲战略。简而言之，俄罗斯周边国家典型的对冲战略是其“多方向”外交政策。
对冲的机会给俄罗斯及其后苏联邻国造成了一种高度不对称的局面。从支持后苏联国家对冲战略中获益的全球和地区大国可以通过有限的努力和承诺就达到破坏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导企图的效果。重要的是，其他大国不需要就任何共同战略达成一致，甚至不需要就它们支持对冲俄罗斯的行动进行协调。相反，俄罗斯则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来确保其在面临其他所有相关大国的“破坏”努力时仍能取得本地区的主导地位。
最重要的是，全球和地区大国对防止俄罗斯确立主导地位的支持程度，很可能是俄罗斯建立主导地位努力程度的函数。换句话说，莫斯科越想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大国就越有动力去阻止它。尤其是如果成功建立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权，俄罗斯作为全球大国的野心将被进一步激发。所有这些都形成了竞争日益激烈的态势，使得谋求“硬主导”的成本越来越高。实际上，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地区主导权也是代价高昂的。在能源价格下降和经济增长放缓后，莫斯科可以用于主导后苏联空间的财力受到严重制约。
所有后苏联国家都定期举行选举，但该地区符合民主标准的政治体制寥寥无几。该地区的政治精英们在耗尽了选举的合法性来源后，不得不依靠非选举策略来寻求合法性。特别是，他们始终把国家建设和国家主权放在其政治议程的首位。反过来，克里姆林宫对后苏联邻国的政策几乎完全建立在与现任领导人互动的基础上，以保证他们继续执政。这意味着，俄罗斯方面对后苏联国家领导人的施压力度不宜过大，以免削弱其国内政治地位，出现2014年乌克兰的情况。对后苏联国家的当权者来说，在接受国家主权风险与获得莫斯科的经济让步和政治、军事援助之间要有所取舍。
综上所述，强行主导战略需要满足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并不具备。第一，如果后苏联地区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外部主要势力无法或只能非常有限地进入该地区，那么俄罗斯就可以恢复其在后苏联地区的主导地位。因为其他国家除了接受俄罗斯的霸权以外别无选择。第二，俄罗斯应该拥有大量的、实际上是无限的、可以投入的物质资源，以发展与被庇护国的（主导）关系。然而，这两个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出现。首先，外部参与者（中国、欧盟、美国和土耳其）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它们在本地区的存在，这意味着俄罗斯将不得不与它们竞争，而后苏联国家也将继续采取对冲的策略。其次，油价的崩溃和当前的疫情危机使俄罗斯陷入了深度衰退（这一点已为该国精英阶层所公认），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复。
结论
从分析上看，人们可以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视为有着相互联系的不同层面（全球和区域）“嵌套博弈”（nested games）的组合。从这个角度看，决策者会根据不同的优先事项和议程，在这些层面之间寻求平衡。然而，在我们看来，俄罗斯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政策不一致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我们能否将这种不一致合理化，将其视为深思熟虑的战略的一部分，还是说它们只是战术反应的不良副产品？而且，在试图建立俄罗斯作为 "大国 "的全球和国内形象与这种尝试对后苏联空间内各国对俄罗斯的看法造成的损害之间，是否可以有一个更审慎的平衡？
2014年之前，莫斯科大多遵循尊重这些国家主权的承诺。这一时期主要采取的是威逼与利诱相结合的策略，但没有公开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最重要的是，后苏联空间内的边界没有发生法律上的变化。此外，“软主导”的实践往往也与一体化项目不一致，尽管他们最终有一定的成功机会。
自2014年以来，地区议程和全球议程之间的不一致变得明显。俄罗斯首次单方面更改了后苏联空间内的行政边界，向后苏联国家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作为一个大国，俄罗斯在外交政策选择上不受国际规则和以往义务的限制。因此，吞并克里米亚对俄罗斯的地区议程来说，结果是毁灭性的。正如卢基扬诺夫承认的那样，2014年标志着 "后苏联空间作为一个虚拟共同体的终结"。显然，普京20年的执政导致了对俄罗斯相当重要的后苏联空间的解体。
(翻译：蓝景林，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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