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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话题与冷思考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的对话

2016-12-17 普罗米修斯的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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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宗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项佐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古明明,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记者

●黄宗良 ■项佐涛 ▲古明明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二战后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苏联模式的破产到中国道路取得世人公认的成就,其中还有一系列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问题。
    ●探讨这些问题的意义自然远不在于消除各种分歧;实际上,对很多问题学界大多数人还是有共识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巨轮,早已抛弃那些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东西而破浪前行。这一个60年的“甲子”,仅就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运动而言,作为主线的表现形式是改革,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符合时代新特点和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新道路和新体制。在这一探索和改革的过程中,最大的挫折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革除了和正在继续革除苏联模式弊端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我们可以抓住这条主线来谈。  

 一、苏共二十大的正负面效应和斯大林模式的利弊

    苏共二十大——转折从此开始,改革开新篇
    ▲苏共二十大有两大问题:一是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问题,这是当年被当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论点。这个问题引起了中苏两党的分歧和大论战,进而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尽管这种分歧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进程造成的,但并非不可避免,其中有不少教训可以总结。一是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您如何评价“秘密报告”?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探讨,即“突然袭击说”、“全盘否定说”和“引起混乱说”。
    把“秘密报告”说成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并不符合历史实际,说是“突然袭击”也是缺乏分析的。“秘密报告”虽没有列入二十大的正式议程,是在议程进行完之后才作出的,但并非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当时,苏共新领导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清算在斯大林去世后一周之内就已开始。在准备二十大的过程中,新领导人已考虑把“非斯大林化”作为大会的主旨。1955年12月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了平反错案问题,并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由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负责审查1937年-1940年大镇压的相关资料。1956年2月1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波斯别洛夫的报告并进行了讨论,向大会说明了大镇压情况,会上并没有出现大的分歧。2月13日,主席团决定由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同日,赫鲁晓夫受主席团委托召开中央全会,通过了由赫鲁晓夫在闭会时所作的这一报告。可见,由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此报告是在二十大召开前由中央领导集体决定的,并没有争论。而真正的分歧在于,报告中对斯大林评价的提法和揭露的程度。对此,各方各执一词。
    ■“全盘否定说”也不客观。首先,赫鲁晓夫这个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历史功过,只是想说明“个人崇拜”及其引起的后果问题;二是赫鲁晓夫报告一开始就交代了有关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和“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是人人皆知,意思是不必再多说;三是“秘密报告”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其实也不到位,何谈“全盘否定”?就报告的内容而言,最严重的不足在于未能深入解释和分析产生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社会和历史根源,而更多归结于斯大林个人的“粗暴”“残暴”“任性”“自大狂”“贪权”等个人不良品质。
    ●再看“引起混乱说”。毛泽东同志对此有几句话的评价,“揭开了盖子,也捅了娄子”,“打破了神秘主义”以及“这是一种解放”。总体上说,苏共二十大是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强国目标和赶超战略——苏联模式与发展理念
    ▲苏共二十大打破了苏联模式(或为一些人所称的那一阶段的“斯大林模式”),那么苏联模式到底有什么基本特征?
    ●“模式”现在仍是一个比较宽泛而模糊的概念。我们觉得,“世间万象模糊好”。我们分别从体制(包括具体制度)模式和发展模式来看。
    ■从体制方面看,苏联模式大体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这三大“运动”中形成的。

    ●从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看,苏联模式可以概括为“八重八轻”,即重政治轻经济、重工业轻农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工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计划轻市场、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这里的“轻与重”只是相对而言,如重政治轻经济不等于说斯大林不重视搞经济,相反他对经济建设还是抓得很紧的,只是说在用什么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他更侧重于用政治手段来搞社会主义,实际上不完全承认生产力、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甚至走向唯意志论。但有的还不只是“轻”的问题,如“轻市场”,苏联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市场经济会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利弊需要客观评说

    ▲如何看待苏联模式在理论界和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分歧,我们到底该如何评价苏联模式呢?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是其中有几点是十分重要的。第一,应该承认没有一个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国家、一切社会发展阶段的模式,因此必须从当时的世情和国情出发作具体分析;第二,评价一段历史及其代表人物,会有不同角度、不同价值观念,比如,现在俄罗斯还有不少人“怀念”斯大林,他们怀念的不是他的残暴镇压和强迫集体化行为,而是他领导苏联人民创立的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大国。第三,有的评价是为了分清历史责任,而有的评价则是以当今我们已经达到的认识高度对其作价值判断。
    ●我也认为以上这几点很好。据此,我们可作些简要的评价。从当时的世情、国情出发,全面、客观地看,苏联那时是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社会主义的“孤岛”,列宁、斯大林一向强调的是“落后就要挨打”。强国、强军、赶超西方是他们的目标。这里既有“共产党人的色彩”,也有“俄罗斯人的色彩”。在一定时限内是可以理解的,一定时期内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必要的。
  

 二、苏东国家改革35年:没有成功,但有遗产

    ▲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对苏联、东欧改革的情况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对其经验教训的看法却存在不少差别,我们可以着重从经验教训方面进行反思。苏东八国的情况各异,经验教训也各有突出的地方,即使是苏联自身,30多年间几个阶段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你们能根据各自情况分别谈一谈吗?
    1.一言难尽的赫鲁晓夫改革

    ●你的理解不错。我们先说赫鲁晓夫执政11年的改革。可以先对这个时期的改革作具体分析,然后给予总体评价。他的改革有以下几种情况:有的改革措施方向是正确的,并能坚持下去。有的是属于方向正确,但执行过于机械,而未能成功,甚至影响其执政地位。有的属于方向正确,但没有坚持下去,甚至是倒退。有的属于方向正确,但来不及进行下去,他就下台了。有的属于没有充分论证,草率上马的不成功举措。

■这样具体分析使我们能够清晰地分清功过是非。在此基础上,作总体评价能够更为准确一些。实际上,一方面是赫鲁晓夫执政11年,苏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0%,农业生产总值增长70%,综合国力也大大加强了。但另一方面,说这个时期苏联改革不成功也是可以的,原因在于赫鲁晓夫本人性格急躁鲁莽,有时主观武断,改革没有总体设计,后来造成经济混乱。不能以我们现在对成功的认识作为标准来评价,他要求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一步到位、一蹴而就,那是极不现实的。一个时代的人做那个时代的事,有一定的成就就不错了,不应该苛求前人。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属于社会主义者,把他当成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小丑”,是不够郑重的。他的功与过,也并非像莫斯科圣女公墓的那个半白半黑的雕像那样非常分明。如果非要说赫鲁晓夫总体上的问题,应该是他没有触及到苏联模式的根本弊端,或者说基本上还是“左”的路线。
    2.曾经稳定发展,为何走向停滞衰落?

    ▲赫鲁晓夫之后,我们能否再讨论一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
    ●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在苏联历史上执政时间仅比斯大林短。关于此人,我只想说两点。
    第一,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对赫鲁晓夫改革留下的体制混乱进行了“纠偏”,废除了划分工业党、农业党的做法,取消了干部按比例定期轮换的硬性规定,恢复了工业部门的“条条”管理体制,撤销了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对社会稳定起了一定作用。
    第二,由“稳定发展”走向停滞和衰退。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干部队伍稳定和连续性政策,干部职务终身制复活了。高层干部严重老化。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下滑。社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由“八五”期间的7.4%降至“十五”期间的4.2%,“十一五”期间更下降到3.3%。而他执政后期的1975年,苏联又全面实行“进攻性的阶级斗争战略”,在“世界革命”的口号下对外扩张,1981年军费开支比1965年增长了3.75倍,国民经济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种军事扩张的结果又要求国内权力高度集中,使体制僵化成为对外政策的需要。
    “官僚特权阶层”进一步扩大和固化,党群关系更加疏离,官民矛盾更加深刻。同时,“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成为政治危机的突出表现,而他们的很多秘密出版物为苏联社会的剧变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确实,这一时期苏联人民的价值观念越来越“世俗化”和“西方化”了。在口是心非的传统价值观维护者面前,追求新的价值观者显得“理直气壮”、不容置疑。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即对民众的管理和控制,其办法是通过“硬”的和“软”的两种手腕,使民众完全服从国家政权,抑制个人的需求和欲望。而当人们离弃了传统的价值观,变得“世俗化”“国际化”“西方化”之后,剩下的主要就是国家政权的强制作用、暴力机关的武力及其威慑作用。当然,特别对于党员和党组织来说,纪律和组织原则也很重要。在苏联高度的社会国家化而社会又处于危机前夕的情况下,一旦党和国家放松了控制,放弃了上述借以维持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手段,矛盾就会不可遏制地爆发,社会就会无所适从,思想、经济、政治等方面就会全面失控,政治权力就很容易落入善于呼风唤雨、博得民心的政治势力手里。因此可以说,苏联当时已处于危机前夕的状态,剧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3.末代总书记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如果说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已经埋下了苏联发生变革的种子,那么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剧变和国家解体的结局?
    ■问题还在于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步骤的错误。这体现在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上,即“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新思维”讲的是“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一般而论,口号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戈氏提这些口号、手段时不讲“限度”,不讲政治界限,没有估计到可能的失度和失控。“多元化”包括思想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各个领域。政治上的多元主义允许党外有党以及党内有派,即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承认多党制;弱化民主集中制和允许加盟共和国党的独立性等。这就把苏共历来用以控制政局的一元主义一下子改变为多元主义。
    ●这里的关键环节是文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对新闻、舆论工具的“开禁”。从1986年4月起,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的报道权力被下放给编辑部,意识形态各领域的领导班子被改组,人们开始享有从未有过的办报自由。1990年上半年,各反对派办的“非正式”出版物上千种,到苏联解体前报纸有8000多种,期刊5000多种;在办了登记手续的报纸中,苏共掌握的仅占1.5%。不少新兴报刊热衷于宣传西方制度和价值观,贬损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历史。苏共原来依靠舆论一调尚且不能完全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于是,思想文化领域失控,天下大乱。戈氏大力鼓吹的“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召唤出来苏共和苏联的两个对立物——迅速崛起的反共“民主派”和不可遏制的民族分立浪潮;搞垮了苏联社会赖以维持和运转的最重要机构,即作为社会脊梁的苏共及其行政管理机构——苏联政府。苏共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权因多党制的出现、总统制的确立而被夺走;苏共的形象及其历史成就在“反思潮”中被一笔抹杀且被丑化;苏共的骨干队伍在戈氏为扫除“障碍机制”而大批撤换干部中被搞得七零八落;苏共的组织系统因淡化民主集中制而涣散分裂,党内派别林立。民族的分立浪潮再也无法遏制,国家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了。    

带着镣铐的改革怎么能走出败局?
    ▲接下来,东欧各国改革的不断失败,恐怕是社会主义改革最重要的教训,能不能谈一谈它们的情况?
    ■确实如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东欧不少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要在本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民主制度同苏联的制度有很大区别——保留了议会制度,成立了多党联合政府,在经济领域实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进行了土地改革,但大多数没有实行苏式的农业集体化。这基本上都是从本国国情出发,而且也符合当时的国际条件,即美、英等反对在东欧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但出于认可苏联在东欧利益的考虑,对东欧的资产阶级政党也不支持;苏联为了维持战时大国联盟的框架也不主张东欧国家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证明,人民民主国家二战后初期采取的各项政策,在国内也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1948-1954年期间,为强制推行苏联模式,东欧也开展了大清洗运动,受害者的数字同样惊人。    

    ●苏联就是这样靠镇压和大清洗来扫除苏联模式之障碍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这个“盖子”,自然会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各种政治思潮、各种政治势力都十分活跃。“波匈事件”在本质上正是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要求独立自主、走结合自己国情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欧国家同苏共所坚持的苏联模式及其大国主义的一次较量。赫鲁晓夫在1957年承认,匈牙利“这次暴乱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引起的”。“布拉格之春”也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党内改革派冲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一次改革运动。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出兵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在20年之后,这些国家领导人自己承认这是对捷克主权和内政的干涉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但上述悔悟并不能消除这些武力干涉对受害国社会发展造成的恶劣后果。
    东欧剧变的教训在于:第一,它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靠移植、照搬别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能靠武力来维持;第二,苏联模式那种“左”的机制、政策、做法,只会损伤社会主义的名声,只会削弱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不过,我们还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东欧各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宝贵遗产。比如,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20世纪60年代“静悄悄的改革”中提出和实行的联盟政策以及其被称为第三种社会主义模式的新经济体制等;以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实行的从工人自治到社会自治制度,尤其是“代表团制度”都是很有实践和理论价值的。
    5.最重要的启示:用力气把这三组三者关系处理好

    ▲通过以上的梳理和分析,二位能否把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和后来发生剧变、解体的经验教训,亦即其在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影响、对之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产生的作用进行一下归纳呢?
    ●这20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三组三者关系,即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弘扬本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根基、同时吸取国外积极的文明成果有机统一起来。
    ■对东欧国家而言,也许人们一提起东欧剧变的教训就会认为东欧“脱俄入欧(西欧)”是不可避免的。东欧的发展还是存在着多种选择的,不能否定另一种可能,关键问题在于是否以民族优秀文化为根基,去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这正是东欧执政党没有做到的,究其原因首先是苏联和西方不允许它们这么做。政治不能独立自主,文化这个“软件”的建设也不可能是自主和自由的。
  

三、以世界眼光看待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和历史使命

1.曲径探新路,低谷起高歌: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的新转折

    ▲苏联模式以及东欧国家的教训固然发人深省,如何评估和概括苏东剧变及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总体态势和新的特点,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两位是否能够谈一谈这方面的看法?
    ●苏东剧变后,对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总体态势和特点,有过三种说法——“失败论”“低潮论”与“转折论”。“失败论”即认为社会主义在世界已经失败了,历史“终结”了;但是持此论者现在已经改口,不去说它。“低潮论”自有其道理,因为15个社会主义国家只剩下5个,共产党人总数(中国除外)从剧变前的4400万人减少到1995年的1100万人。转折就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在苏东剧变之后,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在总结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中,摆脱苏共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求更符合时代的特点、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世界社会主义在“剧变”中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但其影响不能看成全是消极的。用“转折”来表述,更客观和中性一些,更能反映“坏事变好事”的积极一面。
    ■这个转折时期总的倾向是右移,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原苏东地区执政的共产党,有的“社会民主党化”了,也有一部分仍坚持共产党的称谓,对党的传统有继承,也有“抛弃”。俄共被视为“半社会主义党化”,由原苏共的一元主义转向多元主义,承认多党制、多种经济成分、思想多元、多种斗争方式。中东欧一些保留共产党名称的,他们反对全面否定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过去,但又放弃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提法,一般地提“民主”“自由”“人道”“人权”的口号。
    第二,西方国家社会主义政党包括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西方共产党也分两种情况,一部分转向社会民主党,另一部分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一般不再提马列指导、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提民主集中制和国际主义。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也对其政策和传统进行革新,英国工党曾提出“第三条道路”即为典型代表。它在传统的社会福利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既反对传统左派过多地依赖国家干预,又反对自由主义否定国家的作用。实际上是由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向自由主义靠拢。
    第三,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顶住了剧变的风潮,在改革开放中发生和正在发生社会主义模式的转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确实,“模式的转换”以中国最为典型。我曾用“一个主义、两种模式”概括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同与异。一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主张、实行的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是一脉相承的社会主义;但二者确属于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常常是以巩固权力为活动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一的公有制,到主张并实行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对外开放,同世界经济接轨;从平均主义大锅饭,到主张并实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承认差别;从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到真正主张并实行吸取外国优秀文明成果,不仅当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且要当其“后继者”;从民主严重不足甚至遭到破坏、法制极不健全,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国家等。    

     2.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弃“两个凡是”而行“两个顺应”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人甚至用“奇迹”来描述它。中国“奇迹”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验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推动力是老百姓,首先是农民为了求生存搞起来的。这与苏联不同,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苏联经济学家发愁的是如何使老百姓有赚钱的欲望,他们不存在温饱问题。
    ■由此看来,最大的“实事”就是老百姓的事;而对共产党来说,“求是”的中心就是探索党群关系的规律。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这是一个大学问。中共一贯强调党的领导是根本,而党要有好的领导集体。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人总是说,他们就缺少像邓小平那样的领导人。
    ●这话说得对,党的领导太重要了。多元化的社会,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来整合,还不是一盘散沙?但如何理解党的领导是个问题。党的领导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办了正确的事。正确性、先进性从何而来?不与群众心连心,不能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还有正确性、先进性可言吗?不少人说,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开始,而戈尔巴乔夫是从政治开始。这话说得很不全面。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改革恰恰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受挫之后转向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国改革则是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开始。首先是中国从政治上解决了权力问题,“文革”结束后打倒了“四人帮”、否定了“两个凡是”,通过讨论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解放了思想,还重启了“文革”中靠边站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他们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路人和设计师。
    批评“两个凡是”,相应地提出“两个顺应”,即顺应民众的要求和愿望,顺应世界进步潮流。前一个顺应是要解决民主和民生问题;后一个顺应就是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化。两个顺应重叠的部分是政治民主。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从两个极端之间探寻新路
    ▲我们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道路,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及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那么它的“特色”究竟在哪里?
    ●我们从外交、经济、政治、文化这几个方面来谈吧。
    从外交上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人现在讲的和平发展道路,这种对外关系的方针,可以说是在人类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大国都没有过的。我们是独树一帜。当然我们有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我们的根基。中国人不是要去欺负别人,不是要去掠夺别人来发展自己的,而是走和平发展这条路,合作共赢。和平发展总的目标和中心任务,是为了我们自己搞好现代化,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国防是防御性的,是永远不侵略扩张,永远不去争霸、称霸。中国军队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为了自卫,不是为了扩张;我们的国防开支是合理的、适度的,不是为了搞军备竞赛。
    中国的经济跟苏联相比、跟西方自由主义相比有三个不同的地方:第一是所有制不同,我们不搞私有化但是也不搞苏联单一的纯粹的公有制,而是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第二,我们既不相信“计划万能”,也不相信“市场万能”;第三,我们不搞“禁欲主义”,也不搞“纵欲主义”,还不搞消费主义。这当然是从主导的方针讲,实际上我们受这种消费主义的影响是很大的。
    还有就是政治上,我们既不是苏联那种一党制,一党高度集权,也不搞西方的多党竞争的那种议会民主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我觉得,我们的政治可以概括为适度的集权和有序的民主。适度或者有限的集权,用什么来限制呢?可以用法律、宪法、民主来限制这个集中的权力。不过,中央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权威、一定的权力。有序的民主不应是“民粹式”的街头民主。
    最后从文化方面看,我们既不搞苏联那种文化专制主义,也不搞西方的那种自由主义多元主义,而是提倡主旋律多样化,提倡“双百方针”。
    4.时代交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了,西方新自由主义也是危机迭起,中国共产党人该担负起什么样的历史重任呢?
    ■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产生绝非偶然。它不仅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170余年、中国共产党建立90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历史选择、人民选择的结果,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对人类作出的贡献,而换个角度这也成为世界为中国提供的新的历史机遇和历史任务。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宣布中国已经取得“最后的胜利”,也不是说我们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是说,我们要十分尊重我们伟大的实践,十分珍惜在这个实践中不断产生的丰富的经验和逐渐明朗的路子。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曾经无限感慨地说,中国应该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正是孙中山、毛泽东等中国的历史伟人、仁人志士之嘱托。
    因此从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看,可以说人类社会走到今天给中国人提出来了这样一个任务:如何在以往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寻求另外一条发展道路。我们今天做的事情虽然非常困难,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是有非同一般意义的,是有其重要地位的。当然这些特征中,有“实然”也有“应然”和“必然”;是在“实然”“应然”的基础上寻求“必然”的。这就是探索的过程、认识规律的过程。

文章出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1期(文章有部分删减)

本期编辑:Amy

政治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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