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厦｜从囚徒到奴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政治意义
从囚徒到奴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政治意义
多数研究者认为，只要满足相应客观条件，绝大多数人都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而不自知。并且，由于家庭教育、个人知识水平差异等主观原因，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表现出了不同的个体差异。
这些客观条件分别是：
1、使人质切实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
2、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自觉放弃逃生的希望而陷入绝望之中。
3、对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4、人质与外界隔离，只能接受绑匪所传递的信息。
极权统治下的国民，就是被独裁者劫持的人质。而那些心甘情愿忍受独裁者奴役的国民，正是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最大人群。
我们可以看到，极权体制下的国民，完全符合这四个客观条件：
1、极权体制对国民具有足够强大的威胁
君主专制时代，尽管君主名义上统有天下，但由于交通、通讯都极其落后，中央集权对于国民的控制力相对比较弱小。
但在近现代的极权社会，独裁政府充当总地主和总资本家，政府可以牢牢地掌控着绝大部分经济、文化、社会资源（我裆的裆支部甚至触及到村民组织）。
到了互联网时代，更是出现了“云极权”――“个人收入税收金融信用网络信用出行记录全绑定，用大数据模式排查异议人士行为异常等高危人士并以网格化加以管控。”（北风语）。
这些无孔不入的控制，使得任何对极权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国民，都面临着来自体制的生命威胁：饥饿、逮捕、环境污染、安全事故、精神崩溃……任其一项均可将其置于死地。这种封闭、匮乏、单调的体制环境，严重胁迫着国民。
据说即使最凶暴的狮子，也可以用饥饿的方法将之驯服：在饿得奄奄一息之时投食，狮子会变得温顺无比，反复多次它就会对投食的人俯首贴耳，将其视为主人。
人，是会趋利避害的动物，为了求得生存，很多时候不得不屈从于强权。而这种利用人类动物性（食欲性欲等）来奴役人类的统治模式，无疑将人类拉回了禽兽之域。
2、暴政的驯化
少数具有反抗精神的国民，会试图追求言论自由、司法公正，如果他们穷尽一切办法想要摆脱极权的囚笼，换来的却是屈辱和镇压，那么他们接下来的选择大概是：要么继续坚持抗争直到被独裁政权从肉体上消灭，要么绝望地放弃抵抗。
人是有思想的生物，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但在暴政面前，分散的个体力量只能作出飞蛾扑火式的抵抗。独裁政权很擅长以各种高压手段营造出恐怖气氛，令治下的国民陷入绝望，从而放弃抵抗。
3、物质层面的合法性
独裁者很重视“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这是不可否认的。因为无论是出于维持统治地位合法性，或是满足自身的穷奢极欲，都必须倚靠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姑且不论他们是否具备这个能力）。由于残酷镇压反抗者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存活下来的人大多会为自己的明哲保身和蝇头小利沾沾自喜——这些小恩小惠，会让某些国民选择遗忘自己的奴隶身份，忘记血腥的过往。那些为虎作伥、出卖同类的奴才，甚至以炫耀狗链子为荣。
4、谎言帝国
正如《1984》里的真理部一般，独裁者会借用种种手段，期望国民彻底忘记那些不利于他们统治的东西。
独裁者会篡改历史，隔绝外界消息。颠倒是非黑白以构筑谎言帝国，推行奴化教育以磨灭反抗精神。
在一个绝对封闭的体制环境下，政府自然成为唯一的信息来源。国民不知道外界的变化发展，不知道外部世界对自己国家、国民的真实全面的看法，因此，他们争取自由的信念只能存乎于心，无法由外界催生——抗争的念想一旦断绝，就很难再度复燃了。
于是国民们看见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领导勤政爱民，国家蒸蒸日上，人民幸福美满，政府在国际上备受尊重（或举足轻重）――他们把思考的能力上缴给了政府。而这种融入“强大集体”的感受，遮盖了他们卑微的奴性，使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膨胀――于是集体主义和种族主义也应运而生。
谎言帝国的另一必须手段和强大之处在于，国民们甚至连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生死攸关的大事也被欺瞒。政府封锁和限制的，包括了国民之间的内部信息交流。这样的操作模式，非常有利于政府控制“舆论导向”，维持谎言帝国的稳固，也可以有效避免国民团结起来威胁政府。
总结：独裁者的胁迫、暴力、吃食和谎言，造就了大批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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