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改造语言是为了消灭思想

今天咱们说一下语言改造的问题。本来想昨天说的，一想太过于煞风景，煞风景总是很讨人嫌的。但今天节过完了，各位该腻的也腻过了，咱们来一点冷酷的东西醒醒脑，就像过年吃多了大鱼大肉，回来吃点咸菜去去腻。

《1984》很多朋友都看过，这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在看这部小说之前，我是一个很真诚的文艺女青年，我比较认同纯粹的跟政治不相关的文学作品，好像一跟政治捆绑，文学就脏了一样。但看过《1984》之后，我不这样想了，如果你连人都不算，你还有什么资格谈文学？如果你是一只猪，文学纯粹不纯粹跟你有关系吗？奥威尔说，我为什么写作呢？我以前只是觉得一张白纸摊在我面前，我就想用一些文字把它填满，那些空白是很诱人的。但是，在我饱受时代的磨难和权威的压迫之后，我的写作主题只有一个：政治。

“没有一本书是能够没有丝毫的政治倾向的。有人认为艺术应该脱离政治，这种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词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

一个人要有冷酷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如果反过来，头脑发热，心肠发冷那就糟糕透了，拿U形锁砸人脑袋的就属于后一类。与政治有关的一切思考，就是让人头脑冷酷起来的必要的训练。在我开公号写文章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如此之多地讨论时政问题，但事实上不是那些问题有多吸引我，而是，当它们横在眼前的时候，我无法心安理得地绕过去欣赏风花雪月的东西，没办法岁月静好。不是说我有多少道德，不是说我要去为别人说话，而是当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常常感觉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与损害。

损害我们的东西太多了，有看得见的东西，譬如暴力（当然很多人连暴力都看不见）；有看不见的东西，譬如语言。很多人对语言是很麻木的，语言的异化不会像毒奶粉、地沟油一样让人警觉，但后果却无比严重——它导致这片大地上欢欣鼓舞地存活着数以亿计的脑残。食品和空气伤害人的身体，被精心改造过的语言伤害人的大脑。

我们通过《1984》来看一下语言是如何被改造的。有一天男主角温斯顿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言语学家，塞姆。塞姆的主要工作是给国家编纂《新话字典》的形容词部分。新话顾名思义是一种新的语言，是适合这个国际意识形态要求的语言。塞姆是一个百分之两百的“英社”成员，意思是说，他不仅完全认同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狂热地信仰、坚决地维护这一意识形态。他能正统到什么程度呢？他喜欢看绞死俘虏，并且在饭桌上神采飞扬地评论那些细节，俘虏临死之前舌头伸得老长老长，蓝色的，蓝到发亮……可惜腿被绑起来了，否则蹬腿挣扎会更好看。他喜欢说这些，对他来说，绞死俘虏是一件非常伟光正的事情，这些细节是迷人的，是值得骄傲的。

正是这样一位语言学家，他洋洋得意地对男主温斯顿说：

“你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创造新词，可是根本不沾边！我们在消灭词语——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都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剔得只剩骨头。”

怎么消灭呢？他举了个例子，譬如说，形容词“好”，我们表示“好”有很多的词，“精彩”，“美好”、“美妙”，“妙不可言”、“棒极了”等等，如果更宽泛一点，“优雅”、“美丽”、“动人”、“巧妙”……所有的褒义词几乎都可以放到“好”这一个词的篮子里面。这位语言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篮子倒空，只留下一个词——好。各式各样的近似词语就这样被消灭了。

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小说上的事情，在现实中这种改造不可能存在，也没有这样做的必要。那我想大家一定会唱这样的歌：“某某主义好，某某主义好……吃得好，穿得好……谁谁谁好，谁谁谁好……要把那某某主义建设好，建设好！”这首歌现在还经常听到。或者还有过这样的歌：某某主义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大家注意，这是歌词，一般来讲，歌词的本质就是诗，而诗应该是所有语言形式中最优美最精粹的一种，一个时代这样的歌词成为主旋律，说明刚才那位语言学家所说的“消灭词语”的事情不仅真实地发生过，而且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这种改造过的、变异了的语言不仅理所当然地存在着，甚至一度成为符合时代精神、受人追捧的新风尚。

我小时候唱歌，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祖国立功劳。忽然有一天，在电视里听到台湾的小朋友唱歌，“幽林一夜雨，洗出万山清。”我听得呆了过去，怎么会有这样的歌！我妈妈是那个年代的铁姑娘，一年中最荣耀的事情就是能拿下“双抢冠军”。有一年收音机里唱起了越剧《红楼梦》，我妈妈听着学着唱着，几乎能把整本子都唱下来。后来跟我说，她耳朵也听软了，真好听死了！为什么我和我妈妈面对那些小词小句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环境是被严重地改造过的。我们生活在语言的骨头堆里，从来就不知道这世上还有那么丰富、那么优美的语言。

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允许丰富的不同的表达呢？因为消灭语言就是消灭思想，消灭语言才能控制大脑！

语言是思考的材料，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是没有这些材料的，她的头脑中一个词也没有，当她慢慢地长大，当词语连接起来的时候，她灵魂的种子就开始发芽。一开始，她只能说出名词，爸爸、妈妈、饭饭。然后，她能说出一个句子，我要尿尿。再后来，随着词汇越来越多，她的思想像滕蔓一样地延伸开去，到达她之前完全不能触及到的地方，她会说，一个球球飞起来了，打到宝宝了。

再接下来，更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她开始讲故事了，真实的和虚假的混在一起，“星星掉下来了，掉到熊的尾巴上，那个尾巴像灯一样亮啊亮啊亮了一晚上，熊熊就很开心，后来他又不开心，那个星星死掉了。”虽然我看不见，但我知道她头脑中的世界像春天一样开花了，色彩斑斓、郁郁葱葱的，这个过程充满了惊喜。

语言在不断地扩展它的边界，那些藤蔓一刻不停地想要往新的地方生长。当现实不能满足那么强烈的生长愿望的时候，书籍及时提供了原料，无数新鲜而精彩纷呈的语言扑面而来，那些字句在你的大脑中重新排列组合，按照你喜欢的方式，编织你的思想，编织你的灵魂。这是一个幽暗茂盛的秘密森林，无数花朵在其中生长，无数生灵在其中跳跃，它深邃而丰富，谁都不知道那些语言的触角会延伸到什么地方。 

而现在，这一种语言的改造相当于从最开始的地方斩断思想的藤蔓，你的森林被毁灭了，只留下几根简单的枯枝。没有花可以生长，没有鸟可以栖息，只有大量大量的空白，更可悲的是，在一段时间之后，你甚至不知道哪些地方是空白的，哪些词语被消灭了，你忘记它们了。你忘记原来词语的森林是何等的水草丰美，那么你就不知道现在语言的荒原是怎样的贫瘠荒凉。即便你没有忘记，你的孩子，孩子的孩子呢？几代之后，所有人的头脑中唯有几根直挺挺的枯枝。因为语言的贫乏，思维将永远被限制在儿童的水平。

塞姆对温斯顿说：

“你难道看不出来新话的全部目标就是窄化思想范围吗？到了最后，我们将让思想罪变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每种必要的概念将被一个单词精准地表达出来……其它都将被消除，然后被忘掉……到2050年，已经没有人能够听懂我们今天的谈话了。”

我第一次看到这段话像全身通电一般地震撼，我好像终于懂得了某种奥秘，某种大规模地控制人，把人变成工具、变成行尸走肉的奥秘：要让一个人的身体听话，必须消灭他的物质，消灭到最后只剩下生存最基本的保障——粮食，甚至连粮食都严重不足。但还远远不够，身体的服从只是被动的服从，只有当一个人的灵魂听话的时候，他才会主动地服从，甚至狂热地信仰。那如何让灵魂服从呢？消灭思想，消灭语言！要想让他听话，必先使他贫乏。物质的贫乏再加上精神的贫乏，只有贫乏才是服从最有力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没有书可以看，没有饭可以吃。

最后，我想用几行诗句结尾：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不是要灌鸡汤叫大家相信未来。而是想展现一下语言本身，这首诗写于1968年，当语言被改造得只剩下一堆骨头渣的时候，当人们高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时候，年轻的食指在幽暗的角落里用这样美丽的语言写下诗行！这是我们的英雄。

奥威尔将《1984》立在地狱的门口，以此为鉴，愿我们世世代代拥有丰饶的语言，愿我们世世代代免于被奴役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