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筌效应”与回不去的故乡

“鱼筌效应”与回不去的故乡 | 熊培云

2017-02-25 Xiong Peiyun 普罗米修斯的焱普罗米修斯的焱

今日推送的文字，关于我提出的一个概念。了解更多，可参考《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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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筌效应与回不去的故乡

在城市化、现代化背景下，农家子弟大量进城，此为大势所趋，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乡村衰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它没有一个良性的回流，而止于“单向流动”。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谈到的“鱼筌效应”。

鱼筌又称鱼笱，是一种头大尾小、中间束腰、形似喇叭的竹制捕鱼篓。入口处有内翻的竹片（倒刺），鱼一旦随水流入便无法逃出。我年少时曾在乡间捕鱼，深知此物之奇妙。

同样以乡村精英流出为例，从二十世纪初开始，那些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更不愿意回到农村，即使是在国外学农科的，也很少有人愿意搞乡村建设。191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清华留美归国学生中无一人回县下乡镇工作。1907年前后，中国留学生共有5000人回国，然而十之七八都在北京谋职。1925年，584位归国留学生中有三分之一都留在了上海。今日同样如此。

费孝通先生曾如此感慨农村人才的流失：“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这种教育不但未能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反而发生了一种副作用，成了吸收乡间人才外出的机构，有一点像‘采矿’，损蚀了乡土社会”。时至今日，这种现象并未得到改观，甚至更为严重。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难再见“告老还乡”。如有评论者感慨，城市变成了抽血机，只从乡村抽取养分和年轻人，从未给乡村反哺和滋养，甚至连一个老人也不回馈给它。

原因何在？200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由于医疗服务保障的城乡差异，中国大城市的人均寿命比农村高了12年。无论其他，仅此一项福利，就足以决定大多数有还乡之愿的老人继续住在城里。

不唯人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城乡出现严重裂痕，在经济上最显著表现莫过于“货币多由内地农村流至城镇，由城镇流至通都大邑，再由通都大邑流向海外”。在此且不论流到国外多少，当年农村的凋敝与大上海的繁华即已形成极大反差。1934年4月，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在《内地与上海》一文中不无忧虑地指出：“近年内地困难日深一日，上海的繁荣则相反地畸形地发达……内地农村脂血，一天天向上海灌注，现金完全集中于上海。”而这些“过剩”的资金，多用于投机，而非生产领域。相形之下，农村金融则几近枯竭。许多乡村，甚至包括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货币流通大量减少，一些地方甚至重回“物物交换”的年代。

此等强烈反差，在近一个世纪以后的中国，似乎还在不同程度上重演。繁华的上海与萧条的乡村，仍是处于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的两副面孔。“鱼筌效应”继续显示其威力。作为个体，农家子弟能够远走他城，救起自己甚至大家庭，却无法救起自己的故乡。故乡难回，正是源于“鱼筌效应”不断加剧城乡之间的差别，并促成乡村的整体性衰败。

“没有农民的世界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在《农民的终结》一书结尾，孟德拉斯深沉地发问。有读者会说，今天中国还没到讨论“农民的终结”的时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更担心的不是失去农民这一职业，而是担心失去乡村；担心没有乡村，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将行之不远。事实上，无论是现在的英国、美国、法国还是其他许多完成转型的国家，乡村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隐退。在那里，乡村依旧广阔，像大地一样安放城市，让生活在城里的人们不因走得太快而丢掉灵魂，不因走得太远而忘记因何出发。没有乡村，城市就像是一个无根的漂浮物，卡尔维诺笔下的“一个装载欲望与恐惧的容器，一段只有去路没有归途的旅程”。

《农民的终结》出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20年后再版时，孟德拉斯给书加了一个跋，追补了其后乡村的改变，

十年来，一切似乎都改变了：村庄现代化了，人又多起来。在某些季节，城市人大量涌到乡下来，如果城市离得相当近的话，他们有时甚至会在乡下定居。退休的人又返回来了。……这样，乡村重新变成了一个生活的场所，就像它同样是一个农业生产的场所。……今天的乡下人享有城市生活的一切舒适：统计数据表明，在巴黎人、城市人、郊区人、小城市居民和乡下人之间，已经不像20年前那样具有系统的差别。所有的家庭都配备有浴室、现代化厨房、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和小汽车。在所有这些方面，农业劳动者和乡村居民众1970年起就追上了城里人……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

而这些变化，也恰恰是我近年来观察中国农村时所见到或正在发育成形的。历史不会简单重复，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几十年后的今天，孟德拉斯所描述的部分场面，在中国有些乡村实现了，有些还没有，有些正在发生。就整体而言，可以肯定的是，它将会成为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方向。一方面，城市继续吸走大量乡村精英，并将他们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只要国家不继续对乡村采取盘剥性的政策，不强迫农民革命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乡下人会在自由、自治与自救中获得其可能的成长，而城市文明也是反哺乡村文明而非毁灭乡村文明。

今天我们常常会听到“送文化下乡”、“送家电下乡”，为什么不“送城里人下乡”？为什么不盘活农村的宅基地市场及房产市场，使更多的城里人在乡村开辟第二住所，甚至久居乡村，与乡村居民分享城市文明？为什么不能让许多退休的人能够有条件回到乡村悠闲度日？这些有闲有钱阶层，对于乡村的发展，无疑有莫大好处。比如说，如果他们需要人打扫庭院，收拾花园，需要保姆，他多为农村解决一个就业问题，就少一个农村人背井离乡。这些想法多少有点一厢情愿，但它也并非天方夜谭，只要政府能够终结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医疗、教育和交通等等)，能够开放农村的土地市场。

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没有乡村的现代化与城市化是危险的。这不只在于来自乡村的一些朴素观念可以哺育城市，还在于乡村可以分解城市的极端化发展，避免它们膨胀成一个个硕大的怪胎。就像今天的北京，攫取了太多的资源，以至于要限房限车，在肥胖症之后又添厌食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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