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单位
货币不同于他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化质为量的能力。货币使物品可以通约,一切抽象的和具体的物品都可通过货币转化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转化为可以计算的抽象的数字(价格)。借助于货币,不同种类、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物品,可以相互比较,可以相互交换。如果说货币可以像一把尺子一样衡量不同物的价值,货币单位就是这把尺子上的刻度。早期的货币单位是货币金属的重量,随着货币逐渐符号化,货币单位逐渐从货币金属重量演化为一个称谓。
一
春秋战国时期共有4个铜铸币体系:布币、刀币、环钱和蚁鼻钱。春秋时期的布币 在大小、厚薄及形状等方面没有标准。战国时期,布币形制发生了较大变革,空首布变为平首布,总体上也由大变小。刀币根据形状可分为两类:齐国的大刀和主要流通在燕国的小刀。产生于大约公元前五到三世纪的"安藏环钱",是圆形方孔钱的前身。蚁鼻钱主要流通于当时南方的楚国。总的来说,春秋战国时期铜铸币形状各异,名称多样,大小轻重不一。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单位,文献资料中称若干刀或若干布的极少。布币体系的货币单位总体上以釿、寽、朱、两等重量单位为主。刀币体系的货币单位以化为主。
钱币实物和文献记录可以相互印证的,自秦代以后。秦统一六国后,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年)颁布钱币改革令,基本内容是"以秦法同天下之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黄金为上币,半两为下币。秦半两"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的圆形方孔秦半两钱在全国通行,逐渐 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由于秦半两过重不便流通使用(秦钱重难用),事实上是秦半两以后到时汉朝初年,各种名为"半两"的铸币重量大体上在3铢到8铢之间,"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约在公元前206年,汉刘邦以秦钱太重以不便流通为名,令民间自铸轻钱流通,结果是物价飞涨。高后二年(公元前168年)恢复八株钱,高后六年又改用轻钱,结果是愈改愈乱。汉文帝时,经济恢复,货币需要量大增,官府铸钱一时满足不了社会需要,汉文帝实行的政策,一是铸造质量高于荚钱(钱重三铢,文为"半两")的四株钱,二是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西汉建国80余年后,铸币轻重的实验终于在汉武帝时期得到解决。
汉武帝在位期间先后进行了多次币制改革,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重如其文(铸币实际重量表现为铸币名称)。由于三铢钱与四铢重的半两钱等价使用,于是又导致盗铸盛行。建元五年春"废三铢钱,行用半两钱"。元狩四年又重新铸造三铢钱并造皮币和白金币,还颁布了盗铸金钱者死罪令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又进行了第四次币制改革,"废三铢钱,改铸五铢钱"。钱文"五铢"从此启用。并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收回郡国的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发行。汉武帝五铢钱制收到良好效果,原因一是五铢钱名称与重量相符,是足值货币,私铸没有油水可捞;二是铸币轻重适宜,五铢钱流通稳定;三是五铢钱制作精良,不易仿造;四是中央的政令得到了较好地贯彻执行。
五铢钱轻重适宜。汉、魏晋以后约700多年时间内,历代行五铢钱制,货币流通就会稳定。否则, 如王莽时期的币制改革,东吴时期铸当五百大钱和当千大钱,蜀曾铸"值百五铢"等,均以失败告终。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重二铢四,因为唐代一斤比西汉一斤重一倍以上,事实上开元通宝(1文)和五铢钱的重量相差无几。
到汉武帝(公元前118年)时,五铢钱就固定下来,历代都保持这个重量(约4克重),唐代开元通宝(公元621年)和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广东用机器所铸的光绪通宝,重量也是相等的,甚至在清朝末年,西汉的五铢钱还有流通。古代中国货币流通的实践,以约4克铜合金重量为货币单位,从汉武帝到清末,前后超过2000年。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早期,如希腊古代的德拉克玛(drachma),通行的重量也是4克许,罗马的银币单位德拉留斯(denarius)也是重约4克。这应当是巧合。历史上看,世界上一些有名的货币单位,如罗马的阿斯(as),法国的里弗(livre),英国的镑(pound)等,都是在流通中不断地减重或贬值,而且是一去不复返的。又如古罗马的银币德拉留斯(denarius),在共和时期,一枚德拉留斯约4.55克,后来减为3.9克,尼罗(Nero)后期减为3.453克,而且成色由99%减为80%,这种贬值行为一直继续下去,到3世纪时,德拉留斯银币只含银2%。再如英国的便士,每枚在1066年是1.4克,后来逐渐减重,到17世纪初减为0.49克,后来变为铜币,而铜便士也减重,由1797年的26克减为1806年的19克,再减为1860年的9克。
中国历史上铸币重量,4克重的汉五铢与唐通宝只是好钱的标准。在漫长的时间里,铜钱始终处于复杂多变,很不稳定的状态。铜钱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减重贬值,一代王朝覆灭之后,新一代王朝师古人之法,再行铸造足值铜钱,通货循环与改朝换代同步进行。
二
轻重适意的货币单位具有历史传承性,但货币单位的名称却在变化。五铢铜钱流通700多年后,铜铸币进入通宝时代。开元通宝一改先秦以来以重量名钱的铢两钱制,以"通宝"两字名钱,货币的名称与重量相分离。" 通"突出了货币流通,"宝"则象征着国家威权,综合了铸币的货币流通职能及其国家信誉。从此,中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而发展为通宝币制,成为唐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直到清末,沿袭近1300年。
开元通宝与西汉五铢重量大体相当,但货币单位名称由"五铢"变为" 文"。一枚铜钱称一文,一文的重量称为一钱,每十文重一两,开创了我国度量衡十进位制,这种由货币单位而产生重量单位的现象在世界货币史上少见。此后,一直到清末圆形方孔钱行将退出流通之际,清末的机制库平一钱"光绪通宝"小平钱和唐代开元通宝1 枚的重量仍然相同。
到清朝末年,开始铸造1两重的银元,但当时市面流通的是在世界上流通很久的轻重适度的七钱二银元,所以1两重的银元无法流通只得停铸,而改按流通规格铸造七钱二银元。货币单位也就随之由"文"改变为"元"。
三
历代纸币分别以铁钱、铜钱或银两为货币单位。北宋四川等地交子以铁钱为货币单位,南宋会子多以铜钱为货币单位,金代交钞以铜钱为货币单位,元代纸币多以银两为货币单位,大明宝钞以铜钱和银两为货币单位,清代咸丰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大清宝钞以铜钱为货币单位。很明显,古代纸币的货币单位因袭当时金属货币流通,纸币货币单位具有金属铸币流通的传承性。
货币单位就是价格标准。同一市场价值尺度或价格标准是惟一的。"有两种以上的货币同时并存时,实际只有一种货币能最终发挥价值尺度的职能,其他货币只有与这种主要货币相比较而确立价值比例关系后,才能当作价值尺度"(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231页)。马克思也认为,"全部的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这样:凡是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版,第 58—59页。)试想,如果一个市场,每种商品都有两个或更多不同的标价,货币流通和经济秩序的混乱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在多种货币并行的局面下,保持市场秩序或稳定市场价格的办法是相对固定多种货币之间的比价。这在现实中很难做到,多种货币并行时货币流通的混乱就不可避免。
历史上也有奇怪的事,史载南宋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南宋政府为了解决淮南地区铁钱过多过滥的问题,由当时的吏部尚书赵汝愚等奏请,印造两淮会子三百万贯,每贯相当于铁钱七百七十,分一贯、五百、二百三种面值,在两淮地区流通,并允许流转至江南沿江八郡等原来行使铜钱和铜钱会子的地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两淮交子")。这个举措的意图,一是要通过发行纸币收回部分流通中的铁钱,二是扩大铁钱会子的使用范围,其初衷是要减少铁钱的流通量。宋代铸币划区流通,江南八郡属于铜钱流通区,市场惯行的货币单位自然是铜钱单位,而铁钱会子的货币单位为铁钱。朝廷此举招致时任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兵马钱粮的杨万里激烈反对。(就是那个写"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杨万里)杨万里上奏表示反对,其理论依据是"现钱为母,会子为子,母子不相离"的"钱楮母子论"。杨万里所言,是楮币借金属货币之价值单位参与流通,铁钱会子在铜钱流通区流通没有可参照的价值单位标准,不能在铜钱区衡物之值,而无法流通,故在铜钱流通区发行铁钱会子的想法之荒唐可想而知。杨万里上书谏阻,发"钱楮母子论",揭铁钱会子将"无钱可兑,是离母之子"无法流通之事实,拒不奉诏,表示即使将来朝廷发来铁钱会子,也不会接收,否则"江南之民又将不胜其扰。"由于各种原因,南宋当局终于没有在江南行用铁钱会子。但是杨万里也因为这篇拒不奉诏的奏议而被改任为赣州知州,他对朝政十分失望,遂不赴任,从此结束了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