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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则重多则轻

2017-03-27 李义奇 李义奇

    公元1183年10月,镇江府请求用新会子兑换旧会子。宋孝宗说:“新印会子比旧又增多,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南宋孝宗时期,纸币流通稳定。宋孝宗是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在纸币问题上,他曾说过“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容斋三笔·卷一四·官会折阅》)话虽夸张,足见他对纸币问题的重视。他在位期间(1163-1189),通过限制纸币发行的数量,用白银兑现、用度牒、助教帖收兑会子,规定输纳时“钱会中半”等措施提升原本贬值的纸币币值,同时,三令五申不许增加纸币发行量。经过数年之努力,取得良好效果,出现了“商旅往来,贸易竞用会子”(《宋史·卷二十六上·宋孝宗五》)景象,淳熙年间的会子流通,曾被朝臣们誉为“楮币重于黄金”(《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四淳熙二年四月)、会子“重于见钱”。(《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八淳熙七年九月)十多年后,市场现“军民不要见钱,却要会子”(《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六三淳熙十三年七月)的情况。孝宗在总结经验时明确表示,上述局面是他严格控制纸币发行量的结果:“朕若不爱惜会子,散出过多,岂能如今日之重耶”(《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八淳熙七年九月)。

        宋孝宗将纸币管理经验总结为“少则重,多则轻”,对纸币发行量和币值之间的关系第一次作出明确表述:会子发行量越少,币值就越大,即“少则重”;会子发行量越多,币值就越小,即“多则轻”。“少则重,多则轻”客观地反映了纸币流通规律,成为古代中国纸币管理思想上的名言,常为后人所提起,并为以后诸王朝的纸币发行和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认为货币价值(商品价格)取决于流通中货币量的货币数量论,在古代中国货币思想史上最早见于《管子》。《管子·国蓄》说到“夫物多由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明确的表达了币多则万物贱,币少则万物贵的货币数量价格论。西汉时期的贾谊(前200~前168年)提出“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汉书·食货志下》),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所言“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等都是货币数量论思想的反映。东汉章帝时期的张林,在分析当时物价高涨的原因时,常人认为是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的结果,他却说“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残故尔。宜令天下悉取布帛之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晋书·食货志》)这种用货币数量来解释物价的见解,在当时是超乎常人的。南朝齐高帝时孔觊(?—466)提出《铸钱均货议》,认为粮食歉收,粮食本应涨价,但未上涨,这是由于货币数量少,而不是粮食不值钱。孔觊从南齐当时通货短缺来说明粮价不高,与东汉张林钱多而物价昂的说法相映成辉。唐代刘秩(?~756)说“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钱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旧唐书·食货志上》)将货币价值的大小与货币数量的多寡直接联系起来。陆贽(754~805)认为,“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陆宣公奏议·卷十二·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明确地将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结合在一起,认为物价贵贱的原因完全在于“钱之多少”,这是中国历史上表述最为清楚、最为精炼的货币数量论。在西欧,货币数量论的首创人是法国政治思想家J.博丹(1530~1596)。这方面,古代中国也比西方早了至少700年。

 

        现代货币数量论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一个著名论点:“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现象”。他认为,通货膨胀现象只能有一个责任人,那就是中央银行。如果这个机构能适当控制货币供给量,通货膨胀便不会发生。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英文版封底有一小段话:“Money is much too serious a matter to be left to central bankers.”意指:“货币太严肃了,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家们。”搞笑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译本译成:“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交给中央银行。”完全把作者的意思弄颠倒了。

 

        的确不能将货币问题仅仅交给中央银行。3月26日,央行小川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言时表示,货币政策将不再宽松,变成比较审慎的货币政策。周小川2002年任央行行长,至今已有16年。在他任上,M1从70882.19亿元增加到476527.60亿元(2017年2 月数据),增长6.72倍。史上少有。不论什么原因,守土有责。

        “少则重,多则轻”。现在还是这样。美国劳工部有个统计,美国CPI以1983年1月为100,2015年4月为236.599,30多的翻了一倍多点。官方统计数据,中国的CPI,2013年底为572.6(累加值,以1979年为100)。我觉得,如果说近30年来,我国物价上涨10倍,肯定是低估了;如果说上涨了20倍,部分商品可能高估了。

        货币发行太多了。新一轮的物价上涨,呼之欲出。

        如果管理不好通货,多年货币超发的恶果,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可能会绑架货币决策,以发行更多的货币为必要手段,维持经济稳定运行。宁愿相信这是危言耸听。

         压力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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